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與開拓
出版時間：2009-6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作者：蔣書麗 頁數：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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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吳宓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比較文學的奠基人，對他的文化立場和文化觀念進行探討分析，以此來管窺20世紀初期那場風潮涌動的文化之爭，挖掘出被塵封多年的歷史真跡，不僅是對歷史和故人的一個交代，也是對當下現實和未來的一種責任。和西方文學文化發(fā)生密切聯系的20世紀，毋庸置疑的是一個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趨的世紀，是誠惶誠恐、踉踉蹌蹌地緊追慢趕的世紀，是民族信心和民族尊嚴遭受重創(chuàng)的世紀，也是文學和文化的獨立性完全喪失的世紀。當從20世紀初一次次“革命”的躁動中恢復平靜，并對這整個世紀的文學、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的時候，當新時期再一次開放國門西潮滾涌的時候，中西文化也再一次發(fā)生了碰撞。持有一個怎樣的心態(tài)來面對這一切，仍然是不得不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文化殖民”和“失語癥”的問題出現了，雖然是嶄新的名詞，但內中的涵義卻和20世紀初期的文化憂患意識沒有什么本質的區(qū)別，從而也凸現了當年那場中西、新舊文化之爭在當下的現實意義。而吳宓，在那場文化論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執(zhí)著堅守的姿態(tài)就格外醒目，當他被挖掘并重新認識，不禁讓人刮目相看。尤其當年青一代學人學會了張開眼睛自己觀察思考時，那一段歲月和那一代人越發(fā)顯出別樣的景象和豐采來。仔細考察一下，不難發(fā)現，吳宓和新文化派在將所謂的新文化介紹到中國的時候，西方文學不僅是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新文化的先鋒。他們不約而同地從文學入手，把文學作為探討西方文化的突破口，并在這一過程中，各自獲得了自己的立足點，即吳宓的中西融合和道德核心，新文化派的進化論和實證主義思想。二者觀點不同，但思維路徑相同，顯然是認識到了文學和文化的復雜關系的結果，即文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化又是文學形成的特質因素，特別是，文學是綜合地、集中地反映一個民族文化的集合體，構成文化的各種因素都可以在一個民族的文學中，甚至在一部鴻篇巨制中得到體現，也因此，文學成為認識一個民族文化的窺豹之管，而文學的共性和文化的差異性就共同構成了比較文學發(fā)生的基礎。而顯然，吳宓是在固有的文化場域里尋求人類文化共同點的一個典范。通過中西文化比較，吳宓和新文化派獲得了兩個不同的結果，進而為他們建設新文化的思路提供了不同的路徑。20世紀初期的那場文化之爭，按照陳序經的概括，分成三個派別，即西化派、復古派和折中派，雖然這樣的劃分有些簡單化，但基本上概括出了各自的主導傾向。吳宓顯然屬于第三個派別，用他常用的表達就是，“融貫中西”。通俗地講，即是保留人類一切優(yōu)秀的文化成果。不言而喻，這里存在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即何以判斷文化的優(yōu)秀與否？恰恰就是在這里，吳宓和新文化派發(fā)生了分歧。一方從個人的道德完善著眼，強調保留世界范圍內人類的思想文化經典，另一方則從社會的進步入手，力圖突破傳統文化的禁錮，積極接受新的思想理論。而涉及文化的價值判斷，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文化相對主義”，即承認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以某種文化的標準強加在他種文化上。與其說這是一種嚴密的觀點界說，不如說是在把“文明的沖突”看作當代世界沖突本質的無奈吶喊。這種多元文化觀，雖然有利于抵制文化霸權，卻無法解釋文化進步的歷史現象，而這進步的表現之一就是接受他種文化成果。選擇本身實則就提供了價值判斷，無論這種選擇是自覺的還是無意識的。從人的自我完善角度出發(fā)的吳宓，以新人文主義的思想為基點，做出“融會貫通”的文化選擇是順理成章的；而從社會的進步角度進行文化選擇的新文化派，也不乏人道主義的精神內核。人和社會，從來都是一切哲學、倫理道德的兩極，本應是互為補充的兩種思路，表現出來的姿態(tài)卻是非此即彼，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這種對立的姿態(tài)，最明顯表現在吳宓和胡適之間。二者盡管都是留美學生，但在新文化運動中卻站在了不同的立場上，并獲得了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然而今天回過頭來全面地審視那段歷史，卻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應該說，吳宓是被動地加入了這場文化之爭中，甚至可以說，這一場戰(zhàn)爭還沒有真正交鋒，勝負結果就見分曉了。而吳宓在新文化運動基本已經取得勝利的情形下投身進來想打一場文化保衛(wèi)戰(zhàn)，其悲壯的結局就可想而知了，以至于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他被扣上了“文化保守主義”這頂充滿貶義的帽子。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吳宓的《論新文化運動》可以看作是他進入學術界的宣言，也是他回到國內準備“鏖戰(zhàn)”的第一聲號角。其后，他關于文學、詩歌的種種言論，無不是由新文化派的相關主張所激發(fā)。因此，盡管二者在時間上沒有形成對話，或者說實際上是一種時間錯位的對話，但在言論上的確形成了一種互動的效果。確實，任何一種思想觀念的產生，都離不開他人和前人的思想成果，也因此說，一切文化思想都具有互文性，同時也為彼此搭建了存在的背景?？梢哉f，正是新文化派，為吳宓提供了登上歷史舞臺的背景，在這個背景之下，才突顯了吳宓不一樣的身姿，也才使吳宓的身份不僅僅是一位西洋文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而且還是20世紀中國一個重要學派——學衡派的領軍人物。而這個學派的誕生，也是新文化運動催生的結果，它是向新文化派抗爭的一種力量集合。翻開最初的《學衡》，不難發(fā)現那些目標明確的文字，如《評提倡新文化運動者》、《評〈嘗試集〉》、《辟文學分貴賤平民之偽》、《論文學無新舊之異》，以及《再論、三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等。當然，文學是先聲，是他們意見分歧較大的領域，此外還有文言和白話問題、教育問題等，這些都是有的放矢，更不用說其在欄目內容的編輯與設計上與新文化派形成風格迥異的對比陣勢了。因此，通過對比參照來認識吳宓的文化思想，既有追本溯源的功用，也是為了清楚地認識問題，從而為吳宓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做出準確的定位和評價。當然，肯定吳宓，并不意味著否定新文化派，這是必須要特別警惕的一種思維慣性。歷史的錯誤不應該再重演（這恰恰是當年吳宓的導師、美國新人文主義領袖白璧德對中國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化的一種警告，用他經常使用的通俗語言是，在倒洗澡水的時候不要把嬰兒也一起倒掉了）。今天，我們不得不說，歷史不幸被他言中。尤為遺憾的是，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的流毒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在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明朗的勝利結果的情形下，吳宓和他的朋友們勇敢地發(fā)出了不和諧的音符，特別是他們這些深受中西文化熏陶和浸潤的留美學生，發(fā)出了保衛(wèi)傳統文化的強烈呼聲，這一現象具有十足的耐人尋味之處?？上ВM管他們在《學衡》“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的辦刊宗旨下展開了學術探討的架勢，得到的卻是新文化派不屑一顧的、輕輕的一“估”，因此也就喪失了他們攜手從多元角度建設現代中國新文化的契機，致使中國多年來僅在一種封閉的理論體系下步履維艱地進行著文化建設，甚至于進一退十。這種損失，可以說是無法估量的。表達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百年來一直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追求。而早在啟蒙運動之初，法國啟蒙主義運動領袖伏爾泰就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堅決反對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力！”而我們，更多是被剝奪說話的權力。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史上，二元對立可以說是突出的主導傾向?！靶隆迸c“舊”、“進步”與“落后”、“激進”與“保守”、“左”與“右”等一對對反義詞構成了思想文化和政治的主線，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道獨特的景觀。這雖然符合矛盾是發(fā)展的動力這一規(guī)律，但在僵化教條的思維模式和機械的劃定下，卻掩蓋了事實上的相互補充。即如吳宓對人類精神文化遺產的強調，實則對新文化派的以現代文明為中心的思想觀念也是一種補充。從二元論的思維誤區(qū)中發(fā)展到多元論，是經過了艱難的摸索并付出慘重代價的，而在吳宓的“融貫中西”的美好愿望中，在他反對新文化派的以“新、舊”判別文化優(yōu)劣的輕率和武斷中，顯然已經有了多元思維的萌芽，但他被遮蔽在了那個強大背景的陰影里，使得世人難以在當時認清他的價值和意義。他反對新文化派的進化論文化主張，更反對把新文化簡單地等同于西方文化，他理想中的新文化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進行“融會貫通”，因此，他既不泥古，也不崇新，不是簡單地拿來西方文化，而是中西融合再造文化。因此，吳宓等人并不是反對新文化，更不反對輸入西洋文化，分歧是在輸入什么樣的西方文化和如何建設新文化上。因此，過去完全否定吳宓等學衡派在新文化建設中的歷史作用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歷史拉開距離并重新校準焦距時，吳宓們當年曾經昏暗的身影就日漸明朗起來。認清吳宓文化思想的歷史價值和意義，不僅要通過他和胡適等新文化派的對比，還要考察他們各自的思想根源和理論視閾。視閾構成了一切活動和思想的范圍。通過考察吳宓和新文化派各自所處的視閾范圍，來挖掘和梳理他們各自的思想淵源和主張依據，以及他們在建設新文化上形成錯位的根本原因，也是作者在行文中的一種處理方式。無論是吳宓，還是新文化派，他們的觀念和出發(fā)點都局限在了各自所接受的思想架構里，即吳宓囿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和傳統文化，而新文化派則限于進化論和實證主義，因此對對方的主張缺乏深入細致的考究，特別是新文化派所表現出來的傲慢和自信也阻礙了他們對學衡派的反對意見進行審慎的分析，更不用說通過反對意見對自己進行必要的修正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再次興起，以及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沉寂了幾十年之久的吳宓和學衡派重新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并掀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熱潮。學界陸續(xù)發(fā)表和出版了關于吳宓和學衡派的論文和專著，盡管相對于不斷被言說的新文化運動還顯得特別單薄，但畢竟已經有了開始，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取得了一些成績。然而，考察一下這些研究成果，并和吳宓的思想學術價值比較來看，其實是遠遠不夠的。召開學術研討會是吳宓研究的開始。1990年、1992年、1994年分別在陜西舉辦了三屆吳宓學術文化研討會，并編輯出版了兩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三屆未出)，由此拉開了吳宓研究的序幕。1994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憶吳宓先生》（黃世坦編）。1998年在重慶再次召開了吳宓學術研討會，并由王泉根主編成《多維視野中的吳宓》，于2001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學術研討會的性質決定了對吳宓研究的覆蓋面很廣，這也恰是重慶研討會論文集書名所昭示的，是“多維視野中的吳宓”研究。該輯論文根據文章內容劃分出了四個專輯：第一輯為綜合紀念性文章。第二輯是吳宓當年在西南師范大學的同事、學生的回憶性文字。吳宓留給西南的人生歲月是最多的。第三輯談吳宓的文化情懷和文化貢獻。第四輯是吳宓的年表和年譜?！皡清迪壬Q辰110周年紀念大會暨第四屆吳宓學術討論會”于2004年11月在陜西師范大學召開。短短15年里，就某個人的學術思想連續(xù)召開五次研討會，這在學術界還是少有的現象。這雖然有家鄉(xiāng)人的愛戴，但各地學者的紛紛與會也充分說明了吳宓的研究價值。然而學術研討會自身存在的缺點也限制了對吳宓研究的深入，那就是研討會的時間有限和方式單一限定了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非常遺憾的是，對于吳宓的關注，主要來自家鄉(xiāng)陜西和晚年工作的地方西南師范大學，兩個文化中心北京和上海的學者們顯然對他的關注要少得多，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缺憾。從中也暴露出了某些學術研究的名人化效應的不良后果。其次是關于吳宓的傳記創(chuàng)作。隨著幾次研討會的召開，吳宓由學術界進入到了公眾的視線當中，吳宓的傳記也適時地出爐，這就是那部頗有爭議的《心香淚酒祭吳宓》。該傳記借助《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余熱，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然而張紫葛的這部吳宓傳記寫的是吳宓的最后28年，并不是一個完整的吳宓，甚至其真實性也受到了懷疑。吳宓的存在價值是以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立場所決定的，而傳記除了力求再現傳主的個體命運和現實遭際之外，很難寄希望其傳達出傳主的文化思想和學術成就，更何況這還是一部連真實性都存疑的傳記。就《吳宓日記》的第二編內容來看，該傳記作者與吳宓之間并無很多的接觸。第二部傳記是北塔的《情癡詩僧吳宓傳》，不用太多文字，從題目中就能看出該傳記的著眼點所在，顯然這也不是一部能提供較多研究價值的傳記。值得肯定的是，這是貫穿吳宓一生的一部完整的傳記，而且是在《吳宓日記》出版之后的傳記，比較翔實可靠，有助于人們認識一個完整的吳宓。第三部傳記是沈衛(wèi)威的《情僧苦行吳宓傳》，基本上是吳宓日記的剪接，乏善可陳。第四部《吳宓與〈學衡〉》，仍是沈衛(wèi)威著，這一部稱作“著”的專著，其實是《學衡》第1～79期的目錄匯編，有侵權嫌疑。第五部《吳宓的情感世界》，何世進、于奇智著，該書專注于吳宓的羅曼史，更無限發(fā)揮想象，令人不忍卒讀。當傳記連起碼的真實性尚不具備時，就枉談學術價值了。因此也就無法寄希望從傳記中看到吳宓的真正的思想風貌，也無從談起對吳宓的文化思想作出公允的批評。對吳宓研究最有參考價值的，當推《吳宓日記》。可以說，在現代文學史上，《吳宓日記》在歷史跨度和規(guī)模上都是無與倫比的，在這方面，吳宓的三女兒吳學昭女士功不可沒。吳宓生前所公開出版的著作，僅有《吳宓詩集》。對于曾經做過報紙和雜志編輯的吳宓來說，以“編者按語”形式出現的許多文字也成為了解他思想的一個重要窗口。在這方面，特別值得稱道的有兩部著作，一是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學衡〉序言按語輯注》（閻淑俠、許軍娥編注），另一部是由新疆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吳宓著譯系年目錄輯存》（許軍娥編），這些都是最基礎性的資料整理。然而，從上述內容里我們不難發(fā)現一個顯見的現象，那就是學術界對吳宓的關注遠遠不夠，僅僅是來自他的家鄉(xiāng)三秦大地上的人們給予了更多熱情。孤獨，似乎成為吳宓無法擺脫的歷史宿命，而他那孤獨倔強的身影也恰恰彰顯了當前學術界的浮躁和功利性。也正因為如此，才越發(fā)顯出吳宓研究在當前的價值和意義，它超越了學術問題本身。再次是關于《學衡》研究。吳宓和《學衡》，可以說是二位一體的，畢竟，《學衡》是靠著吳宓的苦苦支撐，才艱難地走過了12個年頭。在現代文學史上，與各種曇花一現似的期刊相比，《學衡》的持久性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也凸現了編者那種堅守精神是多么的難得，更不用說自始至終都沒有偏離創(chuàng)刊的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衡》和學衡派的文化立場，也代表了吳宓的文化立場。但總體來看，對學衡派文化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是與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相比較，差距巨大，并且非常明顯地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鄭師渠的《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作者以一個歷史學者的深邃眼光，駕馭著翔實的史料，進行了客觀深入的分析，是目前關于學衡派研究的一個高峰。作者緊緊圍繞他們的文化思想做文章，不枝不蔓，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對學衡派進行整體研究的還有沈衛(wèi)威的《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該書共分五章。第一章 “‘學衡派’的人文景觀”是從整體上對學衡派進行把握；第二章 是“梅光迪的文化觀念和文學態(tài)度”；第三章 是“植物學家胡先骕的人文情懷”；第四章 是“吳宓的志業(yè)理想與人生悲劇”；第五章 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極端取向”，談的是自殺的梁濟和王國維。從章節(jié)的劃分和內容來講，存在明顯的偏差，特別是在對吳宓的處理上，且不說將這個學衡派的中堅力量安排在了第四章 的位置，僅內容上就存在嚴重的問題，作者并不像第二、三章那樣進行文化思想方面的探討，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吳宓的矛盾人生和感情生活上面，顯得極為突兀，也背離了全書文化觀念的研究這一宗旨，特別是還存在個別資料失真的情況，妨礙了人們對吳宓的正確認識。就目前來看，真正圍繞吳宓的文化思想展開研究的，比較集中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吳宓的文化價值對吳宓的重新認識，導致了對吳宓的重新評價，在過去那頂沉重的“保守”帽子的下面，人們發(fā)現了吳宓眾多值得肯定之處，并開始對他的學識思想和貢獻進行全面評價。徐葆耕在編選《會通派如是說——吳宓集》時寫下的“前言”，是吳宓研究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不僅闡述了吳宓形成“融會貫通”文化觀的思想淵源和哲學基礎，也闡述了在這一基礎上所形成的道德人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獨具慧眼地看到了吳宓所采用的“融會貫通”的方法是解釋學，并指出，“在我國現代學術史上，真正從文化的意義上展開對‘中西會通’的全面系統研究，是從吳宓和‘學衡派’開始的?！边@樣的高度評價并不過分。其實，吳宓和學衡派諸人在提出這一主張的同時，也開始了實踐，即大量譯介他們所認為的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哲學、歷史、文學等著作，這也是他們建設新文化的一條重要途徑。二吳宓的新文化觀相當一部分論者注意到了吳宓文化觀念里的合理因素，因此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也相對集中。幾篇論文《層層改變遞嬗而為新——談吳宓的文化價值取向》、《吳宓先生的文化觀點》、《吳宓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等都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吳宓的文化立場。吳宓和新文化派之所以產生分歧就在于二者對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有不同的視角和理解。在吳宓看來，傳統文化經過改造，就成為新文化，也就是他所說的“就已有者層層改變，遞嬗而為新”。吳宓借以確立自己文化主張的思想基礎是他的導師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究其實，這也是他保護傳統文化的一種理論依據。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在對人文主義和現代化的反思中，對傳統中的某些文化思想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這給了吳宓思想和實踐上的依據。三吳宓的文學貢獻吳宓最大的貢獻是開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先河，創(chuàng)立了中國比較文學課程體系。吳宓作為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碩士，回國后就一直從事著比較文學教學工作，建立了嚴謹科學的比較文學課程體系，先后開設了“翻譯學”、“中西詩歌比較”、“文學與人生”等課程，并培養(yǎng)了大批著名的比較文學方面的專家、教授，如錢鐘書、李賦寧等人。對此，學界已有所充分認識，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認定吳宓是中國第一個開設比較文學課程的人，第一個運用比較文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人。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先輩們?yōu)槲覀冮_創(chuàng)的優(yōu)秀傳統卻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且不說1949年后幾十年時間里比較文學界和外國文學界一片蕭條，即便是今天，盡管學科建設蒸蒸日上，科研基金成千上萬，但在外語教學應試化、課堂教學功利化的情形下，又有哪個教授學者能夠以自己飽滿的激情和高尚的人格以身作則向學生講做人的道理呢？其次，是吳宓針對新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所提出的系列主張。吳宓是執(zhí)著地堅持舊體格律詩創(chuàng)作的詩人，生前唯一出版的就是《吳宓詩集》。章克生的《吳雨僧詩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的吟詩理論及其實踐》，對吳宓的詩歌主張“新材料舊格律”進行了探討。在該文中，作者不但解析了吳宓大量的詩作，同時指出了吳宓在詩歌精神上深得西方三位詩人——雪萊、安諾德和羅色蒂的余韻。在文學方面，吳宓還提出了“實境、幻境、真境”的美學主張，對此也有學者對其美學價值進行了探討。吳宓認為新文化派所推崇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僅停留在“實境”這一境界上，是最低級的，應該通過“幻境”達到“真境”，才稱得上是文學上的真實。吳宓在文學領域內的另一大貢獻是他的紅學研究。吳宓還在哈佛大學讀書時，就對《紅樓夢》深有研究，不僅首先向西方介紹了《紅樓夢》這部不朽的名著，還第一次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對《紅樓夢》進行了人物分析，這也是他第一次運用西方的小說理論對《紅樓夢》的主旨、結構、情節(jié)等元素進行對應分析，并給予了《紅樓夢》高度評價，認為無論是從中國還是世界的角度，《紅樓夢》都稱得上是巨著。吳宓的紅學研究完全是從文學的角度，對其進行哲學上的、美學上的挖掘，這就遠遠勝過了當時流行的考據風。吳宓關于《紅樓夢》的另一個重要活動是講演，聽眾遍及各階層。如此對《紅樓夢》進行普及宣傳，在現代文學史上吳宓可說是第一人。紅學研究幾乎貫穿了吳宓的一生，也構成了吳宓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西洋文學、比較文學教授，卻大談特談《紅樓夢》，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的了；更不用說，1949年后經過各種各樣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斗爭，一部《紅樓夢》卻成為他的枕邊書，是帶給他莫大的精神安慰的一部中國古典文學著作了。四吳宓的文化人格隨著《吳宓日記》的出版，吳宓特立獨行的文化人格和操守，他的悲劇意識和曲折人生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對吳宓的人格符號和性格命運進行解讀構成了吳宓研究的一個重要板塊。他的正直、坦誠、善良等品格，他的古典和浪漫的性格矛盾，他的孤身奮戰(zhàn)的勇氣和文化擔當，都獲得了學界普遍認識和高度評價。他的獨立不倚的治學精神和敢于發(fā)出不同聲音的獨立思想，也給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為一個性情中人，而非一個學問家，從某種程度上說，吳宓的人格意義不比他的學術貢獻小。五吳宓和他的同時代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現代中國思想文化、文學和教育快速發(fā)展的年代，涌現出了大批知名人士。在吳宓的交往圈子里，就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人，因此探討吳宓和這些知名學者、作家之間的交往也成為吳宓研究的一個熱點，比如吳宓和錢鐘書，吳宓和徐志摩，吳宓和沈從文，等等。挖掘名人掌故軼事從來都是學界某部分人熱衷于做的事情，吳宓研究也不能免俗。吳學昭編著的《吳宓和陳寅恪》是個例外，主要講的是二者思想學問上的交流。六吳宓研究的剩余空間對吳宓和學衡派展開研究的時間并不長，從1990年第一屆學術研討會算起，還不到20年的時間，時間上的短暫就預示著空間上的余裕，更何況吳宓的許多第一手資料尚未公開出版，這些客觀條件為深入吳宓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而就目前吳宓研究的地域分布來說，也很不平衡，目前主要集中的區(qū)域是西南和西北，即一個是吳宓的故鄉(xiāng)陜西，另一個是吳宓最后生活過的地方西南，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相對集中在這兩個地方。上海和北京這兩個文化之都僅有零星幾位學者做過吳宓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遠不及內陸兩個區(qū)域，特別是，西北和西南的吳宓研究成果很少或很難流布到沿海開放地區(qū)，這顯然和文化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的現象有關。綜合吳宓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吳宓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挖掘。第一，對吳宓的思想資源探討不是很深入。較多論者注意到了吳宓和孔子學說，和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關系，但對吳宓如何順利接受白璧德的人文主義缺乏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說對其接受的內在思想基礎沒有深入挖掘。第二，對吳宓的教育思想關注不夠。無論是在籌建、掌管清華國學院，還是在建設清華外文系方面，吳宓都有一貫的教育思想貫穿其中，目前僅有的一兩篇論文涉及了吳宓的教育觀念，很難說深透。概括來說，吳宓的教育思想中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融貫中西”的教育理念，另一個是他的道德教育觀，或者說是人文主義教育觀，而這二者又都是和他的主導思想分不開的，因此在這方面還大有文章可做。第三，吳宓詩歌創(chuàng)作研究的闕如。這也是整個現代文學史上的缺陷。中國古體詩詞的創(chuàng)作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當下的研究僅著眼于唐詩宋詞等輝煌年代，到了20世紀上半葉就戛然而止，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還有相當大的一個群體在堅持古體詩歌的創(chuàng)作，其中就包括吳宓?，F代文學史的研究多是只見“新”，不見“舊”。在吳宓研究的成果中，目前僅有一篇是研究吳宓受杜甫影響的論文，還不能反映出全貌。而且《吳宓詩集》是吳宓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并附有大量詩話，是有研究條件的。第四，吳宓在比較文學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已受到了學界的關注，然而也僅限于他的教學和紅學研究。他所編輯的《大公報·文學副刊》和《學衡》在西洋文學的譯介和宣揚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許多工作是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除了古希臘文學外，吳宓等人著重于譯介近代英、法、德幾個歐洲大國的文學成就，和新文化派更多譯介俄、日、東歐等國家的文學形成了互補局面。但對此目前還缺乏梳理歸納。另外，吳宓的大量著譯作品還散見于1949年前的報刊中，搜集整理工作沒有完成，也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吳宓研究的深入。第五，吳宓的編輯工作研究。辦報刊是吳宓在清華學堂讀書時就立下的志向，他矢志不移，排除各種困難把《學衡》堅持辦了12年，《大公報·文學副刊》辦了5年。對于這兩份刊物，人們多有提及，但對于吳宓任教武漢大學時主編的《武漢日報·文學副刊》的研究卻還是一個空白。因此說，目前的吳宓研究，還是階段性的，甚至是片面性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視閾限定了人們的思想廣度和深厚度，現有的資料也形成了吳宓研究的一個狹小的視閾，因此還有待于挖掘和突破。即便是已經涉及的研究領域，由于種種原因，也沒能夠觸及根本。事實上，在吳宓的思想言論里，一直貫穿著“中西融合”這條主線，他的文化觀、文學觀、教育觀和人生觀等各個方面無不體現著這一精神，甚至在他的人生選擇中，也體現出了他試圖達到平衡的一種努力。當然，全面把握吳宓的文化思想只是第一步的工作，重要的是要挖掘出隱含在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或者說和新文化派產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事實上，除了反對用進化論的“新、舊”來評判文化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有，吳宓將文化看作是人類千百年來精神思想的結晶，是經過千百年選擇淘汰所保存下來的人類精華，是本體性的東西，具有永恒性，用他常用的一種表達就是，“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也”。而新文化派所關注的風俗制度層面的進步，則是枝節(jié)，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變化的。因此，他一再強調，“絕不可以風俗制度儀節(jié)，有當改良者，而遂于宗教道德之本體，攻擊之，屏棄之?！彼?，吳宓所反對的，是新文化派對傳統文化的整體性拋棄，這是他們的第一點分歧，即對文化的不同理解所引起的偏差。他們的第二個重要偏差是在對儒家學說的理解上。吳宓之所以堅守著儒家思想，是因為他把儒家“仁”的思想看作是核心，同時又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新的解讀，進而將“克己復禮”、“行忠恕”、“守中庸”當作是自己的人生信條。被新文化派所痛恨攻擊的“禮教”，在吳宓的解讀下，呈現出的是另一種姿態(tài)，即“禮者，適宜之謂。乃精神上行事做人之標準而非形式上步履飲食之規(guī)矩也”?？偠灾?，“克己復禮”，就是“克己者，去人性中本來之惡。復禮者，所以存人性中本來之善。合而用之，則可使人性企于完善”。正像吳宓一再強調儒家的“仁愛”思想，而對“禮教”涉及較少一樣，新文化派同樣將目光緊緊盯在了“禮”字上，而對“仁”的思想缺乏應有的關注。正是各自囿于一己之偏，使他們各自看到了傳統文化不同的側面，分歧也就隨之產生。當然，作為對新文化派的糾偏補正，吳宓自然要更多地強調新文化派所欠缺遺漏之處，從這一點來說，他對“禮教”的忽略，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而他對儒家仁愛思想和中庸之道的堅守，又有著西方哲學作為外源，比較明顯的就是古希臘哲學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這些相互印證的人類思想成果，也成為吳宓“中西融合”的堅實基礎。作為對新文化派的一種回應，對新文化派激烈反傳統的一種矯枉，吳宓自然要強調傳統文化的價值，尤其是在文學活動中，堅決反對全然割裂傳統文學的做法，這是他和新文化派產生偏差的又一領域所在，包括他的詩歌主張、對文言文的堅持，等等，他都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即便是在他對《紅樓夢》的闡釋中，也飽含了他的價值立場。當他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對《紅樓夢》進行新的解讀時，其實是透過西方的視角給予中國傳統文化充分的肯定和贊揚。他對《紅樓夢》情有獨鐘，在關于《紅樓夢》的言論中，毫不吝惜贊譽之詞，如：“《石頭記》之小說技術至為完美。故為中國說部中登峰造極之作?！薄啊妒^記》為中國文明最真最美而最完備之表現，其書乃真正中國之文化、生活、社會，各部各類之整全的縮影，既美且富，既真且詳?！薄啊妒^記》之文字，為中國文（漢文）之最美者。蓋為文明國家，中心首都，貴族文雅社會之上女，日常通用之語言，純粹，靈活，和雅，圓潤，切近實事而不粗俗，傳達精神而不高古?！钡鹊?。而這也成為他運用比較文學方法解讀《紅樓夢》的心理基礎和情感基礎，意在以比較見優(yōu)劣，而這種解讀，相對于考據索隱來說，無疑更接近文學批評的本質。因此，吳宓在《紅樓夢》上的貢獻，絕非僅僅是比較文學方法的運用。然而，盡管吳宓在他的文學活動中，更接近文學的本真狀態(tài)，但他卻無法做到游離在學術活動之外。他在思想言論中對道德的一再強調，使得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學觀念以及人的倫理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事實上，吳宓是如此突出、如此典型地將為學和做人融匯成一體，以至于人們無法忽略他的人生價值取向。因此在探討了他在各個領域內所體現出來的“中西融合”主張之后，不得不用看似贅筆的筆墨補錄他矛盾的人生選擇，因為他的人生選擇和文化立場，是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難以剝離。他的人生悲劇背后，透露出的是他的文化理想的可貴與艱難，因此在他艱苦卓絕地承擔起文化使命的同時，則注定了不可避免的人生悲劇。真正的悲劇，永遠是理想與現實的尖銳對立，即如吳宓的文化理想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所受到的冷遇一樣。所幸的是，吳宓的文化理想終于在今天得到了重新理解和評價。
內容概要
吳宓在中國開創(chuàng)了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把比較文學引入審圖學術領域：在倡導新文化的1920年代，吳宓主編《學衡》雜志，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一時成 為時代的“異端”：此餐，他在”紅學”研究、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均可圈可點，頗多創(chuàng)見。繼承與批判理念的二重奏，出世入世的矛盾思想，新觀念與舊道德的交織，構成了吳宓復雜而難以言說的一生。 本書站在客觀的立場，全面分析了吳宓在比較文學、國學、紅學的成就．對吳宓的文學活動進行了持中公允的評價，是一本全面研究吳宓的重要著作。
作者簡介
蔣書麗 文學博士，現為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講師。遼寧師范大學文學碩士，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主要成果有：譯著《破譯心靈》（合譯）；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有《另一種歷史言說》、《學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錯位論爭》、《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在中國的宿命》等十余篇。
書籍目錄
前言第一章 現代文化的兩副面孔 第一節(jié) 辯證“新”與“舊” 第二節(jié) 繼承和批判的二重奏 第三節(jié) 文化之根——道德抑或制度 第四節(jié) 兩種思路，一種手段 第五節(jié) 何為保守第二章 構建現代文化的視閾和基點 第一節(jié) 中西融合的時空視閾 第二節(jié) 博大的思想資源 第三節(jié) 一多并存：吳宓的哲學支點第三章 文化理想的兩翼：文學與教育 第一節(jié) 宏大的文學視野 第二節(jié) 世界文學史上的《紅樓夢》 第三節(jié) 堅守在古典詩歌的王國里 第四節(jié) 博雅和通識的教育觀第四章 以人生作注腳 第一節(jié) 在立功與立言之間的徘徊 第二節(jié) 舊道德與新典范結語附錄 什么是人文主義?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現代文化的兩副面孔在中國20世紀的思想文化史上，幾乎沒有吳宓的位置。在思想上，他沒有胡適、魯迅等人的先鋒；在學問上，他沒有取得陳寅恪、錢鐘書的成就，除了幾百萬字的日記，他留下的著述文字寥寥可數，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貢獻，這貢獻就是，他發(fā)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盡管這聲音微弱，湮沒在了當時一片激進的革命呼聲里。今天，當沒有歷史負載的新一代對歷史進行回眸的時候，吳宓的身影在歷史的迷霧中逐漸清晰起來，并獲得了后人虔誠的敬意和充分的肯定。吳宓之所以被遮蔽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中，是因為他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登上歷史舞臺的，也因此他被當時的激進派冠以“保守”，以示與“自由”、“革命”等充滿時代新鮮氣息的字眼相區(qū)別。
后記
遇見吳宓，才讓我明白，作學術不容易，做人更難。在這三年里，我透過他所留下的文字，盡我最大努力地去了解和理解在文字背后那個真實的吳宓，但注定了這是一種“一知半解”似的了解，不僅僅是因為他留下的文字遮蔽了另外的可能，而且也因為即便是這有限的文字也還沒能夠完全見天日，因此，缺憾也就不可避免，一如吳宓充滿缺憾的人生。好在完美只是一種奢望，缺憾反而留下了彌補的空間和期待。以我的淺薄，從文化角度來解讀一代學人的情懷，吃力程度可想而知，更何況，那個歷史背景盡管仍是轟轟烈烈，于我卻只是點滴和皮毛的了解而已，這就更增加了我駕馭的難度。
編輯推薦
《堅守與開拓:吳宓的文化理想與實踐》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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