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十日談

內(nèi)容概要

　　本書作者對玄學有很深的研究，以一日一談的形式，用通俗的文字匯為成一本內(nèi)涵豐富的玄學面面觀。整本書分“十日”，各自成章，書證豐富，觀點新穎，文字通俗，易懂且有趣味。通過“十日”談“名理、玄言和風度”、“從‘九品中正制’到《人物志》”、“王弼融通《周易》《老子》的玄學體系”等等，讀者可以通過本書了解玄學思想的來龍去脈，以進一步理解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

書籍目錄

第一日 名理、玄言和風度——魏晉玄學的成因、發(fā)展及其特點第二日 從“九品中正制”到《人物志》——一種陰陽五行的人物分類學說第三日 得“意”忘“象”——王弼融通《周易》《老子》的玄學體系第四日 枉入紅塵的“逸氣”和“棄才”——竹林玄學及其名士風流第五日 適性逍遙——從裴頷的“崇有”論到郭象的“獨化”說第六日 《易》外別傳——管輅與《周易》數(shù)術(shù)學第七日 “空”“無”之辨——魏晉之際佛教對玄學的發(fā)展第八日 “言不盡意”和“寄言出意’，——魏晉南北朝文學藝術(shù)中的玄學情調(diào)第九日 “玄一”之道——魏晉玄學和道教仙學第十日 “自然”和“名教”——魏晉玄學中的儒學因素

章節(jié)摘錄

　　第一日 名理、玄言和風度——魏晉玄學的成因、發(fā)展及其特點　　高峰　　提起魏晉玄學，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許是“魏晉風度”；眼前浮現(xiàn)的不是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雅人風致，便是一往情深、酣飲嘯詠的風流情性。然而“魏晉玄學”素來被看作是一種“玄遠之學”；當時一部分“玄學名士”孜孜砣砣、殫精竭慮于語言的提煉和概念的辨析，對中國古代學術(shù)思想日后的發(fā)展無疑有著更多的積掇意義。另一方面，與俊逸不群的“風度”和清言疏脫的“玄思”這些表面現(xiàn)象有所不同，魏晉玄風的形成實際上和當時的現(xiàn)實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以，我們先從三國時代的政治制度談起，對魏晉玄學的成因、發(fā)展及其特點作一個整體的概觀?！　」?34年，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主張。這事件，既標志著一個大一統(tǒng)帝國在文化精神上的真正確立，同時也暗示了注重禮樂教化的儒家思想將在加強中央集權(quán)、穩(wěn)定大一統(tǒng)局面中承擔起重大的歷史使命。在以后的三百多年時間里，儒士們一面注意對諸家之學的吸收會通，一面重視自身思想體系的構(gòu)建，遂對兩漢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漢人在事功方面是偉大的，儒家思想對于兩漢政治正面的貢獻也是卓然而不可磨滅的。然而漢人過于實際的政治興趣也妨礙了他們在理論思維方面的進一步提高；從兩漢諸儒到那位因崇尚神仙而特具神秘色彩的淮南王劉安，在建造各自的理論體系時，都沒有能夠全然擺脫素樸、具體的“元氣論”的影響?！　|漢末年，儒家前此建立起來的道德準則、倫理規(guī)范逐漸變?yōu)榻虠l，成了名副其實的“名教”。隨著中央政權(quán)的衰敗和地方察舉制度的腐化， “綜核名實”——考究一個人的能力與其所擁有的職位、名號是否相符——成了人們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漢末魏初，起于實際政治需要的對名實問題的探討，不期然地將重心轉(zhuǎn)向了對概念本身進行分析的“辨名析理”。于是，在公元240年的“正始”之初，道家思想借助名理之學的研討以新的形式重新崛起，被時人冠以“玄學”的名稱。至此，中國固有的學術(shù)思想在理論思維方面出現(xiàn)了關鍵性的飛躍，這對日后同化印度大乘佛學以及兩宋諸儒重建理性的“道統(tǒng)”都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 從“綜核名實”到“玄遠之學”　　“名教”云云，其實際的意思是因“名”而立“教”，其中包括了政治體制、人才配合以及禮樂教化等等屬于“文教”制度的內(nèi)容。所謂東漢以名教治天下，即指東漢的政策、制度均是建筑在儒家道德原則和人倫規(guī)范基礎上的。然而，東漢末年，名教顯然已不能夠維系人心了；根據(jù)名教標準選拔出的官吏由于名不副實，不僅不能起到管理和控制社會的功用，反而加速了社會的腐敗和崩潰。面對這種情況，一些意欲有所作為的士大夫是頗覺痛心疾首的。王符在《潛夫論·務本篇》中指責道： “內(nèi)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jié)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jié)而炫世俗之心者也?！睗h末魏初，曹操在北方建立起政權(quán)，遂有恢復大一統(tǒng)帝國、取消地方分裂的意圖；他的反對名教，實在是為其打擊世家大族的政治計劃張目?！段男牡颀垺ふ撜f》稱“魏之初霸，術(shù)兼名法”，道出了曹魏政權(quán)名法之治的特征。由此，在先秦時便帶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名理學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fā)展，其現(xiàn)實目的是通過“綜核名實”以達到“官無廢職，位無非人”的理想政治狀況。　　1．士的興起和察舉制度。早在秦始皇完成了統(tǒng)一大業(yè)后，原先六國中的世襲貴族便已隨之消失。按照秦始皇心目中的帝國原則，除了皇帝這一系理所當然應該世代相傳外，其余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中的人都只是皇帝所任命的臣子，可以隨時予以罷免。這樣做的結(jié)果，等于是取消了貴族的世襲制度。不過，盡管漢初的制度、法律一切沿襲秦舊，這一原則卻自始就沒有能夠徹底實行。到了東漢末年，在執(zhí)掌政權(quán)的貴族中已然無形問又形成了新的世襲階層，魏晉時將這一階層稱作“門閥士族”或“門閥世族”。相對而言，在野的一派則貶稱“庶族”。這一新興的世襲階層之所以被稱作“門閥”，當然因為它是靠著門第來維持其社會地位的；而“世族”的稱呼，也只是表明其具有世襲特點的社會地位。但是， “士族”云云，其中就頗有些深意了。從歷史上看，春秋以前， “士”只是貴族中最低的一級，地位并不突出。戰(zhàn)國以后， “士”作為一個特殊階層，有了一定的獨立地位，在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具有相當大的活動能力，逐漸躍為了“四民”之首。由此看來，將“士族”與“門閥”聯(lián)稱，表明這種世襲“門閥”是以“士”為主體的；他們不僅是政治上的貴族而且還是文化上的貴族。從有關的史料來看， “士”或“名士”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中頗具影響，享有很高的聲望：　　海內(nèi)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日“八俊”，次曰“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廚”?！　—q古之“八元”、 “八凱”也。（《后漢書·黨錮傳》）這里的“三君”、“八俊”、“八顧”等均為名號。門閥士族以一種相互標榜的方式，將一些具有相同德性或才情的名士歸為一類，用“君”（德才為一世所宗）、“俊”（人中英杰）之類的稱號彼此贊譽，一時間頗具顯赫的聲勢?！　≡斐砷T閥士族勢力強盛的原因很多。據(jù)現(xiàn)代史學大師錢穆先生分析，主要一點在于“士”對當時學術(shù)的壟斷： “學術(shù)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數(shù)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jīng)學”，既而，“經(jīng)學既為入仕之條件，于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累世經(jīng)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國史大綱》上冊，第184～185頁）。至于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兩漢的察舉制度有關?！　∥鳚h初年，朝廷為了選拔優(yōu)秀的統(tǒng)治人才，建立起地方察舉制度。從漢高祖、漢文帝直到漢武帝，都曾先后下詔，令天下察舉杰出之士。標準主要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簡稱“賢良”，稍后也泛及孝子、廉吏，簡稱“孝廉”。當高祖十一年（公元196年）發(fā)布的《求賢詔》首先提出：“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并明確規(guī)定各郡守：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币院?，漢武帝在《求茂材異等詔》中更直截了當?shù)刂鲝垺Ｉw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東漢以至魏，地方察舉制度基本上沿襲了西漢的做法?！　∮捎谌瞬诺倪x拔以鄉(xiāng)間察舉為基礎，對于人物的品評、鑒識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從《后漢書》的有關記載可以看出，當漢末之際，名士照例有一個“品題”，雖然尚未如后來的“九品中正”制那樣設有專門機構(gòu)來進行辦．理，但士人的品鑒實際上已由一、二人主持。以當時享有盛名的“月旦評”為例， 《后漢書·許劭傳》載：“……天下之拔士者，咸稱許、郭?！踣颗c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xiāng)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笨梢?，人物品評業(yè)已成為當時士人清談的一個重要話題，而總持評語的權(quán)力則集中在個別批評專家的手里。然而，這種起自鄉(xiāng)間的人物品評也有很大的流弊。正如錢穆先生指出的那樣： “地方察舉權(quán)任太守，客觀的標準，因此易于營私。一面是權(quán)門請托，一面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里去。”（《國史大綱》上冊，第185頁）一方面，“賢良”、“茂才”、“至孝”、“廉吏等等，都是當時政府為了讓地方推薦優(yōu)秀人才所立的名號；另一方面，在士大夫門第觀念的把持下，鄉(xiāng)閭問推選出的士子，其品行卻往往與這些稱號相反。對于這一類情況，當時王符便已加以嘲笑。稍后，晉朝方士葛洪在撰寫《抱樸子》一書時，引用了漢末的民間議論說：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保ā侗阕印徟e》）葛洪將這種情況統(tǒng)稱為“名不準實，賈不本物”（《抱樸子外篇·名實》）?！　〔茇槲和鹾?，為了糾正這類名實不符的現(xiàn)象，同時也是針對當時因人士流移所帶來的鄉(xiāng)間查考的困難，創(chuàng)立了九品中正制度。所謂“九品中正”，即是在州郡置中正，擇本地的賢而有識者主持；其識鑒、區(qū)別人物，共分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隨后供吏部選用。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是有利于世族的仕進制度，這當然同曹丕有意代漢為帝的用心有關，是想以此取得一大批門閥世族的擁戴。但是，另一方面，也由此引導了時人對名理之學（形名學）的重視。稍后，曹睿又開始謀求建立一種更具體的“都官考課法”，這項工作由當時著名的形名學家劉劭承擔。值得注意的是，由劉劭撰著、對日后玄風起有重要前導作用的《人物志》一書，便是對以往人物考核、品評中的隨機性內(nèi)容所作的抽象概括。于是，具體的實際政治措施開始轉(zhuǎn)而趨入了較為抽象的名理研討；儒家的“正名”、法家的“循名責實”等等觀念都以新的形式重新引起士人的關注。不過，總體而言，正如史學家唐長孺先生分析的那樣：“初期名理學家大抵由檢察名實，特別是由考察人物以至于循名責實使人位相稱，因此與法家相近。一到稍后，便轉(zhuǎn)入了道家?！边@中間有邏輯方面的必然性。但從社會政治一面論，“名理學本來是針對東漢名教之治而興起的。曹魏政治即與初期名家相配合，所謂名法之治。名法之治要求檢察名實，其中即包含了法家擴大君權(quán)、裁抑大族的意義。到了齊王芳時，由于君權(quán)的削弱，政治趨于寬弛，．皇帝也成為虛位，于是從綜核名實轉(zhuǎn)向提倡無為”（《魏晉南北朝史論》，第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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