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折關頭

內(nèi)容概要

程中原編著的《轉折關頭》記述了遵義會議后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所起的作用。實事求是地記述了張聞天與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毛澤東的關系，既突出了張聞天所擔負的領導責任，也講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所起的關鍵作用：既寫出了張聞天個人的思想轉變，也寫出了毛澤東對其轉變的推動；既突出寫了兩人緊密合作并最終結束了中國革命最為危急的狀態(tài)，也寫出了毛澤東、張聞天兩人不同的個性特點以及工作上的分歧。
《轉折關頭》中在回答“張聞天是怎樣當上總書記的”、“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當?shù)迷趺礃印?、“張聞天是怎樣離開總書記崗位的“這三大問題時，較為準確地把握了毛洛關系這條線索，不僅客觀地分析了歷史狀況，梳理了思想發(fā)展脈絡。也把這種關系的發(fā)展寫得有聲有色、疾徐有致、層次分明。書中還客觀記述了張聞天與博古的關系、與其他歷史人物的是非關系，以及一些黨史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

作者簡介

程中原，男，1938年5月生。江蘇省無錫市人。漢族。中共黨員。1952年至1955年，在無錫市當小學教員。1955年至1959年就讀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59年至1976年在漣水師范、淮安師范等校任教，先后任教導處副主任、函授進修部主任。1977年至1983年在淮陰師范?？茖W校講授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魯迅研究，任黨委委員、教務科長、學報主編。1983年評為副教授。為江蘇省六屆人大代表。1983年至1991年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工作，任《江海學刊》副主編、主編。1986年評為研究員。1990年獲得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年起調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199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至2006年任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F(xiàn)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高校重點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課題組首席專家。著有《張聞天傳》、《鄧小平在1975年》、《歷史轉折論》、《毛洛合作與長征勝利》、《與哈佛學者對話當代中國史》等，參與編輯出版張聞天著作、胡喬木著作和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著作多種。

書籍目錄

引言
上篇  歷史選擇了張聞天
  一  同毛澤東王稼樣一起路上長征路
    毛洛王組成中央隊三人團
    “博洛矛盾”加深
    “毛洛合作”發(fā)展
    張聞天發(fā)表動員長征的“戰(zhàn)略社論”
  二  長征路上的爭論
    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過了老山界以后
    通道“轉兵”
    黎平?jīng)Q策
    洛王橘林談話
  三  遵義會議
    襲占遵義
    遵義會議的準備和召開
    博古作報告
    張聞天作反報告
    毛澤東的發(fā)言和會議的進展
    遵義會議的勝利
中篇  挑起歷史的重擔
  四  扎西會議
    2月5日：博洛交接
    2月5日：決定中央蘇區(qū)的戰(zhàn)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7日：作出“回兵黔北”決策
    2月8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
    2月9日：決定中央紅軍“縮編”
    2月9日：決定紅二、六軍團的戰(zhàn)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10日：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加強對白區(qū)工作的領導?；謴团c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
  五  張聞天支持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
    毛澤東重返軍事領導崗位
    二渡赤水，再占遵義
    張聞天請毛澤東擔任前敵總指揮
    關于“打鼓新場戰(zhàn)斗”的爭論
    張聞天贊成毛澤東參加新的軍事“三人團”
    四渡赤水，跳出敵人包圍圈
    走路與打仗的分歧
    會理會議克服離心傾向
  六  從會合到分離
    強渡大渡河前后
    懋功會師
    兩河口會議
    兩河口會議之后
    沙窩會議前后
    毛兒蓋會議前后
    對張國燾的等待與爭取
    危急關頭
    脫離險區(qū)
    俄界會議
  七  爿陜北落
    到達哈達鋪
    張聞天寫讀報筆記
    毛澤東賦長征詩
    翻越六盤山。向陜北蘇區(qū)挺進
    進駐吳起鎮(zhèn)
    下寺灣決策
    兵分兩路
  八  拉開從內(nèi)戰(zhàn)翻抗戰(zhàn)的序幕
    提出新策略
    “國際代表”到達瓦窯堡
    張聞天毛澤東的配合合作
    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的新內(nèi)容
    改變對富農(nóng)的策略
  九  主持瓦窯堡會議
    瓦窯堡會議的召開
    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的決議》
    瓦窯堡會議的傳達貫徹
  十  打開新局面
    東征山西
    回師宣言與西征決策
    接待美國記者斯諾
    開展白區(qū)工作
    聯(lián)合東北軍和西北軍
  十一  實現(xiàn)三大主力會師
    中央對張國燾的團結爭取和朱德等同張國燾的斗爭
    張國燾另立“中央”
    與張國燾反黨分裂活動的斗爭
    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甘孜會師
    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與一方面軍的策應
    制止張國燾的再度動搖
    三大主力大會師
  十二  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國共兩黨直接聯(lián)系的恢復
    晉西會議調整對蔣策略
    “五五通電”以后的曲折
    應對“兩廣事變”
    確定“逼蔣抗日”方針
    提出“民主共和國”口號
  十三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前的形勢
    張、楊發(fā)動西安事變
    張聞天主持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決策的逐步形成
    確定和平調停的策略方針
    提出六項條件。確定“放蔣”方針
    “放蔣”后的形勢與中共中央的方針
    內(nèi)戰(zhàn)危機迫在眉睫
    總書記親赴西安
    “二二事件”以后
  十四  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迎接全國抗戰(zhàn)新階段的到來
    參與領導同國民黨、蔣介石的談判
    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十五  洛川會議前后
    主持洛川會議前的政治會議
    主持洛川會議
    主持洛川會議后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座談會
    積極貫徹洛川會議的路線方針
  十六  主管宣傳和干部教育
    概況
    創(chuàng)辦延安馬列學院
    編著革命史教材和編譯出版馬列著作
    論青年修養(yǎng)和黨的建設
    宣傳鼓動提綱和文化工作政策
  十七  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開展對張國燾錯誤的斗爭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
下篇  完成歷史使命以后
  十八  六屆六中全會后黨內(nèi)職責的變動
    主動移交總書記的工作
    負責局部關注全局
  十九  整風前后
    整風運動的發(fā)動
    提出“還賬”與“補課”
    陜北、晉西北調查
    出發(fā)歸來
  二十  總結歷史經(jīng)驗
    研究黨史，寫《反省筆記》
    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二十一  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上篇 歷史選擇了張聞天一 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踏上長征路毛洛王組成中央隊三人團1934年10月10日晚，張聞天(當時通用名洛甫)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從瑞金的梅坑出發(fā)，向贛南省會于都集結，準備渡過于都河作戰(zhàn)略轉移。當時還沒有“長征”這個名詞，更不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那么長的路。那時紅軍是向西邊走，最初的目標是到達湘西同賀龍、蕭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合，故爾一開始都把這次戰(zhàn)略轉移的軍事行動稱為“西征”。長征出發(fā)時，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的意見，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戰(zhàn)軍團中去。毛澤東和張聞天商量后提出異議，博古同意毛、張的意見，讓他們留在總部。毛澤東邀約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就這樣，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 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個“三人團”。為了跟“最高三人團”相區(qū)別，稱為“中央隊三人團”。 “中央隊三人團”并不是一個正式機構。三個成員中，毛、王兩人，一病一傷。毛澤東惡性瘧疾剛止住，體虛血虧，走不動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肚子里還有彈片。他們兩人都坐擔架。張聞天身體好些，基本上是騎馬行軍。他們隨軍委第二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行動。這個縱隊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機關、供給部、衛(wèi)生部、紅軍大學、軍委二局等組成。1932年秋冬，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就已開始了由執(zhí)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qū)后，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這一艱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同犯“左”傾錯誤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chǎn)生、發(fā)展、加深的過程。所謂“博洛矛盾”，在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產(chǎn)生過很大的影響。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博古共事，雖然工作作風不完全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難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標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里，沒有什么原則分歧，兩人關系可以說是親密團結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漸覺察到“左”的危險性，認識到“左”傾也會成為革命前進中的最大的障礙物，反對“左”傾的一面開始滋長。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    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chǎn)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chǎn)生在對于“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xù)擴大侵略，占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工農(nóng)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fā)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qū)、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愿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zhàn)的協(xié)定。在國內(nèi)、國際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然而，博古卻從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共產(chǎn)國際的“左”的固定公式出發(fā)來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認為我們的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說的。至于國民黨上級軍官，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去同他們談什么條件，同他們訂立什么共同作戰(zhàn)的戰(zhàn)斗協(xié)定。宣言上的提議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破國民黨的造謠污蔑的。張聞天則接受了淞滬抗戰(zhàn)事實的教育，對在日本侵略下國內(nèi)階級關系的變動開始有所認識，糾正了“一?二八”事變后對國民黨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對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zhàn)協(xié)定的理解同博古大為不同。他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nóng)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①圍繞著對“共同抗日三條件”應怎樣理解的問題，張聞天同博古進行了爭論。博古沒有采納張聞天的意見，所以，“宣言”發(fā)表以后，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采取任何主動行動，“宣言”發(fā)表以后的八九個月里，也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zhàn)協(xié)定。    第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認識與政策。    這是博洛之間的又一個分歧點。先是博古發(fā)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jīng)濟政策》①，重復共產(chǎn)國際關于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與反對資產(chǎn)階級并列的特點。博古認為，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余，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無情的斗爭”，這是工農(nóng)民主專政的特點之一。博古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在發(fā)展蘇維埃經(jīng)濟中間、在相當?shù)娜萑藤Y本主義發(fā)展中間來有系統(tǒng)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jīng)濟發(fā)展的前途》、《五一節(jié)與（勞動法）執(zhí)行的檢閱》、《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等文章中論述了“利用”私人資本發(fā)展蘇維埃經(jīng)濟的主張，提出應該允許資本主義發(fā)展，采取利用、限制、競爭、斗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采取“系統(tǒng)限制”政策大相徑庭。博古在隨后發(fā)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jīng)濟政策》的第三部分②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chǎn)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chǎn)階級妥協(xié)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于資本家，“不是‘妥協(xié)’政策，而是堅決的發(fā)展階級斗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yōu)樘K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xié)”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qū)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

后記

為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九十周年，當代中國出版社決定組織出版反映中共黨史上主要負責人的傳記系列圖書，著重介紹他們?nèi)紊系臉I(yè)績和貢獻。我很愉快地接受了他們寫一本關于總書記張聞天的邀約。    張聞天從遵義會議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六屆六中全會把黨中央總負責人的權力逐漸移交給毛澤東，這三年半多的時間，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段落，是他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華民族，作出最大貢獻的時期。我在已經(jīng)出版的《張聞天傳》中，用第九章到第十三章共五章的篇幅，記敘了這一偉大轉折時期的歷史。此番以“總書記張聞天”為專題寫書，給了我一次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充實和提高的機會。書稿寫成以后，確定用《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做書名出版，對本書的主旨、結構和內(nèi)容并沒有影響。    關于張聞天在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被推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及其后與毛澤東配合合作領導長征取得勝利的歷史，我在紀念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的時候，曾寫了《毛洛合作與長征勝利》一書，較為詳細地予以評述，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上篇《歷史選擇了張聞天》即在該書的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本書中篇《挑起歷史的重擔》，則在《張聞天傳》相關章節(jié)的基礎上大加充實加工而成。本書下篇《完成歷史使命以后》是按照邏輯和歷史統(tǒng)一的要求，重新組織編寫的。    “張聞天是怎樣當上總書記的？”“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當?shù)迷鯓樱俊薄皬埪勌焓窃鯓与x開總書記崗位的？”——這三大問題，是中共黨史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廣大讀者要求索解的問題。本書力圖運用翔實的史料，進行具體的分析，作出比較全面的回答。至于這份答卷是否得當，能不能令人滿意，請廣大讀者和專家學者予以評判，給予指正。    程中原    2011年5月9日于寬溝

編輯推薦

《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講述怎樣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崗位）》編輯推薦：“張聞天是怎樣當上總書記的？”“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當?shù)迷鯓?？”“張聞天是怎樣離開總書記崗位的？”——這三大問題，是中共黨史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廣大讀者要求索解的問題。程中原編著的《轉折關頭》力圖運用翔實的史料，進行具體的分析，作出比較全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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