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拾遺

內容概要

　　本叢書以八年中國抗戰(zhàn)的大后方指揮中心—— 重慶為歷史背景，以不同的分類，從不同角度對發(fā)生在這里的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人物、事件、佚聞、風俗等的串聯(lián)，展現(xiàn)給我們一幅幅鮮明的、立體的歷史畫卷。叢書內容并茂，許多珍貴歷史圖片、史料屬首次公開發(fā)表，對于我們了解和感受那段特殊的歷史，走進那些我們熟知的歷史人物，解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無疑是一套極具可讀性，集閱讀、收藏于一體的叢書。

書籍目錄

總序　往事豈能盡如煙 重慶舊聞錄1937-1945悲壯的高校西遷“開開‘文化礦’”的戰(zhàn)時教育部長陳立夫抗戰(zhàn)時期的中央研究院羅家倫與中央大學復旦大學在夏壩“法學搖籃”朝陽學院抗戰(zhàn)陪都的本土學府——重慶大學大氣磅礴的本色學人——傅斯年“現(xiàn)代具有革命性貢獻的世界偉人”——晏陽初陳寅恪教授三次到渝的故事在古廟構思儒學大著的唐君毅教授抗戰(zhàn)陪都的燒磁文化區(qū)張伯苓與南開的素質教育陶行知和他的育才學校抗戰(zhàn)時期的江津教育四壁清風石墻院——陳獨秀的晚年生活楊芳齡與陪都名校廣益中學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抗戰(zhàn)陪都的本土學府　　　　——重慶大學　　　　四川天府之國，從先秦到漢唐，其經濟文化一直以川西平原的成都為中心地帶。清末光緒十六年（1890年），重慶辟作商埠，因有兩江合流、舟航轉運的特殊優(yōu)勢，于是“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貨出入，輸合必于重慶”。商貿的迅速發(fā)展，極大地推動了川東地域經濟的發(fā)展，重慶崛起成為西南重鎮(zhèn)?！　　　‰S著中英《煙臺條約續(xù)增專條》，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法、美、德、日、英等國紛紛在重慶設立領事館。辛亥革命后四川軍閥混戰(zhàn)的結果，推出新的代表人物劉湘主持川政。　　　　劉湘主持川政后，極為重視發(fā)展教育。繼1926年撥鹽稅一部支持創(chuàng)建川大的前身成都大學后，1929年又組建重慶大學，又在磁器口積極籌建四川鄉(xiāng)村建設學院和四川中心農事試驗場；并指令21軍軍部創(chuàng)建四川省立重慶女子職業(yè)學校；劉湘還支持在北碚創(chuàng)立中國西部科學院，擔任董事長?！　　　⑾鎸I建重慶大學有深邃的見地，他認為，世界各國之所以有進步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賴有完備的大學研究之所。因為大學設立，才能夠演進學術，闡明真理。因此，“欲解決種種問題，與列強相處于平等地位，應取法列強，辦理大學教育”?！　　　?929年8月4日，劉湘在21軍軍部召開的重慶大學籌備會上指出：“重慶乃西南重鎮(zhèn)，川東首要之區(qū)，大學之設立仍付缺如，這實為重慶地方之恥辱。此間中學畢業(yè)學生，除負笈遠游外，無升學之學校，……為社會需要計，為四川前途計，重慶大學不可不辦?！薄　　　∵@次會后的一個月時間里，劉湘又四次召開重慶大學籌備會會議，討論諸多問題，決定在菜園壩臨時校址招生行課，又派人在重慶市內精心選址?？疾烊藛T沿兩江上溯，實地踏勘。發(fā)現(xiàn)一處新址最為可人：地處紅廟子，面臨嘉陵江，左挽磁器口，右連成渝路；一野平川，水陸稱便，天空地闊，適宜讀書。這紅廟子就是如今沙坪壩到磁器口襟靠嘉陵江這一大片土地。　　　　到了10月23日，重慶大學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推選劉湘任重慶大學校長，并抓緊了購地建校的工作。1933年夏，建于沙坪壩紅廟子的重慶大學理學院竣工，嘉陵高崖，建筑挺拔。10月，師生從菜園壩遷入。1935年5月，省政府明定重慶大學為四川省立大學?！　　　≡缭谥貞c大學創(chuàng)辦之初，《新蜀報》、《大中華時報》紛紛載文就學校僅設文理兩種予以評論，認為未立工商，設科片面，這是輕視文化學術的做法，不利于人才培養(yǎng)?？箲?zhàn)全面爆發(fā)之前，四川省教育廳又對成渝兩地高校做了調整，把重慶大學的文學院并入四川大學，將四川省工學院劃入重慶大學，讓重慶大學成為一所工科大學。　　　　這種做法引起重慶大學師生強烈反對。教授們的抨擊更為激烈。他們認為，綜合性的高等學府，要培養(yǎng)精神高尚、學見豐富、多科通識的精英人才。裁割文科，無異于裁割一校之靈魂。重慶大學既有高遠的建校方略，面臨“文化頹廢、國勢替凌”的局面，就更應該研究國學，中西兼?zhèn)?，以求得綜合創(chuàng)新。校長胡庶華堅決支持廣大師生的反裁并斗爭。但當局執(zhí)意裁并，斗爭終歸失敗。　　　　重慶大學的發(fā)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二任校長胡庶華。湖南人胡庶華是留德的冶金學家、教育家，他歸國后連續(xù)考察我國的西北、西南地區(qū)，受劉湘邀請，做了重慶大學校長。他的文化視野極為開闊，學術識見極為深邃。在對重慶的經濟、地理作了一年的考察后，胡庶華寫出《理想中的重慶市文化區(qū)》一文，他以重慶大學1935年、1936年的招生為例，指出頭年新生標準40分及格，第二年也只有45分及格，可見重慶中等教育的落后。雖有城市電燈、自來水和公共汽車，看似有都市規(guī)模，細加分析，“則去現(xiàn)代文化的水準還差很遠”。他據(jù)此提出重慶市應將沙坪壩作為一個文化區(qū)來建設的主張?！　　　?937年底到1938年初，胡庶華領導重慶大學積極開展了文化區(qū)建設的實踐。　　　　先是重慶大學1938年1月，致函周邊的教育、文化等企事業(yè)單位，邀約來校開會，商議“沙坪文化區(qū)自治委員會合組實施辦法”，并最終于當年2月6日舉行“重慶沙坪文化區(qū)自治委員會成立大會”，提出“維護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進文化事業(yè)”的宗旨。繼后，重慶大學又積極為該自治委員會干事會議提供辦公用具、活動場地和辦會經費。　　　　抗戰(zhàn)時期，“重慶沙坪文化區(qū)自治委員會”這個以履行政府基本職能為主旨的民間組織，“佑啟鄉(xiāng)邦，振導社會”，對區(qū)域社會的形成和發(fā)展，功不可沒。而重慶大學作為其中的重要元素，它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　　　?938年6月，胡庶華辭職離校，接替重慶大學校長職位的是葉元龍教授。是他領導重慶大學，一如既往地推動了沙磁文化區(qū)的各項活動?！　　　∪~元龍，安徽歙縣人，早年留學美、英、法等國，畢業(yè)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經濟學碩士。他1927年回國后，先后擔任過中央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主任，中央大學教務長，安徽省教育廳長、財政廳長，濟南大學經濟系主任，貴州省教育廳長。葉元龍受任重慶大學校長前，正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重慶行營第二廳廳長任上?！　　　『A提出辭去重慶大學校長職位，四川省政府先是任命四川大學化學系主任曹四易接任，不料重慶大學“挽胡拒曹”，雙方一時僵持不下。拖了幾個月，四川省政府轉了個彎，重新任命葉元龍為省立重慶大學校長，這才使事態(tài)平靜下來?！　　　∪~元龍擔任了重大校長，也同時接任了胡庶華的重慶沙坪文化區(qū)自治委員會主任干事的職務?！　　　∪~元龍于1938年11月7日到校赴任，馬上抓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重慶沙坪文化區(qū)自治委員會”的改組活動，一件是重慶大學省立申改國立的促進工作?！　　　‰S著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沙磁地區(qū)的入駐單位日漸增多，轄區(qū)內已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開中學、省教院、中工職校、大公職校、軍政部紡織廠、軍政部制呢廠、大鑫煉鋼廠、豫豐紗廠、兵工署24廠、中央電臺、合作五金制造廠、永利化學工業(yè)公司、沙坪壩電廠、巴縣汽車公司、行營第一軍械庫、川康銀行、金城銀行、國立藥專、省立女職校、北平師大勞作專修科、中央研究院倉庫、沙坪壩郵局、巴縣龍隱試驗鄉(xiāng)公所、大成糖廠、重慶牛奶場、昆侖紙廠、小龍坎龍隱人力車行、資源委員會輕油廠等多家單位，自治范圍逐步擴展，改組擴大工作日益緊迫。加之當時四川省政府又將歌樂山森林區(qū)委托給地處磁器口的會員單位四川省教育學院管理，重慶大學和省教院共同發(fā)起建立了歌樂山鄉(xiāng)村建設社。文化區(qū)領域又進一步擴大?！　　　?939年1月30日，重慶大學會議廳舉行了“重慶沙坪文化區(qū)自治委員會”改組擴大會。這次會議由葉元龍派出的代表沈重宇主持，認真討論了新的組織草案，并擴大改組，重新將該會定名為“巴縣沙坪文化區(qū)社會事業(yè)促進會”。選出葉元龍、王韜甫（巴縣縣長）、羅家倫（中央大學校長）、周越浩（金城銀行沙坪壩辦事處主任）、潘仰山（豫豐紗廠經理）為該委員會的常務委員，葉元龍為主任委員、王韜甫為副主任委員?！　　　≡诳箲?zhàn)烽火中，重慶大學積極投入宣傳的洪流，為民眾覺醒和社會發(fā)展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日寇重壓下，國民黨二號人物、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wèi)漢奸集團叛國投敵，賣身求榮，葉元龍校長率全校教職員工發(fā)出《闡明國是聲討漢奸》的電文，對其賣國行為作了深刻揭露和無情抨擊。電文指出，“立國之本，在于文化與教育?！袢帐乃揽箲?zhàn)之意識植基于此，將來無窮建國之大業(yè)，亦植基于此”。當時，沙磁地區(qū)各界紛紛舉行以“討逆鋤奸”為主旨的活動，馮玉祥將軍倡導發(fā)起“捐款建墓鑄逆”運動。重慶大學師生熱烈響應，走上街頭，向民眾散發(fā)討汪傳單?！　　　?939年7月7日，沙坪文化區(qū)“七·七”抗戰(zhàn)建國兩周年紀念大會在重慶大學體育場舉行。重大師生邀約南開中學、中央工校、省教院、藥專的師生一道，辦墻報、貼標語、演出話劇、放映電影，使社會各界的民眾受到熱烈的鼓舞。紀念大會召開的當天，師生們在校園內熱情服務，四下巡邏，最后組織了向前方將士募捐的“獻金”活動，把紀念活動推向高潮。　　　　作為文化區(qū)的脊梁柱石的重慶大學，隨著它肩負的文化責任日漸繁重，它的“經費支絀、設備欠周”日顯突出，1939年1月12日，重慶大學成立“四川省重慶大學國立促進會”，發(fā)起大學升格的國立運動。師生們廣泛向各界和政府當局遞送促進會“宣言”，從歷史現(xiàn)實、交通地位、學?，F(xiàn)狀、辦學經費、成渝比較、國內高校等方面陳述了六條情勢，表達了希望改省立為國立，以獲得充分發(fā)展，適應抗戰(zhàn)需求的心聲。宣言指出，重慶大學從1929年創(chuàng)建，1935年改為省立，“幸賴政府當局深切關注，歷任校長慘淡經營，與各界文老之熱烈襄助，設備漸充，人才蔚起，實質精進，聲譽日增。”但“本大學尚無確定設備費，”而每年僅有的五十萬元經費，也多是七五折且欠至數(shù)月核發(fā)，遂使學校行政“多受掣肘”，不僅“影響校政”，而且“貽誤西南文化之發(fā)展”。　　　　當時教育部久有大學國立的規(guī)定，而且數(shù)年之間，東北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湖南大學、云南大學等皆先后改為國立，省立大學所剩無幾。宣言呼吁政府公鑒，改重慶大學為國立，以獲發(fā)展之規(guī)模，以應抗建之需求。然而，宣言遞送國民政府最高當局蔣介石手中，答復是“應暫緩議”，便擱了下來。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過將重慶大學改為國立。　　　　抗戰(zhàn)時期，重慶大學發(fā)展為有三院十二系二個專修科一個師資班。工學院院長由著名無線電專家馮簡擔任，理學院院長由著名數(shù)學家何魯擔任，商學院院長由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擔任。延聘任教的著名學者有：潘序倫、柯召、李四光、段調元、俞建章、朱森、毛鶴年、丁洪范、朱祖晦、柱國璋、張圣奘、傅麗夫、劉覺民、羅蜇潭、葉謙吉……他們一面教學，一面著書，“研究學術，哺育英華，佑啟鄉(xiāng)邦，振導社會”，為中華民族的教育振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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