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文化

前言

文化究竟是什么？    現(xiàn)在，中國到處都在擺弄文化，卻沒有人回答這個最根本的問題。    翻翻詞典湊個定義是容易的，但很多定義，說了等于沒說。    中國突然渴求文化了，在還沒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時候就渴求了。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精神契機，過去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必須百倍重視。    渴求是因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會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問的方式來表達的。    對于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著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個部分一    一、學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請容我分別加以說明。學理的回答    這主要是我在海內(nèi)外的一些演講。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學獲頒榮譽博士稱號后的學術演講。聽講者除了廣大師生外，還有同時獲頒榮譽博士稱號的那些第一流科學家。因為是向科學家論述文化，因此力求講得嚴密、干凈、周致。    第二篇，我在聯(lián)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為唯一受邀的中國演講者，論述了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本性。演講時，與外國學者有比較尖銳的辯論。    第三篇，我與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對話。那一天，聯(lián)合國發(fā)布了自成立以來第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我向到場的各國學者，對這份世界報告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論述。    其他兩篇漫談式的文章，可能比較切合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一篇是說個人身上的文化應該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說市長們應該如何來建設城市文化。    這些演講和文章加在一起，從學理上比較完整地回答了“何謂文化”的問題。但是，說是學理，卻并不艱深。艱深大多是為了掩蓋鮮活的真相，我沒有權力掩蓋，所以避免了。生命的回答    這是本書中最讓我動情的部分。一些已經(jīng)離世的文化巨匠，幾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層奧秘。    謝晉的弱智兒子，天天在門孔上張望著，等待爸爸回來，結果連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們知道，謝家的門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閉的大門上尋找一個亮點，投出一份企盼。謝晉就像他兒子，在門孔上不離不棄。    文化在災難時代應該有什么作為？蕭伯納的中國學生黃佐臨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第三天就告別老師，遠赴國難。終于，他創(chuàng)造了在世界大戰(zhàn)中連續(xù)多年的藝術奇跡，展現(xiàn)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文化尊嚴。幾十年后，年邁的他又在極左時代創(chuàng)立了世界三大體系中的寫意戲劇觀，又一次震動國際文化界。    成長于五四運動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著將會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滿的回答。前半生做兩件事：“反封建”、“爭人道”；后半輩子做兩件事：“斥棍子”、“講真話”。都那么樸素，卻概括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脈絡。    我在回憶自己與這些文化前輩的交往過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認識的政治人物，這在我歷來的寫作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來總理。他在四十年前領導的文化重建，對于挽救陷于民粹主義荼毒的中國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與我本人息息相關。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尋石之路》兩篇文章來敘述。我后來為什么能在諸多風浪中堅持文化？也順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寫了一位我不認識，卻在我每次受到誣陷時都站出來維護我，而當我準備鄭重感謝時卻溘然離世的大學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說，他像一頭遠行的駱駝，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熱氣，也吐給了寒風中的另一頭駱駝，一頭他不認識的駱駝。當然，這是文化的悲壯。    以上幾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門》則寫了三位依然健在的臺灣文化耆宿林懷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們是如何對待文化的。    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每次重讀都會一次次半途掩卷，讓心情恢復平靜。本該單獨出一本精致小書，但仔細一想，還是讓它們擠在這里共襄解讀文化的盛舉吧。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況，這是一些什么樣的生命！大地的回答    文化雖然是一個極大的課題，卻又容易隨風飄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堅實的印記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處的文化遺址。    文化在中華大地上演出過多大的場面？只有遺跡可以見證。但是，這些遺跡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肅穆的廟，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闡釋、被說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護和修復古跡的過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礎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請誰來寫？據(jù)說好幾個地方還進行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國社會素重官場，卻把書寫碑文這樣的大事托付給一個并無官職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種質樸的文化傳承。    有些“歷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辭再三，卻還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寫。倒不是因為要與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銘詞賦作比較，而是我們作為現(xiàn)代人終于明白了，這是一種“公眾文本”?！肮娢谋尽北仨氝m合當代普通人閱讀，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學，不能逞才，否則就侵害了現(xiàn)代社會“公共空間”的倫理權利。因此我寫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收集當?shù)匾庖姡η笸ㄋ滓锥?。不同的碑文，文筆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側向于白話文。    碑文的書法也是我自己寫的，這倒是古代的傳統(tǒng)了。對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種“雙手合攏”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筆墨。朝拜的對象，正是山川間的巍巍勝跡。這是我平生所寫最大體量的文章和書法，感謝那么多優(yōu)秀的工匠，叮叮當當?shù)匕盐覀冞@一代的虔誠刻鑿到了花崗巖和漢白玉上。    在我所書寫的大碑中，選了以下幾份碑文收入本書：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陜西的《法門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磯碑》，立于江蘇的《鐘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鐘樓碑》。    我應邀書寫的名勝題額更多，本書選了《秦長城》、《云岡石窟》、《都江堰》、《昆侖第一城》、《凈月潭》這五幅的說明詞。    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國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討論什么是文化了。這個景象，讓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個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導演謝晉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回答。古典的回答    為了盡善盡美，我還請出了古人。    我選了幾個有關精神文化的經(jīng)典文本，把它們翻譯成了當代散文。    我對自己的翻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奧義的學術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詩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盡可能優(yōu)美的白話散文予以表述。因此，這種翻譯，不是拉線搭橋，而是鑿通隧道，其難無比。    大家從四篇今譯中可以看到，佛陀、莊子、屈原、蘇軾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們都不是文化的詮釋者，而是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在我看來，唯有創(chuàng)造，才能說明世界、說明文化。    至此，我覺得，對文化的回答已經(jīng)相當完整。    我在翻譯的時候，又用行書抄寫了這幾篇經(jīng)典的原文，那些行書已收入我的幾部書法集。因此，順便在本書的每篇今譯之后附印了一點點我的書寫片斷。前面的碑文書法，也選了一些片斷放在書里，或許會讓整本書顯得更加靈動、豐富一些。    如此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于上海

內(nèi)容概要

　　這是繼《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20年來對迷失的中國文明的心靈叩問。
　　文化究竟是什么？在《何謂文化》一書中，作者在深邃的觀察之后，用親身經(jīng)歷和鮮活的感受來解讀這一最根本的問題。分別從學理、生命、大地和古典四個層面來解析作為一個文化大國，從精英界到公眾心理，到底缺失了什么。所有篇章均為第一次公開出版。本書可謂是一次文明巡閱之后的思想結晶最有價值的。
　　第一部分《學理的回答》，系統(tǒng)化地論述了何謂文化，何謂中國文化的本性等等問題，針對社會心理的浮躁，和作家本人的深邃思索，用罕見的直言不諱的批評，揭示了各階層對文化本源的迷失，響亮提出文化重建的要義在于回到真善美?？芍^發(fā)聾振聵。
　　第二部分《生命的回答》，以鮮活的筆觸，追溯了對周恩來和那些已經(jīng)離世的多位文化巨匠的往事，如謝晉、黃佐臨、巴金等，因為他們幾乎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本源。《仰望云門》，則寫了三位依然健在的臺灣文化耆宿林懷民、白先勇和余光中，寫他們是如何以敬畏之心對待傳統(tǒng)，家國和人類精神穹廬的。這些文章，是余秋雨一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
　　第三部分《大地的回答》中，則是收錄了余秋雨生命中撰寫過的一些碑文。其中，還包括他為他的好友、大導演謝晉先生撰寫的墓碑。
　　在最后一部分《古典的回答》中，則是精選了四個最權威的經(jīng)典文本（分別是《心經(jīng)》《離騷》《赤壁賦》和《逍遙游》），將它們翻譯成盡可能優(yōu)美的白話散文。之后還附印了一些余先生的書法真跡，彌足珍貴，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經(jīng)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測驗和專家推舉，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并任上海市中文專業(yè)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yè)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闡釋中華文明諸多被埋沒的重要遺址。這些遺址由此受到保護和弘揚，他也被公認為當代中國重新梳理傳統(tǒng)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寫作品，開創(chuàng)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追慕者眾多。
　　二十世紀末，又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shù)萬公里考察人類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對當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緊迫提醒。作為國際間唯一親身完成這種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時判斷了新一輪恐怖主義的發(fā)生地，準確預言了歐洲不同國家的經(jīng)濟危局，在海內(nèi)外引起極大關注。在這過程中所寫的書籍，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排行榜前列。僅在臺灣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獎、桂冠文學家獎、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有影響力書獎等一系列重大獎項。
　　以高層級的思考性作品，持續(xù)二十年創(chuàng)造了驚人的暢銷奇跡。直至二○一○年一月，國內(nèi)發(fā)行量最大的《揚子晚報》和江蘇教育出版社在全國各省青年學生中票選“誰是您最喜愛的當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遙遙領先。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志等機構一再為他頒獎，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于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中外文化對比史”等課題，廣受好評。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最近幾年，兼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香港鳳凰衛(wèi)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書籍目錄

自序
學理的回答
何謂文化
利瑪竇說
世界報告
身上的文化
向市長建言
生命的回答
謝家門孔
Let them say
巴金百年
四十年前
尋石之路
欠君三拜
仰望云門
大地的回答
炎帝之碑
法門寺碑
采石磯碑
鐘山之碑
大圣塔碑
金鐘樓碑
秦長城博物館
云岡石窟
都江堰
昆侖第一城
謝晉墓碑
古典的回答
《心經(jīng)》今譯
《離騷》今譯
《逍遙游》今譯
《赤壁賦》今譯

章節(jié)摘錄

何謂文化簡目1.文化到底是什么？2.文化的最終目標；3.中國文化的特性；4.中國文化的弊病；5.近三十年的進步；6.當前的文化隱憂。我歷來認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華宅美食，而是與高人相晤。但是，科學高人們總是極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暢敘。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澳科大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這個機會。與這些科學家不同，我這次獲頒的是“榮譽文學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講也就推不開文化的話題了。但是在這里我首先要向科學家們叫幾句苦：講文化，看起來好像比你們講科學容易，其實并不。原因是——第一，科學有定量定性的指標，文化沒有；第二，科學有國際標準，文化沒有；第三，科學家很少受到非專業(yè)的評論，但在當前中國文化界，非專業(yè)的評論者在人數(shù)上是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幾百倍，在言論上都非常激烈。這三個原因，已經(jīng)造成文化話語的煙霧迷茫。本來，社會轉型的終極目標是文化轉型，但是，正當社會各部門紛紛向文化求援的時候，原來處于滯后狀態(tài)的文化領域反過來充當起了老師。結果就產(chǎn)生了一系列反?，F(xiàn)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創(chuàng)新的時代卻推崇起復古文化，最需要科學理性的時代卻泛濫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愛救災的時代卻風行起謀術文化，最需要發(fā)掘人才的時代卻重揀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這些反常的文化現(xiàn)象，使國際間和我們的下一代對中華文化產(chǎn)生了更多的誤讀。這種誤讀的后果是嚴重的。我想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問題?，F(xiàn)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xiàn)在世界的鬧市區(qū)，周圍的人都知道他從遠方走來，也看到了他驚人的體量和腰圍，卻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氣，于是大家恐慌了。闡釋中國文化，就是闡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如果我們自己的闡釋是錯亂的，怎么能夠企望別人獲得正見？有一個對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國發(fā)動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本來國際形象很不好。但是，當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斷感動世人，情況也就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在世界上，并沒做過什么壞事，卻為什么反而一直被誤讀？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但是，我們對此也不必沮喪。既然問題出在文化上，我們也就可以比較完整地思考它一下了。1.文化到底是什么？你們?nèi)绻睫o典、書籍中尋找“文化”的定義，一定會頭疼。從英國學者泰勒（E.Burnett Tylor，1832-1917）開始，這樣的定義已出現(xiàn)兩百多個。那兩百多個定義，每一個都相當長，我敢擔保，你們即使硬著頭皮全部看完，還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請記住，沒有邊界的國家不叫國家，沒有邊界的定義不是定義。文化定義的這種毛病，讓我想起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A.Lawrence Lowel，1856-1942）發(fā)出的嘆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我們想用文字來定義它，這就像要把空氣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無處不在。文化確實很難捉摸。因此，我們傳媒在講述文化的時候，也只是說它有可能發(fā)揮的效果，如“凝聚力”、“軟實力”、“精神家園”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還是沒說明白。近來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這又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為文化中那些最經(jīng)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創(chuàng)意”，更難以變成“產(chǎn)業(yè)”。按照我的學術經(jīng)驗，對于那些最難下手的大題目，可以從它的裂縫處下手。你看，文化在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條裂縫：我們身邊有很多跨國婚姻一一離散，離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異”，然而仔細一問，男女雙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見，“文化”的含義遠遠大于文化部門和文化職業(yè)。這條裂縫，可以讓我們窺知文化的一些奧秘。我們現(xiàn)在所關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無限廣闊，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門和職業(yè)，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來，還要想辦法給它一個定義。三年前，我在香港鳳凰衛(wèi)視的《秋雨時分》談話節(jié)目中公布了自己擬訂的一個文化定義。我的定義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tài)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chuàng)建集體人格。對于這個定義中的幾個關鍵詞需要解釋一下。我前面說到不少跨國婚姻因“文化差異”而離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作為丈夫的華人每年清明節(jié)必須從美國的公司請假回故鄉(xiāng)掃墓，使他的美國妻子覺得難以理解。這就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說明了“文化差異”是什么。文化是一種時間的“積累”，但也有責任通過“引導”而移風易俗。在這個動態(tài)過程中，漸漸積淀成一種“集體人格”。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ustar Jung，1875-1961）說：“一切文化都沉淀為人格。不是歌德創(chuàng)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chuàng)造了歌德。”他在這里所說的“浮士德”，已經(jīng)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體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這種集體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現(xiàn)了出來罷了。在中國，自覺地把文化看成是集體人格的是魯迅。他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藥》、《故事新編》等，都在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還是高出于中國現(xiàn)代的其他作家。當文化一一沉淀為集體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靈魂。必須注意的是，民族的靈魂未必都是正面的，從歌德到魯迅都曾經(jīng)深刻地揭示過其間的負面成分。按照我所擬定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面，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成；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淀。所以，大家看出來了吧，我的定義雖然簡短，內(nèi)涵卻是不小。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訴求。由于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jīng)濟社會里它都具有歸結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文化轉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值得我們參考。例如：“一個社會不管發(fā)達和不發(fā)達，表面上看起來是經(jīng)濟形態(tài)，實際上都是文化心態(tài)”；“經(jīng)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經(jīng)濟發(fā)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經(jīng)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一些都是文化命題”。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jīng)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2.文化的最終目標我們已經(jīng)從定義上說明文化是什么，但還沒有指出它的最終目標。不管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還是集體人格，總會有一個正面、積極、公認的終極指向吧？它究竟是什么呢？我剛剛引述的在紐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諸多經(jīng)濟學家的發(fā)言，都強調了文化在經(jīng)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卻都沒有說明他們追求的文化目標是什么。他們所說的文化，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解析，那么，在精神價值上，很可能是指理想、榮耀、成功；在生活方式上，很可能是指游學、交際、冒險；在人格修煉上，很可能是指崇敬、反省、樂觀。諸如此類，都很不錯。但是，還缺少終極指向。“理想”的內(nèi)容是什么？“成功”的標準是什么？“反省”的基點是什么？在這里我想舉出美國企業(yè)家貝林先生的例子來說明問題。我曾為他的自傳寫過序言，與他有過深入的交談。他對我說，他原先為自己定下的文化目標是“展現(xiàn)個性的成功”。其中，又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他追求“多”，即利潤多，產(chǎn)業(yè)多；第二階段，他追求“好”，即質量、品牌都達到國際一流；第三階段，他追求“獨”，即一切都獨一無二，不可重復。他說：“當這三個階段全都走完之后，我還不到六十歲。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無聊，甚至覺得連活著都沒有意義了?！敝钡蕉稹鹨荒耆拢粋€偶然的機會，他在亞洲某地把一把輪椅推到一個六歲的殘障女孩前，女孩快速學會運用后兩眼發(fā)出的生命光輝，把他的生命也照亮了。幾年后，在非洲，一個津巴布韋青年背著一位完全不認識的殘障老婦人，用幾天時間穿過沙漠來向貝林先生領輪椅，貝林先生看著這個青年獨自向沙漠深處走回去的背影想：“我一直以為有錢才能做慈善。他讓我明白，我這一生把梯子擱錯了墻，爬到頂上才發(fā)現(xiàn)擱錯了。”現(xiàn)在，貝林先生成天在世界各地忙碌，早已沒有一絲無聊之感。他在做什么，我想大家一猜就明白。這是一位六十歲之后才找到了文化的最終目標的大企業(yè)家。他明白了，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貝林先生與我們一樣，當然從小就知道愛和善良，并把它們看成是道德之門、宗教之門，卻很少與文化聯(lián)系起來。文化，似乎主要是來制造界線的：學歷的界線、專業(yè)的界線、民族的界線、時代的界線、高低的界線、成敗的界線、貴賤的界線、悲喜的界線、雅俗的界線……。在這重重疊疊的界線中，人們用盡了才華和智謀，編制了概念和理由，引發(fā)了沖突和談判。這一切，似乎全都歸屬于文化范疇。貝林先生原先爭取的“個性”、“成功”、“多”、“好”、“獨”，也都是因為一條條誘人的界線而被誤認為是“文化追求”。歌德的一句話，就把整個“局”破解了。他說——人類憑著聰明，劃出了一條條界線，最后用愛，把它們?nèi)客频埂Ｒ虼?，貝林先生在六十歲之后獲得的轉變，是他擺脫一重重“小文化”的界線之后所發(fā)現(xiàn)的“大文化”。這種“大文化”，居然是他從小就聽熟的詞匯：愛、善良。愛和善良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沒有愛和善良，即便是勇敢的理想，也是可怕的；即便是巨大的成功，也是自私的。相反，如果以愛和善良為目標，那么，文化的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全都會因為這個隱藏的光源，而晶瑩剔透。一個最復雜的文化課題，立即變得不復雜了。中國儒家說：“仁者愛人”，“愛人者人恒愛之”，“與人為善”，“止于至善”。他們都把愛和善良看成是最高德行，最后原則?；厮葸h古歷史，最早所說的“文化”，就是指人活動的痕跡。當這種痕跡集中起來，“文化”也就是人類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上的生態(tài)共同體。但是，這樣的共同體應該很多，為什么只有很少幾個能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生存下來，而其他卻不能？過去的解釋是，能生存，只因為強大。其實只要稍稍研究一下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傳染病疫就能明白，人類在巨大而突發(fā)的破壞力面前，一時的所謂強大并沒有用。如果不能互相救助，反而互相爭奪，那么，誰也存活不了。因此，存活之道，繁衍之道，發(fā)展之道，必然包含著大愛之道、善良之道。從大說到小，就連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能夠存在，也必定是無數(shù)前人善良的結果。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寫道：唐末一個逃難者在嚴寒之夜被拉進了一扇柴門，宋代一個書生涉江落水被路人救起，這很可能是我的祖先。一場滅絕性的征剿不知被誰勸阻，一所最小的私塾突然在荒村開張……這些事情，也都可能遠遠地與我有關。因此，我們區(qū)區(qū)五尺之軀，不知沉淀著多少善良因子。文化是一種感恩，懂得把它們?nèi)繂拘?。我不否認，歷史上更多地存在著“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但是，正是在血泊邊上的點滴善良，使人類沒有退回叢林變?yōu)閯游?，這就是動物所沒有的“文化”。世間很多最初原理都會變成終極原理，善良也就由此而成了文化的最終目標。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文化宣示得非常堂皇卻分析不多，而佛教文化卻建立了一個更精密的精神架構。佛教的邏輯出發(fā)點，倒不是善，而是苦。人為什么有那么多苦？因為有很多欲求。而細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虛妄的。世間種種追求，包括人的感覺、概念、區(qū)分，都是空相。在快速變化的時間過程中，連自己這個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了“無我”、“無?！钡膯⑽颍梢宰屓私饷撘磺辛b絆。但問題是，處于早已蒙惡的世間，“獨善”的自己已不真實。那就應該解救和引渡眾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處凈土。這一來，對于整個人間，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懷擁抱和融化，所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這個意思。包括佛學家在內(nèi)的很多哲學家都認為，人之為人，在本性上潛藏著善的種子。灌溉它們，使它們發(fā)育長大，然后集合成一種看似天然的森林，這就是文化的使命。對于這一點，我本人，是從中國民眾一次次自發(fā)救災的壯舉中才深深體會到的。因此我曾多次說，我的文化課程，部分完成于課堂，部分完成于書房，而更重要的部分，則完成于一個個遺跡廢墟，和一個個救災現(xiàn)場。德國哲學家康德曾多次表示，對于人類最終的善良原則和道德原則，不可討論，也不必討論。它們像星座一樣高耀頭頂，毋庸置疑，必須絕對服從。雨果又補充一句：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陽。當然，不管是星座還是太陽并不能取代一切。文化的天地遼闊而多變，接受善良的光照會有很多不同的層面和方式。例如，思索人生過程，尋找審美形式，表達震驚、恐懼、憐憫、軟弱、無奈，都是以珍惜生命為起點，因此也在善良的坐標之內(nèi)。吶喊、詛咒、譴責、揭露，也都與此有關。即便是純粹描寫山水，創(chuàng)造美的形態(tài)，也都是對人類感覺的肯定，對居息星球的探詢，皆屬大愛范疇。因此，以愛和善良為終極目標，并不會縮小文化的體量。3.中國文化的特性講了文化，就要縮小范圍，講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學者發(fā)表了各種意見，我大部分不贊成。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所找出來的“特性”，并沒有區(qū)別于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例如：“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海納百川”、“尊師重教”、“寬容忍讓”、“厚德載物”等等成語，一直被輪番用來概括中華文化的特性。看起來好像并沒有錯，但一旦翻譯成外文就麻煩了，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民族的經(jīng)典中都有類似的說法，我們只不過是用漢語文言來表述罷了。這表明了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貴一致，卻也表明，我們不能以這些一致性來說明中國文化獨特性。更重要的是，這些美好的語匯，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對人們的教誨和宣示，并不能說明大家已經(jīng)投之于實踐。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沒有做到，才提出這種訓誡的。因此，所謂文化特性，還必須具有廣泛而長久的實踐性。按照獨特性和實踐性的標準，我把中國文化的特性概括為三個“道”——其一，在社會模式上，建立了“禮儀之道”；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其三，在行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用這三個“道”來說明中國文化與別的文化的根本區(qū)別，外國人能接受嗎？我從六年前開始，就應邀分別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馬里蘭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這樣一條思路進行演講，反響十分積極。每次演講之后，我照例還會與當?shù)氐慕淌?、學者作一些討論。大致可以肯定，這樣的思路比較容易被國際學術界認可。下面，我想用最簡單的話語，對這三個“道”略作說明。先說“禮儀之道”。我們的祖先早已發(fā)現(xiàn)，文化雖軟，但要流傳必須打造出具體的形態(tài)。從原始社會傳下來的各種民間文化，大多是以陋風惡俗的強硬方式來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們試圖推行的仁愛、高尚、溫厚、互敬、忍讓、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須設計出一整套行為規(guī)范，通過一定的儀式進行半強制化的傳揚。例如，出于親情倫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獲得深刻認知時，也必須學會每天向父母親請安。這種請安就是半強制化的行為規(guī)范，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續(xù)的纜索。因此，所謂“禮儀”，就是一種便于固定、便于實行、便于審視、便于繼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儀式。設計者們相信，只要規(guī)范在，儀式在，里邊所蘊藏著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則，文化精神只能隨風飄散。因此，荀子說，“禮者，人道之極也”。意思是，禮儀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禮儀當然也會給每個個人帶來很多不自由，這一點孔子早就看出來了，因此說“克己復禮”。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師們的努力，使中國在不少時候被稱為“禮儀之邦”。把“禮儀”當作社會模式，也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間保持著一種可貴的端莊。缺點是，“禮儀”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縟節(jié)，限制了心靈啟蒙和個性表達，更阻礙了大多數(shù)中國學者進行超驗、抽象的終極思考。再說“君子之道。儒者企圖改造社會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會的目標變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們設定的行為程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出發(fā)點，誰知辛苦到后來，治國、平天下的計劃基本落空，因此，出發(fā)點又變成了目的地。他們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征。在這里我們不妨作一個宏觀對比：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覺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紳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騎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武士”，而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與它們重復。我們的祖先沒有給君子下一個定義。但是比下定義更精采的是，他們明確設定了君子的對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問題上都把君子和小人進行近距離的直接對照。這種理論方式，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又瑯瑯上口，非常便于流傳。你們看，歷來中國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隨口說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結果，兩千多年說下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而不希望轉變?yōu)槌晒Φ男∪?；即使被別人說成是壞人，也不愿意被別人說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證明古代儒者確實已經(jīng)把一切政治之夢、禮儀之夢凝縮成了君子之夢、人格之夢。最后說“中庸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中國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極端化的誘惑?！爸杏怪馈闭J為，極端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痛快、爽利，卻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須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尋求合適和恰當；必須放棄僵硬和狹窄，而去尋求彈性和寬容?！爸杏怪馈笔且环N整體思維方式。它反對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卻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結果，卻也承認過程；它知道是非，卻又肯定轉化……。它認為，互補、互動、互易的整體，是世界的真相，而極端化思維則是虛假思維。中國歷史上也出現(xiàn)過不少極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義和團、“文革”等等，但時間都不長。占據(jù)歷史主導地位的，還是基于農(nóng)耕文明四季輪回、陰陽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學。這種哲學，經(jīng)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論述和實踐，已成為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模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癡迷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幸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鍵的緩沖作用、阻爆作用和療傷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維護了世界。例如，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國軍事遠征，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樣。這種區(qū)別，連很多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過了很久才弄明白，發(fā)覺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五年我曾在聯(lián)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fā)表了題為《利瑪竇說》的演講，以一系列歷史事實，從文化哲學上批駁了“中國威脅論”。好了，三個“道”，社會模式、人格模式、行為模式齊全，而且組合嚴整，構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別人如果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沒有見識。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經(jīng)常拿著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會觀念貶斥中國和中國人。不錯，那些西方觀念都很優(yōu)秀，很值得我們學習，但我稍稍也有一點不服氣。因為在那些觀念產(chǎn)生之前，中國文化已經(jīng)相當剛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跋喈攧偨　钡淖C據(jù)，就是當同年的鄰居早已紛紛死亡，而它還生氣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唐宋，活出了人丁興旺。活得那么久，活得那么大，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精神價值么？幾個月前在臺北，我與一位美籍華人政論者產(chǎn)生爭執(zhí)。他說：“西方的價值系統(tǒng)，是我們討論全部問題的起點和終點?！蔽艺f：“是不是終點，你我都沒有資格判斷。但是，我有資格肯定，起點不在那里?！?.中國文化的弊病說了中國文化的建樹，那也就有必要討論一下它的弊病了。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面講的三個“道”對應，也選出了三個“弱”。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于公共空間?！肮部臻g”（public space）作為一個社會學命題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新闡釋的，卻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文化對此一直比較黯然，歷來總是強調，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qū)。你看，古代一個官員坐著轎子來到了某個公共空間，前面一定有差役舉出兩塊牌子：“肅靜”、“回避”。這么一來，公共空間一下子又不見了。那么，似乎只好讓知識分子來關心公共空間了，但是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里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這個毛病，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個重要論述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档抡f，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蔽以趪庥螝v時經(jīng)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游客隨地吐痰、高聲喧嘩、在旅館大堂打牌等等低劣行為，認為沒有道德。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嘩的農(nóng)村婦女，很可能收養(yǎng)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tài)，只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guī)范。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當然，這樣的事說到底確實也與道德有關，那就是缺少公德。現(xiàn)在，中國文化的這個缺漏只能靠我們當代人來彌補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文化強市”，我認為，最重要的支點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時又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廣大市民的集體人格和審美習慣，都在那里培養(yǎng)。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于實證意識。已故的美籍華人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歷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數(shù)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個新詞匯，來闡述一個老問題。他特別舉了明代朝廷檔案《明實錄》的例子，發(fā)現(xiàn)那里記載的數(shù)字大多很不準確，甚至極為荒謬，但從撰稿者、抄寫者、審核者，到閱讀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區(qū)。這個盲區(qū)，在中國現(xiàn)代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實證架勢的數(shù)字，往往最難相信。什么“三個月戡亂成功”、“畝產(chǎn)二十萬斤”、“百分之九十五的當權派都爛掉了”等等，這些風行全國的數(shù)字，有哪一個得到過實證？實證意識的缺乏，也就是科學意識的缺乏。這種傾向，使中國文化長期處于“只問忠奸、不問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實，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礎?，F(xiàn)在讓人痛心疾首的誠信失落，也與此有關。假貨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禍害最大；謠言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傷害最深。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具備發(fā)現(xiàn)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序。多年來我發(fā)現(xiàn)，在中國，不管什么人，只要遇到了針對自己的謠言，就無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來破除。什么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不必依賴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殺，僅僅靠著社會上多數(shù)民眾對證據(jù)的辨別能力，以及對虛假的邏輯敏感，就能讓事實恢復真相。對此，中國文化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文人則大多助紂為虐，幾乎所有后果最壞的謠言，都是文人制造出來的。本來，傳媒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達可以幫助搜尋證據(jù)、克服謠言，但事實證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謠言的翅膀，滿天飛舞。總之，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個短句進行概括：造謠無責，傳謠無阻；中謠無助，辟謠無路；駁謠無效，破謠無趣；老謠方去，新謠無數(shù)。由此聯(lián)想到社會大局，什么時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謠生事，一定會引發(fā)一場場難以控制的人文災難。我這些年在香港，驚訝地發(fā)現(xiàn)那里很多文人都固執(zhí)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現(xiàn)場還“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我怎么用親身見聞來反駁都沒有效果。對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災害的國家，救災行動遠遠比不上中國，卻并沒有這種謠言。因此我不能不認定，這里確實隱藏著中國文化的一大毛病。中國文化的第三個弱項，是疏于法制觀念。我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中國至今最流行的文學，仍然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藝術手法上頗多佳筆，但在文化觀念上卻一定在頌揚“法外英雄”。這種英雄國外也有過，如魯賓漢、佐羅，但文化地位遠沒有在中國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國文化中，“好漢”總是在挑戰(zhàn)法律，“江湖”總是要遠離法律，“良民”總是在攔轎告狀，“清官”總是在法外演仁。這類“總是”還可以不斷列舉下去，說明中國歷來的民間靈魂大多棲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飄零在邊緣地帶。當然，這也與中國法制歷來的弊病有關。相比之下，與中國的“水滸好漢”幾乎同時的“北歐海盜”，卻經(jīng)歷了從“家族復仇”到“理性審判”的痛苦轉化過程。中國的這個轉化遲至現(xiàn)代才開始，但在文化上卻一直沒有真正開始。這個問題，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討論北歐海盜的那些文章，有較詳細的論述。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嚴重影響廣大民眾快速進入現(xiàn)代文明。讓人擔憂的是，現(xiàn)在有很多官員還在忙著表演離開法制程序的所謂“親民”舉動，把上訪看作起訴，以調解替代審判，用金錢慰撫非法，結果，法律被貶，正義蒙塵，兇者得利，善者受損。更嚴重的是，不少活躍在傳媒和網(wǎng)絡上的文人還把自己的喧鬧圍啄當作“民間法庭”。其實，中外歷史都證明，世間一切“民間法庭”都是對法律的最大破壞。中國文化的弱項還有很多，我曾在香港鳳凰衛(wèi)視中很系統(tǒng)地講過一年，今天由于時間有限，僅舉上述這三點。但是，僅此三點已經(jīng)夠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經(jīng)過好幾代。5.近三十年的進步由于我對文化的定義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集體人格，因此在整體上對中國文化的現(xiàn)狀很不滿意，有時甚至很憤怒。虛假、空洞、重復、極左、奉迎、低智、惡趣、媚俗之風，在文化領域越演越烈。我認為，造成了這些現(xiàn)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國文化體制的慣性延續(xù)。由于這種體制與日新月異的社會發(fā)展越來越格格不入，因此比過去任何時代都不可容忍。但是，如果不理會這種陳舊體制，而是看社會的正常層面，那么，在一些基本文化觀念上還是取得了重大進步——第一，由于三十年來“注重經(jīng)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實踐，比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這種民生文化，已經(jīng)成為當代社會的思維主軸，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重點，與以前沒完沒了的斗爭哲學劃出了時代性的界限。以這種民生文化為坐標，過去流行的“宮廷興亡史觀”也在漸漸被“全民生態(tài)史觀”所替代。目前，這種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務體系、更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推進。這一切，看似經(jīng)濟事件、社會事件，但在我看來，都是重大文化事件。第二，由于改革開放，文化視野開拓，比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謂多元文化，其實也是包容文化、差異文化、對峙文化。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賞許多異己的藝術形態(tài)，新生的一代更愿意把創(chuàng)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間。這對于長期處于“大一統(tǒng)”傳統(tǒng)之下的中國文化而言，實在是一大進步。與廣大民眾相比，倒是有些官員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大為落后，仍然固守著保守的奉承觀念，頤指氣使。但從總的發(fā)展趨勢來看，這已經(jīng)不成氣候，多元文化的觀念已經(jīng)推向了全社會?，F(xiàn)在，反倒是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多元化進程缺少理解和寬容。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災的行動，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在我看來，全中國上上下下從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聲音，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轉型。因為類似的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有了“生命第一”的觀念，人性、人道的命題都可以一一確立，大愛、大善的行為也可以進一步發(fā)揚，直逼我在前面所說的文化的最終目標。顯然，這是中國文化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最重要標志。大家可能已經(jīng)從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與海內(nèi)外那些熱衷于編織“哀鴻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開了激烈爭論，核心問題就在于：全民支援災區(qū)的事實，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靠愛，還是靠恨？我認為，中國社會沉淀的恨已經(jīng)太多，好不容易迸發(fā)出了普天大愛，應該珍惜，不容糟踐。除了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對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廣大民眾。這也難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們大多還沉溺于書面文化、謀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出昔日的泥淖。在肯定上述實質性進步之后我們還應看到，這些進步還帶有不少被動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會體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進程的推進，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經(jīng)出現(xiàn)，努力有了依憑。6.當前的文化隱憂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問題，比它的歷史弊病還要復雜。因此，我今天的演講要在這個話題上停留較多時間，大膽地把幾個隱憂坦陳出來。第一個隱憂，復古文化正在沖擊著創(chuàng)新文化。前面剛剛講過，我不贊成拿著西方文化的兩百年來壓中國文化的五千年。這話本該說得理直氣壯卻很難理直氣壯了，因為最近幾年，國內(nèi)突然風行起復古主義，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其實，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創(chuàng)新，而不是懷古。要懷古，比中國更有資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們不創(chuàng)新，成天向世界講述巴比倫文明和法老遺言，怎么能奢望在現(xiàn)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很遺憾，打開我們的電視、報紙、書刊，很少有一個創(chuàng)意思維引起廣泛關注，永遠在大做文章的還是一千年前的梟雄心計、七百年前的宮門是非，以及古人之奪、古墓之爭、老戲重拍。本來，做一點這種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斷力不高的現(xiàn)代中國，社會關注是一種集體運動，傳播熱點是一種心理召喚，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幾年下來，廣大民眾心中增添了很多歷史累贅，卻沒有提升創(chuàng)新的敏感度，這不是好事。復古文化在極度自信的背后隱藏著極度的不自信。因為這股風潮降低了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進行平等對話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語、自娛自樂、自產(chǎn)自銷、自迷自醉。這是中國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倒退。更讓人警惕的是，這幾年的復古文化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違背我前面講過的“愛和善良”原則，竭力宣揚中國文化中的陰謀、權術、詭計，并把它們統(tǒng)統(tǒng)稱之為“中國智慧”、“制勝良策”。相反，復古文化從來不去揭示中華大地上千家萬戶間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悠久生態(tài)，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這種曲解，已經(jīng)傷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質，傷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設，也傷害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fā)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xiàn)象也進行過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于當時還處于起步狀態(tài)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xiàn)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jù)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jīng)把很多處于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地方戲曲，全都不分優(yōu)劣地當作“國家遺產(chǎn)”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泰斗”、“文化經(jīng)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tài)。保護，對破壞而言，是一個正面概念；但對改革而言，則很可能是一個負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貿(mào)易保護主義”，就意味著倒退。由于很多文化官員對于文化發(fā)展的大勢缺少思考，這股失控的復古勢頭也獲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結果，當過去的文化現(xiàn)象在官方的幫助下被越吹越大，創(chuàng)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第二個隱憂，民粹文化正在沖擊著理性文化。我前面曾經(jīng)說到，康德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有勇氣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這句話的關鍵詞，除了“公共空間”就是“運用理性”。但這些年來，理性文化還沒有來得及被廣泛運用，卻受到民粹文化的嚴重沖擊。民粹和復古一樣，都是在設定虛假信仰。任何虛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騙。每一個正常的現(xiàn)代社會都應該重視民眾的呼聲，但是，這種重視必須通過真正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來實現(xiàn)。應該承認，世上許多重大課題，一般民眾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記憶中，如果三十年前拿著“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大問題進行民意測驗，肯定很難通過。因為這牽涉到很多“鐵飯碗”保不住，而一般民眾又無法預計中國經(jīng)濟后來得發(fā)展。又如，現(xiàn)在如果拿著“低碳”、“減排”、“禁獵”、“限牧”、“休漁”等等問題交付民意裁決，情況也很不樂觀。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則，那么，人類為什么還需要那些苦苦尋求真理的文化大師，而且他們都那么孤獨？孔子流浪十幾年，一路上沒有什么人聽他的，除了身邊幾個學生；老子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單身出關，不知所終。如果讓當時的民眾來評判，他們這些默默趕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眾追捧的，是另一類人物。對于民粹主義，凡是經(jīng)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不陌生。那時候，普天下都是大鳴、大放、大批判、大揭發(fā)，號稱大民主。發(fā)起沖擊者，就是自稱“革命群眾”的造反派。他們被一些投機文人封為“弱勢群體”，但當時真正的弱勢群體，顯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認為，“文革”如果僅僅是一場上層的政治斗爭，那還算不上災難；但是，當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立即就變成了一場全民浩劫。幸好，他們那時只用大字報，還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民粹很像民主，卻絕對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濫，是對不民主的懲罰，但是這種懲罰喚不來民主。民粹對于民主的損害，甚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讓人向往民主，民粹讓人誤解民主。由于民粹主義歷來是一群投機文人挑唆起來的，因此還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站出來堅持冷峻的理性，與他們對峙。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由于多年來對于民粹的放縱，現(xiàn)在要面對著它來堅持理性，已經(jīng)成為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民粹主義表現(xiàn)在文化藝術上，就是放棄應有的等級和標準，把低層觀眾的現(xiàn)場快感當作第一坐標。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美學都告訴我們：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對人的提升。一切優(yōu)秀的文化藝術本是歷代大師辛勤架設的提升人們生命品質的階梯，民粹主義拆掉了所有的階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鬧。當然，嬉鬧也可以被允許。但是應該明白，即使普通民眾，也有權利尋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權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審美等級。今天我要請在場的同學們冷靜下來設想一下，如果把人類歷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藝術大師都一一交給當時當?shù)氐拿癖妬怼昂＿x”，結果能選上哪幾個？我可以肯定，一個也選不上?！昂＿x”，是社會上部分愛熱鬧的年輕人的短期游戲，與藝術的高低基本沒有關系。最有精神價值的作品，永遠面對著“高貴的寂寞”。雖然寂寞，卻能構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燈，遠山的塔?？傊还茉谀膫€時代、哪個國家，文化藝術一旦受控于民粹主義，很快就會從驚人的熱鬧走向驚人的低俗，然后走向驚人的荒涼。第三個隱憂，文化的耗損機制仍然強于建設機制?，F(xiàn)在經(jīng)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舉世矚目，卻為什么遲遲不能出現(xiàn)真正被海內(nèi)外公認的文化成就？”答案，必定與文化的耗損機制有關。耗損有不同的類型，我要先講一講“惰性耗損”?！岸栊院膿p”是一種體制性的毛病，這種毛病耗損了文化的活力，浪費了文化的資源，使“惡性耗損”乘虛而入。今天中國文化的“惰性耗損”，主要耗損在官場化、行政化的體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仍在體制之內(nèi)，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卻在體制之外。文化的官場化、行政化，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在中國大陸一層層“領導”文化的部、委、局，以及“文聯(lián)”、“作協(xié)”這樣的官方機構中。這些機構一定也做過一些好事，當然還可以繼續(xù)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邊。但是現(xiàn)在應該厘清它們的真實性質，免使它們繼續(xù)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它們實質上沒有太多權力，也沒有當代的代表性，可能會給部分人員一些身份和津貼吧，卻無法面對文化創(chuàng)建上的真正問題。其實目前處于文化創(chuàng)建前沿的，是年輕的一代。他們天天遇到的障礙、挑戰(zhàn)、掙扎、樂趣，是官方機構無法想象的。這中間的差異，就像“野戰(zhàn)軍”和“軍人俱樂部”之間的天壤之別。現(xiàn)在的體制似乎把“軍人俱樂部”里的活動當作了戰(zhàn)場，錯把大量的國家文化資源和榮譽資源都給了他們。而在真實的戰(zhàn)場上，卻風沙撲面，蛇蝎處處，缺少支援。這就引出了“惡性耗損”。我們應該檢討，在“文革”之后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對于禍害極大的“革命大批判”，當時只是否定了它的具體內(nèi)容，卻沒有否定它的行為模式。于是，幾十年一過，當“文革”災難漸漸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F(xiàn)在中國文化傳媒界一些不斷整人的投機文人，比“文革”時期的造反派更加惡劣，因為他們明知真相而堅持造謠，明知法律而堅持犯法。相比之下，當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們無知得多。這種大批判的行為模式，永遠是假借“大眾”的名義，通過捕風捉影、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鼓噪起哄，給文化環(huán)境帶來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為了安全起見紛紛尋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軍方的文藝團體。沒有獲得這種背景而又有較大名聲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就成了“惡性耗損”的重點對象。正是這種耗損，危及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這中間，很多傳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負面作用。近十年來，這些傳媒經(jīng)常在境外控訴，它們的記者如何受到了哪個縣長、哪個機關的不禮貌對待，似乎他們是正義的化身，又是備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們忘了告訴人們，自己就是一種強大權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創(chuàng)造者一直受到它們的誹謗、追毆而求告無門。當誹謗被一一揭穿，它們也從來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罰，總是轉身去謀劃著新的誹謗。它們?yōu)槭裁锤矣谌绱?？那是因為，這些傳媒都頂著“政府喉舌”的光環(huán)，不存在體制上的對立面，更沒有法律上的擔憂。因此，即使沒有受到它們傷害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我企盼政府盡快與大多數(shù)文化傳媒脫鉤，使它們不再享有特權，隨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監(jiān)督和懲處。從現(xiàn)在看來，中國的法律界習慣于把受毀損的文化人看成是“公眾人物”，似乎理應挨打；把傳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論自由”，似乎理應施暴。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領域，任何惡性耗損幾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價。時間一長，文化耗損者的隊伍大大擴充，文化建設又何從談起？近兩年，很多地方都在為缺少文化人才而著急，準備放寬政策、重獎重賞、多方引進。其實，在我看來，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損”和“惡性耗損”，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數(shù)量有限，居無定所，永遠在尋找著能夠守護文化等級和文化安全的地方。講了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三個隱憂，可能會引起大家的不少煩惱。這些問題發(fā)作的程度已經(jīng)不輕，什么時候能夠緩釋？什么時候能夠解決？對此我想作一個讓大家寬心的判斷。我認為，復古文化的熱潮現(xiàn)在已經(jīng)越過了峰尖，開始降溫。原因是人們已經(jīng)發(fā)覺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謀略對于當代生活幫助并不大，產(chǎn)生了厭倦。同樣開始引起人們厭倦的，是那種“惡性耗損”機制。大家漸漸發(fā)現(xiàn)，雖然這種機制每次發(fā)動進攻時都聲勢很大，但到最后都疑竇重重。時間一長，連幸災樂禍的起哄者都疲頓了。我想，幾年以后如果中國法院能對一些誹謗罪、誣陷罪作出刑事審判，而獲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橫行霸道多少年的傳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國文化的情況必定會快速好轉。據(jù)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著這一天。我感到悲觀的，反倒是那些看起來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損”。那么多爭權奪位的協(xié)會，那么多假大空的晚會，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評獎，那么多近似于“樓堂館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時候能夠大刀闊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員也看出了其中的虛耗成分，但覺得反正有錢，用文化做點“面子工程”也未嘗不可。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惰性耗損”越熱鬧，真是的文化創(chuàng)造就越難產(chǎn)。這個毛病的克服，應該與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在所有的焦慮中，我最為焦慮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濫。我已經(jīng)一再警告，這里埋藏這一場巨大的人文災難，危害性超過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能夠有效抑制它的觀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對它的畏怯、喂食和嬌寵，致使很多憂慮者不得不移民遠去。說到這里，大家已經(jīng)明白我為什么在演講一開始就在叫苦了。文化，當它以自己的身份爭取尊嚴的時候，一點兒不比政治、經(jīng)濟、科學簡單。文化又大又難，在文化上即使終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會太多。因此，進去的人流總是浩浩蕩蕩，出來的成果總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景，與科技領域完全不同。我很抱歉向年輕的同學們說了這么多沉重的話題。我想，與其讓你們自己去一點點吃驚地發(fā)現(xiàn)，還不如先把真相告訴你們，相信你們能夠面對。最后，我想改變氣氛，縮小話題，提振情緒，對澳科大的同學們留幾句鼓勵的話，來作為演講的了結——同學們，不知你們聽了我的演講后，還喜不喜歡文化。但是不管怎么說，你們逃不開它。那就不要逃，主動投入吧，文化也需要你們。投入文化就是投入創(chuàng)造，就像我們的祖先刻第一塊玉，燒第一爐窯。你們還那么年輕，應該立即命令自己成為一個文化創(chuàng)造者，而不僅僅是文化享受者。作為一個文化創(chuàng)造者必須是善良的，絕不會傷害別人，指責別人，而只會幫助別人，把最好的作品奉獻給別人。他的每一項創(chuàng)造，都是出于大愛。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精力永遠不夠用，因為他們要探尋全人類和全民族的終極價值和重大憂患，還要探尋最佳的藝術形式，使每一個作品都能提升人們的生命體驗。作為一個文化創(chuàng)造者必須是誠懇的，不會假裝“復古”來掩飾自己在現(xiàn)代性上的無能，也不會假借“民意”來遮蓋自己在主體性上的乏力。作為一個文化創(chuàng)造者又必須是超逸的，既不會屈服于學歷壓力、職稱壓力、輿論壓力、官位壓力，也不會屈服于同行嫉妒、文人耍嘴、痞子潑污、傳媒圍攻。只有這樣，我前面所說的諸多弊病、種種隱憂，才會被逐步冷落和化解。中國文化的前途取決于像你們這樣年輕的創(chuàng)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為人格，那么，你們的品行、等級、力量、眼界、氣度、心態(tài)，就是中國文化的未來。就講到這里吧。整整一個下午，大家聽得那么專注，那么安靜，讓我感動。對于在座的名譽博士和各位教授，我實在要說“不敢當”，請你們多多包涵、指正；對于在座的那么多學生，我要說的是，學習科學技術的年輕人能夠如此誠懇地面對文化課題，真讓我安慰。

編輯推薦

全世界60個國家圖書館競相珍藏，余秋雨親筆題寫全套書名2005年4月，余秋雨先生應邀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發(fā)表演講。演講前，館方把他們圖書館中文部所藏的余秋雨著作送至余秋雨面前。但是，這些書竟然有相當一部分是盜版書。因此，余秋雨先生便下了一個“送書”的決心。在這份國際禮單中，《何謂文化》《文化苦旅》《千年一嘆》《行者無疆》等經(jīng)典作品全部被收入，并由余秋雨親自題寫書名，有極高的收藏價值。《文化苦旅》出版20年之后，余秋雨最振聾發(fā)聵的思想表達所有篇章均為首次公開出版，中國人不可不讀的文化自省錄首度披露文革往事，回應媒體諸多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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