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

前言

王得后    得到孫郁兄的《魯迅與周作人》要再版的消息，真是“不亦快哉”。初版已然十年了。十年前的舊書，還有讀者要讀，還有出版社肯出版，在這社會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說我們中國人的讀書興趣年年下降，今年已經(jīng)跌破百分之五十的歲月，真是好消息。于公于私都是好消息。這說明讀者不是不讀書，而是選擇性強了，只讀自己有興趣的好書，只讀適合自己新的習慣的書。    讀者為什么喜歡這本書呢？為什么這本書寫得好呢？我想，根本一點在于孫郁的學者良知：他敢于尊重歷史事實，敢于追求真理，抓住“解放思想”的口號，對長期遭到打壓、抹殺的新文學一文化的幾位前驅(qū)人物，作出歷史性的重新審視，寫出他們的真實。我在初版序中，開門見山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一位研究周作人的前輩，就感慨于自己的“兩頭不討好”。是的，周作人在敵偽時期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和乃兄魯迅比較，何止天壤之別。魯迅曾經(jīng)質(zhì)問我們漢族人一種脾氣，說：“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于就請律師離婚，但對于作者，作品，譯品，卻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更不好。好的又不出來，怎么辦呢？”他毋容置疑地指出：“（我）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彼运卮鹳|(zhì)問他稱贊蕭伯納的青年說：“對于人，我以為只能隨時取其一段一節(jié)?！睋?jù)說魯迅是被“神化”了的。可魯迅的許多意見，他的同胞何曾當做“神的意旨”“神喻”“神啟”來信奉！上述意見就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孫郁是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魯迅研究的，他信奉魯迅。他從魯迅獲得勇氣，敢于涉足險境。在研究“魯迅與周作人”之后，就研究“魯迅與胡適”，隨后又研究“魯迅與陳獨秀”。他敢于指出魯迅是“20世紀最痛苦的靈魂”。他敢于指出魯迅是“被褻瀆的魯迅”。    研究學問，單單有勇氣是不足以成大事的；尤其是在追求真理的崎嶇而坎坷的道路上。要立于不敗之地，似乎需要兩大要素。第一，事實要準確，而且要豐富，最好是完備。魯迅“橫站”著對付國民黨的“圍剿”和對付同一陣營號稱得到馬克思主義真?zhèn)鞯摹皯?zhàn)友”的攻擊，他自信地表示：“即如我自己，何嘗懂什么經(jīng)濟學或看了什么宣傳文字，《資本論》不但未嘗寓目，連手碰也沒有過。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并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的事實，中國的非‘匪區(qū)’的事實，這有什么法子呢？”“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睂O郁的研究是重視事實的；他刻苦用功，盡力搜尋資料。把自己的見解或感悟建立在他掌握的事實上。這是《魯迅與周作人》獲得好評的根本。第二，觀點要出新：絕不能說套話和空話，還有所謂原則話。人云亦云不過鸚鵡而已，絕不能成就為學者的“人”。自然，“新”未必就對，未必就好。在這依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利益多元”的時代，依然是古之圣賢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根本在利害取舍。魯迅曾表示認同說：“托羅茲基雖然已經(jīng)‘沒落’，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guān)系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里。我以為他這話卻還是對的。”孫郁為人寬厚，做學問寬宏。這是他的好處。任何好處都可能帶來缺失。寬宏也可能“過于”容忍。子日：“過猶不及?！濒斞冈?jīng)指出：“G決非革命家，那是的確的，不過一想到那時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時的檢查制度又多么嚴厲，不能說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權(quán)，便被禁止，這一篇，我譯附在《死魂靈》后面，現(xiàn)在看起來，是毫沒有什么的）。至于耿說他諂媚政府，卻純據(jù)中國思想立論，外國的批評家都不這樣說，中國的論客，論事論人，向來是極苛酷的。但G確不譏刺大官，這是一則那時禁令嚴，二則人們都有一種迷信，以為高位者一定道德學問也好。我記得我幼小時候，社會上還大抵相信進士翰林狀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實也并不是因為去諂媚?！痹凇跋騺硎菢O苛酷的”言論環(huán)境中，寬宏本身就有他的或一種力量。    《魯迅與周作人》出版以后，孫郁沿著研究新文學一文化先驅(qū)者的思路，以魯迅為參照，不斷拓展領(lǐng)域、現(xiàn)在魯迅、周作人，胡適和陳獨秀都研究一過：又拓展到苦雨齋里的人物，成績斐然。領(lǐng)域既已擴大，對于“人”的認識隨即加深。他反過來又深入“人”內(nèi)心，心性與性格，探究魯迅與周作人的不同特質(zhì)。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飯”。責編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點改動。我覺得已經(jīng)寫出的東西，還是一仍其舊為好。這也是“歷史”的東西，帶著“過去”的痕跡是無所謂的：不必后悔，慚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讀舊序以后增補幾句，作為新序。又因為原序印在書上時，不知道原先的責編出于什么考慮，刪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對孫郁運用一種新的語言表達方式的微訂。雖然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他的語言風格，我還愿意保留這點批評。所以就把它合并在這里。如下：    50年代以前的老人，多半不會做這樣的比較研究，尤其是寫成專著。不得不涉及的時候，也多半是三言兩語，黑白分明的判斷，因為是同時代的過來人，因為有毛主席的教導(dǎo)。    這都是上了《毛澤東選集》的，魯迅是五四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來又在“‘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是“一切共產(chǎn)黨員”學習的“榜樣”。而“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闭瘴覀冎袊说膫鹘y(tǒng)，除了特例，大都回避這樣的“相提并論”。    新一代的人就不同了。剛解放的時候，流行過一個新詞語，叫“新事新辦”?，F(xiàn)在早不聽說了。然而，的確是新人，就一定要辦新事的。孫郁就認真嚴肅，有根有據(jù)，有分析有綜合地寫出這部專著了。    魯迅早說過：“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笔聦嵤牵斞负椭茏魅耸切值?。不但是兄弟，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的先導(dǎo)，而且都成了五四新文學名不可沒的大家。后來兄弟失和，各走各的路。一五一十地“寫出”來，不是更好么？討厭寫出，不準寫出，不過是“瞞和騙”而已矣。不必說到頭來的“真相大白”，就在當時，何嘗不從麒麟皮下露出馬腳來。    我讀這部書稿，覺得書名是兩個人，孫郁在寫，要寫和想寫的，其實是許許多多人，可以說這是一部探索“人”、研究“人”的著作，書里勾畫出來的人的氣秉、性格、心智、趣味、學識、修養(yǎng)是這樣復(fù)雜，人的實際生存是這樣無奈。未來大同世界或曰黃金世界的人們大概很難懂得現(xiàn)在人生的苦境，人生有陷阱的吧？就像儒家圣賢不懂伏羲、神農(nóng)、堯、舜時代的血腥一樣。因此讀完書稿，掩卷嘆息，我想起兩段魯迅的話。一是：“人固然應(yīng)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yīng)該戰(zhàn)斗，但為的是改革?！倍牵骸盀樯鐣嫞瑺奚斎徊⒎墙K極目的，凡犧牲者，皆系為人所殺，或萬一幸存，于社會或有惡影響，故寧愿棄其生命耳?！比耸巧铮吧谝弧笔遣唤潭鴷?。中國百姓向來自稱“蟻民”，就因為“螻蟻尚知貪生”。一到知識者手里，就可以成為“生命本體”的哲學了。也因此，要做到“不妨受苦”和有“萬一幸存”的思想準備，似乎比“勞力者”要難。而人生許多名節(jié)、生死的大問題，其實是專屬于知識分子的人的。    這本書的寫法我也很喜歡，簡直就是一部讀書筆記。把讀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覺、體會、心得、認識，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說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說。沒有隱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筆法；沒有“做學問”的架子，也不事論證的操作。讀起來平易曉暢、樸素親切，而且是把魯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緒燴在一起，常常產(chǎn)生“原來如此”的會心一笑。自然，作者的觀點你不一定同意，也不強求你同意。這是讀一切書都這樣的。    孫郁在讀古書，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學養(yǎng)，這是好的。但筆頭偶爾蹦出幾個文言字、詞、句式。這種“摻沙子”我以為不足為訓(xùn)，不可取的。于是覺得這是文字上的一個缺點。雖不嚴重，但怕他“一發(fā)而不可收”，又怕連帶發(fā)生影響，想來想去還是提一句。雖然自己很慚愧。    孫郁和我相識已經(jīng)十年了，“抗戰(zhàn)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樹木”，這都不是一個短暫的歲月，使人產(chǎn)生“不亦快哉”的心情。這十年他出了好幾本書了，如魯迅研究的專著《20世紀中國最憂患的靈魂》，編著《走進魯迅世界·詩歌卷》；所編《被褻瀆的魯迅》更是暢銷，等等。他正年輕，精力充沛。人既勤奮，筆又快捷，成績不小，影響較大。他的書不需要別人的什么序，何況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寫幾句。我知道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棄”。古人有詩，說：“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孫郁的要我寫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興寫下這些話。不求“耳順”不“耳順”，但愿對得起孫郁，對得起孫郁的讀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這本書還會“再”版的。我當然還是高興。但我不能也不會“再”來寫“三版序言”了，如果還要我寫的話。    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內(nèi)容概要

《魯迅與周作人》講述了魯迅與周作人，是現(xiàn)代中國文化史上兩個獨特的存在。二人對啟蒙的沉思，對國故的凝視，對異域文化的選擇，對人的存在意義的探究，對己身與社會、與歷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謎的斷想，都是迷人的遺產(chǎn)。周氏兄弟，是一對相互襯托的存在，理解他們中的每一個，都必須對看。歷史無奈，他們的同路是必然，分開也是必然，正如天底下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魯迅一生燃燒自己，在黑暗中發(fā)光，周作人卻常守在十字街頭的塔上，遠遠眺望。相似的是，他們都糾纏在生存最困惑的一隅，對抗虛妄，挑戰(zhàn)絕境，讓思想折射智性之光。尋找真實與愛意乃人生之夢，在歷史中思考生命，大概是實現(xiàn)思想攀緣最好的方式。要么魯迅，要么周作人，只要我們思考，便無法遘離兩顆靈魂的余影……

作者簡介

孫郁，本名孫毅，1957年生，做過知青、文化館員、記者，2002年到魯迅博物館主持工作并擔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2009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80年代起走上文學批評之路，已出版《魯迅憂思錄》《走不出的門》《文人的左與右》《張中行別傳》《魯迅藏畫錄》《混血的時代》等近二十部著作，洞察深邃，文字醇雅，是當代中國杰出的學者、批評家。

書籍目錄

序 初夢 域外 愛意 尋路 恩怨 苦雨 互證 殊途 里與外 趣味 格調(diào) 雜學 榮與辱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插圖：   尋路 誠如一位日本人所說，東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過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開亞洲諸國的門，有西學東漸之史，我們對自身的認識，大概還要推遲更久一段時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來，眾儒生面對異邦的物質(zhì)和文化在中國的滲透，惶恐與怨懟，自不待言。黃遵憲周游半個世界，始悟吾國吾民之弊，有了東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嘆。這是用生命來體悟的。至于梁啟超、章太炎在日本發(fā)出的奇想，也多站在興漢振邦的立場上，在對國民性自身的認識上，尚有缺憾。應(yīng)當說，對中國人的理解上，早期的傳教士與外來商人，是很獨到的。那些第一代來中國的洋人，對中華民族奇異風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觀念，是中土之人難有的。這自然也產(chǎn)生出一些異議，洋人的文化優(yōu)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國的門戶開放，興洋務(wù)，辦洋學堂，派留學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結(jié)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無奈。所以魯迅東渡日本時，看到己身的優(yōu)劣，悟出國民性的弱點，那是悲嘆異常的。周作人雖未經(jīng)歷過民族歧視的羞辱，但對中國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觸，想必也很深。當周作人對文化人類學、心理學、文藝學發(fā)生興趣時，至少在留學時期，對中國舊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東京期間，不僅關(guān)注域外諸思想史上的東西，對描繪中國文化、論述中華學術(shù)的著作，亦格外注意。這有兩個來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書籍，如史密斯《中國人氣質(zhì)》等；二是接受梁啟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啟超那時雖未像章太炎那樣直接教過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對這位學者，一度曾經(jīng)很是羨慕。那時梁啟超是主張以小說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說。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歷數(shù)了中國人的諸多弱點，例如缺乏公德，無國家觀念，沒有冒險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對這些印象很深，從他們當時喜愛《新民叢報》一事，可見其影響之大。 梁啟超的思想是十分龐雜的。他既有進化論的觀念，又受惠于盧梭的某種精神。其所涉獵的領(lǐng)域亦十分廣泛，有邊沁學說、康德的思想、佛學理義、科學精神等等。因接觸大量域外文明，對中國國民遂生出諸多不滿。早年力主維新，倡明變法，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撰述多篇宏論，其中《過渡時代論》《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說》等，思想一新，頗為青年所注意，亦可謂啟蒙的先聲。梁啟超曾痛感中華文明已病入膏盲，他引進化論之觀點入中土，闡明中國已處于過渡年代，“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fù)，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薄吹搅藭r代的轉(zhuǎn)機，導(dǎo)之以世界進步之聲，這是梁啟超那代人的功績。他們甚至天真地把“黃金世界”的到來，看成必然的歷史過程。但一旦觸及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那呼聲，總覺得有些弱小，改造社會，在那時談何容易！后來的歷史表明，更換政府容易，而改造國民性，則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魯迅歸國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國民性的改造之中，便是對空泛的理想主義叫喊的一種糾正。一個失望于自己民族的人，其生命之旅，是異常沉重的。這種價值的承擔，魯迅與周作人都有過，魯迅承受的，要更重一些。他們的表現(xiàn)方式不同，但在對中國人心性的理解力上，都是很具特色的。魯迅有個時期抄古碑，周作人“閉戶讀書”，均是對現(xiàn)實絕望的一種態(tài)度。

后記

這本書完稿后，我到西山住了兩日。我曾打算繞到香山碧云寺一帶，尋訪周氏兄弟當年的足跡。然而這愿望卻未能實現(xiàn)。我住在八大處的大悲寺里，第一次感受了佛門的煙火。夏夜的西山?jīng)鏊瑯O了，從山頂遙望北京城，有著說不出的感覺。那一刻我想起了魯迅到山上為弟弟周作人送佛經(jīng)的故事，似乎隱隱覺出其逃逸人間的悲苦之心。然而，周氏兄弟，還有我們這些后人們，都是人間的過客，一張無形的網(wǎng)，把我們罩在塵世里。人生是極苦的，在大悲寺里，看到虔誠的人們頂禮膜拜的場景，我感到了生而為人的無奈。這感覺，周氏兄弟恐怕比我們要深刻、要高遠吧？但他們不是佛，也不是普通的常人。在山上的幾日，我突然感到，周氏兄弟，似乎是介于佛界與俗界間的苦渡者。這種感覺，是那么強烈地襲擾著我，以致使我覺出自己寫的這本書，并未真正還原出主人的精神原態(tài)。我很有些后悔自己的草率，在大悲寺悠然的誦經(jīng)聲里，我感到了心頭的茫然。    我無法說清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在回到城里后，一時間竟什么也不愿做，什么也不愿想。坦率地說，當我試圖沿著歷史的舊跡去復(fù)原歷史的過程時，我發(fā)現(xiàn)其實自己并不真正地了解過去。歷史積下的塵土太多，要畫出歷史人物的靈魂，有時就不得不做一些鏟土的工作。中國向來是以史學的博大而著稱于世的，但我們的史書里，卻有著那么多虛假的東西。魯迅當年痛恨舊史書上的“瞞”與“騙”，便是對國民舊的積習失望的結(jié)果。所以，這本書如果說還有值得看的地方，那便是自己寫作時的真實感覺。我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告訴給了讀者。它記錄了我與已逝的靈魂交流時的心態(tài)。    魯迅與周作人，在我們的歷史上，曾被扮成“神”與“鬼”，兄弟間不同的身后命運，仿佛是歷史開了一個玩笑。迎“神”容易接“鬼”難，中國人向來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所以要還原歷史是一件極苦的勞作。此書完稿的那一瞬，我竟沒感到絲毫的輕松，仿佛自己身上也帶了鬼氣，不知是在解析歷史呢，還是歷史在解析我。我曾和自己的朋友說過，在我的身上，附著兩個靈魂，一是魯迅，一是周作人。這很類似周作人所說的“兩個鬼”。有了這兩個靈魂，便常使我徘徊于崇高與平凡、悲慨與閑適之間。我不知道為何選擇了他們，心靈深處長久地纏繞著這兩顆痛苦的靈魂。這本書的問世，便是我心境的一次袒露。我的一切信念與焦慮、希望與苦訴，都彌散在這些枯燥的文字里了。    聽說在一些高校里，魯迅與周作人，已成了許多人不屑一顧的古董，而××主義，××思潮，正在征服著一代青年的心。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應(yīng)感謝吧？但實際上是，這古老的土地，還生著周氏兄弟時代那樣的叢林、那樣的兒女，我常常懷疑西洋的學說，能否真正概括中國的事物。相反，倒是周氏兄弟那里，卻寫著我們民族的讖語。這是我們無法掙脫的“劫運”，而在這個“劫運”里，我們不得不一次次地與周氏兄弟重逢著、交流著。在這個基點上重新去認識周圍的一切，包括對西洋知識的認識，總比單一性要豐富一些、熱烈一些吧？    其實，魯迅與周作人，是歷史上不易重復(fù)的兩種文化人標本。我相信不久的未來，文化人對他們的興趣，會更大一些。周氏兄弟的真正價值，是中國人生存危機以及向這一危機挑戰(zhàn)的兩種不同的范本。進入現(xiàn)代以來，還沒有哪些作家，像他們那樣，折射著如此復(fù)雜的文化之光。這光澤今天依然在延續(xù)著，它實際已消融在當代文化的新的震蕩之中。    幾年來，陸陸續(xù)續(xù)寫了幾本關(guān)于魯迅的著作，它耗去了我青春時代最好的時光。我毫不后悔這樣的選擇。也許，明天我會去做些別的什么，但不論命運把我?guī)У侥睦铮斞感值艿挠嘤?，大概都將永隨著自己吧。這也是一種宿命。    這里，我感謝我的朋友在這本書寫作過程中給我的幫助。王得后、王世家、張杰、高遠東、黃喬生，他們或從思路上，或從資料方面，給我以支持，這些魯迅研究界的學人，在過去的歲月里，給過我無數(shù)真誠的撫慰。我將永遠記著。    歷史不都寫在書里，還寫在無詞的言語中。在這有形無形的時空間，我感到了生命的律動。無論這律動是快樂的還是痛苦的，我會珍惜它帶來的一切。正如同珍惜已逝的青春一樣，在向它揮手的那一瞬，我意識到了今天的意義。    作者于北京城南

編輯推薦

《魯迅與周作人》是“魯迅與五四文化名人系列”之一，由孫郁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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