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漂移與意義播撒

內(nèi)容概要

在全球化時代，不同文化都在全球化這個漩渦中發(fā)生全面的接觸，相互激蕩?！哆吔缙婆c意義播撒(后現(xiàn)代視域下的地方族群文化變遷)》將把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生存與發(fā)展放在這一境遇下來加以研究。本書的研究對象將限于這樣一些特殊的群體：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同時，除了某些比較簡單的民間信仰之外，也沒自己成熟的宗教。我們把這些特殊的族群稱為“小民族”，將其文化稱為“小民族文化”。本書最為關注并力圖回答的問題是：這些文化是靠怎樣的機制自我傳承的？這些機制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會不會崩潰失效？本書由陶渝蘇、載慶中、王良范著。

書籍目錄

導言
第一章  主流話語與多元價值——論全球化的文化意蘊
  一  經(jīng)濟全球化及其文化意義
  二  全球化語境中的發(fā)展理論
  三  來自后現(xiàn)代與后殖民主義的挑戰(zhàn)
第二章  解構同一與消融邊界——以后現(xiàn)代視角解讀多元文化
  一  自我建構中的“他者”
  二  反對同一性暴政與解放差異
  三  邊界互滲與意義播撒
第三章  邊界漂移的族群文化——論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差異
  一  建構的自我和流動的差異
  二  變動中的“他者”幽靈
  三  文化變遷與無意識
第四章  變遷中的身份建構與重構——以貴州苗族的歷史及其文化變遷為例
  一  族源探尋與文化描述
  二  近代民族主義與文化互動中的身份建構
  三  市場經(jīng)濟語境下的文化變遷
第五章  生存挑戰(zhàn)與文化建構——論小族群文化的自我現(xiàn)代性發(fā)展
  一  生存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與族群文化的選擇
  二  族群認同感與文化適應力
  三  差異中的“自我”與“多元”中的現(xiàn)代性
  四  小族群文化的自我現(xiàn)代性
第六章  “他者話語”與自我選擇——地方小族群文化自我現(xiàn)代性機制研究
  一  變異中的傳承和傳承中的變遷
  二  “他者”作用與自我認同
  三  文化創(chuàng)新與“第三空間”
第七章  文化變遷中的“試錯法”——關于小族群文化發(fā)展走向的幾點思考
  一  “語言是存在的家”
  二  混雜與流動中的身份建構
  三  告別本質(zhì)主義
  四  主動趨向現(xiàn)代性
  五  “無意識”與“試錯法”
參考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人總是在問一個問題：當我們的生活被好萊塢大片、西式快餐、國際互聯(lián)網(wǎng)包圍的時候，我們身為中國人究竟還意味著什么？除了黑眼睛黃皮膚之外，我們在文化上跟西方人還有什么區(qū)別？換言之，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普遍感到有一種身份認同危機，這種危機感和焦慮感不僅體現(xiàn)在民族國家層面上，也體現(xiàn)在民族國家內(nèi)部亞文化層面上?！　∥覀冋J為，其實這種焦慮有點杞人憂天，因為從來就沒有什么純粹的民族，正像并沒有什么純粹的“自我”一樣，一種文化身份是被建構起來的。沒有他人的凝視與關注，沒有他性文化的對照與比較，我們甚至不會知道自己區(qū)別于他群的文化特性，也就不會獲得族群意識和身份認同。并且任何一種文化身份（無論是民族層面上的文化身份還是民族國家內(nèi)部的族群文化身份）的獲得也都伴隨著一個他者的幽靈，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識的建構離不開他者的闡釋，事實上只有依賴他者才能觀看與認識自己。拉康的研究表明，所謂“自我”就像是一顆洋蔥，當我們把其外表層層剝掉之后，發(fā)現(xiàn)其中只剩下虛無。不僅主體不是宰制者，相反主體是被建構起來的——主體是無意識的產(chǎn)物，是語言運用的產(chǎn)物；在主體建構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個“他者”——鏡像、無意識、父親、社會文化秩序等等，主體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和純粹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也指出，只有在出現(xiàn)一種依存關系，即通過拉康所謂的“他者”而處于一種從屬關系中時，主體才成其為主體。因此，就如同純粹的自我不過是一個空名一樣，我們也不必去追求一種純粹的族群?！　∫悦缱鍨槔?。從歷史上看，苗族、瑤族先民，先秦時與一些其他南方民族先民一起被泛稱為“南蠻”，分布在江淮、荊州，即今兩湖、豫南、皖南、贛北一帶。春秋以來，楚國強盛，迫使其不斷向今湘、鄂、川、黔交接一帶遷徙。在隋唐以后，他們有的逐步融合到漢族中，有的成為苗族、瑤族和土家族的先民。因此我們很難說，苗族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族群，從種族血統(tǒng)的意義上看，它與其他族群其實是混雜在一起的。事實上，“苗”這一稱謂，曾經(jīng)在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作為泛稱包含了南方眾多的少數(shù)族群在內(nèi)。例如：清乾隆年間時任貴州巡撫的愛必達就指出：“苗之種類有百，上游則倮夷為多，下游則仲苗、青苗為多?！鼻宕拦饽觊g任貴州巡撫的羅繞典在其《黔南職方紀略》中記述的“苗種”就有52種，它幾乎包括了貴州所有的非漢民族系的人們在內(nèi)。從這一意義上講，“苗”在傳統(tǒng)的“華夷之辨”的中國文明觀中，是被置于與“華夏”相對應的野蠻的一極，它與其說是指具體的種族或族群，倒不如說是文化上的區(qū)別概念。只是從清末開始，隨著近代“民族”的概念傳人中國，以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苗族調(diào)查報告》對“苗”的廣義和狹義的劃分為標志，苗族才開始了從“苗”到“苗胞”、“苗夷”，再到“苗族”的演變過程。由此可見，苗族作為一個族群是被外部建構起來的——作為文明“華夏”的野蠻他者被建構起來?！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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