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明

內容概要

　　《南方文明：童恩正學術文集》收錄“南方——中華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類可能的發(fā)源地——中國西南地區(qū)”、“人類可能的發(fā)源地——中國西南地區(qū)”、“中國西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中國南方農業(yè)的起源及其特征”等作品。

書籍目錄

序言[美]張光直再版序[美]許倬云南方——中華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類可能的發(fā)源地——中國西南地區(qū)中國西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論南中國與東南亞的中石器時代（與卡爾·L·赫特勒合作）中國南方農業(yè)的起源及其特征略述東南亞及中國南部農業(yè)起源的若干問題——兼談農業(yè)考古研究方法略論我國西南地區(qū)的史前考古中國西南地區(qū)民族研究在東南亞區(qū)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fā)掘及其相關問題（與冷健合作）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西藏考古綜述西藏考古新發(fā)現近二十年來東南亞地區(qū)的考古新發(fā)現及國外學者對我國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關于使用電子計算機綴合商代卜甲碎片的初步報告（與張隍楷、陳景春合作）石器的微痕研究略談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槨銅棺墓的族屬我國西南地區(qū)青銅劍的研究我國西南地區(qū)青銅戈的研究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qū)戰(zhàn)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fā)現及其研究試論早期銅鼓再論早期銅鼓從出土文物看楚文化與南方諸民族的關系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從考古學資料看中國西南地區(qū)的奴隸社會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西南地區(qū)的石片工具形狀不固定，復刃器多，往往為定名帶來一定的困難，而且不經二次加工即直接使用石片的現象也很普遍。究其原因，還是和它們的主要職能是加工竹木器有關。懷特（J．P．White）在新幾內亞土著居民中的調查證明，當地打制的石片工具主要用以加工木器。在此情況下，起作用的往往是刃部的形狀，其次是工具的大小。至于整個器身，是決定于石片的原始形狀，并不需要作進一步的加工。西南地區(qū)的情況，當亦與之近似。    在歐洲、非洲和亞洲的很多地方，包括我國華北在內，舊石器時代末期都出現了細石器。但是在西南地區(qū)（西藏高原在外）及東南亞的大陸部分，細石器卻非常罕見（不是沒有）。有人認為在這一區(qū)域之內，細石器的切割、穿鉆職能已經為竹器所代替。如果考慮到這里的自然條件和歷史傳統(tǒng)，筆者認為這一假設還是合乎實際的。    除了竹木器以外（遺憾的是，這些工具在濕熱的氣候條件下難以保存，我們只能依靠間接的證據加以推測），骨角器似乎也是西南地區(qū)舊石器時代晚期常用的工具。穿洞發(fā)現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骨角器，代表了當時人們高度的工藝水平。盡管原報告定名為骨錐、骨鏟，但筆者認為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可能作箭鏃或鑿類使用的。石器的某些職能，在此可能是被骨角器代替了。在東南亞地區(qū)，較多的骨角器與砍器、石片工具同出的遺址罕見。惟一的例外是婆羅洲沙撈越西北部的尼阿洞穴遺址，其中發(fā)現骨器的種類有鉆、鏃、鑿、刮刀等，從距今8000至16000年的地層中共出土51件，從距今16000年以前的地層中出土了19件。其數量雖不如穿洞多，但亦足以證明此種傳統(tǒng)并非孤立的現象。    由此可見，由于中國西南地區(qū)富有特征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舊石器時代生活于此的人類也就采取了多種的適應方法。石器制作的相對簡單，并不能反映當時的生產水平。只有綜合包括竹、木、骨、角、蚌等有機物作原料的工具作全面的審查，方能對這一地區(qū)的工藝技術作出完整的評價。莫維士根據某些石器呈現出的表面現象，推演出亞洲舊石器文化停滯等理論，是完全錯誤的。井川史子曾經指出：“我們懷疑東亞和南亞石器的明顯簡單和重復的現象是表面性的，它可能掩蓋了大量不同的地方文化傳統(tǒng)和多種適應自然的方式。利用這些簡單的石器加工而成的非石質工具，可能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變化性?！边@一結論無疑是客觀的。    4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    用礫石經簡單的打擊而制成的邊刮器、尖狀器和砍器，從元謀猿人化石產地開始出現，一直貫穿西南舊石器文化的始終。實際上，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文化傳統(tǒng)。世界上最早的礫石石器，據說是出土于肯尼亞特卡納湖畔的科比·弗拉（Koobi Fore）遺址，距今約260萬年。其次是奧爾杜威峽谷的下層，距今約185萬年。某些持非洲是人類發(fā)源地的理論的學者均認為此種石器傳統(tǒng)可能為“能人”所創(chuàng)造。以后這一文化分為兩支，在歐洲、非洲、西亞和南亞發(fā)展成了“手斧傳統(tǒng)”，而在東亞、東南亞則長期保留了礫石工具的傳統(tǒng)。1960年，印度考古學家克豈（A．P．Khatri）在印度中部的納爾馬達河谷（Nannada Valley）中更新世早段，即早于舍利一阿舍利文化（Chelles-Acheul Culture）的地層中發(fā)現了與奧爾杜威文化類似的礫石石器，首次提出了印度的舍利一阿舍利文化（手斧傳統(tǒng)）和索安文化（砍器傳統(tǒng)）都是由本土的早期礫石文化發(fā)展起來的推測。元猿人牙齒化石產地發(fā)現的礫石工具，將中國西南地區(qū)礫石工具的傳統(tǒng)提到了170萬年以前，這就更進一步加強了亞洲有自己的礫石工具傳統(tǒng)的假設。                                       四  結語    中國舊石器文化的研究，是從周口店中國猿人文化開始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學術界考察和研究的重點，大部分集中在黃河以北的地區(qū)。早在1964年，當黔西觀音洞文化初次發(fā)現時，裴文中先生即曾敏銳地指出：“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正面臨著舊石器考古學上研究的新課題。很可能，在中國南部的洞穴中，以現在這個貴州觀音洞為例，我們將要遇到的是與歐洲大陸的舊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種新的文化系統(tǒng)，與我國北方已知的舊石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些相似?！币院笠幌盗械陌l(fā)現證明了裴先生的科學預見。目前西南地區(qū)的舊石器文化已經以其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風格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筆者認為：中國西南地區(qū)舊石器時代的礫石工具傳統(tǒng)，很可能是隨著人類最初在本地區(qū)的出現就開始了的。雖然現在還缺乏實物資料，但是根據現有的線索，我們相信將來在第三紀末至第四紀初的地層中，必將有新的發(fā)現。由于礫石隨處可得，打制技術原始，分布在亞、非兩洲的人形超科動物獨立地發(fā)明了這種工藝，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這種文化傳統(tǒng)并不一定如某些西方學者所言，是由非洲傳入亞洲的。    由于西南地區(qū)熱帶和亞熱帶的自然條件提供了豐富而優(yōu)良的竹木資源，這一地區(qū)的古人類在使用石質工具的同時，必然會使用這種有機質的工具。在歷史發(fā)展中，古人類對有機質工具的依賴性日益加強，這樣就必然影響到制石技術的發(fā)展。西南地區(qū)石器傳統(tǒng)的某些特征，應該結合此種生態(tài)環(huán)境加以解釋才能合理。而要衡量本地區(qū)舊石器文化的水平，也只有綜合其生產工具的整體優(yōu)越性，方能作出符合實際的評價。    西南地區(qū)多變的地形，復雜的自然環(huán)境，使人們不得不采取多種適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不同地區(qū)的人群經常在相對隔離的情況下進行活動，這就為眾多的社會和文化集團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若干區(qū)域性文化平行發(fā)展的趨勢，其特征不一，水平不同。現今本地區(qū)多民族雜居的情況，應該與這種歷史背景有關。    由于中國西南地區(qū)的南部與中南半島山水相連，氣候相近，所以這兩地的舊石器文化顯示出了若干的共同性。在距今大約150萬至120萬年前的更新世，爪哇及其鄰近的蘇門答臘、婆羅洲、弗洛勒斯和帝汶島均以巽他陸棚而與東南亞大陸相連，所以古人類和其他哺乳動物得以循此而進入這些島嶼。這樣，對于中國西南舊石器文化的研究，實有助于東南亞舊石器文化若干問題的解決，并進而為全亞洲以至全世界的史前研究作出貢獻。    盡管中國西南地區(qū)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在這內容豐富的人類啟蒙的數百萬年歷史中，缺環(huán)和空白還是太多了。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目前尚站在這一未知世界的門檻之上；我們的一些推測，很多都還有待以后的發(fā)現來證實。從喜馬拉雅山的巍巍雪峰到西雙版納的熱帶叢林，從橫斷山脈的深山峽谷到云貴高原的巖蔭溶洞，中國西南地區(qū)復雜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孕育了復雜而豐富多采的舊石器文化。弄清它們的面貌、淵源、相互關系，及其發(fā)展，是西南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                               （1986年9月參加在英國倫敦舉行的世界考古學大會論文）    ……

媒體關注與評論

序言[美]張光直    《童恩正學術文集》是研究中國西南部古代史與民族學內容最為豐富、觀念最為新穎的一個文集。童先生的老師是馮漢驥先生，從馮先生那里童先生受得的教育是廣泛的，是人類學的，但是童先生比起他的老師來，做了進一步的質的突破。    《童恩正學術文集》三卷各有特色。第一卷講古代的巴蜀。四川東部的巴和西部成都平原的蜀，是構成日后四川文明的兩大分支。近年來，尤其是成都的嶄新考古發(fā)現使我們對蜀的文明增加了很多新的問題，怎樣解決這些新的問題，童先生近年來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第二卷西南民族考古研究是童先生近十多年來集中力量研究的主題，他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貢獻和對中國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認識，是蘇秉琦先生區(qū)系類型的中國文明起源新理論的一個最重要的礎石。中國南方的文明立基于它的農業(yè)，童先生在本書第三卷對中國南方農業(yè)已有的資料重要性作了詳實的討論。    第三卷對文化人類學研究，除了對摩爾根批評以外，中國古代酋邦制度、巫和酒與商代滅亡的關系，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令人屢讀不倦。    童恩正先生是我的好友，我當然對他的作品可能有偏見，但是，讀了這本文集，沒有一個人不為這個62歲身體，32歲精神的中國少有學者的早逝而嘆息。童先生在“文化革命”期間被迫浪費了很多時間，自從1982年以來就拼命工作，似乎是想要用“拼命”來彌補失去的時間，也許因此，他過早地結束了人生的旅程，但是《童恩正學術文集》被留下來作為證人，證明這一代人之中有像童先生這樣的學者。                                                                 1997年8月26日

編輯推薦

本書收錄“南方——中華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人類可能的發(fā)源地——中國西南地區(qū)”、“人類可能的發(fā)源地——中國西南地區(qū)”、“中國西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中國南方農業(yè)的起源及其特征”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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