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學界 陶鑄國民

內(nèi)容概要

　　《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建立學界陶鑄國民：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的主編章開沅和余子俠兩位老師的意見，這套叢書是要總結(jié)現(xiàn)代著名大學校長的辦學經(jīng)驗和教訓，“繼承和發(fā)揚其優(yōu)良傳統(tǒng)，避免其已經(jīng)走過的彎路，克服其弊端遺留的消極影響”，以使今人“實現(xiàn)對于歷史的超越”。在今天中國教育界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幾乎已經(jīng)不知大學和學術(shù)為何物的情形下，這份用心，深值敬重。這也使我想起當年博士論文答辯時，有位老先生問我，何以民國時候的大學辦得比現(xiàn)在好？我知道這個問題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且也很好奇，想知道老先生對此怎么看，故而答日“不知”，請老師指教?，F(xiàn)在，又已是七年過去了，這本書有沒有回答那個問題？自然要交給讀者評判。
　　最后，應感謝對這本書的寫作給了我許多指導和幫助的章開沅、余子俠、秦和平教授，以及四川大學檔案館、校史館、圖書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單位。書中的照片，采自《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任鴻雋陳衡哲家書》、《陳衡哲早年自傳》、《任以都先生訪問記錄》、《四川大學史稿》等書，也是應該說明和感謝的。

作者簡介

　　王東杰，1971年生，河南濮陽人，歷史學博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國家與學術(shù)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等著作。
　　章開沅，浙江吳興人，1926年生。1948年11月于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肄業(yè)。1951年在華中師范大學任教至今。現(xiàn)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主任。1984-1990年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1983-1990年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召集人。1990-1995年，歷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與普林斯頓神學院客座研究員、耶魯大學歷史系魯斯學者、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系客座教授、臺灣政治大學歷史所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第14屆“黃林秀蓮訪問學人”等。美國奧古斯坦那大學授予榮舉博士學位，田納西州長授予榮譽市民證書。撰著及主編的主要學術(shù)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張謇傳》《離異與回歸--傳統(tǒng)文化與近代化關(guān)系試析》《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地位》《從耶魯?shù)綎|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實齋筆記》《鴻爪集》等。
　　余子俠（余子峽），湖北蘄春人，1953年生，恢復高考后首屆大學本科畢業(yè)生，先后獲得哲學學士、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現(xiàn)為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兩級研究生指導教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所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在《教育研究》、《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七十余篇，獨撰及合著《山鄉(xiāng)社會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等學術(shù)專著多部，主編（合作）《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日本侵華教育全史》、《湖北考試史》等大型學術(shù)著述多套，另參加《陶行知教育學說》等學術(shù)著作的編撰。

書籍目錄

第一章 “燈寒方學劍”——任鴻雋的革命生涯
一 家世與故鄉(xiāng)
一 “書生事業(yè)”的起步
三 走向革命
四 革命后的反思
第二章 覘國者“先觀學界”——任鴻雋的科學觀
一 在政治之外求建設(shè)
二 徘徊在“物質(zhì)”與“精神”之間
三 療治中國學術(shù)的“虛癥”
四 作為材料、方法與精神的科學
五 民族的與世界的
六 “建立學界”的實踐
第三章 推進“人類智識的前線”——任鴻雋的大學觀
一 建立學界“尤要”之具
二 大學為“智識之府
三 學術(shù)自由與改造社會
第四章 建設(shè)“內(nèi)地鄙塞之鄉(xiāng)”——任鴻雋出長四川大學始末
一 30年代初的四川大學
二 任鴻雋接長川大
三 《川行瑣記》風波
四 任鴻雋去職
第五章 “以全國為目標”“與世界上求競爭”——任鴻雋對四川大學的治理
一 “現(xiàn)代化”與“國立化”觀念的提出
二 “妙選”師資，進行人事改革
三 厚植根基，提倡“自動發(fā)展”
四 注重實際，籌劃“國難”教育
五 擴大生源，擔當“國立”責任
六 倡導體育，洗雪“文弱之恥”
七 培育“國士”，打破畛域觀念
八 改進設(shè)備，謀劃“永久計劃”
第六章 “此人已走”——任鴻雋的最后二十五年
一 戰(zhàn)時學術(shù)的守夜人
二 親手為事業(yè)畫上句號
附錄 任鴻雋年譜簡編
參考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不過，任鴻雋的主要目標還是要“從根本上祛吾人膠己之惑，以明科學之入神州，為智識革命上不可少之事”②，亦即要輸入西方的科學。不過，當他試圖以實效來論證“求真”之學較“明道”之學為“發(fā)達”時，無意中又回到了自己所反對的要求當下可見之用的道路上來。實際上，他批評“一二高尚純潔之士”欲圖以個人的魅力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為“無當”而提出建立學界以改善民生的途徑，已經(jīng)蘊涵了這層意思。蓋道德之用亦“用”也，且是國人傳統(tǒng)中最關(guān)注的“用”，離真正的“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尚有距離?！　嶋H上，在近代中國貧弱交加的現(xiàn)實困境的壓力下，熱心救國之士最關(guān)注的其實仍是“用”，且是使中國迅速脫貧和強盛之“用”。顧毓琇（1902-2002）曾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自己并不反對“中國人學‘純粹科學…，但只是“感覺得純粹”的‘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③以“最需要的”來衡量“科學”，自然有緩急之分，故所有不求功利的話，根本目標也仍是要落實在“無用之大用”上。就任鴻雋而言，這種“大用”至少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富國強兵這樣的物質(zhì)層面，一是道德風俗這樣的精神層面。這些看法一直潛存于他的心中。如前所述，早在到美國之前，他已經(jīng)在家信中提出了從事實業(yè)和學問的理想。彼時他心中所想的“學問”大約不一定是無功利的，但一旦從“不求功利”的層次上理解“學問”，“實業(yè)”與“學問”孰重的問題自然也就出現(xiàn)。　　在留美的那幾年中，任鴻雋一方面不斷地提醒大家“求真”才是科學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又常云，學有兩類，一在“求真”，一在“致用”。當然，他在強調(diào)“求真”的時候，也并不是說“求真”便不可“致用”，而是從為學態(tài)度上著眼。總體來說，任鴻雋一方面確是為科學的效用所吸引，且正欲以此誘導國人走向科學一途；另一方面又害怕過于強調(diào)其應用性而使國人誤解科學的“精神”，故從表面上看，其立言常常徘徊不定，但也有一明顯地由二者并重到漸漸趨重于精神一端的跡象?！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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