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門

前言

盡管重慶直轄才十年，但它卻很古老；盡管重慶正以驚世的速度在長高、長壯，但它曾經十分古樸而低矮，盡管重慶一天天在變得靚艷，但它灰蒙蒙而沉甸甸的底色仍存留在記憶之中。當樓房的樣式和市民的生活越來越趨于類似的時候，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與城市品質就變得像空氣和水一樣重要和寶貴。歷史與現實就是這樣復雜，這樣磕磕碰碰碰，重慶的文化人一方面驚訝于這座城市成長的速度，一方面驚訝于在此速度拉動下消逝了的那些值得保留的東西。這種驚訝同樣是復雜和美好的，因為他們不因驚訝而停住手腳，停止思考與行動。眼前這套《老重慶影像志》叢書就是他們這種努力的一部分?！独现貞c影像志》叢書共十本，分別是《老城門》、《老房子》、《老街巷》、《老碼頭》、《老地圖》、《老廣告》、《老檔案》、《老行當》、《老風尚》和《老錢票》。它們從不同的視角，管窺這座城市的昨天，內容涉及市政變遷、政治演變、經濟發(fā)展、市井生活、文脈流轉傳承等等方面，尤其是對老重慶的個性與嬗變，老重慶的靈性與魂魄、老重慶的根與源，力圖以圖文并茂的表述引起讀者的注意，與讀者作尋根之旅。本叢書的作者與編者，都是從事文物、圖書、檔案、出版、歷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工作多年的優(yōu)秀人選，既有豐富的實際經驗，又有專門知識方面的學術積累，并盡可能在文字處理上通俗、生動、準確。叢書使用的兩千多張歷史照片，許多是第一次公開出版，足見其珍貴和罕見。重慶是一座具有世界歷史與文化價值的城市，對于這一點，筆者在主編該叢書及撰寫《老房子》的過程中堅信不移。這不是直轄后的文化自大，而是遵循“實史求是”的原則準確對待重慶歷史得出的結論，是依據古為今用的原則建設重慶新文化的需要?？上У氖俏覀兛傄詾樽约旱奈幕业撞粔蚝?，其實是我們現時的努力離目標還有較大的距離。令人高興的是直轄之初，筆者提出把重慶建設成為與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相適應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設遠期目標，已經為越來越多的市民所接受，正在成為這座城市的規(guī)劃和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老重慶影像志》叢書的出版，確實是一件可喜可賀可敬之事。

內容概要

　　在廣袤的巴渝大地上，點點疏星般地散布著上千座老城寨堡。面對這些半圮而風雨斑駁的古道荒城，殘缺而一身滄桑的夕陽故壘，遙想那金戈鐵馬，刀劍交鳴，旌旗蔽日，烽火連天的戰(zhàn)場，耳邊猶聞昔日顰鼓；又曾記這煙柳畫橋，羌管鳳簫，熙攘市井，參差人家的城鎮(zhèn)，眼前依稀當年繁華。我們將從這里穿越千年時空，開啟塵封往事，尋其跡，考其源，志其事，留其影，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唐冶澤，男，籍貫重慶，1959年10月生于四川樂山。吃過糠，下過鄉(xiāng)，扛過槍（當了幾天“基干民兵”），煉過鋼（做過半年翻砂工），經過商（賣了三天羊肉串），寫過幾篇小文章（但無顏列出），其余行狀未可張揚。現供職于重慶沙坪壩區(qū)委黨校，一教書匠耳。

書籍目錄

總序前言重慶城建史略“九開八閉”重慶古城朝天門東水門和翠微門太平門和太安門儲奇門和人和門金紫門和鳳凰門南紀門和金湯門通遠門和定遠門臨江門和洪崖門千廝門與西水門佛圖關歷史悠久的巴渝古城江北古城合州古城銅梁古城與安居古城涪州古城忠州古城萬州古城云陽古城奉節(jié)古城巫山古城與大昌古城巫溪古城黔江古城星羅棋布的古寨城堡釣魚城白帝城皇華城多功城磐石城天生城龍崖城萬壽山寨淶灘寨其他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重慶市區(qū)及其附近在遠古時期就有人類生息繁衍，近年僅在江北、南岸的沿江一帶，就發(fā)現近十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據史籍記載，重慶初名為巴，為巴國之都；秦滅巴后為巴郡治所，設江州縣；后又改名墊江、巴縣、楚州、渝州、恭州、重慶等名。作為川東政治、經濟中心和軍事重地，重慶歷來都是郡、道、路、府、州、市的治所所在，歷史上還曾三次作過都城(春秋戰(zhàn)國時的巴國之都、元末明玉珍政權的大夏國都、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也曾三次被列為直轄市(抗戰(zhàn)時期為直隸行政院的特別市、解放初期為中央直轄市、1997年起又成為中國四個直轄市之一)，因此從古至今都保持著區(qū)域性大城市的地位；從全國范圍來看，也大致保持著一個中等城市的規(guī)模。重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地位與重慶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huán)境分不開。重慶地處長江上游，四川盆地東部，在長江與嘉陵江的交匯處，形如半島，大體呈東西向，而尖端向北；東、南臨長江，北臨嘉陵江，西與陸地相接。從水路人川，重慶是必經之地，自此溯嘉陵江水路北上可至川北各地，向西沿長江經沱江、岷江可達川中、川西直抵成都，從陸路也有大道西至成都，往南也有陸路到達貴州、云南。因此，這里不僅是商業(yè)輻輳、物資聚散的水陸碼頭，更是扼控川東、屏障川西、關系西南的軍事重鎮(zhèn)。這里自三峽起便山高水急，峽多灘陡，關隘重重，險阻處處，其城又三面臨水，一面依山，如果再加上高筑墻，廣積糧，端的是金城湯池，易守難攻。即使強悍的蒙古鐵騎，也曾被它阻擋達四十年之久而不得寸進，打破了蒙古軍想順江東下直取南宋都城臨安的計劃，使南宋政權得以偏安一時。下面我們就從此事說起。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大軍攻人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州縣失陷，遭到大肆燒殺擄掠。這次兵鋒雖未及川東，但也促使各地開始加強軍事防御設施的建設。四川歷來有兩個軍事重鎮(zhèn)，一是成都，二是重慶。成都建于平原之上，無險可守，自古一攻就破。而重慶三面環(huán)水，一面靠山，易守難攻。所以，重慶成了戰(zhàn)略防御的重點。約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彭大雅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此人曾出使過蒙古，深知蒙軍特點，因此上任后就開始籌劃修筑重慶城垣。有人不同意，顧慮工程浩大，費力費錢。彭大雅說：“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筑之理?！背窃诩挝跛哪?1240年)基本筑成，至少有四個城門，因為據記載彭在四門立大石，上書：“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為西蜀之根本?！钡凇对贰泛汀端问贰分?，卻提到重慶有洪崖、千廝、鎮(zhèn)西、熏風、太平五門。只是有些門的具體位置尚難確定。彭大雅所筑之城，是在大敵當前時倉促所為，只是在舊有城墻上進行維修并加固加高。其所依之舊城，一般都認為是三國時期李嚴筑的上城。不過其時距三國已有一千余年的歷史，又歷經戰(zhàn)亂滄桑，其城即使還在，應早已殘破不堪，難以依峙。據記載，蒙軍曾在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F半年兩度圍攻重-慶，而彭大雅是在第二年初才將城筑好的。史籍記載彭大雅筑城時“披荊棘，冒矢石”，說明其筑城工程確是在邊打邊筑的情況下完成的。我們很難想象重慶僅依靠新筑的半截子城墻就能抵擋住差不多是攻無不克的蒙古鐵騎，所以這事尚有疑問。據分析，彭大雅是在原有版筑土墻外側復以大磚護墻，并完善了城上軍事設施。也就是說，在李嚴之后，彭大雅之前，應當還有史籍失載的筑城之事。解放初期曾在太平門附近出土一些有“宋淳祐乙巳東(西)窯城磚”字樣的宋代城磚，乙巳為淳祐五年(1245年)。這不僅證明彭大雅及其繼任者使用了城磚，而且證明宋代城郭至少已延伸到太平門以西了。因為彭大雅筑城“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督責未免苛嚴，遂遭言官參劾，謂其“險譎詐變”、“貪黷殘忍”，故城成之時，就成了彭大雅削秩罷官之日。但后人對彭大雅筑重慶城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西蜀之地能抗擊蒙元大軍達四十年之久，彭大雅功不可沒。事實也確實如此，蒙元軍多次侵入四川，都在重慶一合州一線受到頑強抵抗而無法前進，甚至蒙哥大汗也戰(zhàn)死在合川釣魚城下。因此彭大雅死后被迫謚為“忠烈”，老百姓更是立廟祭祀他。這正是功罪任人評說，天理自在人心。三國時修筑重慶城的是李嚴。李嚴，字正平，漢末南陽人。初為益州牧劉璋將，劉備人川后歸之。劉備I臨死前在白帝城托孤，他是與諸葛亮一起接受顧命的大臣之一，以中都護統(tǒng)內外軍事，留鎮(zhèn)永安(白帝城)專事防吳。蜀后主建興四年(226年)春，李嚴移駐江州。這時的江州城，大約因人口滋生而顯得城小地狹，西漢巴郡太守但望曾說過，郡治江州“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余家”。東漢有一段時間甚至將郡治遷到了北府城(今江北)。再從軍事上看，此前的江州城主要建在半島尖端及長江河谷一側，陸路易被居高臨下攻擊，不利防守。所以李嚴擴大城池，修筑了周圍十六里長的城墻。漢代一里的長度，據楊寬《中國歷代尺度考》為414米，十六里則有6624米。大城主要是向西擴展，把城墻修到了重慶半島的山脊上。當時可能只有兩個城門，一名青龍，一名白虎，從名稱看應是東、西二門。另外又在城北儲糧之地修了倉城。這基本上就把重慶半島東半部分的主要險阻地形都包括了進來。不過，這次所筑城墻之遺跡也未在考古調查中發(fā)現蹤影，故其具體位置還難以確定。在李嚴之前約540年，史籍中記載第一個在江州筑城的是戰(zhàn)國時期的張儀。張儀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是戰(zhàn)國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據說他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與蘇秦是同學，后被秦惠文王用為相，為秦國的崛起立下大功。公元前316年(周慎靚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蜀王伐其弟苴侯，苴侯跑到巴國去尋求政治避難，巴王沒有能力保護他，于是向秦國求救。秦惠文王派張儀與司馬錯率軍伐蜀。滅蜀后，張儀見巴地富庶，又派兵直取巴國，將巴王俘虜，巴也就此滅亡了。這真是引狼人室的千古教訓。巴亡后，秦在原巴國統(tǒng)治地置巴郡，在原巴都置江州縣，為郡治所在。張儀在江州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修筑江州城垣。不過，這件事在史籍中只有四個字的記載，即《華陽國志·巴志》中的“儀城江州”，因此其詳情不得而知。但據考古發(fā)掘，在半島尖端一帶發(fā)現多處戰(zhàn)國至西漢的古井、陶器和瓦當，可知這里當時有居民聚居。據有人推測，張儀所筑的城大約在今千廝門一小什字一東水門一線的北面，而且主要部分在山脊之東的長江一側。如果再往前推，有關重慶城垣的情況就只有間接的推論了。因為巴國沒有可識的文字流傳下來，又僻處邊遠之地，中原典籍極少記其事跡。大家都知道巴蔓子將軍的故事：巴國發(fā)生內亂，蔓子許楚三城而請楚出兵平亂，事后蔓子拒不與楚城，而以頭謝之。這三城不知是何城，但肯定應是近楚的邊城。既謂之城，當有城垣。以邊城而有城垣，作為巴國國都的江州，又豈能是不設防的城市？不過，當時的巴都(包括張儀城)究竟建在哪里，實際上至今仍未真正弄清。后世有三種說法，一說是建在今重慶半島上，這是比較流行的看法，但其中又有認為在半島尖端一帶的，也有說在半島靠中間一點的；二是認為在今江北嘴，即與半島尖端相對的嘉陵江北岸，不少專家持此看法；還有一說是在巴縣西或西北，見于一些古籍記載。但這些說法都帶有相當大的猜測成分在內，真實情況到底如何，還須今后加強城區(qū)考古發(fā)掘來證明。在彭大雅建城之后，還有一次重慶城建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筑城工程，這就是明初戴鼎筑城。據清乾隆年間王爾鑒修《巴縣志》記載：“明洪武初，指揮戴鼎因舊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環(huán)江為池，門十七，九開八閉，象九宮八卦?！备鶕@段記載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筑城的時間是“明洪武初”。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共有31年，既言“初”，應不出前十年之外，否則就應該說是“洪武中了。戴鼎的官職為“指揮(使)”，這是軍事衛(wèi)所的最高長官。重慶置衛(wèi)據《明一統(tǒng)志》記載是在洪武六年，則戴鼎之任也只能在此年之后。因此，其筑城的具體時間，應在洪武六至十年，亦即1373-1377年之間。第二，城是“因舊址”而筑，可見是在原有舊城(應當就是彭大雅所筑之城)基礎上加筑，其城市規(guī)模應當沒什么大的改變。第三，是“砌石城”，可見此前筑城沒有用石，最多只是用磚包砌土墻。第四，其城“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據考證明代量地，一尺的長度為0.3265米，則此城周長為8687.2米，與李嚴所筑城相比，長了2063.2米，也即戴筑城長度是李筑城長度的1.31倍。在幾何圖形中，圓的周長每增加n倍，面積會相應增加n2倍。這就是說，如果城是正圓形的話，“戴城”的面積會是“李城”的1.72倍。當然重慶城不是個正圓，史籍記載與考證的長度也并非十分準確，因此面積的增加不會這么多，但有所增加則是肯定的。據此可以說明由李至戴所筑城的大小有相當的差異，一千一百多年來肯定有明顯擴大。第五，“環(huán)江為池”，說明三面都已環(huán)水，城墻除西邊外都已建在水邊，成為水門。而此前有的門可能離江邊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如嘉陵江一側的儲奇門。第六，“門十七，九開八閉”。其中有九個門常開，另外八個卻是“門雖設而常關”，并且其目的僅僅是從數字上講“象九宮八卦”。古人動土修造最講“風水”，這樣的故事非常普遍：如果一個地方多年沒出舉人、進士，人們不說是教育出了問題，卻怪有什么東西妨礙了風水，于是或修一座塔來鎮(zhèn)壓，或架一座橋來補償。反之，則只認為是風水好，不敢輕易動土以免破壞。近代重慶教案，起因于西方教會在城內外制高點或關隘處修筑教堂，而百姓紳商們群起反對的理由，不是從軍事上考慮失險于外人，而是僅以重慶“龍脈”被占、被毀為借口，怕破了重慶的風水。古人修筑城垣，自然是為防御敵軍，如果把城修得像傳說中的“九宮八卦”，讓敵人進得來出不去，那該多好！但城墻只能四圍，不可能復雜到像陣式一般，所以只能從數字上取象。想來戴鼎是個迷信陰陽堪輿之術的人，要不就是相信了風水先生的鬼話。這在我們現在看來是很荒唐的東西，古人卻覺得很有創(chuàng)意，而在以后的記載中反復提到它?？尚捱@么多門卻又關著不開，一點實際用處也沒有；而且有些門相隔得太近，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完全是勞民傷財，徒耗工費(修城門比修城墻復雜多了)。再從軍事上講，門是防守的薄弱部位，門多就意味著薄弱環(huán)節(jié)多，為加強防守又會分散兵力。所以這實在不是一個高明的作法。也正因為如此，這八閉之門后來逐漸封堵，僅存地名而已。

后記

本書是一本介紹重慶地方歷史風貌的讀物。作者在參考大量他人著作的同時，也融入了自己的認識與研究，本書也使用了許多公開出版物中所發(fā)表的照片，未能一一注明出處，還請諒解，并致謝意。本書由馮慶豪同志選點和擬出提綱，并提供了許多資料，然后由唐冶澤同志執(zhí)筆寫作完成。因時間倉促，資料有限，許多地方也未能進行實地考察，所以缺點錯誤在所難免，還望有識之士提出寶貴意見，將來若有機會，當作認真修改。本書寫作過程中也得到周圍許多人的各種幫助，在此也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謝！

編輯推薦

《老重慶影像志·老城門》由重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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