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翻譯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

內容概要

本書是“文史哲博士文叢”之一，該書以《新青年》翻譯現象為案例，著重探討了《新青年》翻譯與現代中國分子身份認同與建構之間的各種邏輯關聯(lián)和表現形態(tài)，并以圖舉一反三，探究了現代中國文化文學的發(fā)生與知識分子的現代身份認同之間的互動關系。該書可供各大專院校作為教材使用，也可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作為參考用書使用。

作者簡介

潘艷慧，1970年7月生，湖北浠水人。1993年畢業(yè)于黃岡師范高等?？茖W校外語系；1997年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大學外語學院，獲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學位，2001年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大學外語學院英國文學專業(yè)，獲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yè)，獲文學博士學位?，F任教于浙江工業(yè)大學外語學院，主要從事英語文化文學、比較文學、西方文論、文學翻譯等研究，曾主持、參與省、校級項目5項，在《外國文學研究》、《學術論壇》、《貴州師范大學學報》、《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十余篇。

書籍目錄

序一序二引論  一、緣起：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與現代中國文化文學  二、問題：翻譯與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  三、《新青年》研究與《新青年》翻譯研究  四、主要概念界定第一章  晚清到五四：翻譯與身份想像  第一節(jié)  1915年前    一、“大變局”與“醒覺”中的翻譯    二、譯者主體意識的初顯  第二節(jié)  《新青年》時代    一、文化自覺中的“眾聲翻譯”    二、譯者主體意識的凸現第二章  翻譯語境與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預設  第一節(jié)  身份支援    一、留學背景與跨文化視角的形成    二、早期譯介與現代價值觀的確立  第二節(jié)  身份預設    一、譯者的身份預設    二、譯者身份的群體認同第三章  翻譯實踐與現代知識分子身份建構的“個體”陳述  第一節(jié)  陳獨秀：法蘭西文明與“革命者”身份    一、法蘭西革命與“革命者”身份意識出現    二、法蘭西文明與“革命者”身份的認證  第二節(jié)  胡適：易卜生主義與“自由者”身份    一、“易卜生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的顯現    二、“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者”身份的例證  第三節(jié)  周作人：“弱民族”文學與“研究者”身份    一、“弱民族”文學與“研究者”心態(tài)的產生    二、“哀莢”的發(fā)現與“研究者”身份的彰顯第四章  翻譯策略與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獲取  第一節(jié)  翻譯話語優(yōu)勢地位的構建    一、《新青年》翻譯話語的主導性作用    二、《新青年》翻譯話語的典范性效能  第二節(jié)  鏡中之“我”：翻譯話語的權力之爭與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獲取    一、林紓：作為“他者”的存在    二、林紓：作為“自我”的發(fā)現第五章  翻譯立場與現代知識分子身份的評價機制  第一節(jié)  “現代人”：在質疑“過去”中定位“現在”    一、“過去”、“現在”思想的形成及其“內在理路”    二、在翻譯“過去”與“未來”申確認“現在”  第二節(jié)  “中國人”：在陳述“西方”中重建“中國”    一、“借鏡西洋”與“我族中心”    二、“回到本土”與“拿來主義”結語主要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晚清到五四：翻譯與身份想像1840年后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等環(huán)境都經歷了一場“大變局”。在這場“大變局”里，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圍堤的閘門已漸被侵蝕，趨于坍塌：民族國家的主體存在與傳統(tǒng)文化的中心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甚至面臨著傾覆的危險。置身于這樣的歷史境遇，晚清到五四的中國知識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個體身份的認同危機問題。正如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所慨嘆的——曾幾何時，自己只是一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xiāng)人”，但是“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的“簸蕩”、“沖激”與“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然而，“為國人為世界人，蓋其難哉！夫既難矣，又無可避矣，然則如何？日學之而已矣”。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學為國人，學為世界人”。由此，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歷史過程所感受到的身份危機的彷徨與痛苦的體驗可見一斑。具體說來，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內變動頻仍的政治文化局勢、國際上中國政治地位卑下的雙重侵擾下不得不陷入雙重危機的邊緣：一方面，1905年以前，由于歐洲的工業(yè)主義與商業(yè)事業(yè)的沖擊，各種洋務專家、商人與買辦等新興的階層或群體的出現，讀書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已經受到擠兌；科舉制的廢除更使他們基本喪失“入仕”的政治機會和相對上層的社會地位，猶存于心的傳統(tǒng)“士”的入世精神與被切斷的現實“仕”的途徑之間的深刻矛盾導致了知識分子巨大的身份危機。另一方面，當知識分子為了擺脫這種困境，順應時勢將求救的希望投注于他國時，由于中國政治地位的卑下和文化差異，在留學過程中他們無疑處于弱勢的地位，而一旦他們力圖以身融人異域文化時，他們又不得不面臨著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危機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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