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12大趨勢

前言

中文出版序中國重回全球經濟舞臺意義非凡，在此基礎上實現的偉大人道主義成就或可稱為史上之最。通過參與國際貿易、改革經濟政策，中國在短短30年間讓數億民眾脫離了貧困。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經濟成果，可謂前無古人，可能也后無來者。在對中國的多次訪問中，我有幸目睹了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變化。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接下來該怎么辦？辛勤工作的中國民眾想要向富裕國家的生活水平看齊，這是理所應當的。然而，中國幅員遼闊、國情復雜，要領導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延續(xù)快速增長，是一個重大而富有挑戰(zhàn)性的任務。幸運的是，2012年是一個好的起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時，中國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應對措施。美國投行雷曼兄弟倒閉后僅數月，中國政府就出臺了一個6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相對于中國經濟的規(guī)模而言，這個財政刺激的額度遠大于歐美當時所能達到的?，F今，隨著歐美經濟復蘇步履蹣跚，西方民眾可能會對中國報以艷羨的目光。在此期間，中國的貨幣政策精明靈活。中國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在2008年年底大幅削減利率，為經濟提供了及時支持。央行還在金融危機最嚴峻的時刻阻止了人民幣的升值，從而減少了市場的不確定性。自2010年中期以來，央行允許人民幣恢復升值，迄今已上漲8％。對于人民幣幣值被大幅低估這一點，包括美國國會在內的各界幾乎已經達成共識。2011年，央行出于對潛在通脹的警惕，開始將利率重新提升至較高水平。國家層面對經濟政策的嫻熟駕馭，有助于國內外的消費者、投資者和管理者建立信心。這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是一個成熟的經濟體，在必要時會采取有效行動調控經濟。這種穩(wěn)定性是進一步增長的強有力支撐。對長期經濟潛力的投資進一步夯實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中國的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改善。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已領先于巴西、印度和俄羅斯。此外，中國還有一個蓬勃發(fā)展的研發(fā)基地，以每一美元經濟產出所含的專利量計算，中國已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日本和韓國。最后，對中國來說，還有一個積極因素，那就是它能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努力幫助穩(wěn)定全球經濟。中國已承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430億美元作為應急儲備，外交部也承諾支持歐盟解決其成員國間的主權債務危機。中國的私人投資者還購買了幾百萬美元由歐洲金融穩(wěn)定基金所發(fā)行的債券。所有這些行動都提高了中國作為世界先進經濟體中一個謹慎但又可靠的合作伙伴的聲譽。當然，中國的重點是在本國人民身上。中國還有數百萬民眾亟待擺脫貧困，未來的增長速度和分配方式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命運。除非發(fā)生意想不到的災難，中國經濟將在未來20年中繼續(xù)擴張，實現一個空前的、長達半世紀的繁榮。但在此之后，未來的水晶球就會變得模糊。本書的第一章概述了中國經濟不足的一些方面，可能會限制其進一步增長。迄今為止，推動中國成功的兩個主要引擎——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移和廉價制成品出口——即將失去動力。要繼續(xù)前進，中國將不得不再次考慮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轉變。其他國家在發(fā)展道路上也遇到過相同的十字路口。在20世紀下半葉，日本經濟受益于某些與中國類似的因素而高速增長。然而，當日本與世界最先進的經濟體進行直接競爭時，就無法再依賴這些舊引擎。日本需要掃除經濟中阻礙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家精神的障礙，即使此類障礙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但日本沒有做到這一點，其經濟停滯了。韓國也將面臨同樣的抉擇。不久后，這個國家即將實現充分城市化，工資的上漲將使韓國產品很難再完全訴諸于價格競爭。雖然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少數幾個大公司仍支配著其國內市場和出口市場。韓國教育系統(tǒng)仍然不強調培養(yǎng)創(chuàng)造力和橫向思維。韓國企業(yè)的等級制度森嚴，年輕人大多按部就班，幾乎沒有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動力。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韓國的國際競爭力必定會被削弱。不同于日本和韓國，當需要解決此類問題時，中國有充裕的時間為轉軌做準備。目前，它遠未達到其增長極限。無論如何，本書中所討論的種種極限，本意是作出預警，而非預測。如果中國成功選擇了一條建設性的未來之路，此類極限自然會煙消云散。此時此刻，一個巨大的機會正擺在中國面前——再復制一遍過去30年的驚人壯舉。中國可以再次向世界展示將精明遠見和審慎管理相結合后可能達成怎樣的成就。我希望中國令人神往的經濟發(fā)展能繼續(xù)下去，也希望本書能在這一進程中發(fā)揮一點小作用。丹尼爾?阿爾特曼引言全球經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推動其進一步整合的技術（尤其是運輸和信息交流領域）不斷發(fā)展，世界各地人們的交往正在成倍增長。這些變化對我們的生活正產生著深遠影響。過去20多年，我們既看到了數億民眾擺脫貧困，也看到了自然環(huán)境的嚴重惡化和巨大金融泡沫的破裂。盡管有了更完善的經濟政策以管理全球商業(yè)周期，但很多重要經濟指標的波動性仍在增長，例如商品價格、貿易流量、政府預算等。其結果是，人們很容易被分分秒秒噴涌而出的數字所迷惑，從而喪失長遠的目光。這對我們的未來構成威脅。個人財富盈虧可能發(fā)生在朝夕之間，但國民財富的得失則源于深層次經濟因素，其發(fā)展或改變都需要多年時間。特殊事件的發(fā)生常使一國經濟脫軌，但在幾十年的進程中，長期經濟軌道更多地取決于深層次的經濟因素。這些深層次因素并不一定能解釋股市在一天、一小時或一分鐘內的漲跌，但它們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物質生活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一次賽跑，那么這些因素決定了終點線的位置，因其往往看似非常遙遠，所以無論權威學者、政治家或是略懂經濟的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太重視。本書旨在改變這種狀況，我將闡明具有類似深層次因素的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和繁榮是如何趨向于一個相似的極限的。可能不久之后，全球經濟的寵兒—中國就將受制于這些限制。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包括認為其發(fā)展將會再持續(xù)數十年的想法—吸引了來自全球的投資，但中國的長期前景并不像投資者想的那么樂觀。歐盟因政治穩(wěn)定、內部市場廣闊以及東歐新成員國的潛力，也一直受到投資者追捧。歐元作為期待已久的美元投資替代品，給了各國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主要投資者另一個選擇。但無論歐盟還是歐元區(qū)，都將因成員國經濟增長面臨的種種瓶頸而走向分裂。當各國努力發(fā)展經濟，為本國民眾提供盡可能高的生活水平時，它們將遇到一系列障礙。發(fā)展經濟需要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穩(wěn)定性，在未來數十年，許多國家將面臨這三項資源的短缺，因而放緩向終點線沖刺的速度。為了確保經濟增長所需的自然資源，包括基本農產品、制造業(yè)原料、燃油以及水資源，一些國家將對他國進行殖民，現代的殖民征服將借助金融而非軍事手段，但最終結果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來說可能都將事與愿違。由于人口老齡化和低生育率，富裕國家將改變移民政策以在世界范圍吸引更多勞動力，而貧窮國家則將面臨難以留住本國優(yōu)秀人才的困境。與此同時，近年來由左翼民粹主義政府執(zhí)政的國家中，許多將向右轉，然后長期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不幸的是，政權的頻繁更迭將拖累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可能是停止搖擺的唯一方法。在這些障礙和限制之中，也會出現新機遇。當信息技術和低息信貸所刺激的繁榮逐漸消退，美國人需要尋找增加收入和就業(yè)的新源泉，那將是一個少為人知的意外發(fā)現，即美國經濟成功的基礎支柱之一：營銷力。全球經濟將朝進一步密切化和數字化方向發(fā)展，允許勞動者同時在兩個或多個市場捕捉機會，創(chuàng)造更多利潤。人們工作方式的變化將使他們尋求新的工作環(huán)境：自由遷徙的專業(yè)人士將會形成一些新的經濟中心，這些經濟中心更多地基于生活方式而非單純的商業(yè)需要。世貿組織的緩慢瓦解實質上將允許各國更自由地做生意，為國際貿易帶來新的增長點。前景固然可期，但道路并不平坦，即使一國成功避開了發(fā)展途中的障礙，仍存在一些全局性風險。近期的金融危機顯示，一些金融中心發(fā)生的疏忽瀆職和群體恐慌足以重創(chuàng)全球經濟，讓某些國家的生活水平一夜間倒退多年。金融行業(yè)的新規(guī)章制度將催生一個巨大的黑市，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風險。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經常被吹捧為所有國家的產業(yè)機遇—實際上將進一步擴大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間的差距，造成妨礙雙方發(fā)展的不穩(wěn)定因素。為解決上述問題，各國必須通力合作，但目前的世界政治體系還不足以為全球問題解決機制提供框架。所謂術業(yè)有專攻，本書不會對每一個熱點經濟問題都詳細探究。未來交通將由什么燃料驅動？哪種超（半）導體將會處理全球經濟數據？這種運輸方式和數據是否將幫助人類開發(fā)月球、其他行星甚至其他星系資源？諸如此類的問題自有更勝任的作者去揣測。本書的預測任務已經足夠困難，所以無力在所有方向都涉足太遠。直到近期，經濟學家才開始真正理解進行預測的難度，不論是在個體層面還是整體經濟層面。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正在蹣跚中走向成熟，不少經濟學家的預測中都隱含著一個模糊的觀點，即人們總是會反復犯同一個錯誤。例如，當消費者看到自己的薪水漲了一大截，他們就會將其作為購買力提高的信號，而不顧是否會有緊隨而來的物價上漲。70年代，一個新經濟學流派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其觀點剛好相反，認為人們足夠理性而不會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消費者第一次或許會被愚弄，第二次他們就會駐足觀察通脹是否會抹去表面的收益。這個新流派主導了經濟思想長達數十年，直至20世紀末出現另一個革命性經濟思想：行為經濟學。在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十字路口，行為主義者認為人們某一時刻可能看似理性，但不會長期保持這種狀態(tài)。他們問道：為什么人們總是故意地去做一些自己會后悔的事？為什么人們總是無法在未來保持一種確定的行為方式？在前述例子中，行為主義者將毫不驚訝地看到某個完全理解通脹概念的人把工資上漲部分全部花掉。與60年代的經濟學家不同，行為主義學者認為人們不是受到了通脹的愚弄，而是無法抵抗消費的誘惑，人們可能心存僥幸，心想大不了以后節(jié)衣縮食彌補差額。幾十年間，經濟學家意識到簡單地根據趨勢推斷并不是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繼續(xù)使用）。行為經濟學有助于解釋一些經濟趨勢，尤其是一些源自群體心理或歇斯底里的突發(fā)性改變。盡管如此，經濟學仍然不擅長預測那些突發(fā)變化，包括其發(fā)生時間和發(fā)展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經濟學家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人類的心理是如何運作的，但這也是由于他們通常將注意力集中在錯誤的地方。很大一部分經濟智囊人士都將精力集中于金融市場，其典型的時間范圍是從幾分鐘到3個月，不管是在衍生品市場做短期交易還是預測公司季度贏利，他們都不會進行太多的長期思考。即便是那些在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工作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其長期思考往往也只代表著未來5~10年時間。鑒于這個原因，他們通常忽視了數十年中驅動全球經濟的深層次因素。但此類深層次因素有著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它們將決定整個一代人—數以億計的人們—比先輩生活得更好還是更差。這些深層次因素的源頭蘊藏于地理、氣候、文化、政治和歷史事件中，它們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可以令一些看似舉足輕重的突發(fā)事件最后消弭于無形，例如通用汽車的破產和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韋斯的再次當選。一些經濟學家已經開始研究此類深層次因素，比如，18~19世紀殖民國家建立的行政制度是如何影響21世紀的金融市場的。但總的來說，這些重要力量仍被人們所忽視，或對其缺乏足夠認識。本書的第一個任務是糾正這個局面，將經濟預測的重心重新放在極長期范圍（數十年）并聚焦于影響未來的深層次因素。這并不是說我自比為預言家諾查丹瑪斯，經濟學是門不精確的科學，經濟學家對周圍世界的認識也遠非十分準確，因此，我對未來的預測僅是一個基于事實和經驗的推測。再者，越遠的未來越難以預測，每向后推移一小段時間，不確定性就會急劇增長，太多互相作用的事件和行動都可能影響結果。舉個例子，政府預算表的通常形式不是一條單直線，而是一個寬闊的開口形，實際預算將可能在上下顎之間的任何一點，預測的時間越遠，不確定區(qū)域的面積就越大。更為復雜的是，對未來的預測有可能被公眾知悉，從而使預測行為本身對未來造成影響。因此，經濟學家面臨著一個和海森堡物理學類似的測不準原理。海森堡斷定，你越精確地測量一個粒子的位置，就越難獲知它的運動情況，反之亦然。同樣的，你越精確地預測全球經濟的未來，其發(fā)展就會偏離預測越遠。但不用沮喪，這個原理并不會讓本書失去意義。就此，我想復述和一個大學同學在學校食堂用餐時的對話。當談到經濟學的不精確性時，他告訴我經濟學預測比天氣預報好不了多少。最終我承認了這一點，但也指出，一個準確率達70%的天氣預報，總比完全沒有要好得多。實際上，預測未來的目的通常是為了防范—警告即將發(fā)生的風險以便避開它。如果你駕車在鄉(xiāng)村公路上行駛，當乘客說：“小心那頭奶牛！”想必這時你一定會猛打方向盤，而不是低頭查看胸部會不會被安全帶勒出血痕。如果本書真的能夠改變未來，不僅是幫助讀者規(guī)避風險和捕捉機遇，而且能夠鼓勵他們動手解決危機和擴展機遇，那么我就已經超額完成了使命。我希望讀者開始思考塑造全球經濟的深層次因素，在擴大眼界的同時更應放眼未來。

內容概要

　　看透世界，規(guī)劃投資，駕馭未來
　　你一定要了解全球經濟12大趨勢
　　
　　趨勢一 中國崛起之后將會面臨重大挑戰(zhàn)，有可能先富后窮
　　趨勢二 歐盟將分崩離析，或者名存實亡
　　趨勢三 新“殖民主義”將會愈演愈烈，貧富差距繼續(xù)擴大
　　趨勢四 發(fā)展中國家向發(fā)達國家的移民將是一場災難
　　趨勢五 資本主義不會一直自由放任，社會主義需要改革
　　趨勢六 美國的商業(yè)文化還將獨霸世界
　　趨勢七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間商將成為贏家
　　趨勢八 世貿組織將名存實亡，全球貿易面臨重新洗牌
　　趨勢九 上海、香港、紐約和倫敦將會被新興宜居中心取代
　　趨勢十 一個巨大的金融黑市將會形成，全球金融市場面臨嚴峻考驗
　　趨勢十一 全球變暖會讓這個世界“天翻地覆”
　　趨勢十二 世界政治體系將會阻礙經濟發(fā)展
　　
　　
　　我們的未來在哪里？
　　許多個人、企業(yè)和國家只是目光狹隘地專注于短期預測：未來一周、一個月或一年會發(fā)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們能好好思考全球經濟在未來數十年中的發(fā)展趨勢，想想有哪些風險和機會最有可能出現，那么我們未來的前景會美好得多。
　　
　　我們的機遇在哪里？
　　全球經濟的命運將取決于更長遠的因素，而不是那些瞬息萬變的短期因素。未來數十年全球經濟將會面臨重大挑戰(zhàn)，我們個人、企業(yè)和政府該如何抓住這種難得的機遇？
　　記住，最后的成功往往就在于你抓住了轉瞬即逝的機遇！
　　
　　當下，你迫切需要閱讀的一本書。
　　未來幾十年，哪些產業(yè)會蓬勃興旺？哪些經濟體將會分崩離析？哪些投資最有可能獲得可觀的回報？下一次大危機可能會發(fā)生于何處？在這個混亂不安、撲朔迷離的時代，如果你想要有一種清晰的思維看世界，你想有一種長遠的投資規(guī)劃，《全球經濟12大趨勢》將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未來指南。

作者簡介

　　丹尼爾·阿爾特曼
　　著有《全球經濟的24小時》、《數字的力量》（合著）、以及《新經濟》，現為道爾伯格全球發(fā)展顧問公司議題領導負責人，并創(chuàng)辦了非營利性機構北苑經濟顧問公司暨總裁，為發(fā)展中國家提供顧問咨詢服務。阿爾特曼曾為《經濟學人》、《國際先鋒論壇報》和《紐約時報》撰寫經濟專欄，目前居于紐約，任教于紐約大學。

書籍目錄

中文出版序
引言　
第一部分　極限
　中國：崛起之后是什么
　歐盟：將分崩離析
第二部分　障礙
　新“殖民主義”：對誰有利，對誰有害？
　移民：簡直是一場災難
　資本主義會如何，社會主義又怎樣？
第三部分　機遇
　美國的商業(yè)文化還將獨霸世界嗎？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中間商將成為贏家
　世貿組織將名存實亡，貿易會如何開展？
　上海、香港、紐約和倫敦將會被新興宜居中心取代？
第四部分　風險
　一個巨大的金融黑市將會形成
　全球變暖會讓這個世界“天翻地覆”
　世界政治體系將會阻礙經濟發(fā)展
后　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部分  極  限01中國：崛起之后是什么過去數年間，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領域的焦點話題；回顧人類歷史的主要階段，中國亦是世界舉足輕重的經濟力量。在淡出聚光燈外幾個世紀后，中國人正準備重奪第一。中國經濟的蓬勃發(fā)展讓數億人脫離了貧困，通常方式為引導農村勞動力到迅速成長的城市去，進廠務工或從事其他更高收入的職業(yè)。據2000年人口普查，中國有159個城市人口超過百萬。這是世界前所未有規(guī)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產物，也是這次史無前例的工業(yè)化浪潮的關鍵。盡管近期全球經濟衰退幅度達9%，但中國經濟仍以每年高達10%的速度增長，看起來勢不可當。一份2003年的高盛報告預測，中國將會在204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并且至少在2050年前經濟增速都會快于后者。依此增速，中國人均收入將會趕上不少富裕國家的水平，從2003年僅占美國的3%（誠然，該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匯率扭曲），到2050年將一路增至37%。此外，按照高盛研究小組使用的預測模型，2050年后中國仍將繼續(xù)向上填補該缺口。頂著近期全球經濟危機的逆風，“中國熱”仍未降溫。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書中稱，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首要超級大國。他甚至認為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將會超越紐約，人民幣將在世界市場中取代美元的位置。然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深層次驅動因素加以考慮后，這些預測就顯得過于樂觀。不錯，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未來幾年的中國將變得更加富裕，但在那之后，中國又將掉頭走向貧窮。十分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中國拼盡全力從美國手中奪過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桂冠，但短短幾年后又將其拱手讓出。經濟學很少有章法可循，這門科學（如果可以被稱為科學的話）既缺乏數學的可確定性，又沒有物理學的簡約精妙。很多平庸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最后成了一流的經濟學家，原因或許就在于此。但在制定具體決策和衡量經濟增長方面，經濟學和上述學科卻有相近的地方。尤其是經濟學模型，物理學家常常會覺得眼熟，因為它看起來像是模擬粒子在外力（例如重力）作用下的運動。因大量利用了20世紀2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數學和統(tǒng)計學方法，這類模型常被冠以“新古典主義”的稱號，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至今。新古典主義模型允許經濟學在不同國家經濟增長預期之間建立一種僅有的聯系。這并不是說發(fā)現了一個定理，而是提出了一種經受過現實世界檢驗的聯系：收斂效應。為了闡明收斂的概念，讓我們從最簡單的模型開始。在這類模型中，不同經濟體之間幾乎沒有區(qū)別，每個經濟體乍一看都像是在以同樣的軌道增長。其中一些有起跑優(yōu)勢，已經很富裕；另一些則在追趕，但最終必將趕上領先者。實際上，越落后的經濟體向上填補缺口的速度越快。隨著時間推移，所有經濟體中的工人生產率都會逐漸趨于同樣的水平，因此，在一個市場競爭的世界中，工人的工資和物質生活標準也會隨之趨同。有充足的可觀測跡象表明，收斂理論似乎可以成立。落后于領先者最遠的國家（最貧窮的國家）通過公共健康、教育、基礎設施方面的初步改善，允許其將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利用工業(yè)生產中的規(guī)模經濟效應實現引人注目的飛躍式發(fā)展。再者，相對于自主技術研發(fā)，落后國家可以直接利用先進技術，這使其跨越了一些經濟時代。然而，當它們開始在高端市場同領先者進行直接競爭時，進展自然就會放緩。但這種簡單形式的收斂效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例如，20世紀下半葉的非洲國家實際上被富裕的西方越拋越遠。而一些幾十年來看似正在追趕西方的國家，比如日本，在達到西方生活水平前卻遇到了某種瓶頸，令人費解地未能達成目標。當20世紀80年代收斂理論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被奉為經典時，有暢銷書預測日本將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但那種預測從沒有成為現實，今天也很少有經濟學家還抱有這種觀點。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對收斂理論進行了重新審視，結論是它的基礎概念仍然成立，但必須有一個前提：只有在具備一套類似的經濟基礎時，不同國家的經濟水平才能夠在長期內發(fā)生收斂。作為深層次因素，這類基礎的重要性易于察覺，但難以量化。其中一些是恒定不變的，比如地理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內陸國家難以輕易地獲得出?？冢晳T于專制統(tǒng)治的國家不會突然間遺忘歷史。其他例如司法理念和深度腐敗，只有經過巨大努力和多年時間才能夠改變。上述深層次因素為所有經濟活動搭建了背景。經濟可隨著自身規(guī)律起伏漲落，但深層次因素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遠期潛力，包括未來數十年甚至幾個世紀。共享某些深層次因素的國家可被歸入同一個“收斂俱樂部”，意味著收斂效應的基本規(guī)律適用于其間。只有改變一個或多個深層次因素，一個國家才能改換自身所屬的俱樂部，從而改變長期經濟增長軌道和民眾生活水平的目標。日本在20世紀末遇到瓶頸，是由于它不具備同美國一樣的深層次因素以支撐增長。相比美國，日本的市場競爭不夠充分，監(jiān)管商務環(huán)境的官僚機構應變也較為遲緩。即使發(fā)揮最大潛力，日本也沒有處在美國的俱樂部中，因而不應期待它能趕超美國。因存在有力證據，這種被稱為“條件收斂”的新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經受住了主流經濟學的檢驗。早期計算顯示，以相似的人口增長率和固定資產投資為前提，121個樣本國家的人均收入的確逐漸產生了收斂。稍后一項研究顯示，以出口能力為條件，東亞經濟體的收入水平也在發(fā)生趨同，其中低水平國家增長更快。再以類似的政治經濟體制為考量，后殖民時代的非洲國家也同樣顯示了收斂效應。上述研究劃分收斂俱樂部的方法不盡相同—畢竟，你盡可按自己的心意來劃分世界經濟—最終，各個俱樂部的獨有特質會對成員國經濟預期產生足夠重要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國正掙扎于低生產率的收斂俱樂部中?！拔幕蟾锩眽褐屏诉@個國家的大量知識精英，考慮不周的“大躍進”—例如家庭煉鋼—收效甚微。因規(guī)章限制和產品質量低下，中國基本被排除在海外市場之外。自“二戰(zhàn)”結束后，中國被其工業(yè)化鄰國越拉越遠。由于選擇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經濟體制，中國身居其獨有的收斂俱樂部，發(fā)展速度并不快。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恢復領導職務，這一切才發(fā)生改變。鄧小平發(fā)起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會見外國領導人，向海外開放中國市場，允許更多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甚至為私有企業(yè)的回歸奠定了基礎。隨著鄧小平主政的延續(xù)，中國政府默許私人公司的經營成長，越來越多地將金融和工業(yè)的掌控權還給市場。改革讓中國的發(fā)展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勞動生產率開始趕上日韓等地區(qū)經濟強國。對于中國來說，趕超日韓是否是一個現實的目標？抑或是像日本追趕美國一樣半途而廢？這取決于中國與其富裕鄰國是否身處同樣的收斂俱樂部。但答案可能是：不現實。盡管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有了巨大改變，但和更富裕的經濟體之間仍存在巨大差異。一些差異或許能在未來十多年內改變，另一些則不行。經濟學家認為，人均收入發(fā)生收斂效應的前提—特別對于正在向上追趕的后發(fā)國家來說—有兩個尤其重要的因素，即貿易開放性和創(chuàng)業(yè)便利性。自毛澤東去世后，中國為開放市場做了很多努力，但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一些貿易協定細節(jié)直至今日仍存有爭議，例如中國的廉價出口商品在歐美市場的配額。另外，盡管其他國家打開門戶讓中國廉價制成品涌入，中國卻未以同樣程度開放自身市場。談到創(chuàng)業(yè)，中國甚至更為落后。世界銀行旨在研究企業(yè)經營環(huán)境的年度《全球商務環(huán)境報告》中，“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一欄將中國排在181個國家中的第151位。該排名基于專家和商務人士的調查反饋，比較不同國家開辦小企業(yè)所需要花的時間和金錢，同時體現了注冊手續(xù)的繁簡和融資的法律門檻。在中國，創(chuàng)業(yè)者手中需要有相當于平均年收入130%的資金才能注冊企業(yè)。而在其他91個經濟體中，從美、日、德等主要國家到阿富汗和津巴布韋，都不存在此種限制。中國也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對于首次創(chuàng)業(yè)的小商戶來說，全世界恐怕找不到幾個地方比中國更困難。當然，這些錯誤可以被修正，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可以迅速制定新法規(guī)并大力推行，和其他工業(yè)化國家一樣，變成一個適于新投資（包括國內外）的環(huán)境。但也有一些不易改變，而從遠期來看又可能變得極為重要的因素。中國的未來遠景主要取決于新古典主義模型所稱的“技術”。這里講的技術并不只是你從電腦城買到的那些玩意兒，廣義的“技術”代表著人類利用勞動力和原材料創(chuàng)造產品及服務相關的所有決定性因素。它并不只是圖紙和配方，而且還包括腐敗情況、經理對待雇員的方式、法律對投資者的保護、文化對競爭環(huán)境的影響、教育傳統(tǒng)對工人創(chuàng)造力的塑造……你還可以列舉很多。上述深層次因素將決定中國身處哪一個收斂俱樂部，而這正是中國的潛在不足之處。儒家傳統(tǒng)可能是影響中國商業(yè)活動的首要因素，退一步講，至少是區(qū)分中國和其他國家商業(yè)行為的最為顯著的因素。儒學源遠流長，深深根植于中國社會。作為極具影響力的國家報刊，1996年的《人民日報》曾號召學習儒家的“寶貴商業(yè)理念”。儒學的一些核心宗旨或許在社會層面有所裨益，但無助于發(fā)展經濟。儒家倫理教導人們應該把集體置于個人之上，雖然孔子本人不認為集體至上等同于盲從，他的觀點更傾向于只要集體能夠保持和諧，個人就能夠在集體中散發(fā)光彩，但在當代中國，孔子的思想被扭曲了。研究中國哲學的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Daniel Bell）認為，儒學中混入了中國歷屆統(tǒng)治者的尊奉傾向，借儒學的文化共振幫助嚴刑峻法的推行，使統(tǒng)治更顯合法。另一個相關的儒學教條可被稱為“禮”，其包括了東亞文明的標志性觀念—“尊老”。儒家思想中的“尊老”不僅限于家庭關系，也包括統(tǒng)治者與臣民、主人與仆人、雇主與雇員。上述儒學教條是中國商業(yè)活動等級森嚴的原因之一。貝淡寧指出，即使孔子本人也不認為年輕人應該進行批判性思考，而應該先學習長者的教誨。只有在集體中獲得足夠的資歷后，才能開始挑戰(zhàn)現有學說和進行創(chuàng)新。在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中，復雜的等級制度可能會帶來問題。正如管理學研究者方元和克里斯?霍爾指出的，當中國經理決策時，決策必須通過公司等級體系層層下達，很可能在途中就被稀釋了。這個很耗時間的程序損害了公司應對業(yè)務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此外，尸位素餐的管理者憑資歷長居高位，而年輕員工即使壯起膽量發(fā)言，由于提議常在層層上報中被耽擱，也很少得到采納。在一個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惡劣的國家，這個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由于最終的“長者”，集體的代表—政府—在中國很多大型企業(yè)都有控股權，因而這些企業(yè)多少都含有上述儒學教條的色彩。但是，政府的利益并不一定符合企業(yè)利益，政府并非以商業(yè)利潤為唯一目標，否則應售股套現以實現收益最大化。研究表明，政府絕對控股的企業(yè)較少分紅，現金流也較脆弱。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所有權復雜的企業(yè)中，中國的上市公司一般有五類股東，而美國公司很少超過兩類或三類。此外，中國還有一個文化傳統(tǒng)同儒家思想一樣深入人心。從書本、電影和課堂中，中國民眾耳濡目染的是一個關于民族形成的獨特史話，數千年的激烈斗爭都是為了將這片廣袤的土地和眾多民族統(tǒng)一在一個旗幟下。那些想將中國劃分成小國的人，就是逆賊；而那些尋求統(tǒng)一中國的，就是英雄。但英雄經常殘忍而暴虐，例如在公元前3世紀用鐵血軍隊統(tǒng)一六國的秦始皇，他的帝國最終分裂了；接下來統(tǒng)一中國的統(tǒng)治者們，例如隋，在殘暴方面也不遑多讓。傳遞的信息十分清楚：為了統(tǒng)一國家并實現大國崛起的夢想，中國民眾需要不容置疑的強有力的統(tǒng)治。同樣的信息也被帶進了公司會議室中，中國企業(yè)傾向于將所有權力集中于一個強人之手，包括公司最重要的三個角色：首席執(zhí)行官、董事會主席、黨委書記。政府通常是最大的股東，因而公司老板代表著政府利益，普通股東則被邊緣化。毫不奇怪，大一統(tǒng)思想在中國公司增長戰(zhàn)略中也有所體現。一些巨頭公司，例如海爾電器，通過兼并較小競爭者實現了令人驚奇的增長。盡管這樣可利用規(guī)模經濟為消費者降低價格，但如果一個公司成了無可撼動的行業(yè)領袖，那么它就沒有動力再進行創(chuàng)新或迎合市場需求的變化。普遍的透明度缺乏使得中國商業(yè)環(huán)境更為艱難；中國復雜的官僚系統(tǒng)導致了根深蒂固的腐??；經濟數據被定期修改，引起質疑；美國《大西洋月刊》近期的系列視頻節(jié)目指出，中國的人口統(tǒng)計數據誤差幅度可以億計。由于上述部分原因，在中國的商務談判更多地基于私人關系和信任，而非數字和合同。一些西方政治家認為在經過長時期的經濟開放后，中國最終會越來越民主和透明化。即使如此，也無法改變所有限制中國發(fā)展的深層次因素，一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形勢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必然關系。請看下面的例子，韓國盡管是民主政體，儒家文化仍在其企業(yè)架構和創(chuàng)新領域發(fā)揮著影響力。俄羅斯這個有著悠久的威權統(tǒng)治歷史的國家（無論是沙皇、斯大林還是普京），在過去20年間嘗試民主化改革后，實質上又回到強人政治的老路，腐敗和外企受到粗暴對待的問題并沒有緩解。而民主化已有幾十年的瑞典，政府在很長時期內仍保持對經濟的強力干預，這種干預一直持續(xù)到10年前為止。因此，要說中國將處理好等級制度問題，或是讓政府實質性地減少對經濟部門的干預，都還言之過早。這種現狀將抑制私企發(fā)展，阻礙外資進入。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政府仍通過實際控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實質性地涉足國內大型企業(yè)。與此相對，日韓等地政府在其20世紀工業(yè)起飛時代發(fā)揮的作用是牽頭搭建合作平臺和提供保護，以培育私有企業(yè)。此外，中國有一套極為龐大的官僚體系，盡管該體系經常成為新產業(yè)發(fā)展的障礙，政府也很難施加更嚴格的約束。同樣道理，提高法律體系透明度的過程進展緩慢，有些地方政府利用不透明度干涉外企經營。上述所有因素都將拉低中國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從技術層面講，將拉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斂目標。鑒于這些因素，中國沒有進入美國的收斂俱樂部，而更像和越南及哈薩克斯坦等國身處同一個俱樂部。這些國家在文化基礎、法律體系、政府對經濟的干涉、產業(yè)模式以及氣候等方面至少與中國共享部分因素。這說明，國家大小并不影響它所屬的收斂俱樂部，一國物質生活水平可達到的極限，取決于從底部支持經濟增長的深層次因素，在大小迥異的國家，該極限有可能是相似的。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不能進行改進。一份1999年的研究表明，相比老一輩，中國新一代經理人更注重個性，這在長期將有助于鼓勵創(chuàng)新；時至今日，那些年輕經理人無疑有許多正身居要位。不過，還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差異，使得中國民眾在經濟急劇增長結束后無法獲得和西方一樣的收入水平。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收入水平最終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盡管中國工人能獲得最新的制造工具和技術，但如果沒有和歐美同等的創(chuàng)業(yè)機會、透明的監(jiān)管制度、有力的法律保護、高效的企業(yè)結構以及創(chuàng)新能力，其生產率仍無法同歐美工人相比。在確定了物質生活水平的目標后，接下來再談談增長速度。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離目標越遠的國家向上收斂的速度越快—換種說法就是，人均收入距本俱樂部的領跑者越遠，增長速度越快。一份2003年的高盛報告認為，中國的改革雖然已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期還會持續(xù)很久，在趕上本俱樂部的領跑者前至少還有40年。不過，對中國以及其他快速發(fā)展中國家的歷史加以仔細考量后，中國似乎會更早地進入穩(wěn)定期，快速增長的年頭不會持續(xù)那么久。相比其他大型經濟體，中國經濟現代化步伐要快得多。鄧小平成為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時，中國還處于工業(yè)化的起步階段，絕大部分人口仍然在從事農業(yè)生產。多數農民的收入僅夠勉強維生，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國家。在短短30年間，中國已轉變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和世界工廠。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復制技術的能力，同時，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即大規(guī)模的城鎮(zhèn)化浪潮，農民進入迅猛發(fā)展的城鎮(zhèn)務工，為整個世界生產廉價制成品，離開這一點，前面提到的技術將無用武之地。不用奇怪，收斂效應和城鎮(zhèn)化總是形影不離。當城市的機會并不比農村更好時，也就是說，當工廠的勞動力需求變得飽和，而農業(yè)的生產率獲得大幅提升后，城鎮(zhèn)化自然就會逐漸停止。舉個例子，美國在20世紀初成為世界工廠，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了經濟成熟期。戰(zhàn)后的太空競賽和歐洲人才流入為它提供了動力和條件，使之從一個超級制造業(yè)大國變成了技術和高端服務的領跑者。1910年美國人口普查顯示,有46%的人口居住于城鎮(zhèn)地區(qū)，在此前的10年中年均增長率為3%；1910~1960年間，美國城鎮(zhèn)人口年均增長2%左右，直到2/3的美國人居住于城鎮(zhèn)中；1960~1980年間，美國的城鎮(zhèn)化進程減緩，城鎮(zhèn)人口和總人口的增長率相差無幾。同1910年的美國相似，2008年中國的城鎮(zhèn)人口占總人口的43%，年均增長率稍低于3%。雷同之處還有中國近年層出不窮的消費品丑聞，令人聯想起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爾1906年的小說《森林王子》（The Jungle），該書揭露了芝加哥肉類加工業(yè)的內幕，激起了美國民眾的怒火。美國民眾于是發(fā)起了改善工作環(huán)境，提高商品安全的運動，同中國工人（特別是農民工）正在做的一模一樣。兩國的工薪階層都在變得更富有，誕生了新的城市中產階級，并開始維護自身作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權利。因此，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還有50~60年的強勁增長，直到抵達經濟成熟期？不一定。首先，如同上面已討論過的，中國生活水平增長目標并不一定能達到美國的高度。軌跡或許相似，但并不意味著會抵達同一個目的地。此外，中國的城鎮(zhèn)化和歷史上的有所不同。農業(yè)技術的進步足以在不犧牲莊稼產量的情況下讓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并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一座容納他們的城市。全球化的市場、商品和服務，以及“準時制”的供應鏈可將勞動者與資源以極快的速度配對，以實現新的商機。如果有區(qū)別的話，中國的城鎮(zhèn)化所需時間將比美國大大縮短。這應該可以解釋中國目前極快的經濟增長（約10%，已考慮通脹），比美國城鎮(zhèn)化的高峰時期增長速度（7%）更快。究其原因，整個過程似乎被壓縮進了一個更短時期內。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中國的城鎮(zhèn)化將達不到美國的程度。再以日本為例，在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的城鄉(xiāng)人口比例大概和中國今天相似；至1975年，超過3/4的日本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之后25年，該比例幾乎沒有發(fā)生變化，日本的城鎮(zhèn)化和快速經濟增長像是結束了。直到21世紀的前10年，一波新的城鎮(zhèn)化浪潮才終于啟動，這次或將有助于日本進一步追趕歐美。綜上所述，中國的快速增長期可能還剩下30~40年。隨著人均收入逐漸接近目標（該目標很可能低于一些世界經濟領跑者），中國的跨越式工程和大規(guī)模城鎮(zhèn)化將會失去動力，如同世界上所有主要工業(yè)國所發(fā)生的那樣，平緩下來進入穩(wěn)定增長模式。前文闡述過的深層次因素意味著，當中國經濟進入穩(wěn)定期時，人均收入水平不大可能趕上西方，甚至無法達到日韓的水平。在那之后，問題就將變成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否足以使其保持在第一集團。在新古典主義模型中，只有“技術”相同的經濟體才能夠在進入穩(wěn)定增長模式后繼續(xù)以同樣的比率擴展，這里的“技術”是個包容性的概念，涵蓋了深層次因素和其他所有相關事物。如果中國的“技術”不足以滿足經濟增長的目標，那么就會開始落后。用另一種方式來說，中國的人均收入將被世界經濟的領跑者們越拉越遠；中國民眾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富裕后（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又將再次緩慢地走向貧窮。在另外一個層面，上述觀點對中國整體經濟實力有何影響？人均收入只是衡量物質生活水平的一種手段，但并不代表一個經濟體的絕對實力，即采購資源、主宰市場以及為實施巨型工程（如戰(zhàn)爭、太空探索）所能動員的力量。為作進一步預測，這里還欠缺的要素是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確切地說是勞動人口。在這一點上，情況并不樂觀。一份2007年發(fā)布的國際勞工組織報告稱，中國是有史以來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報告顯示，盡管沒有全面推行，中國政府在1979年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效果已經顯現。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已經降至年均0.7%以下，2008年全國人口僅增長了0.5%，這是本書寫作期間所能獲得的最新政府統(tǒng)計數據。中國的勞動力人口—15~59歲之間—2005年占總人口的67%，到2050年將降至僅54%。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也會面臨嚴重的勞動力人口，甚至總人口縮減的問題。美國的情況稍好，如果目前出生率和移民的趨勢保持下去，美國勞動力人口的降幅將只有中國的一半，從2005年占總人口的62%，到2050年降至56%。人口問題會進一步擴大中美收入增長的差距，這意味著相對于物質生活水平落后于美國，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衰退速度甚至會更快。上面所述的這些代表著什么？從傳統(tǒng)觀點來看，就如高盛報告所預測的，中國將在2041年趕超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并且在之后進一步擴大優(yōu)勢。至2048年，中國每年擴大的領先幅度才開始在百分比上緩慢下降，但下降的絕對數量很小。但還存在另一種可能發(fā)生的情景，綜合本章之前所述觀點，即：（1）中國經濟并不會朝著世界最富裕國家進行收斂；（2）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期將來得比預期更早；（3）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將低于那些已確立的領先國家?；谶@些觀點，一個合理的預測如下：中國經濟將最遲在2050年進入穩(wěn)定期，其間增長速度慢于高盛的預測；中國人口增長率不會超過美國；中國長期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將稍低于美國，大概是1.5%對2%。受限于這些條件，中國或能勉強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只能保留此桂冠幾年時間，由于美國在人口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方面雙雙領先，從而將再次實現反超。由此一來，一些認為中國存在無限潛力的投資者和企業(yè)家們會感到非常失望。中國民眾受限于較低的物質生活水平，將不能像歐美民眾一樣購買商品和服務。中國國內市場雖然非常廣闊，但仍不足以壓倒其他主要經濟體；此外，股東和債權人在中國市場獲取的巨額利潤回報，將無法抵消因腐敗、透明度缺乏所導致的風險。中國的證券熱潮將會緩慢而肯定地消退。在經濟史的長河中，中國時刻令人印象深刻，但只是短短一瞬。隨著新古典主義模型的主流化，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對其加以改進，允許廣義的“技術”從內部萌發(fā)，而不是完全取決于恒定的歷史因素。當然，這也有可能發(fā)生，當某國經歷了一次投資潮，一些資金通常會流入研發(fā)領域。但無論有多少新資金，也無法改變一國的法律體系，也無法改變民眾已奉行了數千年的指導學說。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注定會永遠陷于低下的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數十年的過程足以改變最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如果突破性或革命性的力量介入，這個時間可能還會縮短。舉個例子，蘇聯的解體讓一些國家處于一張白紙的狀態(tài)。它們仍保有自身的文化，但能夠完全自主地重新選擇一些基礎經濟制度，這可能會造成深遠影響，參見下一章。

后記

后記在前面的章節(jié)中，我的目標是提出一些帶有挑釁性的預測，偶爾有悖常理，但也具備足夠的可信度和清晰的邏輯。一些預測有悖于那些日復一日出現于早間報紙頁面和晚間新聞播報的老生常談，當然，這些傳統(tǒng)觀點也對未來有著廣泛影響。例如，如果中國僅能短暫地享有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其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合作伙伴可能無法實現雙方政治經濟關系的預期收益。如果歐盟不能維持其經濟一體化，那么歐元就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為世界首要貨幣。如果互聯網并不意味著中間商的消亡，那么將有更多大學畢業(yè)生想要加入中介行業(yè)，而不是成為直接面向消費者的企業(yè)家。如果放棄世貿組織框架后，全球貿易變得更加自由，那么許多教科書將被改寫以反映現實在理論面前的勝利，那些9年來一直在嘗試達成某種全球協議的政治家、公務員和律師們可能應該開始著眼于其他事務了。這些預測的分析有兩個基本支柱。作為指導思想，是對長期經濟發(fā)展趨勢背后的深層次因素的理解；作為方法論，是觀察經濟體制的運轉過程，觀察其中的各部件是如何結合的，而不是只看結果數字。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方法不會沿趨勢推斷。沒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變的，過去幾年發(fā)生了什么，抑或現在正在發(fā)生什么，它們和未來會發(fā)生什么并沒有什么必然聯系。相反，該方法試圖找出事物內部的基本演變模式和因果關系鏈，然后發(fā)問：“如果X發(fā)生，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關于未來幾十年全球經濟將如何發(fā)展，至少，我希望這些預言能夠引起讀者重新思索先入為主的成見。另外，預測行動非常有用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可以幫助我們察覺新的機遇和評估新出現的風險。在本書開頭，筆者對預測的科學性提出了一個警示，其基于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即很難同時測定一個亞原子粒子的位置和運動方向。此時，筆者也將用一個量子力學相關概念的類比作為本書的結尾。20世紀30年代，物理學家薛定諤曾試圖演示，海森堡指出的不確定性原理如果應用到現實生活中，會造成一種怪異的情況。他用一只裝在盒子里的貓作為例子，這只貓可能會接觸到毒氣，接觸與否取決于一個原子是否衰變。在打開盒子前，人們無法獲悉這只貓是活著還是死了。因此，這只貓同時存在于生與死的混合狀態(tài)中，直到你打開盒子。預測全球經濟的未來與薛定諤的貓有一些共通之處，迄今，這只貓正生存或死亡在各種教科書中。在任何一個時刻，全球經濟的狀態(tài)都有無數種可能性。然而，一旦我們開始預測未來到底會發(fā)生什么，我們就開始縮小可能性的范圍。要改變全球經濟的未來，有時只需要一個人對預測作出反應，就能將它放置在一條道路上，而不是其他無數條道路。我希望這本書恰好具有這個效果。以同樣的精神，我希望前文所使用的思考方式能夠為后人提供少許借鑒，無論那時會發(fā)生什么。

媒體關注與評論

當人們過分將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經濟動態(tài)時，一本放眼長期經濟趨勢的書讓人精神一振。丹尼爾?阿爾特曼對今后二三十年的全球經濟趨勢做出了預測，他的分析深思熟慮、令人信服?！?瓦里安  Google首席經濟學家

編輯推薦

《全球經濟12大趨勢》編輯推薦：我們已經讀過很多探究經濟發(fā)展趨勢的書，這本《全球經濟12大趨勢》為何特色特具？在我看來，在這個世界上，研究經濟問題的專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常規(guī)性的思考，比如探究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歐盟未來大一統(tǒng)、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性無可匹敵等等。還有一類學者是反常規(guī)思考，因為他們看到了世界發(fā)展的另一面，《全球經濟12大趨勢》的作者丹尼爾?阿爾特曼就是偏重非常規(guī)思考的學者，他勇敢地探究了全球變動的深層驅動力，揭示了當今各國政策造成的意外后果——關于中國、全球貿易、全球產業(yè)、氣候變化等等問題。在這個紛繁多變的世界上，早已看慣了那些常規(guī)性思考的我們非常有必要來一次非常規(guī)的思想風暴。如若不然，當預料之外的大事件來臨時，我們輕則會慌亂不堪，重則會丟了投資，虧了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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