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2-3 出版社:中國法制出版社 作者:瓊·比斯丘皮克 頁數:501 譯者:鐘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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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設想你正在法學院學習,又或已開始法律生涯,關于現實、未來和理想,你可能有著這樣那樣的困惑和迷惘,遭遇過這樣那樣的挫折和憂傷。也許,這些心事或疑問,你不愿與身邊師友分享,又或許,你已經去信,向某位名人咨詢,卻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于是,你決定去讀人物傳記,當然,最好是杰出法律入的傳記。你試圖在書本里,探尋法律職業(yè)或法律夢想的答案。你想知道,一位偉大的律師、檢察官或法官,是如何攻堅克難,律海揚帆,實踐夢想的。可是,當你踏入書店或圖書館,檢索人物傳記一欄時,發(fā)現書架上充斥的,多是政商名流、帝王將相、演藝明星、文人雅士的故事,法律人傳記卻寥寥無幾時,內心一定非常失落。 其實,上面所說的,既是我學生時代的體會,也是策劃、主編這套“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傳記譯叢”的初衷。在我看來,讀一位杰出人物的傳記,會是一種奇特的體驗,就好像進入一個時代、一段歷史,與一顆偉大的心靈直接對話,許多敬意會油然而生,許多困惑會迎刃而解,許多藍圖會逐步成型。如果這個人恰好與自己屬于同一行業(yè),激勵或參照作用,還會進一步放大。 這套叢書的定位,當然并非勵志那么簡單,我們希望讓讀者從一位大法官的成長,乃至思想、立場的變化、糾結、升華中,對美國的司法生態(tài)、意識形態(tài),乃至司法文化的演進,有更感性的體會,更深刻的理解,進而能夠反求諸己,對中國的法治進步、司法改革,有更多的探索與思考。 組織翻譯大法官傳記,我們絕非先行者。十年前,法律出版社就出版過本杰明·卡多佐大法官的傳記,之后又陸續(xù)出版了雨果·布萊克、約翰·馬歇爾·哈倫、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三位大法官的傳記,桑德拉·戴·奧康納大法官傳記的中譯本,據說也即將面世。作為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能夠利用業(yè)余時間,組織并參與國外優(yōu)秀法官傳記的引進、翻譯和出版工作,并將年輕時的夢想,以另一種方式延續(xù),是一種幸福,更是一份責任。 這項工作于2010年初啟動,在中國法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們順利地完成了選定圖書、聯系版權、確定譯者的任務。下面,就傳主、書目、譯者的選定標準,簡單做一說明。 關于傳主選擇。美國建國至今,聯邦最高法院已有過112位大法官。按理說,無論在哪一歷史時期,能夠成為大法官者,多非平庸之輩。但事實證明,確實有不少大法官,身前碌碌無為,身后默默無聞,成就亦乏善可陳。所以,確定傳主人選時,我們的眼光多少有些“勢利”,選取的大都是富有威望、成就卓越的“名家”,他們或曾叱咤風云,開創(chuàng)了美國司法的新時代,如約翰·馬歇爾、厄爾·沃倫;或曾是某一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領軍人物,主筆過諸多里程碑式的經典判決,如路易斯·布蘭代斯、小威廉·布倫南、哈里·布萊克門、約翰·保羅·嘶蒂文斯;此外,還有治院有方的威廉·倫奎斯特、智識過人的安東寧·斯卡利亞、經歷非凡的羅伯特·杰克遜,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國內一些讀者對美國最高法院內部的自由派、保守派之爭,一直有認識上的偏差。不少人以為自由派大法官注重人權,順應民意,代表著正義、光明、開放,而保守派頑固不化,抱殘守缺,代表著封閉、落后、狹隘。為避免這種斷章取義式的誤讀,我們在確定人選時,格外注重了意識形態(tài)的平衡。傳主中,既有自由派大法官,也有保守派大法官,還有在不同司法議題間立場搖擺不定的中間派大法官。 關于書目選擇。越是偉大的法官,越有人樂意為其做傳。事實上,像馬歇爾、霍姆斯、布倫南、布蘭代斯這樣的大法官,都已擁有多部傳記。不過,早期一些大法官傳記,多由學者撰寫,雖能做到論述專業(yè)、史料翔實,但布局謀篇乃至下筆行文,始終令人感覺匠氣過重,理論綜述多,細節(jié)刻畫少。當然,這并不是說,學者筆下的法官傳記都有這樣的問題。比如,勒尼德·漢德法官的傳記,曾被美國知識界譽為“史上最棒的法官傳記”,而這本傳記的作者,正是著名憲法學者杰拉爾德·岡瑟。 總之,在確定本套叢書的書目時,我們大致秉持了三個標準,即權威性、可讀性和時效性。也就是說,作者最好是長期跟蹤報道最高法院事務的記者,對歷史背景、法院發(fā)展、法官個性、決策內幕都非常熟悉,如布萊克門、斯卡利亞傳記的作者,又或者,作者曾經因工作或其他方面的關系,與傳主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甚至一直保持聯系,如倫奎斯特、斯蒂文斯傳記的作者。雖然許多大法官有過從軍經歷,但是,法官不像律師、警察和檢察官,他們生命中最輝煌的時期,多是在坐堂問案、討論案情、撰寫判決,在最高法院內部,他們或許也經歷過驚心動魄的明爭暗斗,但是,這類傳記不會像其他司法人物的傳記那樣,有那么多扣人心弦的緊張情節(jié),當然,越是如此,對作者駕馭材料、講述故事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相對來說,新聞記者或專欄作家一直受這方面的訓練,也更擅長這類面向大眾的“公共寫作”。此外,最近幾年,不少已故大法官的私人文檔陸續(xù)解密,在任或退休大法官也不再抗拒記者采訪,可供各類傳記作者掌握的“猛料”,自然也更加豐富。所以,入選本套叢書的,大都是21世紀之后,乃至最近五年出版的傳記。 關于譯者選擇。翻譯,尤其是介予文學作品與學術作品之間的法政文化作品的翻譯,通常是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在學術圈,這類作品往往不能算學術成果,也不可能像文學暢銷書那樣,靠版稅獲得更多回報。而且,像大法官傳記這類著作,譯者必須吃透美國的政治文化、司法現狀、高院歷史,具備一定的法學或政治學知識,還得有一定文字功底,不至于把一部人物傳記翻譯得晦澀拗口。為此,在選定譯者時,我們更多抱著一種尋找志同道合者的心態(tài),并不注重作者的學歷、職稱和名氣。目前確定的幾個譯者,多是從“豆瓣”網或網絡雜志“縱橫周刊”的作者群中“淘”來的。他們當中,有人長期研究美國政治,并在海外攻讀政治學專業(yè);有人已在美國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文化、生活,并著有觀察美國司法現狀的著作;有人一直關注美國最高法院動態(tài),時常有妙文短評出手。總之,一切才剛剛起步,希望有更多對美國司法文化有興趣,愿致力于翻譯事業(yè)者,能夠與我聯系(frankhe@rip.sohu.net),并志愿加入我們的團隊。更希望我們的讀者中,會有中國未來的大學者、大律師或大法官出現。 是為序。 何帆 2011年6月6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
內容概要
立場保守,卻文筆犀利;爭強好勝,但邏輯嚴密;性格狂放,可魅力十足,這些貌似矛盾的特質,卻集中在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一人之身,使他呈現出復雜面貌。兩百多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現過諸多富有個性的大法官,但像斯卡利亞這樣將司法立場、人格魅力發(fā)揮到極致的,卻獨一無二。
資深記者瓊?比斯丘皮克通過扎實采訪,以精彩筆觸,為我們講述了這位美國最具爭議的大法官的成長之路、內心歷程、多元個性,揭開了最高法院近20年來圍繞死刑、持槍、墮胎、政教關系等重大議題的決策內幕。
作者簡介
【作者】
瓊?比斯丘皮克美國資深法律記者。畢業(yè)于喬治敦大學法學院。自1989年起,一直從事最高法院相關新聞的報道工作,先后就職于《國會季刊》、《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至今)。除本書外,還著有《大法官桑德奧康納傳:改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譯者】
鐘志軍2008年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法律專業(yè)?,F就職于滬上某金融機構,從事投資工作。
【叢書主編】
何帆1978年生,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有法政題材著述若干,另譯有《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云》、《批評官員的尺度:〈紐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利文案》、《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等。
書籍目錄
序言
白色卡片上的問題直指斯卡利亞司法傳奇的核心:其標志性的原旨主義理論僅僅是他實現保守主義理念的工具而已嗎?抑或他所說的不過都是戲談,其實是因為他的理論無法推導出他作為一個決策者所想要的結果?
第一章美國夢
斯卡利亞對人類理想的脆弱時刻保持著警醒,對輕易許下的諾言持有高度的懷疑,但卻又對我們正在失去的品行懷有深深的眷戀。
第二章水門事件漩渦
與切尼等從尼克松行政分支到福特行政分支的老班底一起共事,讓斯卡利亞在行政分支紛繁復雜的“現實世界”中游刃有余。水門事件之后,斯卡利亞在福特行政分支任職的經歷,也為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讓他更加清楚地明白了首都政治的運作。同其他行政分支的“兄弟們”(特別是迪克·切尼)一樣,斯卡利亞的態(tài)度也更加清晰明確——“非友即敵”。
第三章行政分支代言人
斯卡利亞那種天生好斗的政治風格以及對行政分支的忠誠,正好迎合了“后水門事件”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需求。他的專橫自負根植于他那以規(guī)則為導向的父親和天主教家庭成長經歷,這些背景又促使他尤為關注其他權力分支對行政分支和總統自身權力的侵蝕。斯卡利亞在白宮情報室以及國會各委員會的經歷也教會他一個道理——權力屬于時刻警惕之人。他在學習,學習如何玩這場漫長的權力游戲。
第四章思想交鋒
謀求首席政府律師一職失敗后得到國家“第二最高法院”的職務,以及后來他在法律界所取得的顯赫聲名,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保守主義者和時代背景。遍地開花的聯邦黨人協會分支機構為他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當斯卡利亞孤獨寂寥之時,正好有一群人聚積在一起,高高舉起他的大旗。
第五章冷酷無情的異議者
麥金農采納了斯卡利亞的大部分建議……后來到了1987年3月,當哥倫比亞特區(qū)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最終準備發(fā)布“塔夫拉雷斯案”的判決時,麥金農已經將異議中所有的“我們”都改成了“我”。斯卡利亞——消失了。
第六章我無議程
其實,在1986年的那場聽證會上,參議員們都沒怎么深入地了解他們面前的被提名人。參議員們發(fā)現,他們很難具體檢驗司法哲學或憲法理論的不同到底是何物。到了最后關頭,雖然斯卡利亞的歷史記錄就在眼前,但他卻很少需要為自己辯護或解釋什么。斯卡利亞甚至都沒解釋過他的核心立場,就輕而易舉的坐上了大法官寶座。
第七章有人在聽嗎?
斯卡利亞已經準備好去挑戰(zhàn)既有的法律原則和秩序,他對立法者不屑一顧,這也使他顯得比倫奎斯特更加保守,也比其他任何法官更加保守,他將打破最高法院安靜、穩(wěn)重的節(jié)奏。這種作風源自于他早年的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特倫頓的時光。特倫頓有自己觀看風景的方法,他從不知恭順為何物,他只知道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第八章種族困境
斯卡利亞又回到了沒有“種族債權人與債務人”的觀點,這一觀點是他在擔任教授時就提出來的:“遭受非法種族歧視的個人必須得到補償,但憲法中既不存在種族債權人,也不存在種族債務人。實際上,種族歧視的概念乃是同憲法中的個人相關聯的。而不斷追求種族權利的概念——即使是出于最高尚、最善良的目的——只會維護并加強未來錯誤的思考方式,而正是此類思考方式導致了種族奴隸、種族特權和種族仇視的產生?!?br />第九章思想的受難
即使是在二十多年以后,他仍認為個人信念的影響在總體思考時雖非決定性的,但的確是不可避免的。斯卡利亞回憶起自己在耶穌會教士管理的喬治敦大學求學期間的往事,說自己在那學到了最有意義的課程——不要將你的宗教信仰與你的精神生活分離開來。它們是無法分離的。
第十章陌生的國度
在這些充滿道德激情的領域中,斯卡利亞取得的進展卻最小。但斯卡利亞依然為持反對立場的人們舉著一支微弱的燭火,他已經成為保守主義信仰的旗手。大法官頭銜是法律人至上的榮耀。對于其他大法官而言,他們已經抵達法律職業(yè)生涯的頂峰,成為眾多法律人崇拜的英雄;而斯卡利亞,則是眾多信仰更加堅定的政治積極分子世界里的偉大英雄。
第十一章“布什訴戈爾案”——余波難平
斯卡利亞的言行表明,他自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怎么處理一個案件,他似乎很難從別人的角度換位思考。斯卡利亞的余生,將一直受到最高法院在“布什訴戈爾案”中判決的聲譽的影響?!拔椅诉@個案件引起的大部分火力?!彼箍ɡ麃啽瘋卣f道。顯然,他認為這很不公平。
......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插圖: 這位馬斯基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長期以來,共和黨人一直將他視作一個復仇者。馬斯基曾擔任緬因州州長,1968年角逐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提名,1972年爭取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但兩次努力均告失敗。他身材瘦骨嶙峋,臉龐棱角分明,說話帶有明顯的揚基口音。在競選時,馬斯基以出色的口才和激昂的熱情而著稱,很明顯,他把這份天賦也帶到了參議院聽證會中。但在這次長達數周的聽證會上,口生蓮花的馬斯基并不孤獨,他的對面站的正是同樣擅于斗嘴的助理司法部長斯卡利亞。這些天以來,斯卡利亞已經成為行政分支派往國會聽證會的特派員。雖然斯卡利亞比馬斯基年輕近20歲,人也矮小些(斯卡利亞身高五英尺九英寸,馬斯基六英尺四英寸),但這個矮小的助理司法部長的聰明狡詐并不亞于坐在主席臺上發(fā)話的馬斯基。早在澤維爾高中以及喬治敦大學時期,斯卡利亞就是辯論隊中的一把好手。15歲那年,他還參加過1952年的艾森豪威爾對斯蒂文森的總統選戰(zhàn),期間因表現出色得以參加電視直播的學生政治論壇;高中和大學時期,他是學校的戲劇演員;39歲時,站在國會議員面前的他仍然是一個天生的演員。在舞臺上,斯卡利亞口齒伶俐,從不有一分半毫的磕絆。 “我知道,經過過去幾年的種種事件,任何人談起行政特權問題,都像是有人在約翰斯頓大洪水*后談水的美德,或如在芝加哥大火**后談火的利用一般。”在1975年秋馬斯基主持的聽證會上,斯卡利亞如此說道。
后記
本書的誕生源于2006年3月,當時我應邀參加弗吉尼亞大學政府學教授亨利·亞伯拉罕(Henry Abraham)舉辦的一次晚宴。亞伯拉罕教授一直致力于大法官和總統的編年史研究。當時,他和我的朋友們都勸我說,現在正是寫一本全面展現這位最為卓越的大法官的書的恰當時機。斯卡利亞既廣受贊揚,同時也飽受批評。在過去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報道斯卡利亞的新聞,這些報道刊登在《國會季刊》、《華盛頓郵報》及《今日美國》等報紙刊物上面。1990年,我首次采訪了斯卡利亞大法官。自從那晚在夏洛茨維爾會面之后,我一直努力更加深人地研究斯卡利亞大法官是如何形成如今的重要影響力的。我的研究主要基于大量司法和總統檔案,以及一百多次采訪,其中包括對斯卡利亞大法官的十幾次采訪。他不但慷慨坦率地接受我的采訪,同時還支持自己的同僚、朋友及親屬和我交談。對此,我想表示最為誠摯的謝意。 隨著本書寫作的推進,無數的專家同事、朋友及我的家人毫不吝嗇地給我提供了大量的建議和鼓勵。感謝的言詞已不足以表達我內心對這些全程支持我的人的感激之情——特別是對我的丈夫和女兒而言。 在此,我首先要對五位朋友表示感謝,因為他們?yōu)檫@本有關斯卡利亞大法官的書提供了完美的專業(yè)判斷和專業(yè)經驗。他們是理查德·塔蘭托(Richard Taranto),一位最高法院上訴專家,同時也曾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他一直是我智識指引和法律精確性的源泉。有關理查德對本書所做的貢獻,實在一言難盡。在時間和智慧上,從開始到結尾,本書都充滿著他的幫助。另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喬治·拉德納(George Lardner),他是我以前在《華盛頓郵報》工作時的同事。一開始,我只知道他對尼克松和福特時代所知甚多,但不久我就發(fā)現,原來他就在皇后鎮(zhèn)離斯卡利亞家不遠的地方長大,而且他就讀的高中(瑞吉斯高中)和斯卡利亞所在的學校是教派上的競爭對手。自始至終,喬治一直慷慨地向我提供專業(yè)知識的幫助。安德烈·維斯瓦瑟(Andera Weiswasser)為本書提供了她作為律師的敏感性和文字的準確性。十分巧合的是,前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的法官助理丹尼斯·弗蘭納里(Dennis Flannery)也是斯卡利亞童年的鄰居,而且就讀的也是瑞吉斯高中,他對龐雜的司法史十分熟悉,并且?guī)е@種本能通讀了本書。最終,還要特別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埃爾文分校法學院院長歐文·喬姆倫斯基(Erwin Chemerinsky)教授,他時刻準備著為我提供有關當代最高法院及斯卡利亞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辯論形式的深刻洞見和建議。這五位朋友都仔細閱讀了本書全部內容,有幾位甚至讀了兩遍。但在此必須強調的是,他們中沒有任何人需對本書的任何錯誤負責。 還有幾位富有洞見的同事閱讀了本書的部分手稿,并且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指導意見,特別是我在寫作本書早期遇到困難之時。他們是:道格拉斯·阿姆斯特朗(Douglas D.Armstrong),盧·卡儂(Lou Cannon),迪克·卡雷利(Dick Carelli),吉姆·德里卡德(Jim Drikard),艾倫·埃倫霍爾特(Alan Ehrenhalt),帕姆·費斯勒(Pam Fessler),丹尼斯·哈欽森(Dennis Hutchinson),菲利斯·里士滿(Phyllis Richman),以及戴維·薩維奇(David Savage)。戴維是《洛杉磯時報》的記者,也是最高法院媒體隊伍中對我最為支持的同僚。此外,還有一些記者同行給我提供了他們的寶貴資料和個人鼓勵,在此難以一一鳴謝,他們是鮑勃·巴恩斯(Bob Barnes),琳達·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亞當·利普泰克(Adam Liptak),托尼·馬洛(Tony Mauro),馬克·謝爾曼(Mark Sherman),尼娜·托滕伯格,以及皮特·威廉姆斯(Pete Williams)。他們敏銳的報道頻繁出現在本書中。這些年以來,斯卡利亞已經成為無數傳記著作的主角,其中有兩本特別出色,在此值得一提,它們分別是喬·摩根斯特恩在1992年為《花花公子》寫的作品,以及瑪格麗特·塔爾伯特在2Q06年發(fā)表在《紐約客》上的作品。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研究中心為我提供了一份常駐研究院職位,并且為我的大部分研究提供了工作場所。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該中心的主任李·漢米爾頓(Lee Hamilton),以及副主任邁克爾·馮·杜森(Michael Van Dusen),它們一直對我有關最高法院的作品特別感興趣。威爾遜中心還為我配備了一流的研究人員,愛德華·勞倫斯(Edward Lawrence)曾在此與我一起工作數月,在2009年本書研究工作即將結束時,他再次成為我的研究員。 在我忙于撰寫桑德拉·戴·奧康納的傳記期間,《今日美國》“縱容”我長時間脫離工作崗位。在寫作本書時,我的東家再次慷慨地允許我脫離工作,以便我專心寫作。因此,我要特別感謝編輯約翰·希爾柯克(John Hillkirk)及其前任肯·保爾森(Ken Paulson)、執(zhí)行新聞編輯卡羅·斯蒂文斯(Carol Stevens),以及法律新聞編輯瑞秋·斯莫金(Rachel Smglkin)。此外,還有許多《今日美國》的同事在整個寫作期間一直鼓勵我,特別是華盛頓分社主管蘇珊·佩奇,以及記者凱文·約翰遜_(Kevin Johnson)、凱西·凱利(Kathy Kiely)和艾倫·萊文(Alan Levin)。 最高法院的公共信息主管凱西·艾爾博格(Kathy Arberg)和她的副手帕特里夏·麥凱波·埃斯特拉達(Parrficia McCabe Estrada,)為了幫我傳遞信息、安排訪談奔波良多。最高法院攝影師斯蒂夫·佩特威(Steve Petteway)工作勤奮,幫助我挖掘出了許多有關斯卡利亞大法官生平的照片。 當然,最高法院內最為重要的幫助還是來自斯卡利亞大法官是他的坦率和誠實造就了本書。他、他的太太莫琳以及我接觸到的他的孩子們都和他一樣慷慨大方,對我有求必應,十分耐心周到。斯卡利亞大法官的行政助理安吉拉·弗蘭克(Angela Frank)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幫我確定了許多記憶模糊的事實,并發(fā)現了早期相關報道中的差異之處。我對安吉拉的感激之情一言難盡。此外,還要向斯卡利亞大法官的姨媽雷諾拉·帕拉諾致以特別的謝意,她敞開大門歡迎我,并向我透露了她的回憶。在我整個研究工作中,最為滿足的當屬又一次乘火車前往特倫頓聽這位活力十足、在斯卡利亞家中被稱之為“小孩子”的女性講故事。 在我撰寫斯卡利亞大法官的傳記期間,我一直信奉傳記文學大師萊昂·艾德爾(Leon Edel)的標準——評價時冷酷如冰霜,同時富有溫暖、人性和理解。斯卡利亞大法官是那種特別容易反應強烈的人物。我努力對他保持客觀公正,伺時對這本書的讀者們保證真實可靠。 我在FSG出版社的編輯是無與倫比的莎拉·克萊頓(Sarah Crichton)。莎拉知道我想怎么完成這項研究,并以她對故事敘述所特有的敏銳幫助我實現自己的想法。她為人幽默風趣,是我工作中的一大快樂源泉。莎拉的助理編輯凱利·豪(Cailey Hall)幫助我把研究計劃安排的井然有序,并在我的工作進展遇到困難之時幫我聯系莎拉,不分地域和時區(qū)。凱利的繼任者丹尼爾·皮蓬布林(Daniel Piepenbring),在本書完成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還要感謝我的代理人蓋爾·羅斯(Gail Ross)及其副手霍華德·尤(Howard Yoon),他們在2006年對本書的寫作計劃提出了大量的建議,并且?guī)椭衣撓盗松虵SG出版社。因為他們的幫助,一切都煥然一新。 最后,我要感謝我那十分龐大且遙遠的家庭,特別是我的父母文斯(Vince)和瑪麗·簡·比斯丘皮克(Mary Jane Biskupic),是他們支持我一路走下來。我的父親是一位律師,也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興趣廣泛的男人,他為我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及其他期刊上的新聞信息。在《賽馬新聞》上,他發(fā)現有一匹馬的名字叫作斯卡利亞,它的父親名叫圣牛,他因此確信,大法官和這匹馬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關系。但是,那位來自肯塔基州萊克星敦的馬主告訴我,他之所以給馬起這個名字,是為了向“布什訴戈爾案”中和自己趣味相投的大法官致敬。就在本書即將完成之時,我那愛玩賽馬的父親與世長辭了。在此想起這個小發(fā)現,更加激起我對他的感懷。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的先生克雷·劉易斯(Clay Lewis)及我的女兒伊莉莎白(Elizabeth)的影響無時不在。他們甘愿和成堆的紙張、書籍,雜亂的筆記、文件夾及三孔活頁夾朝夕相處,這些資料霸占了我們的臥室、餐廳,到最后,它們塞滿了我們整個家。每當我完成一項工作,或者分心偷懶,他們都如獲至寶。他們的熱情充滿了整個寫作期間,他們也是我的第一批讀者。
媒體關注與評論
毫無疑問,安東寧·斯卡利亞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中最有趣的大法官,他的公開演講和判決意見,富有典型的歌劇風格……對于那些想深入了解這位大法官的讀者而言,比斯丘皮克的這本傳記不會令人失望。本書完全符合她一貫嚴謹周密的特點,相關事實必定經過十次以上的核實與再核實。此言絕對不虛! ——國家廣播電臺 這本傳記充滿才華,令人著迷……更難能可貴的是,比斯丘皮克通過描寫最高法院內個性各異的眾多成員,為我們還原了當代最高法院的變遷景象。 ——吉姆·牛頓,《洛杉磯時報書評》 比斯丘皮克是位才華橫溢的故事講述者……措辭嚴厲,卻相當公平……斯卡利亞已經73歲高齡,但依然充滿活力。如果你想知道他如何與同僚們相處,并在什么情況下與他們分道揚鑣,閱讀本書即可,無須去最高法院排隊聽審。 ——格倫·艾爾茨舒勒,《塔爾薩世界報》 通過這本異常平和且廣受好評的作品,比斯丘皮克對斯卡利亞做出了客觀的評價。 ——杰弗里·羅森,《紐約時報》 比斯丘皮克的這本傳記內容火爆,書中的不少篇幅肯定會引發(fā)斯卡利亞眾多粉絲的憤怒,因為作者坦率地評價了斯卡利亞的缺點和優(yōu)點。而斯卡利亞的批評者們,也能從本書中找到更多可供進一步妖魔化他的材料。 ——斯蒂夫·魏因伯格,《達拉斯晨報》
編輯推薦
生動描述雙面大法官的奇趣人生 ,揭秘最高法院重大議題決策內幕。繼《大法官是這樣煉成的:哈里·布萊克門的最高法院之旅》(該書進入深圳好書10強)重磅推出的又一暢銷法律文化圖書。
名人推薦
這本傳記充滿才華,令人著迷……更難能可貴的是,比斯丘皮克通過描寫最高法院內個性各異的眾多成員,為我們還原了當代最高法院的變遷景象。 ——吉姆·牛頓,《洛杉磯時報書評》 比斯丘皮克是位才華橫溢的故事講述者……措辭嚴厲,卻相當公平……斯卡利亞已經73歲高齡,但依然充滿活力。如果你想知道他如何與同僚們相處,并在什么情況下與他們分道揚鑣,閱讀本書即可,無須去最高法院排隊聽審。 ——格倫·艾爾茨舒勒,《塔爾薩世界報》 通過這本異常平和且廣受好評的作品,比斯丘皮克對斯卡利亞做出了客觀的評價。 ——杰弗里·羅森,《紐約時報》 比斯丘皮克的這本傳記內容火爆,書中的不少篇幅肯定會引發(fā)斯卡利亞眾多粉絲的憤怒,因為作者坦率地評價了斯卡利亞的缺點和優(yōu)點。而斯卡利亞的批評者們,也能從本書中找到更多可供進一步妖魔化他的材料。 ——斯蒂夫·魏因伯格,《達拉斯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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