出版時間:2000-09 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 作者:舒蕪 頁數(shù):615 字數(shù):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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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本書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七篇,記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化史、新文學史和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上的是非功過;下編四篇,論魯迅、周作人兄弟關系的發(fā)展變化。此次重新出版的增訂本,其中“上篇”增加了一篇,另加了十九篇“附篇”。
作者簡介
舒蕪(1922-),原名方管,安徽桐城人,當代著名作家。著有《掛劍集》等。
書籍目錄
前記增訂本前記上編 以憤火照出他的戰(zhàn)績 ——周作人概觀 理性的清朗與現(xiàn)實的陰暗——周作人的文化心態(tài) 我思,故我在——周作人的自我論和寬容論 女性的發(fā)現(xiàn)——周作人的婦女論 向低處廣處看——周作人的文藝文化結構觀 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論新文學新文化運動 中國新文學史的“溯源” ——周作人對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 兩個鬼的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藝術下編 魯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關系 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 魯迅、周作人失和決裂后的間接聯(lián)系 魯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點附編 李景彬作《周作人評析》序 新書版本問題一例 文章寫作時間 周作人日常生活浪費一例 周作人攻擊“文章作態(tài)”之所指 胡適介紹周作人去燕京大學的時間經過 不可解 化己為他 評《兒童雜事詩圖箋釋》 簡單是文章的最高標準 知堂少年日記 八股文與新文學運動 回憶的力量 溝通和理解 反話文章 誤讀知堂 是疏誤?還是諱言? 真賞尚存,斯文未墜 理論勇氣和寬容精神——張鐵榮作《周作人平議》序 [附一]無端的困惑(蔚明) [附二]幾點說明(舒蕪)
章節(jié)摘錄
葉圣陶一九四O年九月十五日在重慶所寫的日記云:“晚飯后雪峰蓬子來談。雪峰于文事所見頗深,自言為文不能闊大,同輩為文,鮮能自成風格,其說皆精。又談及周知堂,言此人終毀于時世,實可深哀。周明知其非,而最近為文則表甘自為之,非由被迫之意,此益可哀已。”葉圣陶的記載是可信的,是同馮雪峰正式發(fā)表的文章相符的?! ●T雪峰的文章銳利地解剖了周作人的內心: ……但這里卻能觸到所謂“內心”的問題了,因為遭逢衰世,還可以說是外來的運命,所可悲哀和不能不頹敗者,是將一切的屈辱,都要做成為全出于自愿,…… 他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老將”,肯定了周作人“理應能夠派作中國最后一個處士的,眾目睽睽,正可作為名節(jié)的寄托,以挽回時風,因為在他附敵以前,總算是做到了‘清高’,對于各個政派或政治性的運動都并未‘同情’或‘附和’,并且還幾乎都給以敵意的,確實有‘高士之風’。(正確地說,從一九二八年至附敵前是如此的。)”周作人附敵以后,有些論者把他一向對日本文化的欣賞也視為罪過,馮雪峰批評了這個說法:“也不能說他以前就對于日本軍閥的侵略政治,已有同情,因為日本軍閥的侵略政治和日本國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是兩件事,而且以前他攻擊《順天時報》等事也可為證?!蔽┢淠軌蚬刈髁诉@些估計,才能夠給周作人以最沉重的歷史的判決: 他作為一個“處士”而終,正是應該的了;然而這樣的“處士”卻不僅像往昔的亂世時候一樣,遭逢著最晦氣的運命,有如言節(jié)者所叫屈,而且人正要像對一個被強辱的婦人一樣替他叫屈的時候,他又說這是出于他自主,由他自己的高興,這真夠說明那墮落與頹喪的不可收拾了?! ●T雪峰著重指出周作人叛國投敵的內心境界,是將屈辱做成自愿,還指出這是不可收拾的墮落與頹喪的結果,這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我們從這個要害,可以上探周作人從哪一條路走過來的,還可以更向上探索他這條路同整個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關系?! ≈茏魅税讶幕醋饕蛔笕撬?,文藝(和學術)只是其頂端部分,文藝本身又是一座小三角塔,純文學只是其頂端部分,這本來是對的。他主張,對于小三角塔和大三角塔,都要 注重其低處廣處,這也是對的。這不僅有助于打破狹隘封閉的文藝觀,而且有著民主主義的意義。他說:“我的本意實在是想引誘他們,我老實的說引誘,進到民俗研究方面去,……請他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書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于國民生活之史的研究,雖是寂寞的學問,卻于中國有重大的意義。”這是就史學說的,其道理與文學藝術是相通的?,F(xiàn)在我們常說,最高真理代表了最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就這個意義來說,周作人主張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也有可取之處。那么,他的文藝觀又為什么會有“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味道,他又為什么自陷于要下掉文學家招牌的窘境呢? 關鍵在于,周作人后來把群眾的愚昧夸大了,看成永遠絕對無可改變的了。特別是,他只看到“教訓之無用”,沒有看到群眾的自我教育,不相信群眾自我教育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自己起來斗爭。大家常說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周作人缺少的就是“怒其不爭”,他對于人民只是“哀其不幸,鄙其愚昧”。他贊揚種種鄙陋荒誕的民間文學民間宗教民間迷信之中的平凡的人情時,也只是“恕其愚昧”,“恕”的骨子里還是“鄙”。他的向低處廣處看,是自己站在迥絕的高處看,不是親身下到低處廣處來看。所以他看不見群眾的斗爭和覺醒的深刻過程,不能夠“于無聲處聽驚雷”。而小說詩歌,特別是近代小說,往往正是表現(xiàn)無聲之中的驚雷,表現(xiàn)凡人靈魂深處的騷動震撼的,所以他就不喜歡了。他當然沒有說過要取消小說新詩的存在,但在他后來的文學觀念里,分明不把小說新詩考慮進去,于是,本來足以開拓眼界的文藝文化觀,反使他的眼界縮小了。 周作人提倡的小品文,的確是重要的文學品種。好的小品文,即如周作人自己小品文,的確能表現(xiàn)很豐富很深刻的人情物理。但是,整個文藝的陣容中,只由小品文一家掛帥,畢竟是不夠的。迄今為止的文學史上,表現(xiàn)一代人的生活,集中一代人的思想感情的,畢竟還是長篇小說和長詩,有人稱之為“重武器”,大概是事實。越是優(yōu)秀的小說長詩,越是植根于廣泛的生活,植根于普通的人民,而又用了高超的藝術,寫出人之中怎樣有大寫的“人”,人怎樣能成為大寫的“人”。它本身就是一座下廣上尖的三角塔。它的上尖的部分在文藝文化的頂端,它的下廣的部分比什么都透明地反映出整個文化的最下最廣處,即普通人的生活感情。按照把文藝看作文化之一部分的要求,本來就應該這樣來看小說和詩,把它看作最能連接文藝文化三角塔的頂端與底層的環(huán)節(jié);而對一切雜文學和人文民俗現(xiàn)象的重視,都應是圍繞這個環(huán)節(jié),而不是排斥它。周作人卻由于對群眾的絕望,對人之成為大寫的“人”的絕望,恰恰否認了小說和詩是這樣的環(huán)節(jié),他眼中的文藝文化三角塔的頂端與底層實際上連結不起來,上面孤零零的一個小品文,下面一大堆半成品和材料而已。他的“文化的全體”觀,實際上又使他看不到文學文化的全體?! ∥覀儗τ谌祟悢[脫愚昧的進程,也就是文化的進程,完全不抱簡單的樂觀,但是堅信它的無限可能性存在于艱難曲折之中。一個時期內的文化能由低而高地生成一個三角塔,其內部是植物似的由根干而枝梢的有機結構,這就證明它的全體在歷史的長河中有無限發(fā)展的可能。如果我們能這樣克服周作人的文藝文化觀的缺點,我們就能發(fā)揚它的長處,既從全文化來看文學,充分重視其低處廣處,又仍然把文學的主體(首先是小說詩歌)放在主體的地位,而又與狹隘封閉的“純文學”觀念迥然不同。 但粗枝大葉并非粗糙潦草,于是這又聯(lián)系到第五點:簡單就是簡練?! ≈茏魅嗽浴熬媲缶眮磲尅昂唵巍?。他說:“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種特色,便是‘簡單’,在一樣東西上精益求精的干下來,在吃食上也有此風,于是便有一家專做羊肝餅(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帶)的也有專門店一樣?!彼€批評中國市場上的羊羹,“已經面目全非,——因為它已加入西洋點心的隊伍里去了,它脫去了‘簡單’的特別衣服,換上了時髦裝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種果品的種類。”(《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67·羊肝餅》)可見,簡練就是要在簡單的本色上精益求精,愈精愈發(fā)揚其本色?! 【媲缶斎徊荒芰饔诘褡炼哑觯谑沁@又聯(lián)系到第六點:簡單就是“慳嗇” 早在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批評當時的新詩的一種流弊,就說過:“我總覺得藝術這樣東西雖是一種奢侈品,但給予時常是很吝嗇的,至少也決不浪費。向來的新詩恐怕有點太浪費了?!?《談龍集·序》)一九二八年,談到小品文時,他又說過:“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永日集·跋》)兩處都提到“吝嗇”,后一處還把“吝嗇”同“澀味與簡單味”聯(lián)系起來。到了一九六四年,周作人詳細解釋了他所謂“吝嗇”的意思:“此類細工之秘訣,大概與寫小文章相同,只是慳而已矣。這里不說儉,因為儉有點因陋就簡的意思,譬如說腹儉,雖然不至于湊不起四五百字,也總是儲藏有限,只好量入為出,以免有匱乏之虞。慳則不然,他本來富有,卻是不肯多拿去,普通說起慳或吝嗇,大抵指的是守財奴,就是這個緣故。不過富翁的慳是想多留點錢,也不顧體裁難看,而我們所說細工與文字的慳,乃是想把它弄得好看點,所以要減少裝飾與累贅?!?《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164·慳的手法》)這里說的“慳嗇”,即是力求減少裝飾與累贅的意思,所以它對于精益求精正是一種制約,使之不流于雕琢堆砌?! ∫陨险f的“簡單”的六點內容,都是文辭上的,都還是淺層次的;而更深一層次的,則是意態(tài)上的,這就是第七點:簡單就是簡靜?! 『嗢o的意態(tài),首先是沒有講臺氣。周作人說:“雜文表現(xiàn)個人的感情思想較多,也很可以看,不過這要加以辨別,第一不可有講臺氣,須得挑選他的家常面孔才好。我們大概有過這樣經驗,有時要講幾句話,一腳踏上講臺,身子不是往后拗便向前俯,臉也拉長了,說的話也走樣了,那里沒有鏡子,假如照起來一定自己也很可笑吧。文章是在書桌上寫的,但也容易有這種講臺氣,看古人的名文(不是古文)常常感到,因此覺得非警惕不可,即使不能如日記尺牘那么誠實,演說家的架子總該除去,換句話說,即是不要緊張,不過這也是所謂難似易的事,要實做時煩煩難難?!保ā吨眉馕?亦報隨筆)·586·真心話》)講臺氣就是矜持,做作,不家常,端架子,歸根結蒂是由于站在講臺上居高臨下的地位。這種文章不論長短,都使人覺得文中有許多不必要的東西?! 『嗢o的意態(tài),又是沒有急躁氣。周作人曾推許《古孝子傳》,“文章質樸,態(tài)度真率,無論記何事都不失靜穆之氣”(《書房一角·看書余記·一O·題十種古逸書》),靜穆之氣的反面就是急躁之氣。急躁的原因,往往是急于求效,急于強人同己,急于以己加人。清人馮班《家戒》的第一節(jié),說到這些教戒子弟的話,往往恰非年輕人之所樂聞,“無如之何,筆之于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周作人認為,馮班這種態(tài)度,“乃實為寫家訓的最明達勇敢的態(tài)度,其實亦即是凡從事著述者所應取的態(tài)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傳諸其人,原來未免太寬緩一點,但急于求效,強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風雨談·關于家訓》)所謂強聒不舍,往好處說,也許是由于墨家那樣急于救世之心,墨家之文向來被認為“過于丁寧周至”;弄得不好就會如《易系辭》所譏的“躁人之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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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七篇,論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化史、新文學史和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上的是非功過;下編四篇,論魯迅、周作人兄弟關系的發(fā)展變化,——這中間也有周作人的是非功過問題。 周作人的方面很廣。本書首先對他一生的是非功過作了一個概觀,然后分別研究了他的文化心態(tài),他的自我論和寬容論,他的婦女論,他的文藝思想,他的散文藝術,他和魯迅的兄弟關系,方面已經不少,但是,還有一些問題沒有專門論及。例如,周作人和外國文學,特別是和古希臘文學、日本文學的關系,他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鑒賞和評論,外國文學對他的文藝思想、文藝寫作的影響,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問題,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觀,沒有另寫專論,自揣無此學力。又如,周作人的兒童論和兒童文學論,他的文藝思想中的個性論、表現(xiàn)論、“言志”論,他和魯迅失和決裂的經過實況,這些都有人研究過,我也只是在概觀中涉及,自審沒有太多的新意,故未分別寫出專論。還有,解放后,周作人在世界文學名著的翻譯方面,在魯迅研究和有關魯迅研究資料的提供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應該給以總結,但恐怕只有出版社的有關的編輯人員和魯迅研究機構中的有關的研究人員來總結較為適宜,我不了解詳細情況,無從談起。我這里,只是在力所能及的并自以為有些新意的范圍之內,探索了我認為重要的問題,雖非周作人之全,但是他的一些基本方面大概也差不多了。 本書各篇都陸續(xù)發(fā)表過,現(xiàn)在作了統(tǒng)一的整理。有些篇題與發(fā)表時略有不同,以歸整齊。各篇長短不一,是內容決定的,就不強求均衡了?! 囊痪虐肆晁脑聦懗傻谝黄?,至今五年,這中間,得許多朋友的幫助,我在這里向他們致謝。尤其是,第一篇的發(fā)表,先后得到李學昆先生和朱正先生的大力支持,這對我的鼓勵很大,如果沒有這個開端,很可能以下各篇都不會寫出來。在資料方面,許覺民先生,雷夢水先生,姚錫佩女士都給我很多的幫助。這幾位是我特別要感謝的。至于人民文學出版社愿意出版這部書,在出版業(yè)目前這樣困難的情況之下,我自然明白這是多么可欣幸的事。 舒蕪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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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是非功過》是舒蕪先生研究周作人的成果匯編,書中對周作人的思想變遷、文學成就、與魯迅的關系等方面作了客觀、全面、實事求是的評介,是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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