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南方

內容概要

　　這是海外著名華人作家黃錦樹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精選了最能代表其創(chuàng)作水準和特色的中短篇小說十多篇。他鋪陳中華性意象，逼視離散性現(xiàn)實，體現(xiàn)創(chuàng)傷性歷史。文風綿密厚實，敘事奇詭驚人。對于中國大陸讀者而言，讀黃錦樹的小說定會獲得全新的閱讀經(jīng)驗，會有繁花驀然綻放之感，也會有老樹盤根郁結之意。這正讓人看到了海外華文文學可能達到的高度和可以開拓的空間。　　黃錦樹鋪陳中華性意象，逼視離散性現(xiàn)實，體現(xiàn)創(chuàng)傷性歷史。文風綿密厚實，敘事奇詭驚人。他的小說無疑會滿足、提升中國內地讀者的南洋期待，然而觸目所及的熱帶雨林風情帶來的不是異域情調的沉迷，而是歷史、命運的警醒，作品彌漫的雨林鄉(xiāng)愁由此具有了生命的本源意義。黃錦樹比詩人還要敏銳、豐裕的南洋感覺證實了他的“南洋之子”身份。

作者簡介

　　黃錦樹，1967年生于馬來西亞柔佛州，祖籍福建南安。1986年赴臺灣留學。先后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xiàn)為埔里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授。曾獲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花蹤推薦獎”等。著有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與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

書籍目錄

總序/王德威
黃錦樹的小說敘事：青春原欲，文化招魂，政治狂想/共萬華1華文少數(shù)文學：離散現(xiàn)代性的未竟之旅（代緒論）
魚骸
死在南方
落雨的小鎮(zhèn)
大卷宗
撤退
錯誤
夢與豬與黎明
大水
非法移民
烏暗暝
舊家的火
火與土
第四人稱
新柳
天國的后門
我的朋友鴨都拉
蘩花盛開的森林
膠林深處
山雞
蛙
開往中國的慢船
阿拉的旨意
猴屁股，火與危險的事物
零余者的背影
刻背
附錄
反居所浪游
壞孩子黃錦樹
論黃錦樹的寓言書寫
論郁達夫的流亡一失蹤
跋：死在南方

章節(jié)摘錄

　　華文、華文文學固然肇因于近代中國的海外移民，但并非在所有大量華人集中的區(qū)域都有等量的華文文學產生。譬如以金山淚聞名的北美洲相較于豬仔集中的東南亞，后者如馬來西亞，奇跡般的，不止是華文文學重鎮(zhèn)，更有著建制較為完善的，包含了華文中小學、華文報章雜志及相關從業(yè)人員構成的華文／華語社群，它是文學生產及被閱讀的社會條件。這樣的條件和人口所占的比率有直接的關聯(lián)，更與歷史因緣及地理上的相對位置相關——臨近中國，地理想象上的南方富饒之地、避難之所，中國的想象延伸——南洋的命名便象征了這一切。職是之故，“南來”的歷史因緣直接催生了當?shù)厝A文文學，南來也成為當?shù)匚膶W史重要的文學事實，南來作家從此占據(jù)了戰(zhàn)前華文文學史的大部分版圖，把內地的文學——政治問題直接往南方延伸，使得華文文學和文化母體的關聯(lián)更為曖昧難斷，且那些人幾乎決定了當?shù)厝A文文學的性格，譬如馬華文學史上具決定性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zhàn)——南洋特性、“本土性”、在地的主體性——作為存在的理由、分化的理由、區(qū)隔——區(qū)域華文文學無休止的獨立戰(zhàn)爭?！　〉A文文學又必然是華人少數(shù)族裔的文學（如大馬，被驅逐于國家文學之外），它是文學國度里的無國家民族。這樣的文學，語言文字直接標志著書寫者的族裔身份。即使是華裔人口占絕大多數(shù)的新加坡，當社會的主導語言是英語，華文書寫則更被區(qū)隔為一種民族性的標志。這里的族裔指的當然不是物種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如此而陷入中華文化民族主義最古老的結構——“夷夏之防”——“夷狄之進于中國者，則中國之；諸夏之退于夷狄者，則夷狄之”。華文文學最基本的矛盾之一如斯體現(xiàn)：它的存在本身即是文化的，論證了民族文化存在的事實。正是這種結構性的傾向性，使得往中國特性、古中國的回溯之路——那象征意義上的北返——向中文的回歸——始終是華文文學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面向之一，從李永平、天狼星詩社到林幸謙，華文書寫中極富感情色彩的“屈原既放”般的流放哀歌。在這文化身份的自我確認的另一端，則是馬華文藝獨特性所要確立的，存在者依地理歷史社會的差異等物質條件而被型塑的知覺結構——地方感——而建構的在地認同的文學，在戰(zhàn)前左翼文學思潮影響下，現(xiàn)實主義文學之路（一如臺灣的鄉(xiāng)土文學）。這兩個基本路向——前者更易與現(xiàn)代主義合謀——大體可以華文文學之中文／華文的歧異來做基本的問題表述，前者的危機在于可能滑入老中國文的話語機器之表述邏輯及表達格式，在母題與原型間反復——那反復驗證了認同，認同優(yōu)先于再現(xiàn)——而消解了經(jīng)驗與現(xiàn)實的可能世界。那是否對經(jīng)驗領域的再現(xiàn)可能性造成了縮減？而后者直接面對的問題，則是文學語言技術的貧乏——文學寫作畢竟是高度專門化的技藝，書寫者必須面對既有的書寫遺產，作品是否有力量其實有賴于書寫者掌握的文化資本。臺、馬兩地的鄉(xiāng)土文學／現(xiàn)實主義都有著自認更接近現(xiàn)實而低估文化資源的傾向，自然是低估了再現(xiàn)領域（語言與文學技術）的復雜度，甚或語言與技術的貧困被視為是本土性或獨特性的表征之一；相應的操作是試圖修改文學的普遍價值判準，易位于地區(qū)判準——譬如“反映現(xiàn)實”、“本土性”、“在地認同”優(yōu)先于文學性——而具普遍意義的價值判準，則要么被指控為是大國文學的判準（祖國的暴政），或者是殖民帝國的幫兇（外來的，西方中心）。這是種“地域或弱勢保障名額”的邏輯。如果這是華文文學主體性建立的基礎，那顯然政治向度優(yōu)先于文學；政治的主體性作為文學主體性的基礎?！　∪绻f前一種途徑（中文）常導致的是文化過剩，那后者（華文）則是文化不足。如果說前者有沉沒于中國性的危險，那難道后者——如某些論者所言——即以荒言野字、雜言蠻語指出了小文學（minorliterature少數(shù)文學）的自然出路？那樣的素樸的、自然的貧乏，竟是華文文學真正的出路？還是說，不論是大文學還是小文學，真正的問題在于，是否能開創(chuàng)出深具理論意義的個人方言——不管他選擇的是裸露修辭程序的（現(xiàn)代主義式的，扭曲、受阻的語言，華麗的），還是隱藏修辭程序的（中國抒情傳統(tǒng)的古老教誨：自然去雕琢，直白平淡），其實都是高度技術化的，都以龐大的文化資本為基本條件，都預設了豐厚的文化教養(yǎng)。換言之，不是語言貧困的自然狀態(tài)，而是一種風格的選擇?！　堝\忠在最近的一篇論文里（《小文學，復系統(tǒng)》），承接林建國十余年前援用的德勒茲與瓜達里的小文學（少數(shù)文學）理論，嘗試探勘華文文學的困境并嘗試尋求出路。德瓜二氏指出，“少數(shù)族裔在多數(shù)語言內部建構的”少數(shù)文學具有三項基本特色：“語言的高度去除畛域（detemtorialization）”、“文學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文學中的一切都具有集體價值”。關于第二點，我在另一篇論文里做了比較詳盡的討論；這里只想補充談談其他兩點。第三點和第二點是相關的，正是政治構成了絕對視域，方使得一切個體的都是集體的，也即是張錦忠正確補充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的一個觀察——第三世界文學總是具有國族寓言（或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面向——或者說，總是合宜做國族寓言式的解讀。但德瓜二氏進而提出“恰恰因為才能在少數(shù)文學中并不多見，某一個性化的表達才不可能屬于這個或那個‘大師’，因而區(qū)別于集體的表達。實際上，才能的缺乏是有益的，使人想到的不是大師的文學，而是別的什么。”卻不免難以自圓其說，因二氏借以立論的卡夫卡正是公認的不折不扣的現(xiàn)代大師，中產階級出身，驚人的文化資本——法學博士，就讀于布拉格的德語大學，熟讀德語經(jīng)典，而布拉格城市本身即是龐大的文化資本，有著“古希臘的投影”——“古希臘精神不僅表現(xiàn)在布拉格普通民房的面墻上，而且灌滿了居民的頭腦，唯一的原因就在于古典主義的中學和人文主義的大學在千百捷克人的頭腦里塞滿了希臘和羅馬?！薄偷谌澜绾笾趁駠抑趁瘳F(xiàn)代化下建立起來的新興都市的情況，自然難以相提并論。相應地，法學博士卡夫卡和大多數(shù)華文作家是中小學教師或新聞從業(yè)人員，文化資本自也難以比擬。而從這里正可以看到集體和個體的吊詭辯證——在那樣的超凡個體身上，方得以見到徹底的集體性，集結諸矛盾而顯示癥候。但渺小的集體，卻因為再現(xiàn)能力的貧乏，經(jīng)驗的貧困加上語言的貧困，較可能的處境是沉默的集體性，而不是被再現(xiàn)出來的集體性，不太可能達成德瓜二氏預設的那種無名的烏托邦。　　1939年郁達夫在馬來亞發(fā)表的短文《幾個問題》，文中雖然有著召喚大作家的表面上看起來的膚淺之見，但我認為他提出的幾個問題恐怕迄今都尚未解決。試引一段他對南洋色彩的談論：　　我以為生長在南洋的僑胞，受過南洋的教育而所寫的東西，又是以南洋為背景，敘述的事件，確是像發(fā)生在南洋的作品，多少總有一點南洋的地方色彩的。問題只在這色彩的濃厚不濃厚，與配合點染得適當不適當而已。地方色彩，在作品里原不能夠完全抹煞掉而不管，但一味的要強調這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題，反退居到了第二位去的這一種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風。所以，根本問題，我以為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現(xiàn)。南洋若能產生出一位大作家出來，以南洋為中心的作品，一時能好好的寫它十部百部，則南洋文藝，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藝，自然會得成立。……但是，要寫出一部可以為南洋吐氣放光的作品，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人人能夠寫，天天可以寫。文中提出南洋地方色彩（晚近的修辭：本土性、在地性）不是問題，它內在于土生華人的存在結構里（很容易就可滿足地域保障的低階要求）；但問題在于，必須超越地方，大作家之為大最根本的條件在于他必須經(jīng)得起最嚴苛的考驗，不止必須與祖國、大國、殖民母國大作家置于同等的價值量尺之下——滿足普遍的文學價值，進入世界文學體系——把南洋帶進世界的版圖。但又不該是像康拉德、毛姆之類的白人旅者筆下的異國情調，其實這更涉及南洋華文文學的主體建構（南洋主體）。文中后來舉出菲律賓國父、小說家黎剎（Rizal）以為例，認為他的長篇“一出世后，菲律賓文學，當然也就成立了”。我們可以補充說，一如歌德之于德國文學，普希金之于俄國文學、莎士比亞之于英國文學、夏目漱石之于現(xiàn)代日本文學、魯迅之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原因在于，大作家即是那集體，是文學標準的建立者，他的名字，不過是文化的公共符號。那個父親的名字。　　而以郁達夫文化涵養(yǎng)之深、閱讀之廣、古詩詞造詣之深，且深諳多國語言，這樣的“文化資本家”仍然不是那樣的“大作家”，可見問題的困難。其中一個問題即是作為政治問題的承認，一方面是同一語言（如中文、英文）的認可機制是否健全，譬如1949以后臺灣文壇實不乏高手巨匠（詩、散文如楊牧，小說如郭松棻），但在以中國國族主義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學一政治認可機制里，他們的位階勢必在中國內地作家之后。臺港之外的“海外”又次之，被列為華人問題的一個子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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