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魯迅

內(nèi)容概要

　　這本書涉及的多是魯迅研究中存有疑點或具有爭議的事情，如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編入了一封《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本書作者即根據(jù)原始第一手資料證明了此信系他人偽托，并非魯迅和茅盾的文字。本書所討論的這類焦點問題，包括以魯迅研究為中心的文史知識的介紹，作者都堅持信之有據(jù)、讓史料說話的原則，力避空論，盡量為讀者提供能夠充分發(fā)揮自己思想的空間。

作者簡介

　　周楠本，1949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現(xiàn)供職于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魯迅研究月刊》。編有插圖注釋本《魯迅集》（花城出版社出版）及《魯迅文學書簡》（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籍目錄

前記魯迅與左翼文學  ——從《新青年》時代到“左聯(lián)”時期關于《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  ——一封不應該收入《魯迅全集》的信再談《致紅軍賀信》不應刪去的一封信關于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校注問題關于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書信卷校注的問題關于毛澤東列名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的一些情況關于魯迅治喪事宜的一篇資料及宋慶齡的一封佚信讓史料來說話!國民性問題隨感談涓生的懺悔也談《一件小事》盂蘭盆節(jié)談《理水》中的幾個人物：皋陶、伯益和后稷談羿談若敖氏關于眉間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談“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釋“無地”談“的”“地”二字關于“的”“地”二字再舉一例名言中的歧義關于“魯迅”這個筆名談Milky Way與銀河的互譯談西洋繪畫中的神話故事  ——以魯迅著作中涉及者為限關于“肯陶洛斯”與“彌諾陶洛斯”  ——名畫賞析正誤彼得·勃魯蓋爾和他的繪畫“埃及猶太人”“戀頭癖”的奇葩——《莎樂美》談耶穌受難的故事  ——以魯迅散文《復仇(其二)》為中心

章節(jié)摘錄

書摘不久之前出版的2005年修訂版《魯迅全集》關于寫信給魯迅的托派“陳××”即陳仲山的注釋最后有這樣一句說明：“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上海因從事抗日活動被日軍捕殺?！睂W術界給出這樣一個珍重歷史、還原歷史的公正說明，糾正中共黨史上對于一個托派的錯誤結論，竟然花了七十年!這還僅僅是對于一個人物的注釋而非對于整個事件的說明。    由于當年魯迅心中郁積著更大的憂慮，他的生命留給他的時間使他無法反思托派一類的問題了，他的迷惘與無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對于未來的悲觀情緒之中。他早就對人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边@個思想在他腦子里頑固的盤旋，并非轉瞬即逝的一閃之念。1936年4月魯迅的未名社朋友李霽野從英國回來后去看望他，此時馮雪峰也剛從陜北潛回上海，魯迅告訴李霽野，他曾對F君(馮雪峰)說：“你們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F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魯迅曾譯介過許多俄羅斯同路人作家，他們的命運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聯(lián)”成立大會上，他還提醒他的青年盟友們應以俄羅斯同路人作家為前車之鑒；可是，晚年的他卻常常不自覺的將自己實際上已經(jīng)擺在了一個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難怪他的朋友包括周作人認為他本質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而胡適至死也認為魯迅與他是同道?！白舐?lián)”成立之前，魯迅寫過一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寫道：“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xiàn)狀，自然和不安于現(xiàn)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彼@話的意思是分著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認為政治家在獲得權力前與文藝家之間是有著“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權之后，就與文藝家處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極力的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維持現(xiàn)狀，文藝家卻是時刻觸著了感覺靈敏的神經(jīng)，時刻不能安于現(xiàn)狀的，于是要反抗現(xiàn)實，因此文藝家與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發(fā)生沖突?？墒囚斞笡]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時，文藝家就已經(jīng)遭到壓迫了，他哪里會知道早在幾年前，柔石等“左聯(lián)”五作家只是因為反對莫斯科代理人王明的陰謀篡權及“六屆四中全會”極端專橫的政治路線，在去參加黨內(nèi)反對派的一次秘密會議時，竟被人告密出賣而慘遭殺害的這一借刀殺人的黑幕呢?他更不知道的是，當他在地下秘密編輯出版紀念被害的“左聯(lián)”五作家專刊《前哨》時，犧牲者生前即行將遭到共產(chǎn)國際密令“立即予以制裁，用極機密的手段消滅這可惡的反對者”的厄運了，而在身后又竟被王明的黨中央宣判為“反黨反國際的機會主義分子”追加懲罰。生前的事有許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們只能預料，假如他的壽命更長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過去“左翼”陣容的內(nèi)部斗爭的殘酷延續(xù)了，他必須面對一個極其悲慘的現(xiàn)實，他的朋友胡風、馮雪峰、丁玲、聶紺弩、蕭軍等等，無一幸免的一個一個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眾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證沒有滅頂之災。毫無疑問，他的心胸將一定比寫《答徐懋庸》的公開信時更為褊狹、更為憤怒——實際上當年由馮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在當時，應該說還是給予他的論敵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國已經(jīng)更加變成了無聲的中國，即使是魯迅，“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聯(lián)”的解散，左翼作家內(nèi)部尖銳的宗派主義幫派斗爭，給予晚年魯迅的刺激是極大的，由于教訓，也由于時局，由于大環(huán)境的變化，實際上他已經(jīng)開始漸漸對自己做出了調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決定，不再與原上海地下黨左翼文藝界的領導、他稱之為“元帥”“奴隸總管”的人合作，拒絕參加他們所組織策劃的中國文藝家協(xié)會，不論這將給他帶上什么樣的帽子。他已經(jīng)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馮雪峰說：“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在1936年7月17日寫給楊之華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離開上海兩三個月，作轉地療養(yǎng)，在這里，真要逼死人?！彼胖袥]有說去何地，但肯定不是蘇聯(lián)。而此時離他去世已僅僅三個月，已幾乎走到生命的盡頭了。    P24-26

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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