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第二輯）：布羅代爾的遺產(chǎn)

內(nèi)容概要

布羅代爾是孤獨者，也是眾人膜拜的對象。說其孤獨，是因其強調(diào)要克服存在于社會科學中的分割，實行一個普遍的大聯(lián)合，但時至今日，似乎還不夠成功；說其風騷，那是因為他太過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讓人難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沖力。布羅代爾的史學思想與方法影響巨大，他的總體史觀與長時段觀念不僅成為年鑒學派的支柱性理論，而且超越了學科本身，對人文學科諸領域都產(chǎn)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書籍目錄

卷首語布羅代爾的遺產(chǎn)  布羅代爾與綜合學科：一位沒有聽眾的布道人？  布羅代爾：一個還是幾個？  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與新經(jīng)濟社會學  一個首要的理念——追蹤需求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布羅代爾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嗎？  “長時段”不是美國史學史的特點嗎？  仿佛穿過暗夜的船——關于美國國內(nèi)對《地中?！芬粫鴳B(tài)度的思考  美國基金地和布羅代爾研究機構(gòu)的構(gòu)建  福特基金會跨大西洋的任務與目標，1951—1981歷史哲學  歷史敘事之真實性的條件  為什么戰(zhàn)前日本的史學家隱瞞真相世界體系研究    古代世界體系與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帝國邊界內(nèi)外的生產(chǎn)：羅馬時代歐洲的商品、交換和權力  《評論》雜志目錄

章節(jié)摘錄

書摘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布羅代爾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嗎？/史蒂文·開普蘭 趙燕靈譯     20世紀60年代，布羅代爾思想并未在美國蔚然成風；不是長時段的60年代，只是編年意義上的十年，不論是在嚴謹?shù)臍v史編纂學界，還是在廣泛的知識界。50年代初的《地中?！泛?0年代初第二版的接受過程是復雜的，最初布羅代爾幾乎得不到任何學術出版社的支持。美國對他的評價眾所周知。對于這種熱潮，梅爾文·奈特（Melvin Knight）在《經(jīng)濟史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肯定了這部歷史地理著作的全面貢獻，但又批評這部著作可能被席米安德貨幣主義（Simiand monetarism）損害，對它即將對歷史學家們產(chǎn)生的地震性影響則毫無預見（Knight，1950：211—216）。不到一年，在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耀眼的美國移民生涯伊始，他也在同一家刊物上著文，將這部漫無邊際的大部頭著作責備得體無完膚，指責它沒有達到“由提出合適的歷史問題所能產(chǎn)生的各部分的整合”。貝林意識到《地中?！窡岢被\罩法國，他譴責了呂西安·費弗爾和他的同仁們，因為他們沒有仔細審閱這部著作，在這位詩人應得的贊美和這位學者應得的責備之間，他們難以作區(qū)分（Bailyn，1951：277—282）。    布羅代爾爆冷門，美國歷史學領袖之一——早期近代歐洲史專家加萊特·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覺得挺高興，但也并非全無微詞。雖然他承認該書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認為該書在概念和技巧之間并不平衡。馬丁利對布羅代爾對“傳統(tǒng)史學”的描述以及布氏對“新（‘勢不可擋的法國的’史學”的贊美略微有點惱怒，他發(fā)現(xiàn)第三部分（最明顯地接近傳統(tǒng)的，但對他而言也許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馬馬虎虎的”。此外，布羅代爾讓法國人直面他首選的地域，該意向是有傾向性的：因為布羅代爾通過夸張那被推斷描繪和強制延伸出來的“潮濕的撒哈拉荒野”，“輕視了”這個“大海本身”。作為費弗爾的門徒，布羅代爾對航運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來人被迫“修正（他的）許多結(jié)論”（Mattingly，1950：351—359）。    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們對布羅代爾的杰作回應極少。和他的同事貝林一樣，哈佛大學的知識史專家斯圖爾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這種否定。他認為該書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費弗爾計劃（Bloch-Febvre project），斷然拒絕接受它；這本書因為“枝蔓橫生沒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線索”，是難以理解的，并且對歐洲史研究沒有重大的影響（Hughes，1968：58）?！?/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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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代爾是孤獨者，也是眾人膜拜的對象。說其孤獨，是因其強調(diào)要克服存在于社會科學中的分割，實行一個普遍的大聯(lián)合，但時至今日，似乎還不夠成功；說其風騷，那是因為他太過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讓人難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沖力。布羅代爾的史學思想與方法影響巨大，他的總體史觀與長時段觀念不僅成為年鑒學派的支柱性理論，而且超越了學科本身，對人文學科諸領域都產(chǎn)生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布羅代爾爆冷門，美國歷史學領袖之一——早期近代歐洲史專家加萊特·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覺得挺高興，但也并非全無微詞。雖然他承認該書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認為該書在概念和技巧之間并不平衡。馬丁利對布羅代爾對“傳統(tǒng)史學”的描述以及布氏對“新（‘勢不可擋的法國的’史學”的贊美略微有點惱怒，他發(fā)現(xiàn)第三部分（最明顯地接近傳統(tǒng)的，但對他而言也許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馬馬虎虎的”。此外，布羅代爾讓法國人直面他首選的地域，該意向是有傾向性的：因為布羅代爾通過夸張那被推斷描繪和強制延伸出來的“潮濕的撒哈拉荒野”，“輕視了”這個“大海本身”。作為費弗爾的門徒，布羅代爾對航運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來人被迫“修正（他的）許多結(jié)論”（Mattingly，1950：351—359）。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們對布羅代爾的杰作回應極少。和他的同事貝林一樣，哈佛大學的知識史專家斯圖爾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這種否定。他認為該書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費弗爾計劃（Bloch-Febvre project），斷然拒絕接受它；這本書因為“枝蔓橫生沒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線索”，是難以理解的，并且對歐洲史研究沒有重大的影響（Hughes，1968：58）?！?/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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