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雜憶

前言

《牛棚雜憶》寫于1992年，為什么時隔六年，到了現(xiàn)在1998年才拿出來出版。這有點違反了寫書的常規(guī)。讀者會懷疑，其中必有個說法。    讀者的懷疑是對的，其中確有一個說法，而這個說法并不神秘，它僅僅出于個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點私心而已。我本來已經(jīng)被“革命”小將——其實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煞駱O泰來，人間正道，浩劫一過，我不但翻身起來，而且飛黃騰達，“官”運亨通，頗讓一些痛打過我，折磨過我的小將們膽戰(zhàn)心驚。如果我真想報復的話，我會有一千種手段，得心應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進行報復的。    可是我并沒有這樣做，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打擊，報復，穿小鞋，耍大棒。難道我是一個了不起的寬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嗎？否，否，決不是的。我有愛，有恨，會妒忌，想報復，我的寬容心腸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動報復之念，我立即想到，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氣氛中，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異化為非人?，F(xiàn)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灑灑，然后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里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敢苛求于別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這些想法，我才沒有進行報復。    但是，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這還不是一切，還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們都知道，當年打派仗的時候，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yè)，甚至某一些部隊，都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獨左”、“唯我獨尊”?，F(xiàn)在看起來兩派都搞打、砸、搶，甚至殺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誰也不比誰強。現(xiàn)在再來討論或者辯論誰是誰非，實在毫無意義?？墒窃诋敃r，有一種叫做“派性”的東西，摸不著，看不見，既無根據(jù)，又無理由，卻是陰狠、毒辣，一點理性也沒有。誰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樣，一個原來是親愛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屬兩派，則夫婦離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鬩于墻”，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讀書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書中還從未發(fā)現(xiàn)過這種心理狀況，實在很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認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嚴重。但是，我自己認為，我的派性來之不易，是拼著性命換來的。運動一開始，作為一系之主，我是沒有資格同“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鬧革命的?！案锩鼰o罪，造反有理”，這呼聲響徹神州大地，與我卻無任何正面的關系，最初我是處在“革命”和“造反”的對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厭惡政治，同國民黨沒有任何沾連。大罪名加不到我頭上來。被打成“走資派”和“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應有之義，不可避免的。這兩陣狂風一過，我又恢復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跡于革命群眾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犟勁，我敢于仗義執(zhí)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么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犟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犟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熱的“老佛爺”倒行逆施，執(zhí)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zhèn)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哆用長矛刺殺校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fā)，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o“老佛爺”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guī)缀醢炎约阂粭l老命賠上。詳情書中都有敘述，我在這里就不再噦嗦了。    不加入一派則已，一旦加入，則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纏得緊緊的，說話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過，天日重明；但是，人們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跡，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斗過我，誣蔑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里面藏著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后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后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么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那么，你為什么干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    實際上，我最初確實沒有寫這樣一部書的打算。否則，十年浩劫正式結束于1976年，我的書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寫，中間隔了這樣許多年，所為何來？這16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jīng)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后——這是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面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臺以后腦筋才開了竅。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的方式有問題。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我在上面已經(jīng)說到，絕大多數(shù)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應該在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中受到足夠的教訓，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轍。這樣的機會恐個白以后再難碰到了。何況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確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yōu)槟硨④?、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我們當時放過了這些人，實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懷疑，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總起來看，是安定團結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會上道德水平有問題，許多地方的政府中風氣不正，有不少人素質不高，若仔細追蹤其根源，恐個白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關，同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有關。    上面是我反思和觀察的結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了出來。一些元帥、許多老將軍，出生入死，戎馬半生，可以說是為人民立了功。一些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大都是勤奮工作，赤誠護黨。所有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潑了一身污水，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國古來有“飛烏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干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里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里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fā)瘋，干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么可卟自的事情??！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們大概認為我在說謊，我在談海上蓬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jù)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只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此外，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么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tài)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這一類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四五十歲了，有的官據(jù)要津。即使別人不找他們算賬，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余，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wěn)嗎？如果這一類人——據(jù)估算，人數(shù)是不老少的——也寫點什么東西的話，拿來與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寫的東西對照一讀，對我們?nèi)嗣竦慕逃饬x，特別是我們后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我并不要求他們檢討和懺悔，這些都不是本質的東西，我只期待他們秉筆直書。這樣做，他們可以說是為我們民族立了大功，只會得到褒揚，不會受到譴責，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就這樣，我懷著對兩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東方太陽出來了，然而我的期待卻落了空。    可是，時間已經(jīng)到了1992年。許多當年被迫害的人已經(jīng)如深秋的樹葉，漸趨凋零；因為這一批人年紀老的多，宇宙間生生死死的規(guī)律是無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說：“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壽幾何兩個期待中，其中一個我無能為力，而對另一個，也就是對被迫害者的那一個，我卻是大有可為的。我自己就是一個被害者嘛。我為什么競傻到守株待兔專期待別人行動而自己卻不肯動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還是讓我自己來吧。這就是的產(chǎn)生經(jīng)過。我寫文章從來不說謊話，我現(xiàn)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希望對讀者會有點幫助。但是，我雖然自己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一個期待，對別人的那兩個期待，我還并沒有放棄。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寫了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夠實現(xiàn)。    1998年3月9日

作者簡介

季羨林（1911—2009），語言學家，翻譯家，作家。字希逋、齊奘，山東臨清人。1930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4年畢業(yè)，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1946年回國后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先后榮膺中國外國文學學會、中國南亞學會、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中國語言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亞非學會等多個學會的會長。一生致力于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在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上頗多建樹，成為我國當代學貫中西、聲望卓著的大師。

書籍目錄

三版自序 再版自序 抄書代序 壹我最尊敬體貼她們 貳我的擇偶條件 叁我的母親 肆我的教師 伍叫我老頭子的弟婦 陸請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婦 柒使我心疼頭痛的弟婦 捌我的奶娘 玖我的同班 拾我的同學 拾壹我的朋友的太太 拾貳我的學生 拾叁我的房東 拾肆我的鄰居 拾伍張嫂 拾陸我的朋友的母親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當然分乘自己的車。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車就成了問題。兩派認識我的幾個干將看到有機可乘，都到我跟前來獻殷勤，拉我上他們的車，井岡山的一位東語系的女干將，拉我特別積極。從內(nèi)心里來說，我是愿意上他們的車的。但是，我還有顧慮，不愿意或者不敢貿(mào)然從事。新北大公社派來拉我的人也很積極。最后，經(jīng)過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思想斗爭，我還是上了公社的車。一路上，人聲鼎沸，紅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館，喊了一陣口號，又浩浩蕩蕩地回到燕園來，皆大歡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軍一位高級將領家中去“鬧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個什么地方。我并沒有聽清楚，為什么單單到他家去“鬧”。反正當時任何一個戰(zhàn)斗隊，可能在某某后臺的支持下，都有權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連他住的確切地方都不知道。這一次因為路近，沒有乘坐大車，絕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為屬于“有車階級”，于是便騎車去了。由于兩派群眾混雜在一起，我沒有像到印尼使館去示威時那樣受窘。沒有人來拉我參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騎車單干戶。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車隊中隨大流騎向前去。過了青龍橋，我看還有人騎車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從起來，跟著那些車騎向前去。一直到了萬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對頭，忙回轉車頭，又來到了青龍橋，卻聽群眾中有人大聲嚷嚷，說是已經(jīng)“鬧過革命”了。我只好隨人流回到燕園。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將軍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連大門都沒有看到。我想，當時很多人鬧革命就是這樣鬧法。 還有一件事情比較重要，必須提一提。北大兩派為了拉攏干部，壯大聲勢，都組織了干部學習班。有一些在前一階段被打成走資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陣之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雖然靠邊站了，卻也不再批斗，這些人有的也成了兩派爭取的對象。我也是被爭取的對象之一。有不少東語系的教員動員我參加學習班。

后記

我從1988年3月4日起至1989年4月5日止，斷斷續(xù)續(xù)，寫寫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本書寫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決意把它抄出來。到今年6月3日，用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抄成定稿。草稿與定稿之間差別極大，幾乎等于重寫。    我原來為自己定下了一條守則：寫的時候不要帶刺兒，也不要帶氣兒，只是實事求是地完全客觀地加以敘述。但是，我是一個有感情的活人，寫著寫著，不禁怒從心上起，淚自眼中流，刺兒也來了，氣兒也來了。我沒有辦法，就這樣吧。否則，我只能說謊了。定稿與草稿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兒少了一點，氣兒也減了一些。我實際上是不愿意這樣干的。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爾。    我在書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有三種情況：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兩種目的是為當事人諱，后一種只有一兩個人，我認為這種人對社會主義社會危害極大，全名提出，讓他永垂不朽，以警來者。    無論對哪一種人我都沒有進行報復，事實是在，此心可質天日！“文革”后，我恢復了系主任，后來又“升了官”，在國家的權力機構中也“飛黃騰達”過，我并不缺少報復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無形提到的人對我加以諒解。我寫的是歷史事實。我們“文革”前的友誼，以及“文革”后的友誼，我們都要加以愛護。    現(xiàn)在統(tǒng)計了一下，我平生著譯的約有八百萬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革”以后的產(chǎn)品。如果“文革”中我真遂了“自絕于人民”的愿，這些東西當然產(chǎn)生不出來。    這對我是一件大幸呢？還是不幸？我現(xiàn)在真還回答不上來?！伤グ?。    1992年6月3日  寫完

編輯推薦

《牛棚雜憶(漢英對照)》作者希望總結教訓，喚醒更多人對歷史的反思，讓更多知情者出來說話，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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