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變局

前言

　  聯(lián)經版序　  呂實強　  先師郭量宇（廷以）先生，畢生從事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研究的開拓，著有專書十余種，論文與序評等數(shù)十篇，編纂與校訂之史料六十余種，可謂撰著等身（詳見本書附錄：張瑞德輯：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于研究的開拓，則除授課之外，并于來臺后，應中研院朱家驊院長之聘，籌創(chuàng)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制度，充實設備，培養(yǎng)人才，增進合作與交流，使該所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深受國際尊重與具有國際影響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術中心?！? 從郭先生的著述來說，雖然他的多種專書，都是洋洋巨著，他卻一直都自謙不敢以歷史學術著作自居。如在民國二十九年出版的《近代中國史》例言中，便表示“本書編纂目的，在能于史料之整輯排比方面，盡其相當力量，為后來史家做下若干預備工作，……絕不以歷史著作自承”。后來，于民國三十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凡例中亦云：“本書性質為屬于工具一類的史事記，編者個人只求為他人作預備工作，期能節(jié)省具有才識德學之史家之精力時間，于愿已足。”直到他晚年完成，身后方由香港中文大學印出來的《近代中國史綱》中，載于書前的一篇他在病逝前半個月所寫的“小記”，仍言其書，“非學術著作”。先生一再如此表示，固由其秉性謙虛，亦因其入手時代之學風使然。當時史學研究尚系初始，史料未備，一般人亦不甚重視，故傅斯年先生倡言“史學就是史料學”；羅家倫先生強調“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國近代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應從基礎做起，對此項原則，先生一直在身體力行?！? 盡管先生一再如此表示，但其著述卻決非僅限于史料的整理排比與選錄類輯。就《近代中國史》一書而言，不僅章節(jié)分明，脈絡貫通，且于各事的演變及其因果關系，均加綜合分析，恒深入而透辟。《太平天國史事日志》，亦并非僅限資料與史事之排比，實包羅當時與太平軍有關之各種史事、政教制度，于懸疑之案，辨正考據(jù)，其剖析之精密，判斷之謹嚴，往往與獨立之論文無異。故羅家倫先生認為：“他（郭）治史是很謹慎的。他認為要寫太平天國史，必先把太平天國的史實，用比較的方法，考訂其準確性；再按其順序，列舉下來；以時間來統(tǒng)帥錯綜復雜的事實，俾便發(fā)見其因果或前置（antecedent）與后隨（consequence）的關系，然后可以著筆。結果就成為這一部一千四百余頁的大書。”　  就研究的主要目的或宗旨而言，先生一直重視近代中國的變局，這是因為他最關心的問題為中國的近代化。要了解近一百五十年來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并瞻望未來的方向與途徑，必須對這變局，有深入的探討，并能厘清其關鍵之所在。一九五○年，他在《大陸雜志》發(fā)表《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文，除列舉史實說明其延誤的原因外，并提出一些原則性的看法。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于國家民族對于時代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huán)境或近代化，首須對環(huán)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并闡釋當時國人對西方的主要思想學說，以至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優(yōu)長多不了解；西方列強一味的為其商業(yè)利益著想，徒恃其堅船利炮以達其目的，很少從友誼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的途徑，去促進相互的了解與信賴，以增進雙方共同的利益。于晚年所撰成的《近代中國史綱》中，開章明義即表示：“歷史是延續(xù)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就中國而論，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有人強調為三千余年的大變局，為秦紀以來未有之世變。……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系于旦夕。”因而提出中國應秉承尊重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揚兼容并蓄的襟懷與理想，接納吸取外人的優(yōu)長，縱不能后來居上，至少亦可并駕齊驅。　  盡管先生的著作，隨處都含有上述之心意，但因為專書篇幅巨大，不專精細讀，往往不易深入體察。只有論文均各集中探討一專題，較易給人以清晰印象。故先生的見解，亦以在論文中，發(fā)揮較為具體。惟論文為隨時發(fā)表，零散刊載，通常既不易讀到，日后更難以尋找。今聯(lián)經出版公司本其發(fā)揚與傳播文化學術的宗旨，搜集先生論文，獲三十余篇，匯為一集，即以《近代中國的變局》為書名刊行，應為一極有意義之事。蓋先生之論文，以其宗旨明宏，態(tài)度謹嚴，方法篤實，功力深厚，故幾每篇均有獨到之見解?？泻笞员厣钣兄谧x者，應可斷言?！? 所搜論文的內容，毋須詳加介紹，惟仍可略為數(shù)言，以為舉反之助。如其中直接與中國近代化有關者，有《中國近代化的延誤》、《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等數(shù)篇，均甚能發(fā)人深省。其晚年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所演講之“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對前途更充滿信心。他認為中國只要在相當安定的環(huán)境下，必能迅速的達成其近代化。他舉例說：“一九三四至三七年間，當東北已經淪陷，強敵壓境，黃河以北朝夕不保之秋，由于長江下游地區(qū)比較安定，英美亦略采善意的協(xié)助，三年之間，其在經濟、交通、軍事、學術、教育上的成就，實為過去數(shù)十年所無。……又如今日臺灣，時時在備戰(zhàn)的狀況下，在美援中止之后，其經濟成長，亦為人所共睹。”再如對太平天國的檢討，在其《太平天國的極權統(tǒng)治》一文中，對于太平天國政教的本質，提出極其重要的見解。在過去，一般對洪楊革命的評價，頗為分歧。毀之者斥其為異端、賊、匪，譽之者頌其為民族革命、農民革命、基督教運動等。但先生則認為其最大的特質為極權統(tǒng)治。他指出“太平天國的政治是神權專制政治，政制是極端中央集權制”；洪秀全革命的目的，在于“要來一個翻天覆地，……改變舊有的文物制度，排除其信仰，消滅傳統(tǒng)思想，奴役人民，控制財物，最后是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歸自己統(tǒng)治支配。他不僅要做中國的真主，還要做萬國的真主”。這種看法，與蕭一山、簡又文、羅爾綱等的太平天國研究深具貢獻的學者迥然不同?！? 于臺灣史與邊疆史，也頗有精辟的見解。他撰述的特點，在于能從中華民族整體的歷史著眼。如在他的專書《臺灣史事概說》的引言中所說：“數(shù)千年來，中華民族繼續(xù)不斷分向四方開擴推進，經之營之，西北與西南，東北與東南，黃河兩岸，長江南北，珠江流域，及濱海地帶，均收入了他們活動的范圍，生長孳息之所。由于大海的限制，臺灣容或比較遲后一步，然亦不算太遲。而中華民族在這里成就之大，臺灣的中國化或漢化的徹底，文化進步的迅速，不僅有過于大陸中國的若干邊區(qū)，并亦無遜于中原腹地，誠所謂后來居上。他們不僅能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優(yōu)點，進而能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環(huán)境，使之發(fā)揚光大，繼長增高。這是因為渡海東來的，大都為才智比較優(yōu)秀，意志比較堅強，而又富有進取的精神。”在他的論文中，對此隨時均有所發(fā)揮。如《甲午戰(zhàn)前的臺灣經營》一文，開始便指出“國際關系轉變了近代中國，也轉變了近代臺灣，外患震動了近代中國，也震動了近代臺灣。大家均感到情勢不同，必須拿出新的作風，應付新的環(huán)境……”。在《臺灣的開發(fā)和現(xiàn)代化》中，則認為“日軍侵臺，使中國的自強運動或國防建設再度展開，臺灣開始走向近代化。中法戰(zhàn)爭復促起中國近一步的覺悟，富與強必須兼顧并進，在臺灣推行尤力，所成亦最為可觀”。甚至在《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二千年的經營》一文中，論及左宗棠的貢獻，也特別強調：“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府正式宣布新疆設置行省。定迪化為省會，以劉錦棠為第一任巡撫。從此新疆成為中國第十九個行省。……新疆成了大西北的一部分，也成了中國永不可分的一部分。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就與地位，頗似鄭成功之在臺灣的成就與地位，而劉錦棠則不如劉銘傳。”　  總之，先生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研究的開拓，確實已經盡其心力，并貢獻卓著。其論文，由張瑞德先生搜集，交由聯(lián)經出版，不僅大有裨益于學界，并且使其思想與觀念，更能完整的呈現(xiàn)。實強忝為學生曾追隨先生受業(yè)多年，于此書即將刊行之際，點綴數(shù)言于上，用以緬懷師澤，并對聯(lián)經敬致謝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南港中研院近史所

內容概要

近代化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主流。要了解近百余年來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并瞻望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必須對近代中國的變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厘清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正是郭廷以學術生涯中最為關切的問題，也是《近代中國的變局》一書的中心主題。

作者簡介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陽人。歷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臺灣大學教授，師范大學文學院長，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1949年赴臺，1959年起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合作，首創(chuàng)口述歷史工作，以口述筆記方式，為民國史搜集資料。畢生從事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開拓，主要著述有《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志》、《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中國近代史概要》、《中華民族發(fā)展簡史》、《中國通史》、《帝俄侵略中國簡史》、《中華民族發(fā)展簡史》、《臺灣史事概說》等。

書籍目錄

聯(lián)經版序
中國的近代化
中國近代化的延誤
--兼論早期中英關系的性質
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
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
--晚清譯書與西學
中國近代世變的由來
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
太平天國史
太平天國的極權統(tǒng)治
太平天國戰(zhàn)史
中外關系史
中英鴉片問題與林則徐的措置
六十年前中日的戰(zhàn)與和
中日交涉中的歷史教訓
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被阻
中國與第一次美韓條約
中越一體的歷史關系
臺灣史與邊疆史
臺灣的對外關系
--一個歷史的說明
甲午戰(zhàn)前的臺灣經營
--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
臺灣早期的經營
--二三○年-一六八三年
臺灣的開發(fā)和現(xiàn)代化
--一六八三年-一八九一年
從張騫到左宗棠
--西北二千年的經營
東北的開拓
--明清的東北經營
附 錄
《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序
《郭嵩燾先生年譜》序
評《捻亂》
郭廷以先生著作目錄初稿

章節(jié)摘錄

　  中國近代化的延誤　  --兼論早期中英關系的性質　  一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于國家民族對于時代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huán)境或近代化，首須對于環(huán)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從說起。無疑義的，近代中國在民族大競賽中，縱不能謂為完全失敗，最少也當承認是暫時落伍。　  中國的歷史并不孤立，歷史上很少孤立的國家民族。有史以來我們曾受過不少強大部族的憑陵，如塞外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詔，但是他們僅恃一的優(yōu)越武力，經不起長期的磨煉；我們也曾受過異域宗教思想的熏染，特別是佛教，然而印度只有其消極性的文化，談不上別種企圖。近代我們所接觸的“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的西洋諸國，則大異于是，不僅有其強大的武力，而且有其積極性的高度文化。于是我們遇到了新的對手，向所未有的勁敵。誠如同光年間留心時務、目光犀利的郭嵩燾所云，西洋人之入中國是天地的一大變。李鴻章、嚴復也均說這是三千年來中國的大變局，是秦以來所未有過的世變。大家都知道時代是“變”了，外在的環(huán)境變了，而我們內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實有效的來趕上這個“變”，來適應這個“變”，因而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脅。這是由于我們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夠，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謂認識不明，蹉跎遺誤，措施乖方，步驟紊亂，勞而少獲，甚至無獲。百年以來民族的悲運危機之所以致成，均須于此求之。　  二　  歷史是整個的，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亦是一樣。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顯著，在近代則幾乎隨處都可證明，各國的歷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國自不能例外。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地理發(fā)現(xiàn)，固然使歐洲歷史起了變化，亦使全部世界受到影響，人類開始走入了“四海一家”的時代，逐漸成為“一個世界”，正是薛福成所謂“華夷隔絕之天下，成為中外會通之天下”。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雖早有接觸，但是那種關系是若隱若現(xiàn)，絕續(xù)無常的。蒙古西征雖一度使之呈現(xiàn)明朗，而當時的西方文化并不高過東方，甚或居于中國之下，同時蒙古人既不能了解西方文化，亦無資格代表東方文化。十五世紀末年，自西歐直達遠東的航路發(fā)現(xiàn)，東西海道大通，一五一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到了廣東，從此以后，中西的關系未再間斷，愈趨愈密?！? 開始與中國接觸的“佛郎機”-這均是當時對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稱呼，有不少是向東方覓取黃金的冒險家，但是跟蹤而至的確有許多為了傳布福音，具有宗教熱誠的飽學之士與抱道君子，所謂“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明史· 意大利亞傳》）。他以學術為傳教手段，借此以與社會領導人物的士大夫接近，爭取他們的同情與合作。哥倫布、哥白尼（Copernicus）發(fā)現(xiàn)新世界、新宇宙以來的新知識，文藝復興以后的新藝術，均經此輩耶穌會士（Jesuits）先后輸入中土，包括天文、歷法、算學、物理、輿地、美術、以及火器制造等實用科學。凡此均為明清之際，亦即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至康熙末年一百四十年間（一五八二-一七二一）的成就。　  中國方面的反應與態(tài)度，有正有反。好之者是因為他們所講的學問，“多華人所未道”，動機為“好異”，也可說是崇尚真理。惡之者是因為他們所奉的宗教為“不合于圣人之道”的異端，將淪中國于“無父無君”，動機為“辟邪”，也可說是衛(wèi)護道統(tǒng)。在此期間，他們曾遭受種種的挫折磨難，但確已贏得睿智而有卓識的知識分子和楊廷筠、徐光啟、李之藻輩的信服，及開明宏通的政府當局如康熙大帝的優(yōu)待?？滴醣救藰O為愛好西學，善遇西人，使他們“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yōu)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諭西洋人）。時常由西洋教士進講天算、歷法、炮術，即是出京巡幸，亦不中輟，且將《幾何原本》譯為滿文。第一部實地測量的中國科學的地圖《皇輿全覽圖》即在他的手中完成。法王路易十四對于東西文化的溝通，尤抱有莫大宏愿，他有過書信給康熙皇帝，他派了許多有學問的教士前來，十七世紀西學的東傳，法國人的貢獻獨多。他真是不愧為一位“大帝”。而康熙皇帝亦有其雅量與求知欲，自己對于歷算的研究“妙契精微”。以皇帝之尊，躬親倡導，自然會使“一時承學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清史稿· 疇人傳序》）。如果這種風氣繼續(xù)下去，試想當起如何的作用？近代的西方文化當在中國發(fā)生何種影響？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　  我們承認明清之際所謂西學頗屬有限，耶穌會士既比較保守，未能盡量介紹新的學理，而中國的一部分士子學人又自視頗高，華夷之見既深，名教觀念尤濃，亦不是接受新的思想。這均是中國對歐洲文化認識的障礙。而最大的阻力與不幸，則為雍正皇帝的禁教令。西方教士在華的活動本有許多客觀的困難，而其自身的派別爭執(zhí)更增加不少糾紛。利瑪竇時代為了順從中國的禮俗，對于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來稱上帝。但是方濟各（Franciscans）、多明尼（Dominicans）等派則斥為不當，教王（教化王）亦認為不可，派遣教使，發(fā)布禁條，實行干涉。于是康熙皇帝大起反感，說是“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曾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一度表示除了“會技藝之人留用”，其余傳教之人，俱令教王使臣帶回，“以后不必西洋在中國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但最后的嚴厲遭禁，則是由于他們參加當時宮廷的政治斗爭。康熙晚年，他的皇子為了爭奪大位的繼承，各樹黨羽，耶穌會士則站在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方面而與皇四子允禛（即后來的雍正皇帝）對抗，如為允禟向川陜總督年羹堯游說的穆敬遠（Joannes Mouroo）為葡萄牙人，從中搆煽的宗室蘇努父子又均為天主教徒。加之教士散布內地各省，早就有人說他們“邀結天下人心，逆形已成”（楊光先《不得已書》），而雍正皇帝又是治尚嚴明的，所以即位之后，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正式頒布禁教明詔，所有的洋人，除了在京效力的人員外，一律送往澳門，各地天主堂均改為公廨，祠廟，或義學。乾隆時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取締尤嚴，一再查禁內地的西洋人與私習天主教者，甚至有被處死刑的外國教士。嘉慶道光兩朝（一七九六-一八五○），供奉內廷的西洋人愈少，最后連欽天監(jiān)內也沒有他們的位置了?！? 三　  這真是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影響到此后中國三百余年的命運。民族文化的競賽是無時或已的，進步是不可稍停的，否則是人不我待，時不我予的。時間是最無情的。　  十八世紀，也就是雍正乾隆兩朝，是歐洲人崇尚中國文物的風氣的極盛時期。他們是否真正了解中國，是否有充分的中國知識，雖系問題，然而對于中國確是有一往情深的好感，有些學者亦確能善于發(fā)揮從中國方面所得的啟示?！? “十八世紀，再加上十九世紀前期，也就是雍正乾隆兩朝加上嘉慶朝和道光前期，是歐洲歷史進步最速，變化最大的時期。產業(yè)革命、交通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哲學政治經濟科學上的新理論、新思想、新發(fā)明，蜂擁而起，日新月異，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質均與過去大大的不同。我們試約略一覽這個期間西方的重要成就及其發(fā)展，即可了然，這些成就均系對于人類的精神及物質生活具有偉大的支配力量。”　  文藝復興的最大貢獻為“人”的發(fā)現(xiàn)，從中古以“神”為中心的宗教時代進入了以“人”為中心的理性時代。但是他們過分重視過去，崇拜過去，復古的情緒十分濃厚。到了十八世紀，一部分人開始覺悟到這是錯誤的觀念，自己應當力求進步，沖開以往的束縛，一切任其自然發(fā)展，走向科學合理的大道。所謂啟明運動、自由主義，應時而生。法國的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狄德羅（Diderot，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就是這種新思潮、新運動的代表人物。于是風靡一時，連當時普魯士、奧國、俄國的專制君主均為他們所動而予以相當?shù)淖鹬亍７鼱柼┱J為牛頓的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超過歷史上許多偉人的功業(yè)。狄德羅對于宗教的專制抨擊尤力，他的《百科全書》是在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出版。鼓吹自由民主，影響政治思想最大的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的《法意》（法律的精神）是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完成的，盧梭（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民約論》是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完成的，主張放任政策的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一七二三-一七九○）的《原富》完成于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圭士奈（Quesne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也是屬于這個時代。這均是支配人類近代思想行為的力量。而支配人類近代物質生活的力量的動力及機器發(fā)明（產業(yè)革命），則在十八世紀后期及十九世紀初期。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英人哈格里夫斯（JamesHargreaves）和稍后的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發(fā)明紡織機，一七六九年瓦特發(fā)明蒸汽機，一七七四年哥爾特（Henry Colt）開始用煤鑄鐵煉鋼。繼之而來的則為運輸交通方面的發(fā)明，如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富爾敦的輪船，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斯蒂芬孫的火車，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法萊得的發(fā)電機。至于美國的獨立是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事，法國革命是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的事，英國改革是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的事?！? 這是雍正禁教命頒布以后，中英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西方世界?！? 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國，統(tǒng)治權操于少數(shù)部族的手中，他們用盡方法來鞏固他們的地位，除了繼續(xù)以八股文來消磨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外，雍正乾隆兩朝更屢興“文字之獄”，迫害所謂思想犯，假借編纂四庫全書而實行書籍大檢查，銷毀所謂“逆書”--反動著作。在多種的高壓磨折之下，自然難期有新的進武。雖然有人拿漢學或乾嘉考證之學來自慰，但是戴東原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輩對于民族文化的貢獻終于不能與他們并世的西方學人相比。并不是中國人的智慧學力有遜于人，而是為環(huán)境機遇所囿。（亦有人以乾嘉之學方之于歐洲的文藝復興，即令相當，而我們的文藝復興已后于人家二百多年了）?！? 知識的高低定民族的命運，特別是科學知識。中國的科學原本貧乏，明清之際的研究生機，幾被雍正乾隆父子所根絕。禁教令雖然為對天主教而發(fā)，實際上等于對西方文化絕交。過去所謂西學與西教結不解之緣，二者幾成一體。禁教以后，教士成了“黑人”，西學自牽連坐及?；噬霞热簧類何鹘?，誰還敢去甘冒罪嫌而追求西學。因之學者向一千多年前的故紙堆中找尋學問的出路，自是最安全不過的。其次，學術研究，大都為有所為而起，思想啟發(fā)，亦須有其環(huán)境，換言之，均須有其外在因素。中國一向以文物之邦自居，雍乾兩朝為清之盛世，高宗尤以右文之主自命，即至道光前朝，亦有小堯舜之稱。在經濟上，又自以為無求于人，“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因而生活方式，生活需要，并未感到有何不滿足之處，更未感到有何變通的必要。再者，即令有人為求知欲、好奇心、或進步觀念所驅使，有志于域外之學，事實既不許可，亦絕少可能。他無從得知所謂西學，無從探索接近，他們完全被關閉了?！? 人家是一日千里的在邁進，我們是故步自封，孤陋寡聞，仍是吳下阿蒙。一旦集近代大變的大英帝國為了保持它的每年等于印度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鴉片稅源，為了推銷她的工廠的大量成品，為了強以中西不同而為中國所絕不了解的國際觀念逼著中國接受，挾其十八世紀以來新生的力量，威臨到中國的大門，闖入了中國的腹地，我們自然是手足無措。明成祖靖難之役，建文帝的少子被圈禁了五十多年，一旦被釋，據(jù)說連牛都不知道了，我們對于一別百余年的西方文化，自亦須重新認識，從頭學習。　  四　  我們知道禁教之后，北京仍有若干的西洋人，廣州對外的通商繼續(xù)進行，從未中斷，新教（耶穌教）教士亦有其活動，甚至有遠赴歐洲留學的青年。然而甚少有裨于中國的西方認識，與西學的輸入。欽天監(jiān)、西洋堂，和畫院中的少數(shù)西洋人，境遇已非昔比，既不被政府重視，亦無其尊崇的地位。他們自身的學養(yǎng)亦難與利瑪竇、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同日而語，對于當時的歐洲學術，他們未必真正了解，即全了解，亦不愿或不敢介紹。利瑪竇等之講一大算地理，不是為了此項學問的本身價值，而是為了傳教工作的便利?，F(xiàn)在在北京的西洋人既失去了這個大前提，宗教活動已不可能，至無需乎敲門磚的西學。為了遠嫌，他們亦不愿騖外，免得招惹是非。加之他們被“安置堂內，永遠不準復回本國，亦不準與中國人民交結”（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諭），事實上與西歐已斷絕關系，知識來源困難，同時又與華人不易接觸。而他們的科學根基既屬不厚，語言又不甚解，漢文程度復過分低落，如乾隆嘉慶年間任職欽天監(jiān)的洋人索德超（Joseph Bernardus d‘Almeida）即是一例，見人只會笑容可掬地握手說“好呵，好呵”（英人謂其算學知識極為有限）。至于通曉機器的西洋人，只是宮中的鐘表修理匠。此外則為幾位畫家，郎世寧（JosephCastiglione）等，和設計圓明園和長春園的西洋建筑及作水法（噴水池）者，如蔣友仁（Mechael Benoist）。致力于學術工作的亦有其人，而他們所研究的是中國的經籍，如劉應（D， D，Claudus de Visde-low）、宋君榮（P， Antonius Gaubil）、孫璋（P，de la Charme）、錢德明（P，J.J.M.Amiot）等，能如蔣友仁之于譯書經孟子之外，同時介紹一些西洋學問如哥白尼的地動說者，則少之又少。十八　  世紀是中國文化在歐洲極受歡迎的時代，研究中國學問自是頗為時髦的事?！? 拉丁文（喇第諾，拉替努）是早期中俄外交上所使用的文字（也是對別國所使用的），尼布楚會議即系由西洋教士張誠（R.J. Fr. Gerbilou）、徐日昇（Thomas Pereira）擔任通譯，條約除用滿俄文外，另一種文字亦是拉丁文。雍正皇帝對俄外交頗為重視，一是為了西北軍事問題，一是誤認俄羅斯為喇嘛教，特選八旗官學生入俄羅斯館學習拉丁文，由教士巴多明（P.Dominicus Parreuin）宋君榮主持，這似乎是接受西學的機會，但是課程只限于文字語言。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意大利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回國，在那波利（Naples）創(chuàng)辦了一所文華書院（圣家修院），在中英鴉片戰(zhàn)前確有不少中國學生前去讀書（亦有往法國者），但是這個學校的目的在訓練傳教的人才，所學自以宗教神學為主。而這班青年東返以后，復受環(huán)境的限制，他們在西方文化輸入工作上說不到有何貢獻?！? 禁教之后，天主教喪失了重要性，而十七十八世紀新教徒對于海外的布道事業(yè)亦不積極。近代歐化之輸入中土，新教士自有其功績，然而這是十九世紀中期以后的事。中英戰(zhàn)前，他們的影響實屬有限。并非是他們的才學不夠，熱誠不足，而是限于事實時勢。第一個來華的新教士英人馬禮遜（RobertMorrison），他具備有利瑪竇所具備的條件，求學時代已發(fā)下來華布道的宏愿，諳習中國的語言，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他東來，深恐不利于公司的商務。最后他不得不轉赴紐約，于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搭乘美國商船到達廣州。為了中國嚴厲禁教與澳門葡萄牙人的為難，他只得進入東印度公司擔任翻譯，且曾一度充英國大使阿美士德（Lord Amherst）的隨員。在中國人看來，他并不是一個宣教師，而他能用于傳教事業(yè)的時間亦確屬不多。離開公司他又無所托身。因之他就專效力于文字工作，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九年先后將全部新舊約譯為中文，一八二三年（道光三年）完成第一部英華字典，此外尚有不下三十種的宣傳小冊。他確有心將若干近代西洋的新知識介紹給中國人，因為廣州澳門有其困難，他只能對他的學校“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和刊物《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滿剌加（Malaccal）設立發(fā)行。滿剌加有不少華僑，他以為華僑或易于接受新的知識。學校的課程有天文、算學、地理、倫理、英文、漢文，刊物的宗旨在灌輸知識。闡揚宗教，砥礪道德，并及國家大事。用意均不為錯。但是華僑的學識有限，生活又欠安定，入學的學生不多。前十五年（一八一八-一八三三）僅有四十名的畢業(yè)生，造詣均不甚深。刊物于一八一五年出版，一八二一年?？科谟⌒械臄?shù)目，不過　  五百至一千冊。這兩種工作均由米憐（William Milne）負責，不幸于一八二二年去世，他失去了一得力幫手。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馬禮遜亦病卒于澳門。他是一位有見解，有學問，態(tài)度公正誠懇的篤實之士，他之早死，可能是西學東被的一大損失。　  馬禮遜之外，英人麥都思（W.H.Medhurst），普人郭士立（Charese Gutzlaff）均為重要角色。麥都思曾刊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 一八二八-一八二九），郭士立主編過《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Magazine，一八三三-一八三七），均為綜合性的宗教科學政治歷史刊物，但均為期不久。郭士立的語文天才，一般常識，布道熱情，均有過人之處，但是行事亦有易招疑忌與輕視之處。他與鴉片買賣頗有關系，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他曾三次偷航北部沿海各省，其中兩次所乘的是私售鴉片的煙船。他一面為人醫(yī)病，勸人信仰教世真主。而他的同伴則在引人吸食毒品。比較有意義的是他二次北航時所散布的“英吉利人品國事略說”，頗引起若干華人的注意?！? 美國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衛(wèi)廉士（S.W.Williams），伯駕（P.Parker），合信（B.Hobson）等的續(xù)至，新教士又有許多新事業(yè)，如伯駕在廣州所設的眼科醫(yī)院，及繼之而成立的“醫(yī)藥布道會”，裨治文等的“益智會”（Society for theDi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則以刊行價廉易讀的有用書報為主要目的。為要紀念馬禮遜并完成他的遺志，他們又組織了一個“馬禮遜教育會”，創(chuàng)辦男女學校。中西關系逐漸走入了新時代?！? 但是時間太短促了，來不及使之發(fā)生作用。所有新教士的重要事業(yè)，均是鴉片戰(zhàn)前四五年，甚至是戰(zhàn)事爆發(fā)的一年所舉辦的（如馬禮遜學校），即使上溯到馬禮遜時代，合計亦不過二十余年。文化工作的效力是穩(wěn)而緩的，難期近功。其次新來的教士雖有其能力抱負，不過為數(shù)不多，人手不敷。由于時勢的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不能出乎廣州澳門及南洋的華僑所在地，在廣州有官府的干涉，時間的限制（每年五月至十一二月間），在澳門有葡人的阻撓。他們不能公開講演說道，文字宣傳的效力終不及耳提面命。而在無約時代，他們既少方便，又無地位。 　  ……

編輯推薦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創(chuàng)建人及首任所長、一代史學宗師郭廷以對中國近代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國的近代化為什么被延誤？為什么說太平天國是極權統(tǒng)治而不是民族革命？李鴻章的聯(lián)俄制日外交策略為什么不奏效？一部清朝晚年的歷史幾乎均是喪權辱國的記載，為什么左宗棠的西北經略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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