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統(tǒng)與政統(tǒng)之間

內容概要

康雍乾時期在歷史上有著特殊意義，這一時期被稱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最后一個“盛世”，而此“盛世”又在最后一個封建政權統(tǒng)治下實現(xiàn)?？涤呵瑫r期亦可稱為文學發(fā)展之全盛期，在這一時期，不僅傳統(tǒng)文學樣式得以進一步發(fā)展，新興文學樣式亦走向成熟，達到巔峰。文學創(chuàng)作在這短短一百年內幾乎重演了近千年的文學發(fā)展歷程，文學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因而得以突顯。明清易代特別是清朝人主中原，亡國之悲加上民族之恨，使清代初年的漢族文人經(jīng)受靈魂之洗禮，世運對文學產(chǎn)生前所未有之影響。時過境遷，易代之天翻地覆淡化為過眼云煙，文人自我實現(xiàn)之緊迫和個體生存之困境，使文學呈現(xiàn)多種風貌。而靈心主導其間。乾隆時期考據(jù)學之興起，使學問和文學之關系得到重新審視?！　?本書是關于研究“康雍乾時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學精神”的專著，書中具體包括了：康雍乾時期文化政策之轉變與儒理治世政策之確立、儒學復興與風雅詩學的復興和變異、文學在政治社會中的另類生存等內容。 本書適合從事相關研究工作的人員參考閱讀。

作者簡介

李明軍，男，1969年生，山東郯城人。2001年6月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2001年7月到臨沂師范學院工作。2006年至2008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元明清小說和清代詩文。近幾年來主持各級各類課題5項，出版《中國十八世紀文人小說研究》、《禁忌與放縱》等學術專著4部，主編或參編各類編著16部，在學術期刊上發(fā)表文章30余篇，有多篇被《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文化研究》等報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獲各級科研獎勵4項。在各類報刊上發(fā)表隨筆、評論60余篇，出版《心靈桃花源》等隨筆集3部，長篇報告文學1部。

書籍目錄

緒論  文統(tǒng)、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康雍乾時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學精神  一  康雍乾時期文化政策之轉變與儒理治世政策之確立  二  從理學到樸學的學風轉變及其思想史意義  三  儒學復興與風雅詩學的復興和變異第一章  困惑與彷徨：明清之際士人的人生際遇和文化選擇  一  “歸儒”與“驚隱”：遺民詩人文化選擇困境的文學呈現(xiàn)  二  “忠恕”與“忠義”：金圣嘆才子心態(tài)的文化意義  三  適意人生與娛樂至上：李漁的人生選擇和文學思想第二章  回歸風雅：儒家詩學體系重構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意義  一  王夫之的道統(tǒng)觀與比興詩學的文化意義  二  名教與性情：顧炎武的“天下”觀及其學術思想體系內的詩學觀點  三  “理欲合一”與“情至之情”：黃宗羲的社會理想和文學思想  四  “靈心”和“世運”：錢謙益的人生際遇與儒家詩學體系之形成  五  葉燮：儒家詩學體系重建之完成第三章  “雅正”：康雍之際的文化政策與文學規(guī)范之確立  一  康熙朝文治政策之確立與士風、文風之轉變  二  “習行之學”與“六藝之教”：顏元學術思想的時代意義和文學表現(xiàn)  三  神韻：順康之際時代情緒的文學表現(xiàn)  四  醇雅：懷柔文化政策影響下朱彝尊詩詞風格轉變的典型意義  五  “文統(tǒng)”與“道統(tǒng)”：方苞古文理論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時代際遇  六  “文運”與“世運”：《南山集》案與戴名世人生悲劇的文化內涵  七  出處之間：查慎行的人生際遇與詩風轉變第四章  江湖和廟堂之間：乾隆時期文人群體之分化與風雅文學觀之變異  一  乾隆時期的文化政策與士風、學風、文風之轉變  二  通經(jīng)與明道：戴震學術思想體系內的文學觀念  三  以文傳道：姚鼐古文理論的學術環(huán)境與文學傳承  四  “不平則鳴”與“神”、“氣”、“奇”、“變”：劉大樾的身世遭遇與特異文學思想之形成  五  格調：沈德潛在政教和詩教之間的周旋  六  厲鶚：個體生存、江湖心態(tài)與文學表現(xiàn)  七  性靈：袁枚人生選擇的文學表現(xiàn)與意義  八  “達我心曲”：清代中葉通俗小說的情志表現(xiàn)與小說觀念的鼎新  九  “風人之致”與“案頭文章”：清代前中期戲劇的雅化歷程  十  激楚蒼涼變騷音：黃景仁詩歌的文化意義與清代風雅詩學復興的終結結論  文學在政治社會中的另類生存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困惑與彷徨：明清之際士人的人生際遇和文化選擇　　一“歸儒”與“驚隱”：遺民詩人文化選擇困境的文學呈現(xiàn)　　所謂的忠誠堅貞，本屬個體的形而下的行為，在儒家倫理中被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對浸淫于儒家文化中的士人來說，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是對節(jié)操的嚴峻考驗，但從沒有像明清易代那樣讓士人產(chǎn)生如此的矛盾和困惑。明清之際，漢族士人面臨著幾條道路的選擇，或出仕新朝，或以積極的方式進行反抗，或以隱居的方式進行消極的抗爭。抉擇的艱難，緣于思想理念和生存的困境。受以心學為代表的啟蒙思想的影響，對身心的關注，關于家國關系的思考，對民生的重視，殉國與殉朝廷的分辨，如此等等，令由明人清的士人對出與處有了新的理解。歸莊《歷代遺民錄序》分遺民為“已仕”、“未仕”兩類①；黃容《明遺民錄》之序言將遺民分為“深潛巖穴，餐菊飲蘭”、“蝸廬土室，偃仰嘯歌”、“荷衣籜冠，甘作種瓜叟”、“韋布介士，負薪拾穗”等類型。②張自烈于《復陸縣圃書》中云：“心茍同，跡不必皆同。使盡如土室之離母，寢車之不蹈地，詐盲之不見妻，識者必謂之固，必非避亂守身之正?！雹僭偌由现\生之艱難，真正的隱居需要堅強的毅力和面對貧困的勇氣。即使是不與新朝合作的漢族文人，亦多以游幕維持生計，而所游之幕主，或為所謂的貳臣，或為仕于異朝的新貴，以“道不同不相與謀”之原則，本應采取排斥之態(tài)度。所以即使如顧炎武等被后人視為民族氣節(jié)之象征的文人，亦與所謂的貳臣交往，對其出仕新朝采取寬容之態(tài)度。曾以逃禪表達對清朝之抗爭的屈大均，一邊積極參加抗清之行動，一邊與所謂的貳臣交往，如王士稹、龔鼎孳、程可則、朱彝尊等皆對屈大均之文學才華表示贊賞。像堅守氣節(jié)的文人方文即表示，或仕或隱，皆為個體之自由選擇，雖有高下之分，而與善惡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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