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詩歌論稿

前言

　　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進位晉王，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繼承晉統(tǒng)者，東晉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當時偏于關中一隅的晉愍帝尚在世間，故而未正式稱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馬睿繼帝位，史稱晉元帝?！∽源艘灾猎醵辏?20年）恭帝禪位于劉裕而宋朝建立，東晉共歷十一帝，延祚百余年。　　本書所謂“東晉詩歌”，與上述歷史范疇的東晉概念稍有出入，實以兩晉之際的劉琨、郭璞為冠，而殿以晉宋之交的謝靈運。郭璞雖身歷兩晉，但其主要活動和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生在過江以后，早起檀道鸞、劉勰等人，已明確將其歸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牽入劉琨，一方面因其現存詩篇均作于兩晉之際，頗能反映東晉建立前后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劉勰、鐘嶸等將其與郭璞并提，視為江左詩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論者多沿其說。至于創(chuàng)作實績多在劉宋建立后的謝靈運被包括在內，則鑒于其在晉宋詩壇玄言山水嬗變歷程中所處的特殊位置。王瑤先生論述東晉詩歌流變時，就把謝靈運作為主要對象之一。①　　這一時期詩歌主潮的演變歷程，從南朝檀道鸞、劉勰、鐘嶸等人的簡要評述中可以一窺大略。但終因他們多語焉未詳，加之相關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別是玄言詩流傳至今者寥寥無幾，故而難①　見其《玄言·山水·田園一一論東晉詩》一文，載《中古文學史論》，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免給人以霧里看花之感。這種情形致使探討有關問題時，聚訟紛　　紜的現象屢見不鮮。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可以看出如下兩大特征：　　其一，對于這一時期詩壇主潮發(fā)展演變歷程，尚缺乏通貫性的研究。像王瑤先生《玄言·山水·田園——論東晉詩》那樣既注重深究具體問題，又研析詩風流變的成果似不多見。各種文學史、詩歌史之類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詩史時，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將關注的焦點集中于郭璞、陶淵明等人身上，對東晉玄言詩的發(fā)生、發(fā)展及演變則注意不夠，往往給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間過略的感覺。　　其二，與通貫性研究相較，圍繞具體作家或專題的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一些，主要體現在老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新課題的不斷發(fā)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詩》的主旨、玄言詩的起源與發(fā)展、陶淵明其人其詩、山水詩起源等問題時有成果發(fā)表。這方面的研究呈現出視野的拓寬與方法的多樣化等特點。比如聯(lián)系玄學思潮以探討陶淵明的人生理想與詩歌風貌，從佛教影響的角度探涉有關玄言詩、山水詩問題等。山但這類研究尚處起始階段，各種觀點之間的差異乃至沖突未嘗少見，進一步研究的任務仍很迫切。　　鑒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本書擬采取史、論結合的方式，于盡力把握這一時期詩歌發(fā)展脈絡，突現其演變軌跡的基礎上，廣泛聯(lián)系當時社會現實，努力揭示其嬗變之因。同時，著力研究具體問題，就一些爭議頗多的疑難現象提出一己之見?！　榱诉_到上述目標，本書在總體構思與結構安排上，采取了點、線并重的模式。以這一時期詩歌發(fā)展主潮為序，串聯(lián)起若干具有專題性質的章節(jié)。務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淺嘗輒止。與此相應，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不苛求行文體例的統(tǒng)一，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選定論題，視問題的癥結所在，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決定切入點的選擇與用墨多寡?！　|晉文人多與包括宗教在內的思想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其中玄學清談與佛、道文化的影響尤為顯著。其時詩風的發(fā)展演變，與思想文化領域的現狀亦存在或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如果不從當時思想文化的視角來看待問題，東晉詩歌發(fā)展中出現的諸多現象，就難以得出合理的解釋；我們對東晉詩人及其創(chuàng)作的理解，也必定流于膚淺的層面?！∫虼耍緯扇〉难芯糠椒?，大致可以歸入所謂歷史文化背景論之列。研究問題的切入點，主要集中在文學與玄學清談、佛、道等文化現象的關系方面?！　∮捎诠P者學識有限，撰寫過程中時有力不從心之感，故不當乃至謬誤自在難免之數。祈請學界方家、同好不吝賜教，匡我不逮。

內容概要

　　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進位晉王，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繼承晉統(tǒng)者，東晉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當時偏于關中一隅的晉愍帝尚在世間，故而未正式稱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馬睿繼帝位，史稱晉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禪位于劉裕而宋朝建立，東晉共歷十一帝，延祚百余年?！　　　”緯^“東晉詩歌”，與上述歷史范疇的東晉概念稍有出入，實以兩晉之際的劉琨、郭璞為冠，而殿以晉宋之交的謝靈運。郭璞雖身歷兩晉，但其主要活動和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生在過江以后，早起檀道鸞、劉勰等人，已明確將其歸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牽入劉琨，一方面因其現存詩篇均作于兩晉之際，頗能反映東晉建立前后的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劉勰、鐘嶸等將其與郭璞并提，視為江左詩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論者多沿其說。至于創(chuàng)作實績多在劉宋建立后的謝靈運被包括在內，則鑒于其在晉宋詩壇玄言山水嬗變歷程中所處的特殊位置。王瑤先生論述東晉詩歌流變時，就把謝靈運作為主要對象之一。①　　　　這一時期詩歌主潮的演變歷程，從南朝檀道鸞、劉勰、鐘嶸等人的簡要評述中可以一窺大略。但終因他們多語焉未詳，加之相關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別是玄言詩流傳至今者寥寥無幾，故而難① 見其《玄言·山水·田園一一論東晉詩》一文，載《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免給人以霧里看花之感。這種情形致使探討有關問題時，聚訟紛紜的現象屢見不鮮。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可以看出如下兩大特征：　　　　其一，對于這一時期詩壇主潮發(fā)展演變歷程，尚缺乏通貫性的研究。像王瑤先生《玄言·山水·田園——論東晉詩》那樣既注重深究具體問題，又研析詩風流變的成果似不多見。各種文學史、詩歌史之類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詩史時，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將關注的焦點集中于郭璞、陶淵明等人身上，對東晉玄言詩的發(fā)生、發(fā)展及演變則注意不夠，往往給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間過略的感覺?！　　　∑涠?，與通貫性研究相較，圍繞具體作家或專題的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一些，主要體現在老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新課題的不斷發(fā)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詩》的主旨、玄言詩的起源與發(fā)展、陶淵明其人其詩、山水詩起源等問題時有成果發(fā)表。這方面的研究呈現出視野的拓寬與方法的多樣化等特點。比如聯(lián)系玄學思潮以探討陶淵明的人生理想與詩歌風貌，從佛教影響的角度探涉有關玄言詩、山水詩問題等。山但這類研究尚處起始階段，各種觀點之間的差異乃至沖突未嘗少見，進一步研究的任務仍很迫切?！　　　¤b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本書擬采取史、論結合的方式，于盡力把握這一時期詩歌發(fā)展脈絡，突現其演變軌跡的基礎上，廣泛聯(lián)系當時社會現實，努力揭示其嬗變之因。同時，著力研究具體問題，就一些爭議頗多的疑難現象提出一己之見?！　　　榱诉_到上述目標，本書在總體構思與結構安排上，采取了點、線并重的模式。以這一時期詩歌發(fā)展主潮為序，串聯(lián)起若干具有專題性質的章節(jié)。務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淺嘗輒止。與此相應，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不苛求行文體例的統(tǒng)一，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選定論題，視問題的癥結所在，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決定切入點的選擇與用墨多寡。

書籍目錄

前言第一章　兩晉之際的時代變奏第二章　郭璞與《游仙詩》第一節(jié)　郭璞政治悲劇探因第二節(jié)　《游仙詩》主旨說述評第三節(jié)　郭璞《游仙詩·京華游俠窟》詩意蠡測第三章　玄風獨振與玄言詩第一節(jié)　玄學思潮與魏晉詩壇關系述略第二節(jié)　南朝諸家玄言詩論說辨證第三節(jié)　東晉玄言詩與佛教第四章　玄風消歇與詩風新變第一節(jié)　東晉玄談風尚盛衰之跡第二節(jié)　晉末詩風新變論說第五章　陶淵明政治理想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時代特征第一節(jié)　陶淵明仕隱觀念及其實踐第二節(jié)　陶淵明與晉宋之際詩壇主潮之關系第六章　玄言山水之變第一節(jié)　慧遠與晉末佛教及其影響第二節(jié)　晉宋詩風嬗變之因說舉要第三節(jié)　佛教與晉宋之際山水審美意識嬗變之關系第七章　謝靈運與山水詩勃興第一節(jié)　晉宋易代與謝靈運的悲劇人生第二節(jié)　謝靈運山水詩特質及其所受佛教影響第三節(jié)　余論主要參考文獻后　記

章節(jié)摘錄

　　樹摘　　第二節(jié)　南朝諸家玄言詩論說辨證　　所謂“玄言詩”，實際上不是一個內涵概括很周密的概念，不過是沿襲前人的說法，權且用來指稱文學史上某一特定階段所出現的以敷演玄理為主旨的詩歌?！吨袊蟀倏迫珪?，中國文學卷》談到玄言詩時，就將它解釋為“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約起于西晉之末而盛行于東晉”②。這一條目所表述的內容，顯然是在前代諸家說法的基礎上形成的。但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權宜之法。因為今天能夠見到的玄言詩作品寥若晨星，無法進行歸納推繹。因此，探討玄言詩形成與發(fā)展問題，自當從梳理評析南朝諸家有關言論人手?！　∫詴r代先后而言，約當劉宋末年的檀道鸞于《續(xù)晉陽秋》所作的論述當為冠冕，其謂：　　（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①　　其后沈約、劉勰、鐘嶸等人均對玄言詩問題有所評說。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　∽越ㄎ漪呤至x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lián)辭，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日：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其《時序》篇又云：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迆逗，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鐘嶸《詩品·序》則說：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chuàng)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　　上述諸家中，檀道鸞、沈約明確地將玄言詩起迄時段限于東晉，而以孫綽、許詢?yōu)槠浯?；劉勰雖未直接道及玄言詩源于何時，但由“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余氣，流成文體”之言而推，則與檀、沈二氏無大區(qū)別。鐘嶸對玄言詩風發(fā)展之大勢所作之論多類同于檀道鸞、沈約，唯于其生成始白何時這個問題上頗與前者見解相左。依鐘嶸的觀點，幺言詩并非東晉一代特殊的文學現象，而是在西晉永嘉年間便早已形成這類詩歌的創(chuàng)作風尚，江左孫、許、桓、庾等人，不過承其余波而已。鐘嶸此說在當時雖屬個別現象，但因其出語直率干脆，故而殊易給人以確鑿無疑的感覺。今人在檢討玄言詩問題時，多不免在檀道鸞和鐘嶸兩說之間依違趨避，甚至否定前者而順從鐘嶸的說法。像前面所引《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的解釋，就采用了鐘嶸的觀點。然而鐘嶸的說法似存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不加以深究，便難以解決有關玄言詩創(chuàng)作風尚歷史時代問題的爭議。人，其對玄言詩特征的把握也是正確的。但是，它也存在著一些疏忽之處，為后來人們研究玄言詩帶來了不少不便與困惑。這段文字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永嘉時”和“貴黃老”。先看后者?！百F黃老”，一般多認為是指因玄學清談而導致的對道家之言的青睞。但是，如此解會也帶來一些問題，這就是以“永嘉”作為時代斷限，與魏晉玄學清談始于正始而盛于兩晉的史實不符。故各家在以道家之說解釋“黃老”時，一般都回避這一點?；蛟S是出于對這種兩難情形的不滿，汪春泓先生在《鐘嶸關于郭璞條疏證——兼論鐘嶸詩歌審美理想之形成》①一文（以下簡稱汪文）中，對鐘嶸所用“黃老”一詞作，廠新的考述，以為其實際所指乃崇尚無為而治的為政之道。認為學界“把‘黃老’看成莊老玄談的同義語”，是“因不知作為政治哲學的‘黃老’為何物”而造成的誤解。汪文涉及問題頗多，不少地方表現出極深之學養(yǎng)，筆者深為折服。然就其對鐘嶸所言之“黃老”一詞的新解，卻難以茍同，心中不時泛起的疑問總難拂去?！　τ阽妿V“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說，應首先聯(lián)系《詩品》自身相關內容加以理解。上引鐘嶸《詩品·序》文字，較為全面地論述了玄言詩風興起、發(fā)展以至衰落的歷程。其中“黃老”一詞的實際含義，如果孤立地加以索解，是難以弄清的。但是，《詩品》在對詩人詩作進行具體品評時，還有另一節(jié)文字涉及玄言詩問題。如將二者加以統(tǒng)觀，對“黃老”的理解就會比較符合鐘嶸的原意。請看下品“晉驃騎王濟等人”條：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泊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　　善恬淡之詞。此節(jié)與前引《詩品·序》關于玄言詩的論述實相表里，其內涵與行文語氣均十分相近。不同之處在于序文中未具體指出代表“永嘉平淡之體”的詩作，而下品該條則涉及到“貴道家之言”的王濟等人。此處“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與序　　文“永嘉中，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相應?！皭奂敖?，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與序文中“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之說，更是如出一轍。很顯然，這兩段有關玄言詩的表述文字，實際上是針對同一問題的。比觀二者，有兩點值得注意?！　∈紫?，序文中“貴黃老”之說，并不是孤立的，它的確切含義，應該綜合兩段文字作全面的理解?！坝兰螘r，貴黃老”，與“爰及江表，微波尚傳”相關；而序中的“微波尚傳”，指的當是下品中所言及的“玄風尚備”。這里的“玄風”，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有晉中興，玄風獨振”、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江左篇制，溺乎玄風”中的“玄風”含義一樣，無疑指的是玄學清談之風。因此，從《詩品》自身，即可明了“貴黃老”之“黃老”，指的就是玄學清談風尚，和由此而導致的對道家之言的青睞。這也就是鐘嶸自己所說的“王武子　　輩詩，貴道家之言”。玄談文化對于文學的影響，是因詩歌創(chuàng)作“貴道家之言”，從而導致“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的現象。由此看來，人們普遍采取的以道家之說來解釋鐘嶸所用的黃老一詞，并沒有不當之處，無需另立新解。汪文回避下品該節(jié)內容，以頗費周折的考論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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