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啟示錄

前言

自序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剛剛過去，就迎來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紀念。在這特殊的日子里，回顧大清帝國最后十幾年走過的路，不禁感慨萬千，令人欷歔。清朝的歷史，從發(fā)端就與世界歷史密切相關。滿洲人入主中原創(chuàng)建大清王朝時，正值西方世界發(fā)生突變的前夜，大航路的發(fā)現(xiàn)，以及稍后蒸汽機的發(fā)明、工業(yè)革命，在使?jié)M洲人統(tǒng)治的中國被動地卷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對于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人應該說已有足夠準備，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慣性，中國應該在徐光啟、利瑪竇這批中西智者的引領下，坦然踏上世界一體化道路，因為當時的中國已有接受外來文明的足夠經驗，也有文化上的足夠儲備。然而遺憾的是，滿洲人畢竟是來自周邊的一個弱小族群，他們入主中原創(chuàng)建帝國后，面臨著漢化和西方化的雙重壓力。權衡利弊，清代統(tǒng)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選擇了漢化優(yōu)先的政策導向。滿洲統(tǒng)治者迅速認同了中原文明，成為中原文明的信仰者、追隨者。當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來公開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這是中國歷史的遺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經濟上的世界一體化是工業(yè)革命之后必然要發(fā)生的，是世界上只要人跡能到的地方都無法避免的。事實上，清代統(tǒng)治者盡管遏制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構了一個虛假的中原文化繁榮，所謂康乾盛世，所謂乾嘉漢學，所謂《四庫全書》，如果放到大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與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計。盡管如此，清代統(tǒng)治者的刻意封鎖依然無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潛流，特別是貿易上的誘惑，也使得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在那時只是一種管制性的交流，不是無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管制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細流終究會匯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艱難環(huán)境中接觸交流著，至十八世紀晚期，這種交流本身又構成了嚴重問題。西方人在對東方對中國的貿易推廣中遇到了極大障礙，即中國的市場不開發(fā)不發(fā)育使中西之間的貿易嚴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國的大量初級產品，比如茶葉，比如瓷器，都已經成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須臾或缺的東西。而在中國，西方工業(yè)革命形成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大量的紡織品急需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廣袤市場。然而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tài)太強大了，當然主要還是因為中國人靠天吃飯收入低下，當土布可以不被洋布替代的時候不會超出購買能力去買洋布，當打火石還能打出火花的時候，也不會花錢去買洋火。中國市場的不開發(fā)當然不利于中國人生活品質的提升，但對統(tǒng)治者來說，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可能還是第一位的。于是當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貿易代表團前來談判時，乾隆大帝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大清帝國物產豐富，無奇不有，我們不需要你們那些東西。乾隆大帝的豪氣引起了復雜的歷史后果，中西貿易的不平衡引發(fā)了“罪惡的鴉片貿易”，也就僅僅三十年光景，一個原本算不上富庶但總算還能過得去的中國竟然被那個鴉片摧殘得差點終結：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亦無可用之餉。緊接著，就是以鴉片名義發(fā)生的戰(zhàn)爭。鴉片戰(zhàn)爭迫使中國進入世界一體化，五口通商使中國人的觀念、生活形態(tài)都在發(fā)生變化，到了19世紀60年代，中國在經歷了內亂外患多重打擊后重新起步，踏上中體西用洋務新政的軌道，也就幾十年時間，大清帝國元氣盡復，又以世界大國的面貌出現(xiàn)在國際舞臺上。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為行政主導的中體西用洋務新政，一次持續(xù)三十多年的大試驗竟然在一場局部沖突中一敗涂地。追根溯源，人們將責任歸結為這場“跛足的現(xiàn)代化”，以為洋務新政只變其末不變其本，只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體，失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知恥而后勇是中國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失敗乃至慘敗都不可怕。在經歷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后，中國人很快重建共識，走進變法圖強的“維新時代”，開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意參照東西方成功經驗進行體制變革。遺憾的是，這場變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場政變所打斷，緊接著又是席卷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運動，直至1901年，中國重回政治變革的軌道，開始新政。又過了幾年，開始君主立憲的預備。君主立憲是那時中國人的普遍共識，正像梁啟超所說的那樣，既然君主專制不合乎我們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們的社會發(fā)展程度，那么執(zhí)其兩端而用中，君主立憲就是合乎中國國情的理想選擇。然而，當這個選擇即將成為現(xiàn)實時，清廷的幾個技術性失誤使先前的努力前功盡棄，一個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歷史。歷史無法遺憾，也不必惋惜，走過的就是走過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別是分析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為什么在一場危機面前不堪一擊，這個過程究竟有哪些教訓可以汲??？這是這本小書希望探究的問題。感謝《新世紀》的徐曉老師和劉芳小友，如果沒有他們的敦促和經營，這些文字或許不會寫出，更不會用這種方式呈現(xiàn)給各位。馬勇，2011年12月8日

內容概要

　　《清亡啟示錄》講述了一個王朝為何會在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歷史。
　　歷史無法遺憾，也不必惋惜，走過的就是走過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別是分析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為什么在一場危機面前不堪一擊，這個過程究竟有哪些教訓可以汲?。窟@是這本《清亡啟示錄》探究的問題。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啟示錄》重點敘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幾年走過的路，從1894年開始的維新時代到1901年開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憲預備，清廷掙扎著改革，以試圖挽救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然后最后清廷的幾個失誤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盡棄，最終使得大清走進歷史。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1894-1915：夢想與困惑》《超越革命與改良》《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尷尬記憶》《1911年中國大革命》《重讀近代史: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晚清二十年》等。

書籍目錄

自序IX
第一輯新世紀新選擇
改革為什么走向反面
清廷的覺醒
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
兩個致命失誤
從君憲到共和
幾點啟示
以改良反制革命
從維新到新政
“三個有利于”
梁山好漢沒有自愿的
那撥回歸社會主流的人
一個激進青年的成長
革命逐漸陷入困境
回歸主流
清末社會的官民沖突
反貪腐并不必然反體制
抑豪強與“養(yǎng)魚政策”
鴕鳥終將引爆動蕩
第二輯走向憲政
“有計劃政治”：預備立憲日程
外交危機打亂立憲步伐
各方要求速開國會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憲
“軍機處不議”之智慧
政治改革爭論的焦點
軍機處存廢之爭
“五不議”換來政治改革空間
毀譽攝政王
一個不錯的王爺
堅信“有計劃政治”
錯誤援引《欽定憲法大綱》
資政院的悲劇
非常態(tài)過渡機構
立法與行政的沖突
淪為雞肋
第三輯政治改革的限度
皇族內閣錯在哪兒
清廷對立憲的讓步
政治變動的惡性互動
皇族內閣暴露真面目
鐵路國有的正當與失當
民間資本進鐵路
官商合辦到“國進民退”
在四川跌了一個大跟頭
為什么是新軍
辛亥革命第一槍
從忠誠衛(wèi)士到掘墓人
“忠誠教育”是雙刃劍
兵諫的政治訴求
新軍起事兩大動因
湖北軍政府的政治底線
中央軍致命一擊
誰是君主立憲的受害者
君主立憲對誰有利
走向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不利于誰
第四輯別了，皇上
當君憲成為往事
君憲先鋒
君憲主義危機
君憲成為歷史
別了，皇上
體制內抗爭
最后的善意忠告
轉向共和
皇族傷國
食利者階層走向前臺
政治變革急先鋒
君憲了，皇族該干什么
共和關鍵
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
共和成了唯一出路
“黃袍加身”
君憲主義落幕
化危為機
希望似在前面
憲政終結
大清皇族今安在
溥儀和他的父親
皇叔們
落地的鳳凰
慶王爺和他的后代
窮困潦倒的鎮(zhèn)國公載澤
川島芳子和她的老爹
第五輯晚清的意義
辛亥的意義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在什么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
辛亥革命對后世中國的影響與啟迪
晚清與民國：經濟層面的比較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產力
革命一定能解放生產力
從孫中山到袁世凱：民初亂局的一個解釋
誰的臨時政府
民國法統(tǒng)
尊重歷史，善待前人
百年中國的進與退
清亡的啟示
進與退
變與不變

章節(jié)摘錄

梁山好漢沒有自愿的清廷的立憲運動對海內外知識精英有著非常強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他們堅信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為中國問題所開的君主立憲處方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認為梁啟超所提倡、鼓吹的國會制度、責任內閣、選舉制度、預算制度、國庫制度、審計制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都是中國未來應該實行的優(yōu)良制度，中國如果按照梁啟超一班人的規(guī)劃進行改革，就必然能夠像西方國家一樣，建設一個近代國家。君主立憲的穩(wěn)步進行深刻影響了革命黨，革命突然之間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厲害的是，清廷在穩(wěn)定了國內局面之后，開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優(yōu)勢，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繼續(xù)庇護孫中山等被中國政府通緝的要犯，因為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試圖用暴力推翻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庇護中國政治流亡者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了，日本人其實就是多邊下注，現(xiàn)在中國政府既然改革了，那么就聽從清廷一次建議吧，就將孫中山暫時請出日本吧。而且隨著孫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創(chuàng)辦的那些革命報紙也隨之關門或受到嚴厲打壓，章炳麟先前熱熱鬧鬧的《民報》也在這種情形下被日本人關閉，章炳麟還為此與孫中山等革命領袖鬧了一場不小的意氣，這為革命陣營內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筆。從人性的立場說，從來沒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一旦形式轉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鬧革命的其實很容易回歸主流社會參與變革，在1906年之后，革命陣營發(fā)生急劇分化，章炳麟、蘇曼殊等人眼見著革命無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張之洞等開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資助，讓他們西天取經，到印度當和尚、抄佛經。章炳麟、蘇曼殊這樣的做法還只是放棄革命，更厲害更極端的是劉師培、何震夫婦眼見得清廷立憲全面推進，眼見得革命無望，幾近公開離開革命，加入兩江總督端方的幕府。過去說他們就此充當了清廷的鷹犬，其實今天看來，他們只是在國家形勢趨緩之后回歸主流放棄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個憲政主義者，他在清廷宣布立憲后，大約心中也有所感動，他在1908年前后竭盡心力寫了一本《間島問題》，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對中國東三省領土的覬覦。這本小冊子寫好后，宋教仁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托人轉交給清廷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這無疑等于一紙投名狀。袁世凱看了之后極為欣賞，托人傳話希望宋教仁回來任職。宋教仁因故沒有成行，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憲對革命的極大影響。在清廷立憲運動的影響下，革命幾近徹底失望，只是清廷太不夠意思的是，他們在立憲的同時沒有宣布大赦天下，沒有下令赦免孫中山、黃興這些曾經武力犯禁的革命者。這勢必留下這樣的后果，不論出于生存還是其他什么原因，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只好繼續(xù)犯禁，于是有徐錫麟、秋瑾這樣的暗殺行動，有孫中山、黃興不斷策動的武裝起義。這些行動雖說不能證明革命處于高漲狀態(tài)，但對清廷的立憲無疑又具有一種倒逼的功能。革命與改良處在競賽途中，究竟鹿死誰手，現(xiàn)在還真的很難說。當君憲成為往事兩千年的君主專制曾給中國帶來穩(wěn)定和輝煌，但是進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專制越來越不適應中國需要。1894年的甲午戰(zhàn)爭，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前后不到十年，一個君主立憲的“小日本”相繼打敗中國與俄國兩個巨大的君主專制國家。這個殘酷事實不能不引起中國人心靈上的巨大震動。走向君憲，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唯一政治選項。然而到了1911年，當君憲主義即將成為事實時，一個規(guī)模不大的軍事嘩變，竟然在一夜之間掀翻了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龐大帝國。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還是偶然？一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們可以聽聽老牌君憲主義者嚴復的分析，他的那些獨特看法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對于清廷、袁世凱、革命黨、康有為等，均有批評有分析，相對說來比較中立客觀。君憲先鋒在近代中國，嚴復是作為思想啟蒙者載入史冊的。他在甲午戰(zhàn)爭后向中國人翻譯介紹《天演論》，從理論上為先前幾十年只重視物質增長的“中體西用”背書，以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形態(tài)上落后于西方，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體制變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構，嚴復在那個時代并不認為已成為中國發(fā)展的障礙，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谶@樣的認識，嚴復在1895年之后的維新運動中雖然積極介入，也傳播了許多西方新思想，但是嚴復好像并不能認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許多觀點，我們從他那篇著名的《擬上皇帝萬言書》中，發(fā)現(xiàn)其主張就是一種君主主導下的政治漸變。只要變化的方向對，就不要操之過急，耐心地走下去，終歸能夠走上東西洋立憲各國共同的路。中國不要標新立異超常規(guī)發(fā)展，總顯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大國就要顯現(xiàn)從容優(yōu)雅的風度。對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嚴復向來不以為然，以為正是這對師徒的亂來，最終葬送了大清兩百多年的江山。嚴復當年設想的是，假如康有為、梁啟超不去鼓勵那個少年天子匆匆忙忙進行政治變革，而是兩宮和睦漸進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時間，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到慈禧太后百年，等到小皇帝再成熟一點，許多問題應該不會繼續(xù)成為問題，應該能夠迎刃而解。嚴復的思考當然不是事實，1898年之后的中國在經歷了幾年彷徨徘徊后，終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軌道。特別是到了1904年，中國在經歷了日俄戰(zhàn)爭的強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中國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型的過程正式開啟。這是中國政治的實質性進步，因而嚴復和那時主流社會的人們一樣，很快從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轉為政治熱情，迅速轉變成一個君憲主義者，真誠相信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對于清廷的君憲主義呼吁，嚴復給予積極的回應，并利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君憲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支援和學理依據(jù)。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數(shù)次在上海青年會演講西方政治學，對世界上已有和現(xiàn)存的國家類型給予細致點評，以為要救亡，就必須將中國從君主專制改為君主立憲，因為只有在立憲體制下，民眾才能通過議院輕而易舉地完成和平變革，實現(xiàn)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憲體制下萬世一系，永享國祚。君憲主義危機嚴復對君憲主義有很高期待，以為在當時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下，君憲主義是唯一出路，君憲主義可以將中國從孤立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君憲主義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憲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嚴復的理解與思想界主流，與清廷的舉措似乎有同有異，并不完全一致。嚴復指出，君憲主義并不只是政治架構的改革，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君憲主義落到實處，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鑄國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發(fā)生，防止暴力沖突。對于滿漢沖突，嚴復始終認為是革命黨人在理論上的一個虛構，并不是歷史的或現(xiàn)實的真實。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義，其實只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這種主義不僅無法拯救中國，反而會將中國拖到一個無底的深淵。嚴復強調，中國國情確實具有不一樣的地方，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主義敵對情緒走向極端的話，那么不僅當政的滿洲人沒有辦法抵抗，甚至毫無防衛(wèi)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邊族群都很難找到自己的歸宿，他們無法與純粹的漢人一道組織一個廣袤的無法駕馭的共和國家，因為這里有種族仇視仇殺以及感情、習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異與障礙。當中國不得不進入共和國家時，周邊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將廣袤地域和眾多人民轉投某一大國而獨立。這種事情一旦發(fā)生，“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了。這就不是中國的出路，而是中國的災難，是中國的毀滅。所以嚴復始終如一堅定反對革命，反對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以為只有君主立憲可以維系中國這個多族群多種族的國家。不幸的是，中國政治發(fā)展就沿著嚴復預言的反方向發(fā)展，革命成了重要選項，甚至一度成為重要選項。對于這一點，嚴復并沒有刻意攻擊革命黨和孫中山，他認為君憲主義危機發(fā)生和排滿主義強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滿洲貴族的無能和自私。根據(jù)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之所以在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不久陷入危機，之所以發(fā)生武昌起義和全國范圍響應，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攝政王及其大臣的極端無能；第二是因為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們給中國老百姓的頭腦中帶來了無數(shù)偏見和誤解；第三是因為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釀已久；第四是因為在那之前幾年間長江流域饑荒頻仍，以及商業(yè)危機引起的恐慌和各個口岸的信貸緊縮。在嚴復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他看來就是第一條，是攝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無能。嚴復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國和日本人的建議組建一支現(xiàn)代化的軍隊是對的，將權力盡可能地收歸皇室收歸中央也不算太錯，只是滿洲王公在做這兩件事情時沒有從國家根本利益進行考量，而是帶有非常自私的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編軍隊，不是將這支軍隊改造成國防軍，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衛(wèi)隊，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壯麗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攝政王自封為大元帥，讓他的一個兄弟統(tǒng)帥陸軍，讓另一個弟弟統(tǒng)帥海軍，攝政王天真地以為這樣至少不愁沒有辦法對付那些漢族的叛逆子民。攝政王做夢也沒有想到恰是倚仗的東西有朝一日會轉而猛烈地反對他，因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東西的根基已被數(shù)百個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瓦解了。君憲成為歷史根據(jù)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在中國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懷和他的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為各地不滿的民眾抗議政府提供了口實和機會。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對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許會好辦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無所作為，結果導致四川暴亂。革命黨人那時在為各省咨議局的聯(lián)合而工作，并在新軍中加強了活動，于是武昌失守，軍人嘩變。軍人的介入使問題的處理困難百倍。前往武昌鎮(zhèn)壓嘩變的新軍敢于第一次起而抗爭，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暗示自己與南方新軍是同種同族，甚至北方的軍隊也殺機畢露，發(fā)動兵諫，種族主義簡直就像一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營兩百多年的帝國推向絕境。在軍隊的壓制下，清廷被迫退讓，于10月30日下詔罪己，發(fā)誓要永遠忠于服從即將召集的國會，發(fā)誓不讓任何皇室成員進入內閣；宣布對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對皇上的革命者實行大赦；憲法由議會制訂，并將被無條件接受。這三條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確實晚了。嚴復非常遺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中任何一條的話，中國的歷史都不會這樣發(fā)展下去，清帝國依然會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然而歷史現(xiàn)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所謂憲法十九信條在嚴復看來根本不是憲法，這不過是將專制政權從皇帝手里轉移到國會，根本無法給中國帶來持久穩(wěn)固，因而不是進步。對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機，作為資政院欽選議員，嚴復憂心忡忡，但對中國由此變?yōu)楣埠驼w，則無論如何不愿認同。嚴復的擔心只有兩點，一是中國國民程度不具備，中國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積累和訓練；二是中國如果由此強行進入共和，必將引發(fā)新一輪邊疆危機，且種族之恨相為報復，必將貽害全體中國人?；谶@樣的認識，嚴復在袁世凱出山之后竭誠幫助清廷化解危機，以隨團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參加南北議和，勸說黎元洪和南方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道路，反復解釋只有君憲主義才能從根本上為中國開辟一個新時代。嚴復的勸說在一定時間段起到了相當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黨人確實在會晤時表示可以考慮重回君憲體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須徹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樣假招子。對于這一點，嚴復也感同身受，以為重回君憲主義的前提當然是清廷徹底改革悔過自新。他對清廷的建議是，根據(jù)文明進化論規(guī)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shù)膽椃s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huán)境，發(fā)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形勢逼人強。當嚴復提出這些建議不久，南北各方達成和解協(xié)議，清帝退位，優(yōu)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這一切雖然不是嚴復的理想，不是他的君憲原則。但事已至此，這些妥協(xié)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因而沒過多久，嚴復欣然接受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袁世凱的任命，接管京師大學堂，毫無眷戀地拋棄君憲主義，坦然進入一個全新時代。別了，皇上只是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耽擱，直至20世紀初新政再啟，君主立憲重回中國人的視野，也由此涌現(xiàn)出一批職業(yè)政治家。他們在后來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從立憲向共和的轉變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南通張謇就是影響最大者。體制內抗爭張謇曾經對日本的君主立憲長期保持關注。日俄戰(zhàn)爭開打后，他敏銳意識到日本將戰(zhàn)勝俄國，勝敗的關鍵不在國土、人口、兵力，而在體制。日本的立憲體制使其致力于實業(yè)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國、俄國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中取勝，的確證實了張謇的預見。與此同時，體制內的駐外使節(jié)如孫寶琦、胡惟德、張德彝及一些督撫朝臣紛紛轉變立場，認為只有立憲可以防止中國重蹈俄國覆轍。有以他們?yōu)榇淼牧椗膳c朝野上下尋求變革的力量推動，更因為在家天下時代，對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會欣然接受，經過一番討論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鄭重宣布預備立憲，爭取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上日本那樣的立憲國家道路。所謂九年準備其實正表明了一種鄭重其事的態(tài)度。清廷希望在確定方向之后腳踏實地、穩(wěn)步進行，推行“有計劃政治”：先推動官制改革，再參照東西洋各國重定法律，接著大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規(guī)劃，經過這些穩(wěn)扎穩(wěn)打的籌備后，立憲大業(yè)自然會水到渠成。對于清廷的穩(wěn)重方案，焦急的立憲黨人當然有點不太愿意接受，他們急切期待用立憲擺脫危機，富國強兵。在清廷預備立憲御旨頒布不久，張謇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立憲黨人積極活動起來，力促清廷加快立憲步伐。經過反復計議，他們聯(lián)絡江浙閩粵等地近300名立憲黨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預備立憲公會”，出版報刊，宣傳憲政；編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工商業(yè)健康發(fā)展；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yǎng)立憲人才。經過這些籌備，預備立憲公會又聯(lián)絡其他政治團體，嘗試舉行請愿運動，以早日將中國帶上立憲軌道。張謇和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人確實具有相當能量，他們很快聯(lián)絡全國各地相關團體十多個一起向朝廷施壓。面對如此壓力，清廷也作出了一些善意回應，一再重申立憲方向不變，并同意在中央創(chuàng)設資政院，在各省創(chuàng)設咨議局。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各省咨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為立憲黨人的活動提供了合法平臺，張謇等人利用這個平臺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幾年，立憲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省督撫在咨議局的咨詢、問責下，漸漸覺得不太舒服，甚至有點“官不聊生”的感覺。從立憲黨人的立場說，咨議局并不是一個完全議會，只是一個議政機構，并不具有立法資格。各省議員在經過一段時間實踐后，也感到這種準議會性質不利于憲政推行，因此他們格外期待朝廷能夠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這就是國會請愿運動的來歷。張謇等人發(fā)動的國會請愿運動是一種體制內抗爭，在認同體制的前提下建議加速改革。這些建議雖有違于朝廷的“有計劃政治”，但其心可嘉，經過幾番爭取奮爭后，朝廷還是在第三次請愿發(fā)生時作出提前召集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承諾，決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國會，在此之前先將官制厘定，并預行組織內閣。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對九年預備立憲的調整是真誠的，只是在人們接受了這一調整方案，靜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別是預行組織內閣時，卻出了大問題。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13位閣員中竟有9人為皇室或皇族，這無異于軍機處的親貴內閣?；首鍍乳w一出臺，立刻引起立憲黨人的普遍反對，張謇也在第一時間敏感意識到清廷的這一舉措不僅違反祖制，而且處理得不好，勢必導致人心皆失，一場巨大的政治動蕩將不可避免。君主立憲是張謇那一代中國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人認為最合乎中國的道路，君主專制既然已成歷史，民主立憲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憲這條路?，F(xiàn)在君主立憲弄成這個樣子，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變得瘋狂而肆無忌憚，這不能不使以張謇為代表的老立憲黨人異常憤怒。憤怒歸憤怒，出于大局考慮，張謇并未就此與清廷翻臉。而且，傳統(tǒng)的君臣觀念也影響著他，他只能忍氣吞聲，有話悄悄向皇上說。張謇為此聯(lián)系湯壽潛、沈曾植、趙鳳昌等人聯(lián)名致信攝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勸告攝政王仿照咸同年間成例，重用漢大臣中有學問有閱歷者，無論如何不能以國家為賭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為，因為如此壟斷權力，必將喪失人心。危急時刻，張謇還協(xié)同友人前往武漢拜訪湖廣總督瑞；再至彰德，拜訪20多年未見面的袁世凱，詳細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緊接著，張謇一行入京，與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唐紹儀等政要頻繁接觸，并獲攝政王接見。也就是在這次接見中，張謇向攝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為當時的外交有三大危險，內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險，一是《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tǒng)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是美巴拿馬運河告成，必有變故。至于內政三事，一是外省災患疊見，民生困苦，朝廷須知民隱及咨議局事；二是商業(yè)困難，朝廷須設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聯(lián)合。張謇面見攝政王時，出于穩(wěn)妥，雖然對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體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等問題，選擇了在隨后與王室成員的交談中再明白闡釋自己的看法。對四川風起云涌的保路運動，張謇表示同情，建議載澤盡快與盛宣懷商量，調整方略，無論如何也要將那些集資修路的川民從這個政策的損失中剝離出來，不應該讓他們承擔政策的損失。他提議用中央財政將川民的集資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漢鐵路公司及那些官紳的責任。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后，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fā)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發(fā)表《請新內閣發(fā)表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前提下，提出三點建議：一是速發(fā)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復幕府制度，選擇優(yōu)秀人才進入幕府議政。轉向共和很顯然，張謇這樣的立憲黨人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反對，還是比較溫和而有節(jié)制的。他似乎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對這樣的政治危機應該能夠化解，秩序應該能夠得到恢復，畢竟這是一個200多年的王朝，經歷過那么多大風大浪，應當不會在這風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漢因成都保路風潮弄得一片恐慌，張謇還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個紡紗廠的開業(yè)儀式。10月10日晚8時，忙碌多天的張謇登上“襄陽丸”號順流東下，突然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黨人被查獲處死，他估計這火災或許是鬧事者余黨報復。船行20里外猶見火光，此時的張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的是那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軍憤怒的火焰，他們不是為昨日被殺者復仇，而是發(fā)動了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作為立憲黨領袖，張謇對革命本能地厭惡。兩天后（12日）抵達南京，張謇第一件事就是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出兵援鄂平息動亂，并請鐵良代奏朝廷立即實行立憲，改組內閣，平息國人憤怒。張謇真誠希望社會穩(wěn)定，不喜歡革命，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憂心忡忡。他在此后幾天分別拜會兩江總督張人俊、江蘇巡撫程德全，對他們苦苦勸說，在得到程德全認可后，與雷奮等人代程德全及山東巡撫孫寶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請求朝廷立即改組內閣宣布立憲，標本兼治，剿撫并用，并建議對釀亂首禍盛宣懷嚴加懲處以謝天下，籌組責任內閣代皇上負起責任。革命的發(fā)展超出了所有人預料。短短幾天，湖北獨立、湖南獨立、山西獨立、陜西獨立、江西獨立、云南獨立，這股獨立風潮像傳染病一樣傳到江浙，傳到上海，張謇等立憲黨人坐立不安，卻又無可奈何。他的立憲同志李平書出任光復后的滬軍都督府民政長，他的親信沈恩孚、黃炎培也到光復后的江蘇都督府任職。許多地方平穩(wěn)光復，和平過渡，使張謇對革命的恐懼大為減輕，他的思想也就在這時發(fā)生轉變。張謇意識到，革命既然已成為大勢，誰也沒有辦法阻止，立憲與革命雖說有很大差異，但在目前形勢下，立憲黨人有責任與革命黨保持合作，穩(wěn)定社會，控制局面。11月8日，張謇致信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俊，勸他們在動蕩時期好自為之，千萬不要讓滿漢戰(zhàn)士兵戎相見，應該引導大家在共和主義理念指引下友好相處。這大約是張謇轉向共和的最早證據(jù)。和平光復勢不可擋，自武昌首義至張謇致信鐵良等人不過32天，獨立省份就已有14個。這14個獨立省份當然并不都與朝廷嚴整對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機至此已暴露無遺。先前十幾年的立憲奮斗終于因清廷內部自私、不妥協(xié)而被徹底葬送，轉向共和轉向革命，也就成了張謇這批立憲黨人無奈卻必然的選擇。11月23日，張謇在上海會同湯壽潛、熊希齡、趙鳳昌等老立憲黨人聯(lián)名致電張家口商會轉內外蒙古贊成共和。接著，張謇又與伍廷芳、唐文治聯(lián)名致電攝政王，再進忠言，以為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涂炭，保滿漢之和平。君主立憲已成過去，為皇上為王爺計，此時若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別了，皇上。這是中國人，也是張謇一個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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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勇做過古代史研究，做過儒家經學史研究，最終興趣點卻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對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滿疑惑，一方面覺出現(xiàn)實與百年前的諸種關聯(lián)，認為有必要從來路中尋出答案。懷著一份對先人的溫情與理解，他重新講述100年前的歷史?！丢毩㈤喿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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