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人

前言

興酣把筆，驀地記起了兩句古書上的話。先說第一句：“文在茲”（文化在這里），語出儒家經(jīng)典《論語》。它昭示著一種巨大的存在。用它來概括有關(guān)文士、文苑的內(nèi)容，起碼可以標示一種觀點，一種態(tài)度，一種文化情懷，類似“買珠寶，請上樓”之類的指示牌。如同現(xiàn)代世界上存在著“文學(xué)將會消亡”與“文學(xué)絕不會消亡”的辯論；古代中國亦有關(guān)于“文在茲”與“文不在茲”，“天之將喪斯文也”與“天之未喪斯文也”的言說。本書中所描述的屬于“過去時”，未必有助于昭示現(xiàn)在，展望將來；但是，有一點可說是確切無疑，即作為文化、文明的承載者，知識階層——古代稱為士子，他們的地位、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古時候，有“文人無行”和“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說法。其實，這些話是應(yīng)該加以分析的。首先，古人眼中的文人，同我們這里講的不盡相同；其次，“行”的標準，“觀”的內(nèi)涵，原無定解，往往是言人人殊——立足點不同，看法必然產(chǎn)生歧異。我敢說，那些真正“無足觀”或“無行”的人，根本入不了鄙人的法眼。竊以為，對于文人的公允的態(tài)度，應(yīng)該是既不能無限度地肆意貶低，說什么“百無一用是書生”；也不能肆意夸大他們的作用，像雪萊所說的“詩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文人就是文人，就是靠“立言”、亦即靠詩文安身立命的人，卻又并非登車攬轡、言出法隨的“話語英雄”?！傲⒐Α币苍S談不上，“立德”，倒是許多人能夠沾邊的。人的德行的高超，固然不即等同于詩文的高超；但人的完美的生命形態(tài)、精神蘊涵，肯定有助于詩文的創(chuàng)作。我之所以肯于在他們身上耗費筆墨，既沒有收過他們的紅包，也沒有任何人打招呼、遞條子，更不是為了賺銀子、評職稱，全憑一已濃烈的興致、深切的同情，甚至崇高的敬意。當然，對于一些有爭議、有闕失的人，也不無針砭之辭、諷喻之筆。他們中沒有那類蘆葦、竹筍式的“頭重腳輕、嘴尖皮厚”的貨色，每人都有一技之長，大部分都有真功夫、真本事、真學(xué)問，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頂尖級的詩圣文豪，以其光華奪目的創(chuàng)績，江河萬古。哪怕是生命短促得像流星劃破夜空，卻都在歷史上留下堅實的腳印。他們成功的實例證明，人可以通過任何生活來創(chuàng)造自己，完成自己。他們往往兼?zhèn)淙矫嫣攸c：一是有氣節(jié)，有風(fēng)骨，有社會責(zé)任感；二是人生道路曲折、復(fù)雜，生命歷程存在著戲劇性、偶然性，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和較多的因變參數(shù)；三是個性突出，特點、長處鮮明，也有明顯的人性弱點，從而具備更多的可言說性。他們各自有各自的活法，但遭逢不偶，命途多舛，帶有普遍性，有的終其一生都是在蠻荒、困境中度過。這里，社會性的原因是主導(dǎo)的——在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文士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是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者和道義的承擔(dān)者，肩負著闡釋世界、指導(dǎo)人生的莊嚴使命；但是，封建社會并沒有先天地為他們提供應(yīng)有的地位和實際政治權(quán)力；若要獲取一定的權(quán)勢來推行自己的主張，就必須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這種獲得，卻是以喪失一己的獨立性、消除心靈的自由度為其慘重代價的。否則，就必然蹉跌蹭蹬，困頓終生。同時，也有個人性格上的因素。由于文人的習(xí)性，喜歡特立獨行，不肯屈身俯就，隨俗俯仰，也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是孤獨的，不能行時，不能吐氣揚眉，不能見容于世。他們中的許多人，既腳踏實地，又超越此在；他們既生活在這里，在現(xiàn)實之中，也生活在彼岸，在他處。他們因獻身文明、文化、文藝而苦難重重，他們也因為獻身文明、文化、文藝而流芳百世。再說第二句：“載鬼一車”，這是《易經(jīng)》上的話。在我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以歷史人物為題材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對這種起死人于地下，同鬼魂打交道的做法，文雅一點說，叫做生者對于逝者的叩問。逝者也好，鬼魂也好，往往葆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他們不僅沒有因為歲月的汰洗湮沉到忘川中去，反而由于歷史的積淀，踵事增華，頭上還會罩上一層神秘的光環(huán)，從而獲得很高的知名度。誠如美學(xué)家朱光潛所言：“年代久遠常常使最尋常的物體也具有一種美”，“‘從前’這兩個字可以立即把我們帶到詩和傳奇的童話世界”。蒲留仙寫鬼，是“料應(yīng)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我和他不同，我之所以在這里搬出一些古代文士來，不過是一種呼喚，一種寄托。古代文士的那種風(fēng)范，那種氣節(jié)，那種追求，現(xiàn)世中再也難以找到了。商業(yè)社會里盛行的是消費主義文化，生活領(lǐng)域中呈現(xiàn)的是美的泛化，藝術(shù)領(lǐng)域中表現(xiàn)為美的消解，最后導(dǎo)致了審美主體的人的異化，人們看重的是物品的外觀，追求的是感官的享受，而缺乏一個精神超越的維度。既然現(xiàn)實中蹤跡難尋了，那么，就只好乞靈于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及其載體?，F(xiàn)在缺乏的不是文人，缺乏的是文人應(yīng)有的氣質(zhì)、志趣、情操、節(jié)概。寫他們，本身也是一種精神的靠攏，審美藝術(shù)的回歸。在精神境域里相知相重的重逢，無疑也是一種大欣賞、大歡慰。王充閭2012年春

內(nèi)容概要

　　《讀文人》是“王充閭?cè)宋锵盗?rdquo;第二種，選入作者寫古代文人的系列文章31篇，共17萬字，包括莊子、李白、王勃、歐陽修、蘇東坡、陸游、李贄、朱熹、納蘭容若、袁枚、曾國藩等文人。其中《寂寞濠粱》、《兩個李白》等篇，選入大中學(xué)教材。這些文士都有氣質(zhì)、志趣、情操、節(jié)概，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頂尖級詩圣文豪，其生命歷程都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個性有明顯的人性弱點，具備可言說性。作者的寫作圍繞一個中心進行：古代文人多都想解褐入仕，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但這是以喪失一己的心靈自由和人格獨立性為代價的，這帶給他們深重的痛苦并導(dǎo)致其仕途蹉跌，但是他們卻因此創(chuàng)作出耀眼的詩文而流芳百世。

作者簡介

王充閭，當代著名散文作家，詩人。遼寧省作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兼任南開大學(xué)、沈陽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中華詩詞學(xué)會顧問。長期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學(xué)術(shù)研究。在國內(nèi)外十幾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隨筆集《淡寫流年》《何處是歸程》《一夜芳鄰》《成功者的劫難》《歷史上的三種人》《滄桑無語》《龍墩上的悖論》《張學(xué)良：人格圖譜》等近三十種，詩詞集《鴻爪春泥》《蘧廬吟草》等；另有“王充閭作品系列”七種、“王充閭文化散文叢書”三種。散文集《春寬夢窄》獲中國作家協(xié)會首屆“魯迅文學(xué)獎”，并連續(xù)兩屆（2004、2007）被聘任為“魯迅文學(xué)獎”散文雜文評獎委員會主任。作品被譯成英文、阿拉伯文。

書籍目錄

序言莊子：寂寞濠梁賈誼：洛陽年少嚴光：忍把浮名換釣絲左思：澗底松與山上苗駱賓王：一檄雄文震古今王勃：千載心香域外燒李白：青山魂王播：揚州舊事元稹、白居易：文人相重與文人相輕李賀：此馬非凡馬歐陽修：來往亭前踏落花蘇東坡：春夢留痕陸游：孤枕夢尋朱熹：撐篙者言楊升庵：風(fēng)波中的徹悟湯顯祖：《牡丹亭》中說澳門袁宏道、李贄：龍湖之會陳夢雷：靈魂的拷問納蘭性德：金衣公子袁枚：其人與筆兩風(fēng)流黃仲則：深于情者曾國藩：用破一生心李鴻章：他這一輩子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章節(jié)摘錄

莊子：寂寞濠梁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巔，俯瞰滾滾紅塵，能夠看輕世俗人之所重，也能夠看重一般人之所輕。他追求一種“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棄生以殉物”，不愿因?qū)Ｖ仆鯔?quán)的羈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自由。從小我就很喜歡莊子。這里面并不包含著什么價值判斷，當時只是覺得那個古怪的老頭兒很有趣兒。莊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故事大王”，他筆下的老鷹、井蛙、螞蟻、多腳蟲、龜呀、蛇呀、魚呀，都是我們?nèi)粘Ｋ芙佑|的，里面卻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樂，有一顆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還感到幾分親切。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嚇人的高度。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弟子屬于賢人一流。連他們都感到，這位老先生“仰之彌高，鉆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帶有一種神秘感，說“夫子之墻數(shù)仞，不得其門而入”，我們這些庸常之輩就更是摸不著門了。老子也和莊子不一樣，“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說達到了眾智之極的境界。但一個人聰明過度了，就會給人權(quán)謀、狡獪的感覺；而且，一部《道德經(jīng)》多是為統(tǒng)治者立言，畢竟離普通民眾遠了一些。若是給這三位古代的哲學(xué)大師來個形象定位，我以為，孔丘是被“圣化”了的莊嚴的師表，老聃是智者形象，莊周則是一個耽于狂想的哲人，當然也是一個浪漫派詩人。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認真地去鉆研，都還可以領(lǐng)略得到；可是，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個性特征，卻很不容易把握。這當然和他們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較嚴實，或者說，在他們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夠，有直接關(guān)系。特別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璣，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義”，其他就“無可奉告”了。莊子卻是一個善于敞開自我的人。盡管兩千多年過去了，可是，當你打開《莊子》一書，就會覺得一個鮮活的血肉豐滿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畫像是：“思之無涯，言之滑稽，心靈無羈絆?！彼焉畹谋匾鳒p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窮閭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項黃馘”，穿著打了補釘?shù)摹按蟛贾隆?，靠打草鞋維持生計。但他在精神上卻是萬分富有的，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萬物情趣化，生命藝術(shù)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他厭惡官場，終其一生只做過一小段“漆園吏”這樣的芝麻綠豆官。除了辯論，除了釣魚，除了說夢談玄，每天里似乎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兒就四出閑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會友，談?wù)撘恍┎恢呺H的看似無稽、看似平常卻又富有深刻蘊涵的話題。一天，莊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橋上閑游，隨便談?wù)撘恍└信d趣的事兒。這時，看到水中有一隊白魚晃著尾巴游了過來。莊子說：“你看，這些白魚出來從從容容地游水，這是魚的快樂呀！”惠施不以為然地說：“這就怪了，你并不是魚，怎么會知道它們的快樂呢？”莊子立刻回問一句：“若是這么說，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會知道我不曉得魚的快樂呢？”惠施說：“我不是你，當然不會知道你了；你本來就不是魚，那你不會知道魚的快樂，理由是很充足的了。”莊子說：“那我們就要刨刨根兒了。既然你說‘你怎么知道它們的快樂’，說明你已經(jīng)知道我曉得了它們，只是問我從哪里知道的。從哪里知道的呢？我是從濠水之上知道的?！边€有一次，莊子正在濮水邊上悠閑地釣魚，忽然，身旁來了兩位楚王的使者。他們畢恭畢敬地對莊子說：“老先生，有勞您的大駕了。我們國王想要把國家大事煩勞您來執(zhí)掌，特意派遣我們前來請您?！鼻f子聽了，依舊是手把釣竿，連看他們都沒有看一眼，說出的話也好像答非所問：“我聽說，你們楚國保存著一只神龜，它已經(jīng)死去三千年了。你們的國王無比地珍視它，用絲巾包裹著，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養(yǎng)于廟堂之上?，F(xiàn)在，你們幫我分析一下：從這只神龜?shù)慕嵌葋砜?，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頭架子珍藏起來，供奉于廟堂之上呢？還是更愿意像普通的烏龜那樣，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搖頭擺尾地隨便爬呢？”兩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聲答道：“它當然愿意活著在泥塘里拖著尾巴爬了?！鼻f子說：“說得好，那你們二位也請回吧。我還是要好好地活著，繼續(xù)在泥塘里拖著尾巴爬的?！蹦憧矗f子就是這樣，善于借助習(xí)聞慣見的一些“生活瑣事”來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視聽言動，以及人生觀、價值觀，都在《莊子》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雖說“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詩化人生”，活靈活現(xiàn)地畫出了一個超拔不羈、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現(xiàn)出莊子的縱情適意、逍遙閑處、淡泊無求的情懷。就這個意義上說，前面那兩段記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后來，人們就把它概括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虛靈的胸襟的魏晉南北朝人的筆下，還有個更雅致的說法，叫做“濠濮間想”。典出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晉簡文帝到御花園華林園游玩，對左右侍從說：“令人領(lǐng)悟、使人動心之處不一定都在很遠的地方，你們看眼前這蔥蔥郁郁的長林和鮮活流動的清溪，就自然會聯(lián)想到濠梁、濮水，產(chǎn)生一種閑適、恬淡的思緒，覺得那些飛鳥、走獸、鳴禽、游魚，都是要主動地前來與人親近。”原文是：“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睎|坡居士曾有“樂莫樂于濠上”的說法，可見，他對這種體現(xiàn)悠閑、恬淡的“濠濮間想”，是極力加以稱許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讀解“樂在濠上”和“濠濮間想”時，往往只著意于人的從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這種物我和諧、天人合一的自然環(huán)境。作為賦性淡泊、瀟灑出塵的莊周與蘇軾，認同這種情懷，眷戀這種環(huán)境，應(yīng)該說，絲毫也不奇怪。耐人尋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勞勤政聞名于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萬機之暇，先后于京師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莊分別修建了“濠濮間”和“濠濮間想”的同名景亭，反映出他對那種淡泊、蕭疏的閑情逸致和魚鳥親人的陶然忘機也持欣賞態(tài)度。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墻深院，倦于世網(wǎng)塵勞，不免對林泉佳致生發(fā)一種向往之情，所謂“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呢？據(jù)唐人成玄英的《莊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鐘離郡，這里有莊子的墓地，后人還建了濠梁觀魚臺。其地在今安徽鳳陽臨淮關(guān)附近。去歲秋初，因事道經(jīng)鳳陽，我乘便向東道主提出了尋訪莊、惠濠梁觀魚遺址的要求，想通過體味兩位古代哲人觀魚論辯的逸趣，實地感受一番別有會心的“濠濮間想”。沒料到，這番心思竟引發(fā)了他們的愕然驚嘆。他們先問一句：“可曾到過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搖了搖頭，便說，這兩大名城勝跡都在“濠梁觀魚”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吹贸鰜恚笥褌兊囊馑际牵簰侀_巍峨壯觀、享譽中外的風(fēng)景熱線不看，卻偏偏寄情濠上，去尋找那類看不見、摸不著的虛無縹渺的東西，豈不是“怪哉，怪哉！”為了不辜負他們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時間，看了這兩處明代的古跡。二原來，鳳陽乃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xiāng)，又是他的龍興故地。因此，在這里隨處可見這位“濠州真人”的龍爪留痕。街頭充斥著標有“大明”、“洪武”字樣的各種店鋪的廣告、招牌；甚至菜館里的釀豆腐都注明當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還有鳳陽花鼓，更是名聞遐邇，不容小視。聽說，朱元璋雖然平素并不喜歡娛樂，卻于故鄉(xiāng)的花鼓戲情有獨鐘，自幼就喜歡哼哼幾句。位登九五之后，鳳陽的花鼓隊曾專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賀?；噬峡戳?，樂不可支，特頒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們就這么唱著過吧！”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興高采烈，一年到頭唱個沒完，結(jié)果，人們都不再肯去出力種地。特別是由于連年修皇陵、建都城，勞役繁興，造成土地荒蕪，黎民無以為生。于是，花鼓戲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頭上：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這里就牽涉到兩處工程浩巨的“皇帝項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朱元璋早在正式稱帝之前，即尚在吳王位上，就命令劉伯溫卜地擇吉，建新宮于金陵鐘山之陽，都城周長達五十余里。兩年后即皇帝位，定鼎應(yīng)天府，是為南京。不久，卻又改變了主意，覺得雖說金陵為帝王之州，鐘阜龍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于一隅，對控制全國政局特別是征撫北方不利；因而圣駕親臨開封巡幸，準備在那里建都，作為北京。后經(jīng)反復(fù)比較，仔細勘察，認為開封雖然從戰(zhàn)國到北宋多次做過帝都，但是，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亂，城內(nèi)生民困頓，人煙稀少，而且四面受敵，無險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于是打消了遷都于此的念頭。第二年，朱元璋又就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召集群臣計議，最后拍板定案，在家鄉(xiāng)鳳陽建都，是為中都城。據(jù)史料記載，修建中都城整個工程大約動用工匠九萬人，軍士十四萬人，民夫四、五十萬人，罪犯數(shù)萬人，移民近二十萬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縣和外地衛(wèi)、所負責(zé)燒制城磚的工匠、軍匠，各地采運木料、石材、供應(yīng)糧草的役夫，總數(shù)達百萬之眾。至于耗費的資財，已無法統(tǒng)計。經(jīng)過六年的苦心經(jīng)營，各項主體建筑已經(jīng)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將竣工的前夜，由于各方面怨聲載道，眾謀臣一再進諫，為了不致激起民變，朱元璋才以“勞費”為由下令中止。經(jīng)過六百多年的滄桑變化，而今城池、宮闕已經(jīng)多半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氣象的閎闊和宮觀的壯偉?；柿旯こ桃彩窃诤槲涠晔冀ǖ?，歷時九年完成。主要建筑有皇城、磚城、土城三道?；食侵荛L七十五丈，內(nèi)有正殿、金門、廊廡、碑亭、御橋、華表和位于神道兩側(cè)長達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磚城、土城周長各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F(xiàn)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細，壯麗森嚴，表現(xiàn)了明初強盛時期的恢弘氣魄和勞動人民的高度智慧。歷史留給后人的，畢竟只是創(chuàng)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淚交迸的創(chuàng)造過程。盡管當時的異化勞動是非人的，但異化勞動的成果卻可以是動人的；在這里，勞動者創(chuàng)造的輝煌昭昭地展現(xiàn)出來，而輝煌的背后卻掩飾了反動統(tǒng)治者的暴政與兇殘的手段。作為文物，自有其不朽價值；可是，就個人興趣和思想感情來說，我卻覺得嗒然無味。說句心里話，對于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沒有好感。這當然和他是一個陰險毒辣、殘酷無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關(guān)系。他是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對人對事都是如此。眼下對我有用，眼下我覺得有用，三教九流、雞鳴狗盜之徒我都兼容并蓄；一朝覺得你構(gòu)成了威脅，不管是誰，照殺不誤。他在位三十一年間，先后興動幾起大獄，牽連了無數(shù)文武臣僚，被誅殺者不下四、五萬人。大案之外，與他共同開基創(chuàng)業(yè)并身居顯位的一代功臣名將，或被明令處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動交出兵權(quán)首先告老還家的信國公湯和等個別人，其余的都沒有得到善終。號稱“開國功臣第一”的徐達也是濠州人，故里就在濠梁附近。自幼就跟隨朱元璋身經(jīng)百戰(zhàn)，出生入死，曾經(jīng)九佩大將軍印，剛毅勇武，功高蓋世，先后封信國公、魏國公，并和皇上作了兒女親家。太祖曾贊譽他：“受命出征，成功凱旋，不驕不夸，不近女色，也不取財寶，正直無瑕，心昭日月。”因為他功勞大，太祖要把自己當吳王時的舊宮賜與他，徐達固辭不受。有一次，他們一起飲酒，醉后，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徐達醒后嚇得連連請罪。以后，太祖又對他進行過多次試探，表明其提防之嚴，猜忌之深。這更加重了徐達的心理負擔(dān)，整天緊張惶悚，有臨深履薄之懼，以致氣郁不舒，漸成癰疽。經(jīng)過一年調(diào)治，病勢逐漸好轉(zhuǎn)。突然傳來圣旨：皇上賜膳問安。家人打開食盒一看，竟是一只蒸鵝，徐達登時淚流滿面。原來，太醫(yī)早就告誡：此為禁食之物，否則命將不測。但是，君命難違，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幾天后終于不起。（據(jù)明人徐禎卿《翦勝野聞》）清代著名史學(xué)家趙翼說，明太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為什么要這樣做？雄猜嗜殺，固其本性，但主要還是出于鞏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據(jù)查繼佐《罪惟錄》載，明初，太子朱標不忍心看著眾多功臣受戮，苦苦進諫，太祖沉吟不語。第二天，把太子叫過去，讓他把一根渾身帶刺的棗枝用手舉起來，朱標面有難色。于是，太祖說道：“這滿是棘刺的樹枝，你是無法拿起來的。我現(xiàn)在正在給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豈不是好？”一席私房話，合盤托出了太祖的機心：為了朱家王朝的“萬世一系”，不惜盡誅功臣，以絕后患。結(jié)果殺得人人心寒膽戰(zhàn)，不知命喪何時。在這種極度殘酷的血雨腥風(fēng)中，皇權(quán)看似穩(wěn)定了，皇室獨尊的威勢也建立了起來，但國脈、民氣已經(jīng)大大斫喪，人心也漸漸失去了。明朝開國功臣許多都是朱元璋的同鄉(xiāng)，他們來自淮西，出身寒苦，后來飽嘗勝利果實，構(gòu)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龐大的勛貴集團，所謂“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盡淮人”。（明人貝瓊詩句?！岸桃隆贝肝鋵ⅲ换次鞴艑俪?。）這些能征慣戰(zhàn)、功高震主的開國勛戚，自幼羈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間，一意血戰(zhàn)疆場，沒有接受知識文化、研習(xí)經(jīng)史的條件。盡管靠近莊子的濠梁觀魚臺，但我敢斷言，不會有誰關(guān)注過什么“濠濮間想”，也不懂得莊子講過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結(jié)果反將自己燒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轉(zhuǎn)來砍伐自己）的道理。他們的頭腦都十分簡單，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慘痛的悲劇角色，照舊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才，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日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后悔，想作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歷史是既成的事實，不便假設(shè)，也無法假設(shè)；但后來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祿萬鍾，最后慘遭刑戮的明初開國功臣，有機會讀到莊子的這番話，那又該是怎樣一種滋味涌上心頭呢？三皇城與濠上，相去不遠，卻劃開了瑰偉與平凡、榮華與蕭索、有為與無為、威加海內(nèi)與瀟灑出塵的界限，體現(xiàn)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蘊與情趣。遙想洪武當年，金碧輝煌的皇陵、帝都，該是何等壯觀，何等氣派。與之相較，莊子的濠上荒臺，冢邊蔓草，卻顯得寂寞清寒，荒涼破敗，而且恍兮忽兮，似有若無。但是，就其思想價值的深邃和美學(xué)意蘊的豐厚來說，二者也許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盡管當?shù)嘏笥岩辉僬f，兩千多年過去了，時移事異，陵谷變遷，有關(guān)莊子的遺跡怕是什么也沒有了，看了難免失望，可是，我卻仍然寄情濠上。我覺得，作為一種藝術(shù)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莊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間想”之類的意緒，屬于隱型文化，它與物質(zhì)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夠超越物象形跡，不受時空限隔。比如莊、惠濠梁觀魚的論辯中所提出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實際上卻涉及到認識方法、邏輯思維、藝術(shù)哲學(xué)、審美觀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把兩位大哲學(xué)家的情懷、觀念和性格特征鮮明地表現(xiàn)了出來。莊子是戰(zhàn)國時人，大約出生于公元前375年，卒于公元前295年，屬于上壽。要論他的才智，在當時弄個一官半職，混些功名利祿，可說是易如反掌的。無奈他脾氣過于古怪，始終奉行他的“不為有國者所羈”的清虛無為的立身哲學(xué)，也看不慣官場的鉆營奔兢、爾虞我詐的污濁風(fēng)氣，因而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對當時黑暗的現(xiàn)實保持清醒的認識，才敢于呼號，敢于揭露，無所畏懼。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閑適、無住無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濠梁觀魚，正是他的這種閑適生活的真實寫照。要之，“濠濮間想”，有賴于那種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懷和幽靜、孤寂的心境。這種情懷和心境，不要說雄心勃勃、機關(guān)算盡的朱元璋不可能擁有，就連敏于事功、多術(shù)善辯，整天奔走于擾攘紅塵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無從體認。惠施是莊子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論敵。論才學(xué)，莊、惠可說是旗鼓相當，兩個人有些思想也比較相近；但就個性、氣質(zhì)與價值取向來說，卻是大相逕庭的。因此，他們走到一處，就要爭辯不已，抬起杠來沒完。一部《莊子》，記下了許多直接或間接批駁惠子的話。但是，由于他們是“對事不對人”的，因而，并未妨礙彼此成為真誠的朋友。惠子病逝，莊子前往送葬，凄然嘆息說：“先生這一死，我再也沒有可以配合的對手了，再也沒有能夠?qū)υ挼娜肆?！”他感到無限的悲涼，孤寂。當然，他們的分歧與矛盾還是特別鮮明的。《莊子?秋水》篇記下了這樣一個故事：惠子做了梁國的宰相，莊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訴惠子：“莊子此行，看來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被葑勇犃撕芎ε?，就在國內(nèi)連續(xù)花了三天三夜搜尋莊子。到了第四天，莊子卻主動前來求見，對惠子說：南方有一種鳥叫鵷雛，它從南海飛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棲止，不是竹實不去吃，沒有甘泉它不飲。當時，飛過來一只貓頭鷹，嘴里叼著一只腐爛的老鼠，現(xiàn)出沾沾自喜的樣子。忽然發(fā)現(xiàn)鵷雛在它的上方飛過，嚇得驚叫起來，惟恐這只腐鼠被它奪去?，F(xiàn)在，你是不是也為怕我奪取你的相位而驚叫呢？另據(jù)《淮南子?齊俗訓(xùn)》記載，一次，莊子在孟諸垂釣，恰好惠子從這里經(jīng)過，從車百乘，聲勢甚為煊赫。莊子看了，十分反感，便連自己所釣的魚都嫌多了，一齊拋到水里。表現(xiàn)了他“不為軒冕肆志”，對當權(quán)者飛揚之勢的輕蔑態(tài)度。由于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巔來俯瞰滾滾紅塵，因而能夠看輕世俗人之所重，也能夠看重一般人之所輕。他追求一種“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棄生以殉物”，不愿因?qū)Ｖ仆鯔?quán)的羈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自由。就思維動向和研究學(xué)問的路子來說，他們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對于客觀、主觀各有側(cè)重?；葑邮窍蛲飧F究苦索，注重向客觀方面探求；莊子則致力于向內(nèi)開掘，喜歡在主觀世界里冥想玄思?；葑诱J為莊子的學(xué)說沒有用處，譏諷它是無用的大樗；莊子卻對惠子耗損精神從事那種“一蚊一虻之勞”，大不以為然?；葑又鴷f子說有五車，但一本也沒有流傳下來。在先秦諸子中，惠子可說是最有科學(xué)素質(zhì)的人。從他的一些觀念可以看到近現(xiàn)代的理論物理、數(shù)學(xué)、地理的胚芽。比如，惠子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陽正在當中，同時也正在偏斜；萬物正在生長，同時也正在死亡?！澳戏綗o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這里體現(xiàn)了地圓學(xué)說?！澳戏健弊鳛榉轿坏母拍?，本無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繞地球一周，則南極可成為初出發(fā)之點?；葑诱f“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見，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塊平板，這就超越了“天圓地方”的一般的傳統(tǒng)性認識。在濠上，莊子與惠子分別以兩種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視角去看游魚?；葑邮且灾钦叩纳矸?，用理性的、科學(xué)的眼光來看，在沒有客觀依據(jù)的情況下，他不肯斷定魚之快樂與否。而莊子則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詩人身份，從藝術(shù)的視角去觀察，他把自己從容、悠閑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魚的身上，從而超越了魚與“我”的限隔，達到了物我兩忘、主客冥合的境界?！肚f子?齊物論》中記述了一個“夢為蝴蝶”的寓言，同樣體現(xiàn)了這種超越主客界線、實現(xiàn)物我兩忘的特征。寓言說：前些時候，我（莊子）曾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只蝴蝶，在花叢中高高興興地飛舞著，不知道自己是莊周了。一忽兒，醒過來，發(fā)現(xiàn)自己仍是形跡分明的大活人。不覺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夢變成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了我？物我兩忘的結(jié)果是客體與主體的合而為一。從美學(xué)的角度來剖析，觀賞者在興高采烈之際，無暇區(qū)別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復(fù)交流，在無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輸?shù)轿铮瑫r也把物的姿態(tài)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線完全消滅，我沒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沒入我，我和大自然連成一氣，在一塊生展，在一塊震顫。（朱光潛語）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鳴的結(jié)果。莊子把整個人生藝術(shù)化，他的生活中充滿了情趣，因而向內(nèi)蘊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的無窮逸趣，于是，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從而能夠以閑適、恬淡的感情與知覺對游魚作美的觀照，或如德國大哲學(xué)家康德所說的進行“趣味判斷”。而惠子則異于是，他所進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認識判斷來看莊子的趣味判斷，所以就顯得捍格不入。在這里，“通感”與“移情”兩種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溝通，人與物之間的冥然契合，才具備了可能性；而通過“移情”，藝術(shù)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經(jīng)驗來了解外物，同時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備同樣的情感。這類例證是舉不勝舉的。比如，在鳳陽街頭我看到一幅聯(lián)語：“華燈一夕夢，明月百年心?！眱?nèi)容十分深刻，涵蓋性很強。但是，何以華燈如夢、明月有心？為什么它們也具有了人的思維和情感？原來，詩人在這里用了以我觀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位現(xiàn)代的西方詩人說，一片自然風(fēng)景就是一種心情。見我執(zhí)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請來當?shù)氐囊晃晃氖饭ぷ髡邽橄驅(qū)А＼嚦鲽P陽城，直奔臨淮關(guān)，來到了鐘離故地。我記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詩人黃景仁題為《濠梁》的一首七律：誰道南華是僻書？眼前遺躅喚停車。傳聞莊惠臨流處，寂寞濠梁過雨余。夢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識我非魚。平生學(xué)道無堅意，此景依然一起予。當時黃景仁年僅二十四歲，與詩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學(xué)政朱筠幕中。他在這年初冬的一場雨后，憑吊了濠梁“遺躅”，寫下了這首詩?！赌先A經(jīng)》就是《莊子》?！捌痹圃?，引自《唐詩紀事》：令狐綯曾就一個典故向溫庭筠請教，溫說：“事出《南華》，非僻書也。”詩的頭兩句是說，誰說《莊子》是罕見、冷僻的書籍呢？里面涉及的遺跡隨處可見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處，于是，我就趕緊召喚把車子停了下來。三四兩句交代地點、時間：這里就是傳說中的莊子、惠子濠梁觀魚處；一場冷雨過后，石梁上杳無人跡，顯得很寂寞、荒涼。五六兩句通過《莊子》中莊蝶兩忘、魚我合一的兩個典故，（后一句還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則無魚”的成語）來抒寫自已的感慨，是全詩的意旨所在。結(jié)末兩句是說，盡管我平素缺乏堅定的學(xué)道意念，但依然覺得此情此景對自己有深刻的啟發(fā)。這時，忽見一道溪流掠過，上有石梁飛架，我忙向向?qū)栐儯哼@就是濠梁吧？他搖了搖頭。沒過五分鐘，眼前又現(xiàn)出類似的景觀，我覺得很合乎意想中的莊、惠觀魚的場景，可是一打聽，仍然不是。向?qū)φf：“這種心情很像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見到崔州平以為是孔明，見到石廣元、孟公威以為是孔明，見到諸葛均、黃承彥以為是孔明，足見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兩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這個東道主感到自豪。”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車上人們同聲贊許。突然，汽車嘎然煞住，原來，“莊惠臨流處”就在眼前。但是，不看還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舊，只是太污濁了。黝黑的濁流泛著一層白色的泡沫，寂然無聲地漫流著。周圍不見樹木，也沒有鳴蟲、飛鳥，看不出一絲一毫“詩意的存在”。莊周的墓地也遍尋未得，連這位專門從事文史研究的向?qū)б裁Ｈ徊粫?。我想，當年如果面對的竟是這樣的濁流污水，這樣令人沮喪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莊老先生不僅無從看到“鯈魚出游從容”的怡然景色，怕是連那點恬淡、閑適的心境也要蕩然無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談不到賞識那種魚鳥親人、陶然忘機的“濠濮間想”。賈誼：洛陽年少賈誼是一個曠世奇才，但他遭逢不偶，英年早逝，其鴻圖偉志、高見卓識，百未償一。后世詩人圍繞著他的身世、際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這類問題，寫出了許多史論式的詩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詩人的三首《賈生》詩，最具有代表性。說起古代的治國精英，我覺得有兩個人絕不應(yīng)該遺漏掉。一個是“磻溪一老”——周朝的開國功臣姜太公呂尚。傳說他在八十歲的時候，垂釣磻溪，被周文王發(fā)現(xiàn)了，載回朝廷，尊為“師尚父”，后來輔佐周武王滅了殷商。他是中國歷史上久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另一個是“洛陽年少”——西漢初年才華橫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賈誼。他在十八歲時，就經(jīng)老師吳廷尉推薦，應(yīng)征召入朝，被漢文帝立為博士，倍加重用。但是后來，以高才見嫉，屢遭排擠，仕途顛躓，一波三折，年僅三十三歲就英才早逝。一個八十，一個十八，如此懸同霄壤，看似偶然，其實有必然的因素在。用老用少，用早用晚，既有古代士子本身的個性、命運、機遇問題，又同朝廷對待人才的態(tài)度、政策直接關(guān)聯(lián)著。宋代的邢居實，少年有俊聲，曾寫詩給著名詩人陳無己，說：“微意平生在江海，塵冠今日為君彈。”說的是，我志在江湖，無意于仕進；今天，為您彈冠相慶，祝賀您即將出仕了。陳無己寫了兩首和詩作答，其一曰：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發(fā)，掛冠高處未宜彈。詩意是：以你這樣超邁凡塵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漢代，是一定能夠得到重用的?？墒?，現(xiàn)在不行了，如今看重老成練達，只有白發(fā)蒼蒼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還是塵冠高掛吧，如今并不是彈冠出仕的時候。這里說到了漢初朝廷重用少年英俊，確也是事實。賈誼就是一個顯著事例。文帝時，每當提出問題組織朝臣們討論時，許多老先生一時講不出個“子午卯酉”；而少年賈誼卻才思敏捷，學(xué)識淵博，又敢想敢說，對皇帝提出咨詢的問題，他口若懸河，對答如流，說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jù)。其他的博士們都認為賈誼說出了自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因而得到文帝的高度賞識，一年之中三次超遷，官至太中大夫，還打算進一步把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級的職位。賈誼上書文帝，主張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勢力，鞏固中央集權(quán)，以全力擊潰匈奴，強調(diào)民為邦本，慷慨陳詞，指斥朝政。有一些意見已被文帝所接受，付諸實行；但也因此觸犯了當時一些當權(quán)大臣，如絳侯周勃、穎陰侯灌嬰、東陽侯張相如等的切身利益，因而以“洛陽之人，年少初學(xué)，專欲擅權(quán)，紛亂諸事”為由，聯(lián)合起來，對他加以排擠、攻訐。再加上賈誼年少氣盛，看不起文帝的寵臣鄧通，認為他不學(xué)無術(shù)，只知逢迎、拍馬。為此，鄧通懷恨在心，經(jīng)常在文帝面前說賈誼的壞話。在這種內(nèi)外夾攻的形勢下，漢文帝便對賈誼逐漸地疏遠了，直至把他貶出京城，安排他去做長沙王的少傅。對此，唐代文人多持批評態(tài)度。王勃在《滕王閣序》中說：“屈賈誼于長沙，非無圣主”；劉長卿過賈誼故宅時，也恨憾交識，寫下了“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的詩句?！笆ブ鳌币埠?，“有道之君”也好，全抵擋不住身旁奸佞的讒毀。而賈誼自己，就更是滿懷著悲憤，抑郁不平。他想到了與自己身世、命運相類似的愛國詩人屈原——他也是遭到佞臣權(quán)貴的讒毀而被貶出楚國都城的！于是，惺惺相惜，感懷不盡，在他南行路過湘江時，寫下了一篇《吊屈原賦》，表達其對前賢往哲的無限景仰之情，也傾吐一番自己的怨懟與悲憤。后來由于文帝的思念，賈誼又曾一度被召回長安。不過，當時盡管老臣灌嬰、周勃等，或已死去，或遭罷黜，但是那個寵臣鄧通還在皇帝身邊，這樣，賈誼仍然未能獲得實際上的重用，不久，便被派往山東定陶，到梁王那里當了太傅。不過，人才是難以埋沒的，是金子總要發(fā)光，錐處囊中也要脫穎而出。賈誼不愧是一個蓋世奇才，雖然遠離樞要，卻能高瞻遠矚，居安思危，透過當時政治局勢的表面穩(wěn)定，看到了里面潛伏著的嚴重危機。針對中央政權(quán)同地方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漢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隸主政權(quán)之間的矛盾，接連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就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多方面的問題，寫出見解深刻、針對性極強、富有高度預(yù)見性的政治評論。單就文學(xué)性來說，這也是一篇具有典型意義的優(yōu)秀散文，以其說理透徹、邏輯嚴密、氣勢磅礴而垂范千古，傳之久遠，對后世的散文寫作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魯迅曾說，賈誼與晁錯的文章“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毛澤東也予以高度評價，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于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jié)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眹@著他的身世、際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這類問題，后代詩人寫出了許多史論式的詩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詩人的三首《賈生》詩，最具有代表性。我們先來看宋代詩人張耒的《賈生》詩：賈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嘆數(shù)奇。逐得洛陽年少去，白頭絳灌亦何為！詩的主旨，是要說明為政應(yīng)該起用新生力量，充實新鮮血液，提拔年輕有為之士，否則，就會暮氣沉沉，因循守舊，無所作為。作者明確指出，漢文帝把“洛陽年少”賈誼逐出朝廷，剩下那些白發(fā)蒼顏的周勃、灌嬰一輩老臣，又能有什么作為呢？這是從不重視提拔新進的角度批評漢文帝的；當然，用意在于借古諷今，說的是漢文帝，劍指的卻是本朝掌權(quán)者。唐代詩人李商隱也寫過一首《賈生》詩，同樣批評了漢文帝?！翱蓱z”二字，表明了他對漢文帝雖然召“訪逐臣”，卻并未加以重用的惋惜之情：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首詩所寫的背景是：賈誼在長沙住了幾年以后，文帝又把他召回長安，并于祭神祈福之后，在未央宮的正殿（宣室）接見了他。談話中，問到鬼神的本源等問題，賈誼都對答如流，文帝聽得入神，不覺向前移動，以便靠得更近一些，這時已經(jīng)是夜半了。李商隱的詩是說，漢文帝求賢才，訪逐臣，一片思賢若渴之情，十分可嘉；但是，當賢才果真來到了身旁，卻又只問鬼神之事，而并不涉及治國安民的大計，這哪里是真正重用呢！關(guān)于這個問題，向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大致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認為，封建統(tǒng)治者“葉公好龍”，拉開很大的架式，似乎要重用賢才了，實際上卻根本不知用人，李商隱的詩可說是這種意見的代表。另一種看法，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賈生》詩為代表：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王安石認為，漢文帝實際上還是重視賈生的，盡管沒能提拔他為三公九卿，但他的政治主張已被施行，所以不能說賈誼是懷才不遇。自古以來，又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之人，獲得的只是一個爵位，而對其政治主張，皇帝則根本置之不理啊！所以，遇與不遇，恩寵厚薄，不在乎爵位之高低，而在于他的政治主張是否得以實施、采用。應(yīng)該說，王安石的詩抓住了要害問題，它不僅闡明了有關(guān)用才方面的卓越見解，而且，也符合當時的歷史真實。班固在《漢書?賈誼傳贊》中就是這樣寫的：“誼之所陳，略施行矣”，“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吹们宄?，王安石的詩正是從這兩句史論中化出來的。當然，從普遍意義上說，李商隱的看法也很有道理。知而不用，用而不專，多疑善忌，“葉公好龍”，恰恰反映了封建君主在選才、用才上的階級局限性。嚴光：忍把浮名換釣絲嚴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老莊哲學(xué)的影響，面對風(fēng)波險惡的世路和污濁、腐朽的官場，設(shè)想通過避官遁世、歸隱山林，掙脫這個錦繡牢籠，給自己營造一個心理上的避風(fēng)港，進而尋回自我的本根，實現(xiàn)其人格的自我完善。應(yīng)該說，這并不是什么過高的期求，但對一個封建時代的士人來說，卻須以終身的安貧處賤為代價。一為絕妙的山水小品《與宋元思書》所吸引，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陽至桐廬，而后又暢游了七里瀧。“風(fēng)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蹦窃撌嵌嗝醋栽阱羞b，任情適意呀！此刻，我對當年駕著一葉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閑游的吳均，真是艷羨極了。吳均生當南北朝時代，精于史學(xué)，曾奉詔撰寫《通史》；而一部《齊春秋》卻使他招了禍，梁武帝惡其實錄，下令焚書、免職。看來，他的仕宦生涯并不是很順暢的。這從這封短簡的最后，偏要濃重地綴上一筆：“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jīng)綸世務(wù)者，窺谷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蒼鷹那樣直上青云的追求高官厚祿者，仰見這樣奇麗的群峰，也會止息他們的久慕榮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于經(jīng)營世務(wù)的人，窺望如此雋美的幽谷，更將在此間流連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間，固然有向友人極力張揚富春山水無窮魅力的用意，但主要地還是抒寫其對于避官遁世、退隱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懷，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洼喞^續(xù)在碧綠如油的江流中緩緩行駛，航路回環(huán)曲折。但不管怎樣左彎右拐，眼前面對的總是連綿起伏的屏風(fēng)一般的翠嶺晴巒，尤其是七里瀧，天光、水色、林影、嵐煙，澄鮮一碧，景色絕佳。早在兩漢之交，嚴子陵老先生就選中了這個地方，隱居度日，漁釣終生，他的好眼力，好運氣，著實令人嘆服！嚴光，字子陵，會稽郡余姚縣人，早年曾同南陽郡的劉秀一起四出游學(xué)，彼此結(jié)下了很深的交誼；劉秀起兵之后，他幫助拿過一些主意，因而深得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墒牵攧⑿銑Z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寶座之后，文官武勇，風(fēng)虎云龍，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惟有嚴光卻躲得遠遠的，改名變姓，高隱不出。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請他出來協(xié)助治理天下，便憑著往日的記憶，著人圖寫嚴光的形貌，下令各個郡縣按圖察訪。后來，有人上書報告，在富春山下，發(fā)現(xiàn)一個身披羊裘，漁釣澤中的男子，形跡頗似其人。光武帝當即派人訪查，果然是那個嚴光。于是，備下車輛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嚴光卻推辭至再，拒絕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強登車來到京城洛陽。官居司徒的侯霸，與嚴光也是老朋友，聽說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會面。嚴光問來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現(xiàn)在可好一些了？來人答說：他已經(jīng)位至三公，沒有看出來怎么傻呀。嚴光緊著搖頭說：我看他和過去沒有什么變化。使者忙問其故，嚴光笑道：你說他不傻，那他為什么不想想：我連天子都不肯見，難道還能見他這個臣子嗎？最后，應(yīng)使者苦苦請求，嚴光口授了一封短簡給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義輔佐君王，天下人都歡迎；如果一味阿諛順旨，可要當心送掉自己的腦袋。侯霸看過，便把短簡呈送給光武帝，光武帝笑說：我這個狂妄的伙伴啊，還是那個老樣子！說著，便馬上登車來到了嚴光住所。當時，嚴光正在躺著休息，皇帝來了也不肯起來。光武帝無奈，只好走進他的臥室，撫摸著他的肚子叫道：“喂，子陵！難道你就不能協(xié)助我治理天下嗎？”嚴光仍是佯作睡去，閉目不應(yīng)，過了好一會兒，才睜開眼睛熟視，說：從前唐堯以盛德著稱，但仍有巢父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光武帝無可奈何地說：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為臣呀！說罷，嘆息登車而去。過了幾天，光武帝再次親自前來敦請。他們在宮中憶敘了舊日的友情，討論了治國之道，相對累日。談得困倦了，便同臥在一張床上，嚴光竟“以足加帝腹上”，于帝王之尊，視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報：有客星犯帝座，情況十分緊急。光武帝笑著告訴他：不必大驚小怪，是我與故人嚴子陵共臥一床啊。光武帝任命嚴光為諫議大夫，但他堅決不肯接受，執(zhí)意回去隱居，皇帝不便勉強，只好聽其自便。這樣，嚴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瀧中，釣他的酸菜魚去了。十二年后，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輔政，他仍然不出，最后壽登耄耋，安然故去。后人就把他隱居之地稱為嚴陵瀨，指認江邊兩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臺為嚴子陵釣臺，并在釣臺旁邊修了一座嚴先生祠，歷代奉祀不衰。參謁過祠堂之后，我應(yīng)主人之邀，即興題了兩首七絕：忍把浮名換釣絲，逃名翻被世人知。云臺麟閣今何在？漁隱無為卻有祠！江風(fēng)謖謖釣絲揚，泊淡無心事帝王。多少往來名利客，筋枯血盡慕嚴光！二七里瀧既然是嚴子陵避官歸隱、耕讀漁釣的所在，當日無疑是非常闃寂的；今天卻已經(jīng)熙熙攘攘，游人云集了。但桐廬人畢竟是高明的，他們在商品經(jīng)濟大潮中，沒有趨時媚俗，像某些風(fēng)景點那樣，在釣臺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樂設(shè)施、神怪景觀，而是以弘揚華夏文明為宗旨，堅持高雅、樸素的原則，把釣臺建成一處兼具民族傳統(tǒng)和地方特色的高檔次的文化景區(qū)。從江邊的嚴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釣臺原有一條六百多個石階的通道。為了增加文化內(nèi)涵、減除游人寂寞，他們依據(jù)山勢起伏，在綠樹、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條婉若游龍的長達四百米的碑林長廊，選刻了歷代吟詠釣臺的詩文名篇，書法家均屬當代國內(nèi)一流，遍布三十一個省、區(qū)、市以及港、澳、臺地區(qū)，題詩、作字的還有國外的一些漢學(xué)名家。風(fēng)景管理區(qū)還從六朝到明、清曾經(jīng)游訪、吟詠過釣臺的著名文學(xué)家中遴選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個個綽約生姿，神情畢現(xiàn)。李太白悠然斜臥在青花石板之上，與他所愛慕的“高山安可仰”，“風(fēng)流天下聞”的孟浩然長結(jié)芳鄰。陸放翁、辛稼軒，分別是南宋最偉大的愛國詩人、愛國詞人，他們風(fēng)格、氣質(zhì)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時代，只是由于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觸條件，令人引為千秋憾事。現(xiàn)在，他們一前一后比肩而立，總算有了詩酒談歡，酌詩論文的機會。在翠竹琳瑯，亭閣參差的大自然懷抱里，一切紛爭、矛盾都會得到淡化、冰釋。當年，北宋的司馬光與王安石，一為反對新法的領(lǐng)袖，一為變法的首腦。二人年歲相仿，游處相知之日甚久，卻是一對政敵，議事每相齟齬。司馬光曾三次致書王安石，對新法陳列了四大罪狀，進行無情地攻擊；王安石也寫了《答司馬諫議書》，予以針鋒相對地駁斥。他們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過去了，此刻，閑居于釣臺之側(cè)的王安石，正意興悠然，捻須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態(tài)；那邊，司馬光也在信步閑行，二人離得很近了。不妨設(shè)想，他們聚在一起，肯定會談起嚴光、釣臺以及富春山水的話題，也許要說：嚴子陵真是個老滑頭，他可比我們逍遙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竟活了八十歲，了不得，了不得！我們時而在石徑上漫步，仰瞻這些文豪、巨擘的豐采，同他們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間，欣賞著水色山光，林巒佳致；時而沿著碑廊，騁心游目，不斷地為那些警策的詩篇和靈動的筆勢拍掌叫絕，完全忘記了登山的勞累。歷代吟詠釣臺的詩文，各自的著眼點不同，見解也常有歧異，集中到一塊來展讀，頗似參加一次別開生面的研討會。對于嚴子陵的品格風(fēng)范和價值取向，多數(shù)詩人、學(xué)者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宋人黃庭堅的詩，可說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fēng)。”他的意思是，雖然子陵與光武是故知，卻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貴。那么，是否就沒有支持光武帝呢？當然不是。嚴光以其桐江垂釣的一絲清風(fēng)，使令漢家天子的身價重于九鼎。有的詩以二者相比，結(jié)論是：“世祖（劉秀）升遐夫子（嚴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園）不及釣臺高”。有的詩說，“漢家世業(yè)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釣臺?！痹诰脮?、存亡的對比之中，顯現(xiàn)出二者價值的高下。有些詩文借高士嚴光來譏諷那班熱心榮名、奔趨利祿之人。道光年間進士李佐賢有句云：“經(jīng)過熱客知多少，嘗被先生冷眼看?！弊钣腥さ氖抢钋逭盏摹兑拱l(fā)嚴灘》詩：“巨艦只緣因利往，扁舟亦是為名來。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過釣臺?！彼问夷隙珊?，女詩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帶，此詩就是她從臨安去金華，船經(jīng)釣臺時所作。也有一些詩善作反面文字，讀來饒有情趣。元人貢師泰有詩云：“百戰(zhàn)關(guān)河血未干，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著羊裘去，誰向云臺畫里看？”可說是責(zé)問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嚴光那樣披著羊裘釣魚去，漢家江山還要不要了？那樣，云臺麟閣的功臣就再也沒有了。還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譏剌嚴子陵雖以漁釣避官，卻也有沽名釣譽的一面。不然，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異呢？想來即使起子陵于地下，恐怕也難于置辯。而且，自古以來，一提到“釣魚”，人們便會聯(lián)想到磻溪釣叟姜太公“直鉤釣王侯”的傳說，想到那位“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釣鰲客李白”；直到今天，人們還把以小取大的投機行為稱作“釣魚”。但是，平心而論，綜觀嚴子陵屢征不就、決意歸隱的全部經(jīng)過，又確實覺得這種“誅心之論”有些過于挑剔，不免為嚴老先生叫一聲“冤哉枉也”。明代詩人汪九齡有一首七律，劈頭就講：“竟日垂綸江上頭，先生原不為名鉤！”接著，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有力的辯白，好像是專門為此而作的。圍繞著“羊裘”問題展開一番討論，這也算得是騷壇上的一重公案吧？三看過了碑廊，我們又循著蜿蜒的石徑繼續(xù)往上攀登。經(jīng)過幾度曲折，來到一處叫做中亭的地方。這里恰在山腰正中，叢林掩映中現(xiàn)出一顆高大的石筍，旁面伸出兩條岔路，分別通向左右上方的東臺與西臺。我們稍事喘息，便順著路標的指引，向著東面的嚴子陵釣臺奔去。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滾滾江流，遙想子陵當年僻處江隅，過著耕樵漁釣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該歷盡多少艱辛，付出何等代價呀！過去看到一些描寫隱士生活的詩文，往往是北窗高臥，長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尋梅，都是逍遙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fēng)細雨不須歸”的詞中所描寫的，就更是充滿了逸趣幽思，詩情畫意。實際上，這種詩化了的隱逸生活，只有少數(shù)人可能享得，大多數(shù)隱士是沾不上邊的，起碼嚴子陵不具備這個條件。古代的隱逸之士為了逃避世俗的紛擾，總要寄身于遠離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棲隱在山林巖穴之中，過著一種主動摒棄社會文明的原始化、貧困化的經(jīng)濟物質(zhì)生活，自然難免饑寒凍餒之苦。做過彭澤令的陶淵明，尚且時時苦吟：“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鳥遷”，“饑來驅(qū)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論其他呢！看來，隱士并不是好當?shù)模膊皇侨巳硕寄墚數(shù)?。對于他們來說，最大的困難還不是物質(zhì)條件的匱乏與貧賤的折磨，而是精神層面上的痛苦，所謂“隱身容易隱心難”。隱士幽居與烈婦守節(jié)有些相似，與其說要過物質(zhì)上的難關(guān)，毋寧說，主要還是戰(zhàn)勝心靈上的熬煎。就是說，找一個遠離塵囂、擺脫紛擾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頓下來，比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寧寂，波瀾不興，卻須破除許多障礙，經(jīng)過一番痛苦的磨煉功夫。士者仕也?！皩W(xué)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擺在中國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識分子那樣開放的多元價值取向，而是一條人生的單行線，萬馬千軍都要通過登朝入仕這條獨木橋。任何一個隱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學(xué)的教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奮斗目標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負，從小就在頭腦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們總是以社會精英自居，抱著經(jīng)邦濟世、尊主澤民的理想，具有極其強烈的自我實現(xiàn)的愿望。而要實現(xiàn)這些宏偉的抱負，就必須憑借權(quán)勢，正如漢代學(xué)者劉向說的，“道非權(quán)不立，非勢不行”。（《說苑》）他說，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為什么？就因為一者有權(quán)位，一者沒有權(quán)位。對于封建時代的士子來說，如何才能取得權(quán)位呢？唯有沿著立朝入仕的階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歸隱，卻是與此南轅北轍，大相逕庭的。古代士人的隱心，分自覺與被動兩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劇烈打擊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開始還做不到心如止水，經(jīng)過一番痛苦的顛折，“磨損胸中萬古刀”，逐步收心斂性，戰(zhàn)勝自我，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為旨歸，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不“危身棄生以殉物”的價值觀，成為傳統(tǒng)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們自覺地向老莊和釋家尋繹解脫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門圣教，在闡發(fā)“自然無為”的道家哲理中體悟到人生的真諦，領(lǐng)略著人生的樂趣，并獲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禪門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責(zé)任感，進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僅對社會政治不動心、不介入；而且對身外的一切都不聞不問，使冷漠成為一種性格存在狀態(tài)。隱心，就要使靈魂有個安頓的處所，進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轉(zhuǎn)移。隱逸之士往往通過親近大自然，獲得一種與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脫，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陶醉感和脫掉人生責(zé)任的安寧感、輕松感。他們往往把山川景物作為遺落世事、忘懷人倫的契機，或者向田夫野老覓求人情溫暖，向浩蕩江河叩問人生至理，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中頤養(yǎng)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來化解現(xiàn)實生活中的苦惱和功利考慮，使隱居中的寂寞、困頓和酸辛，從這些無利害沖突、超是非得失的審美愉悅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價值的補償。隱心，還須戰(zhàn)勝富貴的誘惑，陶淵明就有過“貧富常交戰(zhàn)”的切身感受。父祖輩望子成龍的期待目光；妻兒、戚友們殷殷勸進的無止無休的聒噪；朝廷、郡縣的使者之車的不時光顧；同學(xué)少年飛黃騰達、志得意滿的顯耀，都必然帶來強烈的誘惑與浮躁。隱逸之士只有堅守其特殊的價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著這種精神支柱的支撐，才能從身心兩方面來戰(zhàn)勝強烈的誘惑。這里就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了：“嚴陵不從萬乘游，歸臥空山釣碧流”（李白詩），那樣透徹、決絕，義無返顧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種考慮？坐在釣臺高處，披襟當風(fēng)，登臨遠目，我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有一點是大家的共識：同所有的真正隱士一樣，嚴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礪為代價來換取一已之高潔。為的是獲得一種超然世外的心理寧貼，“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zé)，永保性命之期”（仲長統(tǒng)語）。一個人在其生命與人格進入成熟期后，都會有面對人生的自我設(shè)計。在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各種社會力量互相搏斗、人際關(guān)系異常復(fù)雜的封建時代，人生總是難以安頓的。從他呱呱墮地、步入滾滾紅塵伊始，便被命定地拋向了隨時制約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種社會角色之間，即使耗盡畢生精力，也難以肆應(yīng)自如。嚴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和老莊哲學(xué)的影響，面對風(fēng)波險惡的世路和污濁、腐朽的官場，設(shè)想通過避官遁世、歸隱山林，掙脫這個錦繡牢籠，給自己營造一個心理上的避風(fēng)港，進而尋回自我的本根，實現(xiàn)其人格的自我完善。應(yīng)該說，這并不是什么過高的期求，但對一個封建時代的士人來說，卻須以終身的安貧處賤為代價。當然，嚴光的毅然決然高飛遠引，還有全身遠禍的考慮，所謂“賢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漢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猶在眼目。正像后來的詩人所詠嘆的：“遂令后代登壇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歷代帝王中雖為少見的未殺功臣者，但他的廢黜發(fā)妻郭后和太子疆，難免時人的腹誹心謗，后代的詩人就更不客氣了。明初的學(xué)者方孝孺寫過這樣一首詩，算是窺見了嚴子陵的深心：“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睆膬?nèi)容上可以判定，這首詩是批評光武帝的，詩人卻偏偏標為《題嚴子陵》，也透露了個中消息。其實，殺戮功臣這類舉措和封建制度相關(guān)，原不宜以君王的個人品質(zhì)、性格作簡單的詮釋。封建君主要維護其萬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對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嚴加防范，因而“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結(jié)局是難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對矛盾，它的性質(zhì)與利害關(guān)系決定了最后必然導(dǎo)致沖突的爆發(fā)。而且，封建君主的獨裁專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獨立與個性自由。嚴光要擺脫王權(quán)的羈縻，把握一已的命運，維護其人格獨立，就唯有逃開伴君如虎的官場之一途。嚴光是很有政治遠見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發(fā)生了伏波將軍馬援蒙冤遭譴的事件。馬援戎馬終生，功高蓋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盡蠻煙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閑云”（袁宏道詩），立志為國家戰(zhàn)死疆場，馬革裹尸。最后，竟因從交趾載回一車薏苡粒，被誣陷為私運明珠、文犀，在“海內(nèi)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的情況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嚴加治罪。其時馬援已死，妻孥驚恐萬狀，連棺材都不敢歸葬祖塋。成為歷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詩人胡曾深為馬援鳴不平，有句云：“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銜薏苡冤！”勞苦功高如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慘痛下場，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縱其生殺予奪之權(quán)了。嚴光盡管隱身漁釣，對于朝中故人的情況想必也有所知聞：侯霸只是因為舉薦了一個為光武帝所不喜歡的人，險些遭致殺身之禍。而他的繼任者韓歆，因為直言亟諫，觸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殺。四從嚴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聯(lián)系到了隱士的類型以及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隱士本是一個群體，他們各各不同，但總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覺得有必要畫一幅能夠概括這些特點的粗線條的隱士肖像：一是隱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層次和道德修養(yǎng)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當于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二是雖然他們的智慧與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卻不求聞達，不入仕途，潔身守素，遠居山林，許多人在經(jīng)濟生活方面都處于一種原始化、貧困化的狀態(tài)；三是他們以放棄仕途的富貴榮華為代價，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審美體驗，看重個體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動的自由自在；四是他們忽視物質(zhì)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棄以利相交、虛偽夸飾的人際關(guān)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五是他們往往都有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就封建時代的士子隱居遁世的情況來考察，清人陳日浴說：“或有執(zhí)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也；或有見于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續(xù)高士傳》序）這里既含有對客觀現(xiàn)實的評價，也包括主體的價值判斷，應(yīng)該說，有一定的概括力。但要排列順序，首先應(yīng)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如傳說中的帝堯時期的巢父、許由。晉皇甫謐《高士傳》中記載，許由初隱于沛澤，因帝堯欲以天下讓之，而逃耕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后來，帝堯又召之為九州長，許由不愿聞之，而洗耳于潁濱。適逢巢父牽牛犢來飲水，見許由洗耳，問明緣由，便責(zé)備他隱居不深，欲求名譽，以致污穢犢口，遂牽牛犢至上流飲之。這類自甘退出社會舞臺，徹底放棄對現(xiàn)實社會的價值關(guān)懷，絕對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當屬于原根意義上的隱士。嚴子陵也應(yīng)屬于這方面的典型。他們認定社會現(xiàn)實、仕途官場是污濁的，因而不愿與時輩為伍，與俗流同污，潔身自好，獨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祿、奉侍王侯之外，創(chuàng)造自身的存在價值，實現(xiàn)自我選擇、自我主宰，保持獨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權(quán)威，卸卻自身責(zé)任，遠離功利，逆俗而行，成為他們處世待人的標志。據(jù)《莊子》記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奮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對于此類隱士來說，這就是一切。唐代詩人賈島對于與世隔絕的隱士生涯有過生動的描繪：“雖有柴門長不關(guān)，片云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边@使人聯(lián)想到莊子講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隱居于山洞之中，齊國君王來看望他，引得周圍許多人向他致賀。他據(jù)此進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現(xiàn)，他人才能夠知道；我必定是名聲外揚，對方才前來找我；我有了行動表現(xiàn)，名聲外揚，才招惹周圍的人前來致賀。經(jīng)過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終于大徹大悟了，從而變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實現(xiàn)了主體心智的全面泯滅。至于“有見于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應(yīng)是莊子。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才，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日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后悔，想作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寧可終生安貧處賤，也不去涉足“天下無道，禮壞樂崩”，置身于嚴重?zé)o序狀態(tài)的亂世，更不去當那時時有性命之虞的卿相。莊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亂世全身之隱者，還有阮籍、嵇康。魏晉之際是中國社會最動蕩、政治最混亂的時期，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火并激烈，政權(quán)更迭頻繁，戰(zhàn)亂連年不斷，“名士鮮有存者”。生活在這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中，嵇、阮無時不存憂生之懼和避禍之念。他們佯狂隱跡，肆情放誕，或箕踞嘯歌，或縱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災(zāi)避禍，保性全身。在這種所謂“魏晉風(fēng)度”的影響下，當時仕與隱的界限比較模糊，先隱后仕，先仕后隱，亦仕亦隱，五花八門。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卻是一致的。當然，有的也不能盡如所愿。嵇康在山陽隱居二十年，不求仕進，不問功名，但是，最后終因隱身而不能隱心，還是做了司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聰明一些。司馬昭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兒作兒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結(jié)這門親戚，又不敢公然拒絕，便從早到晚喝酒，整日爛醉如泥，連續(xù)沉醉六十天，媒人無奈，悵然走開，司馬昭也只好作罷。下場雖然不像嵇康那樣慘，但他內(nèi)心的苦痛卻是無時或已，異常強烈的。他常常駕車載酒，漫不經(jīng)心地向前行駛，突然馬停了，原來路已到了盡頭，不禁放聲大哭，把那無邊的積懣一股腦地拋灑出來。在中國，歷代隱逸的士人，多是社會制度不合理的產(chǎn)物，總體上說，隱居避世也是對統(tǒng)治者反抗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反抗往往是消極的。面對社會動亂、政治黑暗、憂患頻仍的現(xiàn)實，當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紓難、拼力抗爭之時，他們卻置身塵外，不預(yù)世事，徹底卸去兩肩責(zé)任，一味考慮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悅。雖然，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為虐、為虎作倀者高潔得多，但是，終歸難免“無補于世”之譏。當然，人們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社會大動亂時期，就創(chuàng)造、保存和傳遞文化成果、文化精神來說，隱逸的士人有時能夠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皣也恍以娂倚遥x到滄桑句便工。”這在春秋戰(zhàn)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明顯。歷代隱逸之士都奉《莊子》為圭臬?！肚f子》一書對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玄遠、曠達、淡泊、飄逸，成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從而也成為文學(xué)藝術(shù)的審美追求的高標。正是由于隱逸之士對政治與事功的背棄，實現(xiàn)了價值取向的調(diào)整與精力的轉(zhuǎn)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國文化博大宏富的萬千氣象。所謂“有執(zhí)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隱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yè)，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審時度勢，擇主而從。隱居待時，一出即為帝王師，是這類士人的理想際遇。他們奉行“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孔門圣教，在他們看來，出世與入世是統(tǒng)一的。隱居并非忘世，乃是養(yǎng)志守道，為將來的聞達作思想與智能的準備，隱居山林的過程也是充實、完善自己的過程。正由于他們把“隱居”與“行義”看作兩個互相銜接的階段，所以，雖然身在山林，卻并不完全脫離朝政，而且，往往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時的呂尚，三國時的諸葛亮，元末明初的劉基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即常常會友交游，縱談時政，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后經(jīng)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建業(yè)，終于夙志得償。還有身在山林卻縈心魏闕、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參與最高層決策的隱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稱的南北朝時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歲之前，曾被朝廷辟為諸王侍讀，后來，因求宰縣未遂，而掛朝服于神武門，辭官歸隱。梁武帝即位后，屢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絕。但國家每有吉兇征討大事，都要找他咨詢，月中常有數(shù)信往來，時時參與朝廷政務(wù)，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員。另有一類隱士，實際是以隱逸作掩護，而從事最前沿的政治。他們絕不與朝廷合作，以至處于尖銳對立狀態(tài)，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齊，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黃宗羲等。黃宗羲認為，沒有亡國之痛就

后記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一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泛稱士子，或儒生、儒士；做了官就叫做士大夫。到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就廣泛得多了，一般指中專以上學(xué)歷的讀書人；它包括各類專業(yè)技術(shù)人才，而古代知識分子則專指掌握四書五經(jīng)的人，醫(yī)生、術(shù)士、工程設(shè)計者并不包括在內(nèi)。    古代知識分子，有些什么重要品格、基本特點呢？    其一，強調(diào)不僅要有知識，同時必須有社會責(zé)任感，所謂社會的良心、時代的眼睛。單就這一點看，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識分子概念相似。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這種擔(dān)當意識，有綿延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tǒng)，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文化現(xiàn)象。也正是為此，他們在社會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傳統(tǒng)上有其特殊價值。中國古代被稱為“四民社會”——士農(nóng)工商。那三類分擔(dān)著社會人生的實際工作，唯獨士承擔(dān)著治國理政、傳播道統(tǒng)的特殊使命。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據(jù)錢穆先生考證，夏商周三代就已經(jīng)有了士的存在；像春秋時代的列國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嬰、子產(chǎn)等人，都已經(jīng)成為后來士的代表人物。他們是貴族，有地位，有特權(quán)。而被稱為“素王”的孔子，則是平民學(xué)者的典型。但其思想塑造著爾后兩千余年的文化人格，因而被后世尊為“萬世師表”。看得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崇高地位。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我們依然可以從魯迅先生的小說（如《長明燈》）中看到普通民眾對于知識分子近乎癡狂的信服甚至崇拜。    其二，古代知識分子具有“游士”性質(zhì)，即流動型的知識分子。由于他們地位特殊、價值崇高，這就衍生出“欲得天下，必先得士”的社會現(xiàn)象。當時列國諸君，尊賢養(yǎng)士之風(fēng)十分熾盛，以至于平民學(xué)者取代了貴族階級在學(xué)術(shù)文化上的權(quán)威地位。為了行道，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主張，孔子率領(lǐng)弟子們冒著仆仆風(fēng)塵周游列國。他先是在魯國參政，三年后，對朝政感到失望，率領(lǐng)部分弟子前往衛(wèi)國。這年他是五十四歲。中間三起三落，待了四年，又去了陳國。人家說他“累累若喪家之狗”。后來又遇到戰(zhàn)事，只好從陳國逃離，奔往楚國，路上忍饑挨餓，所謂“在陳絕糧”。盡管這樣，他也并不灰心喪氣，還是信念十足地說：“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但是，終究還是受到楚狂人的譏諷。不久，便又離楚回衛(wèi)，發(fā)現(xiàn)并無重用之意，最后返回魯國。這時他已經(jīng)六十八歲了，在外面足足轉(zhuǎn)悠了十四年。亞圣孟子的處境，要比孔子好一些。仕途上雖然并不得意，但他在周游列國時，仍有“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傳食諸侯”。梁惠王、齊宣王等當時最有權(quán)勢的君主，都想籠絡(luò)他。如果孟子稍稍遷就一些，即可以“立談便至卿相”。    其三，按照錢穆先生的說法，那時的士具有一種超越品格。這首先表現(xiàn)在超越個人的經(jīng)濟利益上?？鬃硬⒉环磳ΤＨ讼Ｇ篚r衣美食，但他提出，倘使作為一個“士”，就應(yīng)該“不恥惡衣惡食”。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倍遥膊挥嬢^眼下或?qū)淼膱蟪?。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士顯現(xiàn)出一種宗教精神。特別是，當讀書士子介人了政治生活，領(lǐng)取了國家的俸祿，就更應(yīng)該夙夜在公，不能謀求個人私利。這就是說，士的憑藉是在道上，在人文理想方面，士的行為志向不以個人經(jīng)濟利益為轉(zhuǎn)移，人生實踐超越經(jīng)濟的制約。因此，有點類似于宗教?！蜕?、道士都是超越個人經(jīng)濟利益和人生處境的。不同的是，廟里修行的是“單料和尚”，他們雖然沒有家室之累，沒有經(jīng)濟方面考慮，卻并不參與政治；而中國的士是“雙料和尚”，一方面，他們擁有家庭，只是不謀私利，“不別治生”，專事講道、治學(xué)；一方面，還要參與政治，承擔(dān)修、齊、治、平的社會責(zé)任。錢穆先生這種“雙料和尚、單料和尚”的說法，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    其四，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從它現(xiàn)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糾結(jié)在一起。他們總是密切地關(guān)注社會進步，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實踐。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和中國傳統(tǒng)知識文化的最主要特點。這與西方古代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時期，知識精英強調(diào)理論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叫做“靜觀的人生”，與后來的“行動的人生”是相互對立的。到了中古時代，基督教行世，宗教信仰壓倒了古希臘的理性，哲學(xué)成了“神學(xué)的婢女”，知識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間。即使有理想，也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間。近代西方知識分子發(fā)生了變化，他們關(guān)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釋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變世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哲學(xué)家從來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但真正的關(guān)鍵是改變它?！?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包括那些大思想家，真正只想做“哲學(xué)家”，像古希臘時那樣，只想做一個世界“靜觀者”，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中國也從來沒有基督教那樣的有組織的統(tǒng)一的教會，說是儒、釋、道三教并立，但儒家始終處在主體地位。儒家追求“知行合一”、經(jīng)世致用，強調(diào)人生“三不朽”，主張齊家治國平天下，到了北宋大儒張載那里，目標就更高大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痹谶@種原則指引下，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個宏誓大愿，就是按照圣人規(guī)定的理想目標去改變世界。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和政治不可能分割開來。    為了參與政治活動，實現(xiàn)政治主張，孔子、墨子都畢生奔走于列國之間，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至于專意講學(xué)著書，那是晚年的事。即使如道家始創(chuàng)者老子、莊子，他們無意做官，但仍然通過著書講學(xué)，表示對政治、理想的關(guān)注。他們在那里抨擊政治、批判現(xiàn)實，同樣證明了他們并沒有拋掉政治意念。特別是老子，堪稱“中國的政治藝術(shù)之父”。老子主張“無為”，他是無為而無不為，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與權(quán)謀?？梢哉f，以國家、社稷為重、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和憂患意識，是后世歷代知識分子的主題詞。范仲淹的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本褪亲畹湫偷拇?。如同余英時所言，越是遭逢“天下無道”、“世道澆漓”的亂世，孔子的“圣教”便越發(fā)顯現(xiàn)出它的力量，參政、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從漢代知識分子在黨錮之禍中，誓“以天下風(fēng)教是非為己任”，到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    四    談?wù)撝袊糯R分子的歷史命運，必然會涉及出世人世這樣一個根本出路問題。    在古代，所謂人世，其實就是人仕。大體上有兩個途徑：一是絕大多數(shù)通過科舉入仕。自隋唐以后，科舉占據(jù)了中國士人生活的大部分，如當今的高考一樣，孩子們在幼年時候便開始接受適合這種模式的塑造型教育，士人們在鄉(xiāng)間三年一考，成為舉人，舉人取得去京城考試的資格，然后成為進士，進而參加有皇帝當主考官的殿試，到達頂點。最后只有個別人成為幸運兒，有的人一輩子也考不上，結(jié)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連三的應(yīng)試中了。梁啟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經(jīng)憤慨激昂地指出：封建制度下的士子，“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挨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喏，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待到撈得“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時，已是“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鄰”了。宋朝時，就有七十多歲的老者趕考，進了考場寫不出來，只能寫“吾老矣，不能為字也，愿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還有個乾隆時代的老書生謝啟祚，屢試不第，直到九十九歲才考中了舉人。他也寫了一首自嘲詩，以老處女自喻，抒寫他中舉之后苦辣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行年九十九，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光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女，人號老風(fēng)流。寄語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當官的另一種途徑是入幕。據(jù)資料介紹，幕賓，或稱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營轅，以其知識與經(jīng)驗佐助主官，稱為人幕。幕賓與其主官雖是雇傭關(guān)系，然而既非屬官，亦非奴仆。主官對幕賓要待以客禮，遇事相咨相商，有如賓友。幕賓由主官私人付酬，年終或節(jié)慶主官另有饋贈。經(jīng)主官保舉，還有可能獲得朝廷獎述，進身官場。這種寄人籬下被供養(yǎng)的方式在中國古代十分普遍。這也是在中國古代往往會出現(xiàn)以某些人為中心的政治圈子、學(xué)術(shù)圈子的緣由。    那么，出世呢？最常見的形式，就是隱居不仕。這里分種種不同情況：    最高超的是像東漢初期，富春江上終身漁釣的嚴子陵那樣，即使皇帝親自來請求，也不入仕。戰(zhàn)國時的偉大思想家莊子，也是這樣。    他們?yōu)榱俗非笕烁竦莫毩⑴c心靈的自由，奉行“不為有國者所羈”的價值觀，成為傳統(tǒng)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們自覺地向老莊和釋家尋繹解脫之道，以取代那些孑L門圣教；通過親近大自然，獲得一種與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脫，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的陶醉感和脫掉人生責(zé)任的安寧感、輕松感。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劇烈打擊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便折向山林。開始還做不到心如止水，經(jīng)過一番痛苦的顛折，逐步收心斂性，戰(zhàn)勝自我。有些人開始是登龍入仕，干了一些年，幡然省悟，抽身而退。像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歸去來兮j還有鄭板橋，也是屬于這種情況。    退了以后干什么？大多數(shù)隱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像莊子、嚴光那樣，漁釣終生，而是從事各種社會事業(yè)，只是不肯當官。有些人著書修志，教書授徒，或當家庭教師，或執(zhí)教于某些教育機構(gòu)，比如書院，作為謀生手段。歷史上，大量隱士其實又是政治人物，他們奉行“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孔門圣教，在他們看來，出世與人世是統(tǒng)一的。隱居并非忘世，乃是養(yǎng)志守道，為將來的聞達作思想與智能的準備，隱居山林的過程也是充實、完善自己的過程。所以，雖然身在山林，卻并不完全脫離朝政，而且，往往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時的呂尚，三國時的諸葛亮，元末明初的劉基等。諸葛亮躬耕隴畝之時，即常常會友交游，縱談時政，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后經(jīng)劉備三顧茅廬，出山建業(yè)，終于夙志得償。有的身在山林卻縈心魏闕、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參與最高層決策的隱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稱的南北朝時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歲之前，曾被朝廷辟為諸王侍讀，后來，因求宰縣未遂，而掛朝服于神武門，辭官歸隱。梁武帝即位后，屢次召他人仕，均被拒絕。但國家每有吉兇征討大事，都要找他咨詢，月中常有數(shù)信往來，時時參與朝廷政務(wù)，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員。    當然，也還有一些堅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黃宗羲、顧炎武等大學(xué)者把人格獨立看得至高無上，重于功名利祿，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終身不仕，潛心著述，粹然成為一代宗師。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猛烈鞭撻封建君主專制，斷言“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確指出，專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應(yīng)該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這比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法意》中論述近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與法制，提前一個世紀左右?？滴跄觊g，陜西有個李二曲，抱定堅決不與新朝合作的態(tài)度，稱病在家，不去應(yīng)試博學(xué)鴻詞，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脅，只好作罷。后來，干脆把自己反鎖屋中，“鑿壁以通飲食”，不與任何人見面，朝廷也拿他沒辦法。清初遺民中有一位天文學(xué)家，名叫王錫闡，隱居故里蘇州吳江，夜夜爬上房頂，靜觀天象，發(fā)誓永不仕清，平常寫字用篆書，不想使人認識，出門穿古裝衣服，不使用清朝錢幣，死時遺囑，把棺材放在樹上，不入葬異族土地。按說，本來已經(jīng)隱居鄉(xiāng)下、退出政治舞臺，但還情系前朝，心懷故國。這些都從另一個側(cè)面證明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與政治“斬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王充閭的功底真好，舉杯一唐詩，落杯一宋詞。如今，這樣的文人已經(jīng)不多見了?！虿模ǔ霭嫒耍?lián)書店原總經(jīng)理兼《讀書》雜志主編）充閭先生是當今中國作家中，少有的幾位有大學(xué)問的人?！K叔陽（劇作家、作家、詩人）王充閭的散文是散文困境中的一座豐碑。他獨立的思想和情懷，在溫和從容的書寫中恰恰表現(xiàn)出一種錚錚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說中堅持了一種文化信念?！戏比A（文學(xué)評論家，沈陽師范大學(xu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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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文人》中，處處有“我”的身影和“我”之判斷，因此好讀而清新。書寫了文人們的斑斕詩文和他們傳奇般波折的身世，并對他們的命運進行了透徹多維的思辨性分析，給人以美蘊的熏陶和哲思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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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閭的功底真好，舉杯一唐詩，落杯一宋詞。如今，這樣的文人已經(jīng)不多見了。——沈昌文（出版人，三聯(lián)書店原總經(jīng)理兼《讀書》雜志主編） 充閭先生是當今中國作家中，少有的幾位有大學(xué)問的人?！K叔陽（劇作家、作家、詩人）王充閭的散文是散文困境中的一座豐碑。他獨立的思想和情懷，在溫和從容的書寫中恰恰表現(xiàn)出一種錚錚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說中堅持了一種文化信念?！戏比A（文學(xué)評論家，沈陽師范大學(xu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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