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兒童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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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歐美）兒童文學史是一部兒童文學“獨立國”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18世紀發(fā)現(xiàn)兒童，19世紀完成了由民間文學向兒童文學的大轉(zhuǎn)變，到20世紀兒童文學已經(jīng)發(fā)展為“擁有主權(quán)和法規(guī)的一個獨立大國”（高爾基）。而我國的兒童文學起步比西方晚近兩個世紀，于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萌生，后因戰(zhàn)爭、動亂與失誤，使我們失去了許多與世界溝通和交流的機會。以1954年成立的國際少年兒童圖書協(xié)會（簡稱“IBBY”）為例，我國1986年加入時已落后于印度、泰國、馬亞西亞、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國家許多年，更不待說遲于隔水相望的日本了。此后雖說名義上加入了，但實際上在其中既起不了一個大國的作用，因而也沒有一個大國的地位。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條也是肯定的，即我們對西方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了解得太少，更乏扎實全面的研究。這缺憾，不僅使我們?nèi)狈κ澜绲难酃?，也因此迷失了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之路。在這樣的背景下，韋葦先生的新著《西方兒童文學史》（湖北少兒出版社）出版，就有它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西方兒童文學史》的出版，為研究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以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生為例。正如中國藝術(shù)童話的奠基者葉圣陶所說的“我寫童話，當然是受了西方的影響”（《我與兒童文學》）一樣，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也是誕生于譯介西方兒童文學的熱潮中。中國是先有一批通曉外語而又熱心于創(chuàng)建中國兒童文學的作家，如魯迅、鄭振鐸、周作人、茅盾等，然后中國人才開始認識安徒生、王爾德、凡爾納與普希金，中國兒童的書架上才有適合他們看的童話和小說，然后才有標志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葉圣陶童話。因而，不研究西方兒童文學史，就無法解釋西方兒童文學為什么對20世紀初的中國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也幾乎不能指望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生會有準確、精到的解釋與描繪。
其次，《西方兒童文學史》的出版，為研究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必要的參照系。有沒有這個參照，完全不一樣。沒有這個參照，我們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就會陷于主觀狹隘，致使宏觀氣魄不足，不能把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放到世界兒童文學的巨大歷史坐標系中去考察，無法看清世界兒童文學的大趨勢，及我們兒童文學觀念中的問題。具體到編寫中國兒童文學史，則往往因缺乏參照而對作家、作品普遍評價過高。有這個參照，我們就會知道，魯迅譯薦的俄羅斯盲作家愛羅先珂和奧地利作家至爾·妙倫的童話，在他們的本國并非有影響有地位，也就不會動輒將他們與格林兄弟、安徒生、王爾德等童話大家相提并論；并且還能進一步解釋他們的童話為什么在中國有較大的影響，甚至像巴金這樣的一代文豪也說：“我是愛羅先珂童話的愛讀者”；“我四篇童話中至少三篇是在他的影響下寫出來的”（《談〈長生塔〉》，見《收獲》1979年第１期）。
第三，《西方兒童文學史》的出版，在供給國人歐美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現(xiàn)狀的同時，還可以讓我們從中引悟出一些兒童文學的真諦。譬如，從民間文學到兒童文學是一條金光大道；兒童文學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理性文學；兒童文學可以有“藝術(shù)兒童文學”與“大眾兒童文學”之分；“反顧童年”、“為自己寫作”是兒童文學的永恒主題；絕對沒有教訓意味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寫得8至80歲的人都喜歡讀，把玩耍中的兒童和壁爐邊取暖的老人一同吸引過來。凡此種種，都給發(fā)展中的中國兒童文學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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