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

內容概要

中國人民大學漢唐研究叢書。

作者簡介

劉后濱，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副院長。曾訪學于哈佛大學。長期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唐詩與唐史等課程。學習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唐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著有《巍巍無字碑：武則天的治國謀略》、《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合著）、《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貞觀之治》（合著）、《隋唐頂級文臣》（合著）等。2007年8月起在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文化中國”欄目主講《貞觀天子李世民》，引起廣泛關注。

書籍目錄

總序序前言第一章 導論　一、唐代三省制研究的學術積累與新問題的呈現　?。ㄒ唬?、三省制研究基本面向的奠定　?。ǘ⑷≈苹締栴}的展開與新問題的呈現　二、本書的研究取向　　（一）、從公文形態(tài)的變遷看制度的演進　　（二）、隋唐政治體制演進的基本線索及“中書門下體制”的歷史定位第二章 唐以前的公文形態(tài)與制度變遷　一、從蔡邕《獨斷》看漢代公文形態(tài)與政治體制的變遷　?。ㄒ唬?、《獨斷》有關公文書內容的文獻考釋　?。ǘ?、漢朝奏事文書形態(tài)的演變與政治體制的變遷　二、奏案的形態(tài)與魏晉南北朝的政務申報與裁決第三章 三省制下中央機構的公文運作　一、奏抄的文書形態(tài)及以門下省為中心的公文運作　　（一）、奏抄的文書形態(tài)和應用時間　　（二）、門下省對上下行文書的審署申覆　二、制（詔）敕文書的成立及以中書省為中心的公文運作　?。ㄒ唬?、隋朝內史省的內外建制及其起草宣行詔敕的職權　?。ǘ⑻魄捌谥袝崛说闹饕氄啤　。ㄈ?、中書省對“王言之制”的宣署申覆第四章 使職發(fā)展的文書體現與中書門下體制的確立　一、唐前期使職差遣的發(fā)展　　（一）、唐高宗武則天時期統治形勢的變化與使職差遣的發(fā)展　　（二）、六部和寺監(jiān)機構使職化的出現　二、使職行用的文書及其運作機制　?。ㄒ唬?、使職與狀的應用　?。ǘ?、使職所上文書的裁決機制與中書舍人參議表章　三、中書省地位的變化與政事堂裁決政務　?。ㄒ唬?、中書省地位的提高和職權的轉換　?。ǘ?、政事堂裁決政務及其實體化　四、中書門下體制的建立第五章 中書門下體制的結構與運作　一、中書門下的機構建制　?。ㄒ唬⒅袝T下作為一個常設機構的法律定位　?。ǘ?、五房與堂后官　二、使職行政體制的確立及其運作機制　　（一）、安史之亂及其后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造成的行政體制的變化　　（二）、唐后期使職行政體制的確立　三、三省職權與地位的轉變　　（一）、尚書都省機構和職權的變化及其與中書門下之關系　?。ǘ?、中書省機構和職權的變化及其與中書門下之關系　　（三）、門下省機構和職權的變化及其與中書門下之關系　四、中書門下體制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新格局第六章 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宰相制度與中樞格局　一、中書門下體制下宰相制度的演進　二、中書門下體制下的中樞權力格局第七章 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奏事文書與政務裁決機制　一、奏狀與中書門下的商量處分　?。ㄒ唬淖喑阶酄睢丈陥笈c裁決文書形態(tài)的轉變　?。ǘ?、奏狀的呈遞機制與中書門下的商量處分　二、敕后起請與商量狀的應用　?。ㄒ唬?、敕后起請的文書形態(tài)　?。ǘ?、兩稅法的實施與敕后起請的應用　　（三）、敕后商量狀的應用　三、樞密使在奏狀傳遞中的作用　四、堂帖、堂案與宰相獨立裁決政務第八章 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制敕文書及其運作　一、制書的特性及其發(fā)布程式　?。ㄒ唬?、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前后制書簽署程式的變化　　（二）、翰林學士、樞密使和宰相在制書成立過程中的不同作用　二、敕旨的特性及其發(fā)布程式　　（一）、敕旨的特性和應用范圍　?。ǘ?、敕授告身與敕旨的應用　　（三）、敕旨發(fā)布程式的變化及其意義　三、敕牒的特性及其發(fā)布程式　　（一）、敕牒的文書特性　?。ǘ?、敕牒的應用場合及其與敕旨的異同　　（三）、敕牒與中書門下體制的特征結語主要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以上簡要回顧表明，有關文書學與政治制度相互結合所進行的研究，大體循著以下步驟展開：以出土文書的整理刊布為基礎，將出土文書作為實物史料，結合文書的程式，對有關政治制度進行研究，包括對于政治制度運作規(guī)程的復原，并進而深化對出土文書的認識。這些無疑都將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使其不再停留在平面和靜態(tài)的職官制度的描述，而是進入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體制、機制、程式等涉及制度結構和制度運作的名詞大量引入。不過，這些研究基本還沒有涉及文書形態(tài)變化與政治體制演進之間的關系，大都還停留在按朝代劃分政治體制的框架中。如大庭修在研究漢代的公文書時，便是將東漢末年蔡邕在《獨斷》中的記載，運用于分析整個漢朝的公文形態(tài)。而實際上，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發(fā)展變化，兩漢數百年間政治制度始終處于不斷變革之中。蔡邕所說的公文形態(tài)，并不能反映整個漢朝的情形，只是某種特定體制的反映?！　〖热徽误w制的變遷存在著一個不斷演進的日積月累地發(fā)生著成長性變革的動態(tài)過程，那么，作為政治體制運作具體體現的公文書，其具體形態(tài)和運作程式自然也隨著發(fā)生不斷的變化。例如《唐六典》關于唐代公文書的記載，無論是上行文書中的奏抄、奏彈、議、表、狀等，還是下行文書中的制敕（各種王言之制）和尚書符等，大都是開元以前某些特定時期公文書的形態(tài)，而且是一種符合制禮作樂需要的人為概括，并非整個唐朝公文書制度都是如此。澄清出土文書的具體特性并將其與文獻記錄對應起來，這樣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但一定不是出土文書提供給我們的惟一學術資源和研究視野。本書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認識，將公文程式的變化與政治制度的演進結合起來。即以唐代公文形態(tài)的變化為切入點，探討唐代政治制度的變遷軌跡。為了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此種變化，我們首先對兩漢以來奏事文書形態(tài)的變化進行簡要的追溯。應該說，這樣的研究視角并不具有全新的意義，但本書立論的前提是制度的變遷，在文書學（或公牘學）史和政治制度史之間找到研究的結合點，這與以往的研究并不盡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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