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功

內(nèi)容概要

　　近代中國飽受屈辱與壓迫，國家建設和民族發(fā)展屢遭重創(chuàng)；然而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卻在人才培養(yǎng)、學術(shù)創(chuàng)新乃至抗日救國等方面都成就卓著，澤被后世。在這令人贊嘆的成就背后活躍著一批至今仍然令人耳熟能詳?shù)拇髮W校長，如蔡元培、胡適、竺可楨、茅以升、嚴復……《百年之功（中國近代大學校長的教育家精神）》收錄了50位有影響的中國近代大學校長，評述了他們的辦學業(yè)績、教育思想以及他們的品格特征。

書籍目錄

馬相伯唐文治陳寶泉嚴復蔣百里劉海粟李登輝蔡元培陳時鄭辟疆郭秉文張伯苓吳玉章許壽裳蔣夢麟鄒魯馬君武劉仙洲鐘榮光張壽鏞張瀾陳垣鄭洪年陳裕光胡適劉湛恩吳貽芳羅家倫茅以升胡庶華肖友梅許崇清梅貽琦王星拱陸志韋任鴻雋何炳松竺可楨林礪儒薩本棟潘序倫熊慶來張孝騫廖世承雷沛鴻田培林吳有訓周鯁生徐悲鴻傅斯年后記

章節(jié)摘錄

“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句話是馬相伯1907年在日本對中國留學生發(fā)表的一次演說中提出的口號，這個口號實際上集中反映了馬相伯辦學的指導思想。馬相伯雖然信奉天主教，可是他對于某些外國傳教士利用帝國主義特權(quán)，進行文化侵略的行徑，十分憤慨。他站在維護祖國利益的立場上，明確地提出：辦學、讀書，是為了救國，而救國又必須辦學、讀書，傳播和學習科學知識。這就比較正確地解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高等學校的辦學宗旨問題。馬相伯曾經(jīng)說：“我幼時便因國家憂患而感受痛苦。記得法文通史課本中，有對我國所下評語，譏刺我們這種民族，是無功來呼吸天地間的空氣。”這種刺激，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屈辱的記憶。當他從徐匯公學畢業(yè)，法國領事署來聘他做法文秘書時，他斷然拒絕道：“我學法語，為中國用的!”這種愛國報國的思想，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思想的成熟，以及對中國社會越來越深切的認識，變得更為堅定了。震旦初創(chuàng)時，正值民國前資產(chǎn)階級革命風起云涌，反帝反封建呼聲日益高漲之際，馬相伯慨然宣稱：“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革命救國之準備者，請歸我。”把學院定名為“震旦”，“蓋兼取東方光明及前途無量之意焉。”愛國之情，救國之心皆溢于言表。學院成立后，廣收“四方思想不同、派別不同的有志青年”，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學生來源于為反抗封建壓迫而退學的南洋公學學生及解散了的愛國學社的部分學生，因此學生中的愛國精神和民主意識特別強烈。學院院章上規(guī)定：“教師上課，不談宗教；學生在院，不談政治。”前者嚴格執(zhí)行，后者形同虛設。馬相伯不僅對當時在校學生中的著名革命黨人馬君武、邵力子、劉成禺等人十分愛護、器重，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也參與了政治活動。他主動將因詩稿《半哭半笑樓》譏諷時政、倡言革命而被清廷通緝逃到上海的青年舉人于右任招入震旦，以“劉學裕”之化名注籍并特免其學費。當于右任表示恐累及學院及馬相伯本人時，馬相伯坦然道：“余以國民一分子之義務，為子作東道主矣。”當時的震旦，馬相伯為救國而辦學教書，學生為救國而學習讀書。后來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而全體罷學離校，雖屬創(chuàng)舉，實非偶然。復旦成立后，校園內(nèi)更是革命精神彌漫。同學多富于革命精神，關心時事，每周的中文作文，較多論及當時時局政治、實業(yè)問題。于右任在辦民呼、民吁報時，往往擇其優(yōu)秀者，作為該報社論發(fā)表。讀書與救國，成為復旦師生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兩大責任。當時輿論認為復旦是革命黨的產(chǎn)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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