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的邏輯

前言

與煒光兄結識多年，在幾乎所有公共問題上，我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愛好：聽京戲。最近剛到天津，在煒光兄的地界上聽了一場原生態(tài)的《搜孤救孤》。余音繞梁之際，煒光兄就來信，命我為他即將出版的新著作序。    論年歲，煒光兄長我一輪，論學識，我有何德何能？只是，這個時代已經(jīng)禮崩樂壞，長幼尊卑顛倒，多我一個僭越，似也無妨。更兼以，這些年一直閱讀煒光兄的論著，深感煒光兄所從事的工作，對于善治之達成，對于國家之轉型，至關重要。其間有若干感想，借此機會與讀者分享，亦不失為一樁快事。    我在不同場合觀察過或者接觸過國內(nèi)若干頂尖的財稅學者，然而頗為失望。也看過一些財稅方面的論著，實在陳舊乏味。至于活躍于大眾媒體上的財稅專家，大約是各學科專家中獲得“磚家”美譽比例最高的。他們的發(fā)言基本上是在論證，政府的加稅決策是很正確的。他們通常還會不失時機地補充一句：加稅空間還很大——這分明是在找罵，而專家學者們似乎蠻委屈：中國的稅負水平就是低于歐洲啊。    可以確定地說，相比于經(jīng)濟學、法學、政治學乃至社會學等學科在過去三十年間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財政、稅務學理論的變化實在太微不足道了。在所有社會科學理論中，財稅理論肯定是最為陳舊的了。    導致這種狀況的最直觀的原因是財稅理論的實用性。由事物的性質決定，財稅理論的理論性必然是比較低的，它一誕生就是政府的理財學。從這個角度看，活躍在公共空間的絕大多數(shù)財稅專家學者在忙著解釋政策，為政府的財稅活動提供論辯，似乎也蠻正常。    然而，這樣的專家為什么每每遭到公眾的嘲笑？原因可能很多，或許最為深層次的原因是，中國目前所處的狀態(tài)要求一種超越于技術層面的財稅視野，尤其是財稅制度大轉型的理論言說。公眾期待這樣的理論和專家意見，而目前大多數(shù)專家學者卻與此需求擦肩而過，甚或供應完全相反的言說，也就難免被人“板磚”伺候了。    容我稍微詳盡地作一點解釋。19世紀末，中國人開始了一場大轉型事業(yè)，迄今仍未完成。此一大轉型的目標，乃是構建現(xiàn)代的“國民國家（nation-state）”，它的核心制度包括正義的法律之治，內(nèi)含民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市場主導的財富生產(chǎn)與公正的財富分配制度，以及與古典保持了連續(xù)性而又具有足夠開放性的文化、精神秩序。    財稅制度當然也是這其中至關重要的部分，它橫跨財富、法治、憲政等多個領域。煒光兄在本書相關篇章中，對于現(xiàn)代財稅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準的論述。比如，稅收須以公民的認可和同意為前提，稅收法定，預算由民眾的代表審議制定，財政資金應當主要用于提供民眾需求最為緊迫之公共服務，等等。這與前現(xiàn)代的財稅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實現(xiàn)財稅制度之轉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很顯然，中國的財稅制度仍然沒有完成這個大轉型，雖然這個過程從一百多年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了。煒光兄在本書中論述了梁啟超的憲政主義的財稅思想，也講述了清末預備立憲時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制度進展。但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伴隨著集中計劃體制的建立，財稅制度出現(xiàn)了大倒退。相應地，財稅理論也出現(xiàn)了大倒退。煒光兄在本書第一章列舉了那個時代形成的主流稅收學說，即所謂“稅收三性”：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與此相應，主流財政理論也突出了政府對于預算的全面控制，以及建設財政、吃飯財政等等。    80年代之后，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格局發(fā)生了相當巨大的變化，集中計劃體制坍縮，市場部門不斷擴大，大量人口就業(yè)于非國有部門，人們的觀念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而言，國民普遍具有了權利、法治、民主意識。但是，財政制度、財稅理論卻具有巨大的慣性，因為保持原來的集中控制狀態(tài)合乎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因而，財政制度遠沒有擺脫原來的制度框架，只不過在舊框架內(nèi)加入了一點新元素。財稅理論同樣保留著原來的范式，同樣只是勉強塞入了一點新詞匯。這些新詞匯與原來范式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緊張與沖突，但財稅學界幾乎無人理睬這些。這個學科因為實用性比較強，人們忙于為財稅法律、修修補補的政策調整作解說，幾乎無人關心更高層次上理論范式的轉換問題。    這樣，在社會經(jīng)濟格局、民眾觀念與財稅制度、理論之間，出現(xiàn)了嚴重的脫節(jié)。政府財稅部門的做法固然無法令公眾滿意，專家學者們的話語體系也無法讓形成了新常識的公眾接受。這些專家學者們提出的建議，幾乎總是要么令公眾失望，要么令公眾憤怒，因為舊有的財稅理論范式使他們提出問題、思考問題、解說問題的角度，經(jīng)常偏離公眾的期待。    具體些說，最為根本的偏離乃是：專家學者基本上還停留在原有的理論框架內(nèi)，靜態(tài)地對財稅問題進行技術性討論，公眾期待的卻是一種超出技術層面的財稅制度大轉型言說和相應的制度變革方案。    或許可以把財稅理論區(qū)分為常態(tài)的財稅理論與非常態(tài)的財稅理論。當一個國家處于制度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時，需要常態(tài)的財稅理論，它當然會集中于討論稅收和財政的技術性問題；當一個國家處于制度大轉型時期，則需要非常態(tài)的財稅理論。這種財稅理論的使命是剖析舊制度不合理之處，構想新制度之基本要素，并且，至關重要的是要探討財稅制度轉型之合理、可行方案。    這就是構建現(xiàn)代國民國家時期所需要的財稅理論。或許可以說，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最后一篇就具有這樣的性質。處于從皇權專制到民主憲政制度轉型過程中的梁啟超的財稅理論，同樣具有這樣的性質。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財政理論，也是在20世紀中后期美國政治經(jīng)濟大變化的脈絡中，探討財稅制度轉型理論的結果——盡管這種轉型的深度，不及梁啟超及當今中國。    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財稅制度轉型理論。原因很簡單：當代中國正處于大轉型中，這其中的重頭戲正是財稅制度大轉型。近些年來，進入公共場域的財稅熱門話題，無不與此有關，輿論、公眾已經(jīng)向學界提出了諸多命題：人大應當主導稅收立法；稅制結構應當調整，從間接稅為主轉向直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的計征方式應當調整；預算應當公開，財政開支應當轉向公共服務等等。所有這些命題都不是財稅的技術性問題，而牽涉諸多層面的根本性制度調整，屬于財政制度轉型問題。    公眾迫切希望實現(xiàn)這樣的制度轉型，一些中央政府部門或者地方政府也有推動這些領域制度變革的意圖，那么，財稅理論也就應當面向這些真問題、大問題，替公眾解惑，向政府提供既具有遠見、也具有可操作性的財稅制度調整、變革方案。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絕大多數(shù)財稅學者回避這些嚴肅的問題；即便有所涉及，也淺嘗輒止，明顯地缺乏有效、連貫的理論支持。這個時代面臨著普遍而嚴重的理論匱乏癥，而在財稅領域，也許表現(xiàn)得最為嚴重。    煒光兄則是財稅學界的異類。他本來治中國財政史，90年代后期，他敏銳地意識到財稅大轉型才是這個時代的大問題，于是轉向這方面的思考、研究。　他提出“治稅權”概念，恐怕就是這種意識覺醒的一個標志。此后，他的研究迅速超出了財稅的技術性思考層面，對財稅的政治經(jīng)濟學、財稅的政治學、財稅的法學和社會學等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的思考，他甚至還思考了財稅的倫理學。在此過程中，他的財稅史學訓練也給了他一個寬廣的比較視野。他尤其關注西方和中國20世紀初期憲政主義觀念下的財政制度變遷過程。由此，煒光兄對于稅收的政治與倫理“正當性”淵源，對于合理的征稅權架構、公共預算架構，提出了諸多平實而深刻的看法。    通過這些思考，煒光兄有效地回答了困擾公眾的諸多疑惑，因此而獲得了公眾的尊重。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煒光兄這些年的努力，一個財稅制度大轉型的理論已經(jīng)初步浮現(xiàn)。它是跨學科的，具有足夠的理論深度，足以通往一種全新的財稅理論范式，為告別形成于上世紀50年代、顯然已經(jīng)千瘡百孔的陳舊財稅理論框架提供了一個替代性方案。它在中國當下政治、社會與經(jīng)濟脈絡中，對現(xiàn)代財稅制度的框架和諸多細節(jié)性制度進行了理性的思考。這種財稅制度有助于人的自由與尊嚴，是正當?shù)模髦堑牧⒎ㄕ?、決策者必然會看出這些構想、設計的重大價值。    因此，我要說，煒光兄是這個時代罕見的財稅問題之“思想者”。思想不同于學術。學術在任何時代當然都是珍貴的，但大轉型時代尤其需要思想。學術只適合于技術性思考，思想才能夠引導制度變遷。當代中國處于大轉型時代，就需要思想家，也包括財稅思想家。我不能說煒光兄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財稅思想家了——以煒光兄的謙遜，也不會接受這樣的過譽。但我敢說，煒光兄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跡象是，他正準備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解讀傳統(tǒng)中國的財稅理念，挖掘其中的憲政主義精神，從而為憲政主義的財稅制度轉型提供更為堅實的歷史論證。    在這方面，我們再次有了共通之處。所以，我倉促寫下以上粗糙的文字，至少希望表達這樣一個愿望：在這個大轉型的時代，我愿與煒光兄同行，思考這個國家、民族不能回避的最為重大的制度與倫理問題。此為我輩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煒光兄身上，我能夠感受到這種強烈的責任感，而思想正是由這種看起來有點不理性的責任感催生出來的。    秋風（獨立學者）2011年7月

內(nèi)容概要

　　從過去大眾普遍對稅收和財政預算漠不關心、一無所知，到現(xiàn)在“稅痛指數(shù)”成為人們關心的熱門話題，可見我們已進入稅感時代，財稅知識的普及勢在必行。本書作者李煒光教授是我國著名的財稅學者，致力于將歷史與當今、學術與現(xiàn)實、思想與實踐聯(lián)系起來觀察和思考，為讀者還原稅收的真相，為實現(xiàn)民主法治的“陽光預算”出謀劃策，力爭將
財 稅 制 度 和 政 策 寫 得 通 俗 而 帶 有 漢 語 美
感。
　　本書匯集了作者近幾年發(fā)表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的財稅類時評、隨筆文章和接受的一些媒體訪談，延續(xù)了作者平實嚴謹?shù)男形娘L格和人文視角。通過閱讀本書，我們能感受到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發(fā)生的實質性進步，了解與我們切身相關的財稅制度，從而積極有力地推動社會的進步。

作者簡介

　　李煒光，天津財經(jīng)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當代中國最具思想力的財政學者之一，其論文《公共財政的憲政思維》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學研究的開風氣之作，2010年出版的《李煒光說財稅》一書產(chǎn)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李煒光教授的學術立場是一貫的，即主張現(xiàn)代憲政民主政制及其運作原理與公共財政學體系的有機融合，強調在確認和尊重納稅人權利的前提下推進國家財稅體制改革。他創(chuàng)意在中國建立一門“稅理學”，以闡釋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社會良序運作之基礎，并為此而不懈努力，近年來在《讀書》、《書屋》
、《 中 國 改 革 》 、《 南 風 窗 》 、《 財 經(jīng) 》
、《南方周末》等報刊雜志上發(fā)表了大量時評和隨筆文章。李煒光教授之于我國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作用，正如熟知其為人、為學的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副院長韋森教授所說：“歷史會記得李煒光的工作和努力。”

書籍目錄

序：構建大轉型的財稅理論秋風
自序：愿稅收憲政的思想之花遍地開放
上篇　　籌眾人之錢，　辦眾人之事
　第一章　納稅人的權利
　　01稅收“三性”再認識
　　02稅收與道德的脈動
　　03傾聽來自納稅人的聲音
　第二章　誰來決定稅權？
　　01讓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
　　02國家立法機構應當怎么授權？
　　03治稅權的法理邏輯：100年前中國人達到的思想高度
　第三章　什么是“陽光預算”？
　　01公共預算的真諦
　　02公共預算：聯(lián)結政府與國民的紐帶
　　03中國百年預算啟示錄
　第四章　“陽光預算”需要依靠法治
　　01“陽光預算”：須走法治之路
　　02預算公開大戲開鑼，關鍵在法治和民主
　　03修訂《預算法》需要納稅人廣泛參與
　第五章　政府花錢干什么？
　　01公共支出應歸宿于國民福利
　　02政府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
　　03沒有權力制衡，政府就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壞事
　第六章　他山之石
　　01預算撥款：財政資源包上的最后一道拉鏈
　　02無可奈何的特首
　　03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
　第七章　公民社會需要公民意識
　　01工商文明的基因在哪里？
　　02我理解的現(xiàn)代民主政治
　　03人沒有自由，一切都無從談起
　　04走近胡適
下篇　稅感時代，　何去何從？
　第八章　我國稅改刻不容緩
　　01內(nèi)地稅制非改不可——與《香港商報》記者的對話
　　02“兩稅”合并之后我國稅制改革的走向
　　03將稅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九章　減稅是方向
　　01呼喚輕稅政策
　　02為了中國的未來，減稅吧！
　　03傳統(tǒng)經(jīng)濟智慧與中國現(xiàn)實經(jīng)濟問題的求解
　第十章　什么才是合理的個人所得稅？
　　01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的大方向
　　02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應該具體化
　　03一將無能，累死三軍
　第十一章　如何面對財產(chǎn)稅？
　　01財產(chǎn)稅給國人提出嶄新課題
　　02物業(yè)稅開征的前提
　　03怎么出了個“遺贈”稅？
　　04土地增值稅“清算”了誰？
　第十二章　如何認識隱蔽的間接稅？
　　01間接稅是個局，直接稅是個夢
　　02增值稅改革釋放三大信號
　　03消費稅調整應防止稅收的“替代效應”
　第十三章　不可或缺的新稅種
　　01環(huán)境稅呼之欲出
　　02煤炭資源稅前途不定
　第十四章　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如何解決？
　　01轉換經(jīng)濟增長模式才能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問題
　　02脫軌的列車：中國央地財政關系之審視
　　03坐實縣財政：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結點
　　04推進我國壟斷行業(yè)的收入分配改革
出版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第一章納稅人的權利稅收與道德的脈動在以往的理解里，稅收是體制，是法律，像一堵墻，冰冷、堅硬，有人把稅收的形式特征歸納為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作為稅收的形式特征寫進教科書里。但是，這種解釋并不見得完全正確。稅收作為一種制度，既然是由人來創(chuàng)設的，就應該有生命力，有情感。比如稅用于社會保障，救濟弱者，就體現(xiàn)著稅收的情感，由人賦予它。稅收與道德間，必定有著我們目前還不十分熟悉的奧秘，所以要進一步研究它。國內(nèi)外相關研究我國稅收道德方面的研究比較少，大學相關專業(yè)的教材中沒有設相關內(nèi)容，少量的中文文獻，也是從加強財政稅務人員征稅、用稅過程中的道德建設方面談的，如尊重納稅人、勿行貪賄等。但國外學者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少，如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教授本諾·托格勒近年就出版了《稅收遵從與稅收道德：理論和經(jīng)驗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從人性上說，沒有哪個人真正喜歡往外掏錢，所以各國政府通常采取強制手段課稅。但他發(fā)現(xiàn)，在澳大利亞乃至全世界，信任等因素在確立稅收道德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規(guī)范人的行為方面，道德規(guī)范的影響力比經(jīng)濟處罰手段的影響力大得多。托格勒認為，納稅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與稅收道德問題直接相關。他說，在澳大利亞，由于自我評估申報課稅制度的推行以及公共管理透明度的增加，納稅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善。據(jù)1981年的調查，有48%的受訪者認為逃稅于理于法都是錯誤的，199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62%，而且有繼續(xù)上升的趨勢，說明澳大利亞公民依法納稅的信念日益堅定，稅收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后記

過去，老百姓對稅收基本上不太關心，對財稅知識也幾乎一無所知。在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們財富的增加，民眾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了。在稅收日漸影響百姓生活，個稅起征點調整引起廣泛關注的今天，我們開始關心我們交的稅了，但對稅收的基本知識和主要問題卻依然不甚清楚。    李煒光老師是少數(shù)能將專業(yè)知識用通俗語言講述的學者。李老師反復強調政府的財政預算信息要用通俗易懂的漢語表達，才是真正的預算公開。對自己的文章，李老師也有這樣的要求——“力爭把艱澀的財稅文字寫得通俗而帶有漢語美感”。李老師所寫的財稅知識因此有別于普通讀者印象中枯燥乏味的學術文章，更像是為每一個識字的中國納稅人寫的普及讀本。    近幾年，李老師活躍在各大報紙、雜志、網(wǎng)絡、電視等媒體上，發(fā)表了大量的財稅類時評和言說，為普及財稅知識、喚醒納稅人權利意識、推動國家的稅制改革進程而努力著。    本書就是由近幾年李老師為滿足老百姓對基本財稅常識的需要而寫的文章重新編輯而成。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的主旨是闡釋財稅問題的重要性，以及稅權、財政預算的真相；下篇則致力于通過稅制改革、減稅、收入分配等話題分析我國現(xiàn)有的財稅制度，并從個人所得稅、財產(chǎn)稅、間接稅等方面探討與普通納稅人切身相關的財稅現(xiàn)狀。從基礎概念的闡釋到外國先進做法的介紹，從現(xiàn)狀分析到未來展望，書中不乏生動有趣的案例和令人會心一笑的類比，不乏真誠的肯定，也不乏尖銳的批評。    其實，李老師的態(tài)度是溫和的，他只是從不回避作為一個公民，一個獨立思考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他敢于發(fā)出“中國人難道是政治的看客而不是國家的主人么”這樣的疑問，敢于為中國稅制改革諫言，身體力行他自己說的“不置身于事外，積極參與，敢于言說，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公民行為準則。    對于自己做的工作，李老師始終謙虛地認為只是盡了責任，正如他在某一次訪談中說：“只是希望盡量多做一點事情”。作為出版者，我們也希望通過出版這本書，為財稅常識的普及和啟蒙起到一點小小的作用。    最后感謝李國盛先生積極促進本書的出版，秋風先生為本書作序。

媒體關注與評論

本書對于現(xiàn)代財稅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準的論述。比如，稅收須以公民的認可和同意為前提，稅收法定，預算由民眾的代表審議制定，財政資金應當主要用于提供民眾需求最為緊迫之公共服務，等等。這與前現(xiàn)代的財稅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實現(xiàn)財稅制度之轉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秋風（獨立學者）

編輯推薦

《稅收的邏輯》納稅人有哪些權力？政府拿稅收做了什么？什么是“陽光預算”？個人所得稅怎樣征收才合理？你交了多少隱蔽的間接稅？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如何解決？《稅收的邏輯》是中國納稅人都應該知道的基本財稅常識。是當代中國最具思想力的財稅學者之一李煒光為納稅人正知，為財稅正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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