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知識分子的二重世界

內(nèi)容概要

　　《城市知識分子的二重世界：中國現(xiàn)代性的歷史視域》主要內(nèi)容包括：近代的預兆與挫折--清代中期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越縵堂日記》1865-1871：晚清浙東一個歸鄉(xiāng)官吏的生活空間、辜鴻銘與“道德”的課題--俯視東西文明的視角、城市的公共領域與政治文化的培育--李大釗在1919年前的實踐與思考等。

書籍目錄

序近代的預兆與挫折——清代中期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動《越縵堂日記》1865-1871：晚清浙東一個歸鄉(xiāng)官吏的生活空間辜鴻銘與“道德”的課題——俯視東西文明的視角城市的公共領域與政治文化的培育——李大釗在1919年前的實踐與思考從陳獨秀宗教觀的變化看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緊張論“五四”知識分子的“平等”觀念——以“新青年”派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近代個人觀轉(zhuǎn)型初探——以嚴復、梁啟超為中心文明戲的實像——中國戲劇的近代自覺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與王標論文所擇取活動于比較狹小的生活空間——這正是前近代的表象——的李慈銘相比，自稱“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清末民初的辜鴻銘（1857-19 28），如果僅僅從他的生活空間來看的話，容易讓人想象他是一個喪失了中國人意識的世界主義知識分子，而實際上他是一位以獨特的道德觀念（紳士道）為媒介，試圖對西方與中國的文明和歷史進行整體性說明的思想家。川尻文彥的論文《辜鴻銘與“道德”的課題——俯視東西文明的視角》，從文明論的視點探討了這位既公然肯定蓄辮和納妾的復辟論者、傳統(tǒng)知識分子，又是新型知識分子的“奇人”辜鴻銘的思想。辜鴻銘思想和行動的“二重世界”大概可以說是以最為尖銳的形式對立著的。辜鴻銘雖然不怎么被日本學界所熟識，但他卻在同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中求覓同類而不可得，的確是位有特色的人物。顯示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地層”的厚度和多樣性，頗有意思。　　近十年來，中國在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關注作為近代市民社會發(fā)生母體的城市“公共領域”的研究很引人注目。眾所周知，“公共領域”是德國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所倡導的社會理論。“公共領域”是介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社會空間，在那里形成交往的合理性，各種交流作為公共意志（輿論）而被匯集，帶有左右公權(quán)的權(quán)力。從而“公共領域”具有作為批判性對抗公權(quán)的場所的機能。由此可見，清末的大城市——譬如北京、上海、廣州、長沙——中簇生的茶館、沙龍、書店、學會、出版社、大學等社會空間，即使不能被稱為“公共領域”，亦可看出“公共領域”之萌芽。去年的共同研究論文集《中國的現(xiàn)代性與城市知識分子》所收華東師范大學許紀霖教授的論文《近代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以上海為例》，揭示了正由于上海的上述社會空間作為“公共領域”發(fā)揮了機能，使上海成功地領先于其他大城市而向近代都市蛻變。晉榮東的論文《城市的公共領域與政治文化的培育——李大釗在1919年前的實踐與思考》，承接許紀霖的論文，考述了活躍于北京的李大釗的思想。李大釗為了使自己生活的北京形成“公共領域”，以言論活動非黨派化為目標的同時，在以公共意志對各種利害對立的言論進行匯集之際，作為調(diào)整原理，提倡“自由的認可”（ free consent），而不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晉榮東論文對此給予了很高評價。宋代以降，作為民間教育機構(gòu)的書院很發(fā)達，尤其是像明末無錫的東林書院那樣，處士橫議時政，對明末政局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從中國具有如此知識傳統(tǒng)的這一點來看，關注作為近代化指標的“公共領域”，必將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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