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30年

前言

序2009年達沃斯每年的1月，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都要聚集在瑞士的一個山谷小鎮(zhèn)—達沃斯，參加在那里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與會的政客們一致贊成在會議期間暫時擱置分歧，同聲共氣。在這樣一個滑雪勝地，各國領導人重申他們打造統(tǒng)一的全球經濟的承諾，與各跨國企業(yè)高管和投資銀行家們談笑風生，并為吸引外商投資和促進貿易進行游說。在這五天的時間里，世界各國的領袖們似乎對這個世界該如何運行達成了一致看法。在達沃斯，即使是最棘手的政治分歧，也會因為對全球化的相同見解而暫時被擱置。但是在2009年的達沃斯論壇上，很顯然這世界出現(xiàn)了嚴重的問題。這次論壇是在世界經濟遭遇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舉辦的，而這時距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僅僅四個月。隨著各類金融機構開始風雨飄搖，公眾的指責聲越來越大，那些一貫在達沃斯雞尾酒會上趾高氣揚的銀行家們這次卻躲了起來。奧巴馬政府受困于國內嚴峻的經濟談判形勢，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這也使美國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成了那一年達沃斯論壇的明星。一天傍晚，一位商界重量級人物擠進一間會議室，只為了聽取溫家寶總理對于當前動蕩的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如今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而且還是美國國債的第一大買家，與會者沒有理由不去仔細傾聽他的發(fā)言。溫家寶并不魁梧，穿一身西裝，戴著眼鏡。他不是那種極富號召力的人，更像是一位正在向董事會作報告的企業(yè)高管。但在講話臨近結束時，這位中國領導人放下了先前的官方姿態(tài)，變得博學起來。他說自己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場危機而“重讀了亞當?斯密”。溫家寶告訴與會者，他拜讀的是這位18世紀經濟學家的著作《道德情操論》，而非人們更為熟悉的《國富論》。一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公開表示自己向自由市場經濟學之父請教，這對于任何一個稍懂歷史的人來說，都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時刻。然而，就在共產主義領導人在達沃斯表現(xiàn)出對資本主義的支持的同時，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似乎對共產主義開始產生興趣。雷曼兄弟破產后不久，法國總統(tǒng)尼古拉斯?薩科齊就被拍到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情景；德國財政部長佩爾?施泰因布呂克則表示，“馬克思的有些思想并沒有那么糟糕”。這種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混亂完全可以理解。2008年9月由華爾街破產引發(fā)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使世界主要大國領導人一致認同的全球化共識受到了嚴重威脅，并在世界各國的首相辦公室和總統(tǒng)官邸制造出一種幾近恐慌的情緒。面對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動蕩，各國政客不由得回想起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那令人恐懼的政治形勢。時任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的最親密盟友、英國內閣部長埃德?鮑爾斯在2009年達沃斯論壇結束后悲觀地表示，當前世界面臨的這場金融危機比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嚴重得多，他還補充說，“我們都記得那個年代的政治是怎樣被經濟所左右的”。在接下來的12個月中，全世界遭受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人們對于全球各地再次出現(xiàn)施粥所遍布、政治極端主義橫行，以及法西斯主義游行的擔心并沒有成為現(xiàn)實。那么，這一切只是一場噩夢？抑或只是一個恐怖故事？世界經濟是不是還有可能回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的狀態(tài)？如果回答“是”，那你就大錯特錯了。本書要告訴你的是，國際政治體系已經步入一個危險的動蕩與深刻的變革并存的階段。在過去的30年里，世界各主要大國紛紛參與到全球化進程當中。全球化這一經濟體系被人們看做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證，并使全球幾個最強大的國家間產生了一些共同利益。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為全球的主導力量，這不但阻止了其他國家對美國地位發(fā)起挑戰(zhàn)，同時也增強了國際體系的穩(wěn)定性。然而，2008年那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改變了國際關系中的邏輯。全球化不再像過去那樣有利于所有世界大國，美國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在國際舞臺上缺少真正的對手。擺在人們面前的是一系列顯而易見的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和核擴散，也正是這些問題引起了國家間的對立和分歧。經過長時間的國際合作后，競爭和對立又重新回到國際體系中，一個雙贏的世界正在被一個零和世界所取代。不論美國民眾還是美國政府，都開始對冷戰(zhàn)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是否還有利于美國產生疑問。人們不僅把亞洲的崛起與普通美國人的失業(yè)聯(lián)系到一起，還將其視為一個愈發(fā)自信的中國對美國傳統(tǒng)大國地位的挑戰(zhàn)。這場危機使美國人更加意識到自己國家的經濟有多么不堪一擊，這個國家是多么依賴中國和中東國家的貸款。當然，即便遭遇危機，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是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一流的大學。但是，要想重新回到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后開始的“單極時刻”，繼續(xù)享受那一時期無可匹敵的優(yōu)越感，對美國來說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另一大支柱—歐盟，正在經受自1957年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過去的50年里，歐洲人在建設“更加親密的聯(lián)盟”這條路上不斷地取得進步，而這條路的基礎便是雙贏邏輯。歐洲人認為，把各國的命運捆綁在一起，他們就會變得愈發(fā)強大和繁榮。單一貨幣歐元的誕生，以及2000年到2007年間歐盟規(guī)模近乎翻倍的增長，都與全球化的邏輯完美契合。盡管歐洲各國間經濟和政治上的隔閡已被打破，但由于德國等國開始擔心自己會被鄰國拖后腿，蔓延歐洲的債務危機在歐盟內部引發(fā)了激烈的相互指責。歐洲一體化進程如今正面臨著解散的威脅。在零和邏輯中，一個國家的獲益很可能意味著另一個國家的損失。這種邏輯不僅導致了中美兩國關系的急劇緊張，也使得歐洲國家就實行單一貨幣的成本問題爭論不休—這一問題將對歐盟的未來構成威脅。此外，零和邏輯還阻礙了各國就全球變暖問題達成有價值的協(xié)議。美國、歐盟、中國和其他主要發(fā)展中國家都不愿邁出第一步，因為這樣會嚴重危及本國經濟，從而使對手的相對實力得到提升，社會財富增加。類似的競爭和對抗也成為世界各國共同合作解決核擴散問題的障礙，因為主要大國都在想方設法為自己謀利，而不愿果斷采取行動應對共同威脅。由于世界各個大國都在盡全力保衛(wèi)自身的資源安全，其他一些國際性問題，如能源、食物和水資源短缺等，也因零和邏輯的存在而前景堪憂。零和邏輯的出現(xiàn)否定了美國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對本國外交政策走向的主要判斷。美國前總統(tǒng)老布什和克林頓都認為，全球化使得歷史趨勢正朝著有利于美國的方向發(fā)展，因此鼓勵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勢力的崛起正是美國利益所在。老布什1999年的這番話恰好反映出那個年代人們的習慣思維。他說：“有了自由經濟，才有公民自由；有了公民自由，人們就會期待民主政治……與中國人進行自由貿易，時勢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笨肆诸D甚至開始相信，全球化改變了國際關系中最古老的定律之一—新興力量與老牌強國在實力角斗中必然產生沖突。其助手詹姆斯?斯坦伯格后來回憶說，克林頓總統(tǒng)“沒能明白國與國之間必然存在著競爭。他認為一些人的成功對其他人來說算不上是威脅，那些人自己的失敗才是最大的威脅”?？肆诸D實現(xiàn)雙贏世界的信念并不是一種個人偏好，事實上，“民主和平”理論是1978年到2008年這30年間最具影響力的政治觀點之一。這一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以及科學技術這三者可以同步向前推進，而世界和平會是最終的產物。如果世界上所有大國都實行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同時全球化和高新技術把各國民眾吸引到一起，戰(zhàn)爭也許就會成為歷史，消費主義和電腦網絡也會戰(zhàn)勝矛盾沖突。人們會去麥當勞飽餐一頓，而不是打個你死我活；會盡情地在網上沖浪，而不是在大街上聚眾鬧事。在全球化鼎盛時期，雙贏世界的理念并非無稽之談，因為這一時期是亞洲國家和歐盟的樂觀時代。有人曾預言，中國奇跡會因為1989年政治風波而終結。事實證明這樣的預言并不正確。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之行中視察了中國的制造業(yè)重地。自此，中國以更快的速度重新邁開發(fā)展的腳步，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使中國人欣然接受了雙贏世界的觀念。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6年訪問西雅圖附近的一家波音飛機工廠時提到了“雙贏”這個詞，他說：“波音同中國的合作是中美經貿互利合作雙贏的一個典范?！?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印度也經歷著快速發(fā)展，其信息技術產業(yè)的崛起已經是全球化進程中老掉牙的故事了。盡管1997~1998年發(fā)生了亞洲經濟危機，也只是使泰國、韓國以及印度尼西亞的經濟遭到暫時性破壞，并不能改變人們對亞洲不可阻擋的崛起的看法。就個人而言，不斷涌現(xiàn)的亞洲中產階級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樂觀。正如新加坡學者馬凱碩所說，“從前，億萬亞洲人民認為自己過著毫無權利的生活”，是亞洲的崛起“賦予了他們信心和力量”。1991年到2008年對歐洲人來說是充滿希望的年代。歐盟的穩(wěn)定和繁榮像磁石一般吸引著眾多鄰國。1994年到2007年間，歐盟的規(guī)模擴大了一倍多，成員國數量從12個增加到27個。它不僅將大多數前蘇聯(lián)國家吸納進來，還吸收了一些在冷戰(zhàn)中保持中立的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時，歐盟人口幾乎達到5億之多，作為整體來看，歐盟同時也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2007年，即金融危機爆發(fā)前一年，對于全球經濟的樂觀情緒在那一年的達沃斯論壇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前任美國總統(tǒng)候選人、著名出版商史蒂夫?福布斯在大會上歡欣鼓舞地表示：“今年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濟發(fā)展最好的一年。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意識到，創(chuàng)造財富的最佳途徑莫過于推行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本驮谕荒?，國際知名經濟學家戴維?黑爾（和福布斯一樣，也是達沃斯酒會上的?？停懙溃骸爱斀袷澜缃洕陌l(fā)展速度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备腥さ氖牵跔栠€指出，由于“在過去20年里，中國、印度、前蘇聯(lián)成員、東歐國家以及非洲地區(qū)重返全球經濟舞臺，新一輪的全球大繁榮比以往的經濟擴張涵蓋的范圍更廣”。然而，2008年爆發(fā)的全球經濟危機終結了這股讓人頭腦發(fā)熱的樂觀情緒。1978年到2008年是全球化發(fā)展的鼎盛時期，連續(xù)幾屆美國政府都對這樣一種看法深信不疑：全球化有利于美國，有利于中國，更有利于整個世界。但是隨著大衰退后美國失業(yè)率的急劇攀升，這種信念開始在美國破滅。2010年年初，美國的基本失業(yè)率為10%左右，但如果把“氣餒工作者”和兼職人員計算在內，這一數字就變成了17%。2010年1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拉里?薩默斯對前來參會的富豪精英們說了這樣一番話：年齡在25歲到55歲之間的美國男性勞動者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現(xiàn)在都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而在20世紀60年代，同類人群中95%的人都有工作。薩默斯強烈暗示，中國的貿易政策對美國的失業(yè)問題負有部分責任。持有這種看法的人還不止他一個，甚至有些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也開始把美國的金融動蕩和失業(yè)問題歸咎于中國的“重商主義”。盡管美國經濟狀況在2010年有所好轉，但并不能減輕人們的憂慮，因為這種好轉是以不可持續(xù)的巨大財政赤字為代價的。盡管美國國債緩解了眼前的經濟危機，可激增的國債數量更加劇了美國人對未來的擔憂。中美兩國經濟上的緊張關系很有可能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迅速抬頭，中國政府則會更加焦慮，進而擔心美國最終的目的就是阻撓中國的崛起。這樣一來，不僅世界上兩個最重要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會遭到破壞，還會導致全球體系的不穩(wěn)定。歐洲人也對全球化開創(chuàng)的“世界新秩序”產生了疑問。歐洲一些領導人—如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等，就呼吁歐盟要保護歐洲人不被來自亞洲的“不公平競爭”所傷害。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歐盟同樣也在失去自信。以追求共同經濟利益為基礎的雙贏邏輯，取代歐洲歷史上曾帶來巨大災難的血腥對抗，這是整個歐盟建設的重要基石。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希臘、西班牙等國不斷加劇的債務危機，使得這些國家開始質疑大團結下的歐洲最為得意的成就之一—誕生于21世紀初的歐洲單一貨幣。在德國要求削減開支的重壓之下，希臘領導人不無擔憂地提起納粹分子在“二戰(zhàn)”時期對希臘的占領，而這恰恰是歐盟努力想要抹去的不愉快記憶。歐洲領導人也公開表達了對歐洲國際地位下降的極度不滿，他們認為世界很快就要被亞洲和美國所控制。歐洲選民普遍反對歐盟進一步擴大規(guī)模，越來越多的人轉而支持那些反對移民的激進政黨，選民的行動也反映出歐洲開始出現(xiàn)一種新的帶有自衛(wèi)傾向的觀點。隨著一系列嚴重的全球性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出現(xiàn)，產生新一輪國際對抗和沖突的風險也大為增加。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將會引起各種戰(zhàn)爭、環(huán)境災難以及后果更為嚴重的經濟動蕩。這一系列嚴重問題都包括哪些內容呢？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2009年9月第一次聯(lián)合國重要講話中對此進行了簡要的總結：“極端主義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各種長期的沖突還在持續(xù)，種族屠殺和大規(guī)模暴行依然存在，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越來越多，地球冰蓋不斷融化，大量人口受災，貧困仍然無法擺脫，傳染病也還在蔓延?！眾W巴馬總統(tǒng)列出的清單已足夠令人擔憂，但嚴重問題的全部內容遠遠不止這些。事實上，爆發(fā)新一輪貿易戰(zhàn)爭的威脅，以及隨之引發(fā)的國際政治緊張局勢；失敗國家增多及其帶來的諸多跨境問題；國家間為獲得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和食物資源的控制權而你爭我奪；威權主義及其他與民主政治相抵觸的意識形態(tài)重新抬頭；跨境流動的難民潮和非法移民；以及墨西哥、巴爾干半島等地區(qū)的有組織跨國犯罪勢力日益猖獗，所有這些復雜的國際問題都可以列入這份清單。即使遭受重創(chuàng)的西方國家和日益崛起的亞洲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能夠得到遏制，由于美國實力的相對削弱，使得這些全球范圍內日益激化的國際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的前景變得更加暗淡。金融危機爆發(fā)后，許多人開始討論要不要建立一個“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1944年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為“二戰(zhàn)”后國際體系的重建奠定了基礎?！岸?zhàn)”結束后，美國的強大實力使其成為世界秩序的設計者，以及確保這一秩序為人們所接受的執(zhí)行者。然而，今天的美國已不再擁有過去那樣的實力—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諸多國際政治問題解決方案的實力。正如人們在國際氣候變化大會上所看到的那樣，在缺少一個絕對主導力量的前提下，多極世界里各國參與的磋商和論壇很容易陷入困境并最終失敗。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提到的那些國際問題非但得不到解決，反而很有可能進一步惡化。一些諸如“全球經濟不平衡”、“失敗國家”，乃至“核擴散”之類的字眼聽起來會讓人感覺很抽象，甚至有些索然無味。但是，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在未來10年里得到有效解決，全球政治將陷入一片混亂。如果伊朗核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解決，中東地區(qū)爆發(fā)新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將成為最大的隱患之一。不論是歐洲的債務危機，還是美國為報復中國“重商主義”而挑起的貿易戰(zhàn)爭，都會使世界經濟急劇滑坡。如果不能穩(wěn)定那些失敗國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國暴力橫行的無政府狀態(tài)會進一步惡化，同時在世界其他地區(qū)引發(fā)嚴重的后果。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如果不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將會導致最嚴重的國際危機—洪水、饑荒、大規(guī)模人口遷移，甚至是戰(zhàn)爭。所有這些危機最終將威脅到整個世界未來的命運，而那些世界主要大國卻無法通力合作來應對危機：一是因為世界經濟遭到重創(chuàng)，運轉失靈；二是因為新的國際對抗日益激烈，特別是中美兩國間的對抗。這兩個原因把整個世界困在一種零和邏輯中。在這種邏輯下，一個國家的獲益很可能意味著另一個國家的損失。這種暗淡的國際前景與過去30年里人們的自由之夢形成了鮮明對照。曾幾何時，在全球化不可阻擋的力量推動下，在自由市場和美國實力的控制下，人們對建設一個更加繁榮、更加和平的世界充滿期待。只有了解了這段歷史，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今世界所處的兩難境地，這也是本書前兩章著重介紹過去30年國際關系史和思想史的原因。對讀者來說，從1978年開始敘述那段歷史似乎有些無法理解，因為在他們看來，冷戰(zhàn)結束和基地組織空襲美國才是進入現(xiàn)代史的標志性時刻。一本關于美國近期外交政策史的暢銷書就以《從11月9日到9月11日》（From 11/9 to 9/11）為副標題—前者是柏林墻倒塌的日子，后者則標志著美國“反恐戰(zhàn)爭”的開始。但是，與建立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這一重大歷史進程相比較而言，蘇聯(lián)解體和“9?11”恐怖襲擊事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構筑起這段歷史的兩個關鍵性事件，一是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二是2008年爆發(fā)的金融危機。 本書將這30年的歷史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了始于1978年的“變革時代”，重點闡述世界各主要大國如何選擇、為什么選擇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又是怎樣刺激了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等問題。第二部分講述的是“樂觀時代”，這一時代從1991年蘇聯(lián)解體開始，一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體系幾近崩潰而結束。這部分內容主要圍繞全球化是怎樣使世界大國間關系保持穩(wěn)定并創(chuàng)造出一個雙贏世界來展開。本書的最后一部分以“焦慮時代”為標題，闡明了國際政治將走向危險和不穩(wěn)定的原因，以及擺脫一個充滿風險的零和世界的方法。第一部分變革時代1978~1991引?言如果一種思想的時代已經到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它蔓延的腳步。印度財政部長曼莫漢?辛格1991年7月變革時代開始于1978年12月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止步于1991年的平安夜—1991年12月24日那一天，蘇聯(lián)國旗最后一次從克里姆林宮悄然降下。1978年年末，鄧小平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正是這一政策讓中國后來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相反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政治經濟改革卻導致了蘇聯(lián)的解體。盡管中國和蘇聯(lián)各自的經濟改革對國內政治產生的影響大相徑庭，但兩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卻很相似。20世紀80年代初，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的劃分依然存在—冷戰(zhàn)從1949年起就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旋律。而變革時代接近尾聲時，整個世界不再劃分成兩個敵對的政治經濟陣營，全世界幾乎都在慶祝資本主義與財富創(chuàng)造的勝利。美國總統(tǒng)羅納德?里根宣稱：“我最想看到的，就是這個國家里的每一個人都能變得富有?！鼻∪缰袊I導人鄧小平的那句名言—“致富光榮”。1978年到1991年間，盡管發(fā)生在蘇聯(lián)和中國的重大事件占據了變革時代的開頭和結尾，但世界上并不僅僅是共產主義世界發(fā)生了重大變革。美國的里根革命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大刀闊斧的改革，無不預示著自由市場思想的回歸、私有企業(yè)的復蘇以及國家角色的重新定位。隨著1986年建立歐洲單一市場的決定，歐盟也在走向自由經濟體過程中邁出了重要一步。與此同時，自由市場的浪潮也席卷了拉丁美洲和印度—兩個始終對自由經濟和美國式資本主義持懷疑態(tài)度的地區(qū)。到了80年代中期，所有這些自由市場改革行動無疑成為一種全球模式，但每個國家又有著各自不同的改革初衷。在中國，鄧小平是為了反對極具破壞性的對毛澤東的盲目個人崇拜；而英國首相撒切爾則希望扭轉英國幾十年來經濟不斷下滑的局面，并著手應對國內的激進工會組織；美國總統(tǒng)里根想要解決卡特政府留下的“隱憂”、削減社會福利；而蘇聯(lián)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則意圖振興僵化死板且負債累累的蘇聯(lián)經濟；拉丁美洲進行經濟開放和政治民主化的動力主要來自1982年波及整個拉美地區(qū)的經濟危機；而印度1991年的經濟改革則由國內的匯率危機所引發(fā)。美國和英國在80年代初紛紛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但到了80年代中期，衰退的局面就被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所取代。倫敦和紐約創(chuàng)造出的巨大財富，無疑成為展示自由市場改革之影響和益處的活廣告，也為全球化發(fā)展的重要推手—金融業(yè)—起到了宣傳作用。撒切爾政府實行的私有化、自由化以及減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被競相效仿，而1989年東歐劇變則為世界經濟格局帶來了深刻影響。到了1991年，蘇聯(lián)模式已無處可尋，印度則在同一年開始實行經濟開放政策，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后一個抵制全球化的大國也加入到這一體系中。就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而言，美國總統(tǒng)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有著深厚的國內傳統(tǒng)可以利用—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是蘇格蘭人，而自由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則是美國人。但是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接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全球化涉及政治方面、意識形態(tài)方面甚至心理層面上的巨大轉變。對于那些主要共產主義大國來說尤其如此，因為反對國際資本主義就是這些國家對自己的定義之一。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受殖民主義記憶的影響，則對自由貿易和國際投資抱有強烈的懷疑態(tài)度。對中國來說，決定與西方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就意味著要打消長期以來對其揮之不去的疑慮，這種疑慮的產生可以追溯到1839年到1842年進行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以清政府的恥辱失敗、被迫給予英國對華通商特權而告終。拉丁美洲和印度也同樣因為沉重的歷史包袱而對西方跨國公司持保留態(tài)度。英國跨國公司—東印度公司—曾作為英國政府在印度進行殖民統(tǒng)治的工具，而在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眼中，美國的跨國公司無異于美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qū)的代理人。但是，自由市場的浪潮在20世紀80年代是那樣的洶涌澎湃，以至于將眾多類似的歷史記憶沖散到遺忘的岸邊，無人理會。變革時代不僅是經濟改革的時代，更是各國政治和世界均勢格局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時代。20世紀80年代，民主政治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顯著發(fā)展。在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掀起了一股極具感染力的熱潮，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分別在1983年、1985年和1989年進行了民主化改革。在變革時代，一共有16個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國家建立了民主政府。在一些依附于西方的亞洲國家，民主政治也取得了長足發(fā)展。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于1986年被推翻；韓國1987年舉行的總統(tǒng)直接選舉宣告了韓國從此脫離威權統(tǒng)治；而在歐洲，隨著1989年蘇維埃陣營的解體，從波蘭到民主德國，從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中東歐地區(qū)發(fā)生了一系列政治變革。變革時代開始之初，美國曾一度遭遇信心危機。而到這一時代接近尾聲時，美國人的樂觀情緒再度回歸。這種心態(tài)上的變化，部分是由于美國經濟的復蘇以及里根政府給美國帶來的長期繁榮。除此之外，這種樂觀情緒的回歸與國際環(huán)境的巨大變化也不無關系，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原因莫過于蘇聯(lián)陣營的解體，以及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思想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fā)展。而1990年日本出現(xiàn)的經濟危機、1991年中東地區(qū)發(fā)生的海灣戰(zhàn)爭，更是為新的美國必勝主義注入了又一針強心劑。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對于蘇聯(lián)威脅的擔憂有所減輕，但隨之而來的是對一股新勢力的憂慮—日本。從眾多出版著作—如邁克爾?克萊頓的驚悚小說《升起的太陽》（Rising Sun），到一系列標志性事件—如1989年日本投資商買下洛克菲勒中心，所有這些無一不反映出美國人對日本的憂心忡忡。然而，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達到歷史巔峰后隨即在1990年發(fā)生大崩盤。隨著日本在90年代陷入漫長而痛苦的經濟衰退，關于探求另一種日本模式的討論也逐漸停止。這樣，就在美國舊日的挑戰(zhàn)者—蘇聯(lián)開始垮臺的同時，美國主導地位的新威脅—日本又陷入長期的經濟停滯。變革時代止步于1991年。美國在打擊薩達姆?侯賽因政權的海灣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這不僅讓美國人重拾對本國強大軍事實力的信心，美國總統(tǒng)老布什更是歡欣鼓舞地宣布美國“徹底根治了‘越南綜合征’”。就在那一年的平安夜，蘇聯(lián)神話最終灰飛煙滅，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內容概要

　　《世界30年》內容簡介:世界已經變了！如果你了解這個變化的世界，你已經被這個世界拋下了。
　　在這個后危機世界里，全球經濟已經變得脆弱不堪，國際政治也正在被改寫。
　　過去，各個國家的關系是雙贏；現(xiàn)在，這種關系越來越接近零和了。
　　過去，那么多的人歡呼雀躍地擁抱全球化；現(xiàn)在，到處可以看到反全球化人士示威的身影。
　　過去，美、蘇之間的核恐怖平衡讓世界捏了一把汗；現(xiàn)在，中、美之間的借貸關系也堪稱恐怖平衡。
　　一個理想的世界是，主要經濟大國以及金融中心會通力合作，共同解決全球經濟問題，規(guī)范全球和金融機構；但一個現(xiàn)實世界是，全球經濟問題更有可能會讓各經濟大國“大打出手”，而不是走向合作。
　　這個世界有太多你無法了解的事情：
　　中美已經無法做到雙贏？為什么中美之間爭端不斷？
　　為什么美國在匯率問題上一直要對中國施壓？
　　當代屬于美國，未來屬于亞洲，而歐洲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中美已經陷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怪圈？
　　全球化世界為什么會遭到那么多的人反對？
　　為什么每當經濟危機出現(xiàn)，所有的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
　　不讀《世界30年》，你一定不會了解上面這些問題。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 吉迪恩?拉赫曼
　　吉迪恩?拉赫曼，2006年7月成為《金融時報》的首席外交專欄作家，在之前的15年時間里，他作為《經濟學人》的通訊記者先后在布魯塞爾、華盛頓和曼谷工作，此外他還參與該雜志“商業(yè)”和“亞洲”部分的編輯工作，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歐盟和全球化尤為感興趣。

書籍目錄

序2009年達沃斯XI
第一部分
變革時代
1978~1991
引言
　第一章
　　1978年，中國：鄧小平復出
　　1978年，為了向黨內闡明摒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合理性，鄧小平說：“恩格斯從沒坐過飛機，斯大林從沒穿過滌綸?！编囆∑揭膊徽J為虛偽地接受貧窮有任何好處，因此“貧窮不是共產主義”成了他又一個著名論斷。
　第二章
　　1979年，英國：撒切爾主義
　　撒切爾最著名且最簡潔有力的名言就是—“你不能跟市場作對”—這句話再恰當不過地概括了1978年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這段時期全球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趨向。
　第三章
　　1980年，美國：里根革命
　　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繁榮，似乎證明了里根經濟觀點的重要價值。國內經濟政策的成功，也為里根的連任搭建起政治平臺。但是，人們將里根奉為保守主義英雄的真正原因，當屬里根在冷戰(zhàn)中的偉大功績。
　第四章
　　1986年，歐盟：擁抱市場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20世紀80年代組建的歐盟單一市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比美國或中國還要大。除此之外，盡管歐元遇到了一些麻煩，但作為歐洲統(tǒng)一貨幣，歐元是迄今為止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唯一選擇。
　第五章
　　1985~1991年，蘇聯(lián)：政治開放、經濟重建及最后的瓦解
　　保守派批評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在為整個蘇維埃制度播下自我毀滅的種子，而這種擔憂確實不無道理。一旦戈爾巴喬夫認定“選擇”的思想應當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進而發(fā)展到國際關系領域，蘇維埃制度就難以為繼了。
　第六章
　　1989年，歐洲：革命之年
　　1989年政治大變革所產生的深層次影響已遠遠超出歐洲范圍。蘇聯(lián)陣營曾經為全世界左翼政治運動提供了道義上、思想上以及資金上的支持。因此，不論是中歐心臟地帶國家對蘇維埃制度的堅決抵制，還是蘇聯(lián)在道德和經濟上的雙重破產，都產生了全球性的復雜影響。
　第七章
　　1982~1991年，拉丁美洲：民主和市場的勝利
　　很顯然，不斷變化的全球政治形勢深深地影響著拉丁美洲的發(fā)展進程。但是，正如世界其他地區(qū)一樣，真正為變革時代經濟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實施掃清障礙的，是發(fā)生在那里的經濟危機。
　第八章
　　1991年，印度：第二個亞洲巨人的覺醒
　　在中國已經改革開放13年后，印度成為最后一個加入全球化博弈的世界大國。盡管加入的時間有些晚，但印度的到來最終也許會同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對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第九章
　　1991年，海灣戰(zhàn)爭：單極世界的到來
　　老布什總統(tǒng)歡欣鼓舞地表示，海灣戰(zhàn)爭的輕松取勝使美國“徹底擺脫了越南綜合征”。而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無疑也改變了美國政府對于使用武力的態(tài)度。
第二部分
　　樂觀時代
　　1991~2008
　　引言
　第十章
　　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和歷史的終結
　　事實上，在樂觀時代，對普世民主的信仰從來都不是全球性的信仰，在蘇聯(lián)解體以后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自由國際主義者相信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真正征服了世界。他們相信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市場經濟。
　第十一章
　　繁榮：艾倫?格林斯潘和經濟歷史的終結
　　因為一直看起來都很好，金融業(yè)正在產生巨大的利潤、稅收收入和紅利，以至于監(jiān)管似乎是愚蠢的。就像格林斯潘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一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所說的：“為什么要限制那些辛勤勞作的華爾街蜜蜂呢？”
　第十二章
　　進步：比爾?蓋茨與科技勝利
　　當高端金融業(yè)在美國西海岸大放異彩的時候，美國的東海岸也成為科技革命的中心?？萍几锩?0世紀90年代的蓬勃開展使得美國涌現(xiàn)出一大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yè)：微軟、蘋果、網景、易趣、亞馬遜、英特爾、雅虎、谷歌，這些企業(yè)給美國帶來了新的光榮和動力。
　第十三章
　　和平：比爾?克林頓和雙贏世界
　　這是對美國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態(tài)度的精彩總結，這種態(tài)度塑造了美國在樂觀時代的行為。美國相信經濟全球化和自由經濟是推動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力量。但是如果市場經濟不能帶來和平、繁榮和穩(wěn)定，美國準備用武力加以干涉。
　第十四章
　　樂觀的東方：馬凱碩和亞洲世紀
　　中國官員遵循著鄧小平的指示，“韜光養(yǎng)晦，善于守拙”，低調行事，讓別人去研究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崛起的意義。而且從很多方面來說，要為像亞洲這樣地域廣闊且國家多樣的大洲尋找一個代言人也確實是不現(xiàn)實的。所以當人口僅有500萬的城市國家新加坡成為這個代言人的時候，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
　第十五章
　　歐洲：岡特?費爾霍伊根和歐洲夢
　　很多經濟學家懷疑歐元是否能夠堅持下去，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得他們的擔憂看起來很有先見之明。當時，歐元區(qū)各國對一些成員國—尤其是希臘的償還能力產生懷疑，也對歐元本身的穩(wěn)定性產生了懷疑。
　第十六章
　　反全球化主義者：從亞洲金融危機到美國“9?11”恐怖
　　襲擊事件
　　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拉里?薩默斯是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對那些打著世界正義的旗號抗議全球化運動的人，他無法掩飾自己的蔑視，他犀利而尖刻地說道：“如果在亞洲紡織工廠里工作的那些孩子失去工作的話，她們不會在街邊抗議，而是淪為街邊的妓女。”
　第十七章
　　查爾斯?克勞薩默和新保守主義
　　“9?11”事件中對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襲擊沒有改變任何事情，相反，這次襲擊只是讓美國強調了一些世界早已知道的事情—世界上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如果美國愿意，那么它可以在幾個星期之內推翻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國政府。
　第三部分
　　焦慮時代
　　引言
　第十八章
　　西方的危機
　　但是在華爾街崩盤發(fā)生后沒多少時間，潘維教授就在思考高盛集團的這份預測報告是否顯得過于謹慎，他說：“在我看來，只需20年，中國就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而且那一天可能還會來得更早。美國的體系處于混亂之中，他們需要我們的錢來拯救自己?！?br />　第十九章
　　麻煩的世界
　　在2000年以前，中國本質上已經成為一個地區(qū)強國，而且也很少在亞洲以外的區(qū)域留下顯著的“腳印”；但隨著中國與非洲大陸日益密切的往來，情況發(fā)生了改變，其背后最主要的驅動力就來自中國對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
　第二十章
　　全球政府：像歐洲一樣的世界
　　如果20國集團無法完成使命，那么讓中國和美國組成一個2國集團如何？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一方案確實誘人。與其在沒完沒了的國際會議和讓人頭疼的多邊協(xié)議中陷入窘境，還不如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面對面把問題解決了。
　第二十一章
　　像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的世界
　　2007年1月，由美國人和歐洲人組成的訪問團參觀了中國國防部，期間我們不斷聽到中國的將軍們直率地聲明“臺獨便意味著戰(zhàn)爭”，中國不會因為美國干涉帶來的威脅而有所畏懼。
　第二十二章
　　破碎的世界：像巴基斯坦一樣的世界
　　奧巴馬關于繼續(xù)跟進阿富汗戰(zhàn)爭的決定或許能夠最終實現(xiàn)阿富汗的穩(wěn)定，但在未來10年內，世界上的無政府和危險區(qū)域，即“失敗國家”的范圍極有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第二十三章
　　零和世界
　　美國再強大也無法操縱民族主義情緒。如果美國最終訴諸貿易保護主義，或者以某種方式強迫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那么將有可能引發(fā)中國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
　第二十四章
　　拯救世界
　　2008年金融危機的地緣政治意義在于，它使人們認識到“中國挑戰(zhàn)”并不是遙遠的未來才會發(fā)生的事情—“中國挑戰(zhàn)”就發(fā)生在當下。雖然中國經濟想要趕超美國還需要15年或者更長時間，但中國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經成為世界第一。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1978年，中國：鄧小平復出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變革時代的第一個重大事件，意義非凡。1978年年末，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重新帶入國際主流政治經濟體系中。改革開放政策首先給中國帶來巨大變化，進而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面貌。在建立新的世界經濟大國的同時，鄧小平還改變了全球均勢格局。對當時的美國和歐洲來說，蘇聯(lián)解體才是變革時代的標志性事件。但實際上，中國在同一時間進行的變革，正在悄悄地為中國崛起、成為美國新的潛在對手打下基礎。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絕不僅僅是另一條“亞洲之龍”—現(xiàn)代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曾在1993年不無敬畏地表示：“假裝中國不過是全球經濟的某一位參與者是辦不到的，因為中國其實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位參與者。”中國的轉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重要支柱，這在1978年根本不可想象。1976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隨之結束，鄧小平的復出看起來似乎只是戲劇性的中國政治斗爭舞臺上出現(xiàn)的又一次變化而已。鄧小平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在經受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艱難困苦之后，直到七十多歲高齡才上臺執(zhí)政，并開創(chuàng)了屬于他的時代，而大多數西方政治家在這個年齡早已退休。鄧小平身材矮小，身高不足5英尺，青年時期曾在巴黎度過6年的時光，不僅加深了對法國的了解，還對足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法國逗留期間，鄧小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將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到20世紀中國血腥動蕩的政治革命斗爭中。20世紀20年代中期回到中國后，鄧小平就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和解放戰(zhàn)爭中。他參加了紅軍長征和國共戰(zhàn)爭，直至中國共產黨取得最終勝利。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鄧小平都屬于黨內比較務實的派別。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曾多次在中國革命熱情高漲的時期被打倒。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被誣陷為“走資派”，遭到四人幫的排擠和羞辱。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于1973年得到平反。毛澤東公開表示了對鄧小平的肯定，并允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xù)帶領中國進行“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然而到了1975年，鄧小平再次被扣上極端實用主義的帽子。1976年，鄧小平再次被撤銷一切職務。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時，鄧小平還經受了種種家庭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在1930年死于難產?！拔母铩逼陂g，長子被激進的紅衛(wèi)兵從樓頂推下，腰部以下完全癱瘓。1978年，鄧小平再次復出。正如英國記者、歷史學家喬納森?芬比所說，鄧小平在1978年以“最后的幸存者”的姿態(tài)復出，“他忠心耿耿，可以在必要的時刻謙卑地作出自我批評，也懂得在困難的時候審時度勢、作出正確的決定。沒有人能夠質疑他的忠誠和才能”。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這給了鄧小平及其支持者打開政治局面的機會。由于鄧小平贊成實施改革、推動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并希望盡快結束國內的動蕩局面，因此他的支持者們迫切要求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復出后，在1978年這一整年的時間里，鄧小平自始至終在為兩件事而努力。一是為其他像他一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黨內成員平反，二是加快實施 “現(xiàn)代化建設”戰(zhàn)略。在鄧小平的積極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在這一年開始走出國門，留學海外。到了這年年底，鄧小平對于在意義重大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贏得那場關于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已經穩(wěn)操勝券。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看似平淡無奇的方針政策背后，暗藏的是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巨大力量。西方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總結了中國在三個方面的重要轉變：首先，“四個現(xiàn)代化”戰(zhàn)略被應用到企業(yè)層面，這次會議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提出將權力“從領導層下放到地方基層單位”，地方企業(yè)的負責人將在企業(yè)經營方面獲得更大的自主權，這也可以被稱做“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化”；其次，給予農民更多自由，把農民從集體化模式中解放出來，允許農民在自有土地上種植莊稼的同時兼營一些“副業(yè)”，如種植水果、蔬菜，以及飼養(yǎng)家畜等；最后，會議同意今后朝著建設一個更加獨立的司法體系的方向前進，確保 “在地方擁有更大經濟自主權的新形勢下”，司法部門對可能發(fā)生的爭議作出公正裁決。僅從文字表述來看，這些措施不過是探索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一個相當保守且?guī)в性囂叫再|的開端。大多數真正將中國帶進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經濟強國之列的政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才陸續(xù)出臺。為吸引境外投資者設立經濟特區(qū)的建議在1979年就已經提出，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并沒有提及。事實上，這一政策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實施，經濟特區(qū)的成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南方制造業(yè)的發(fā)展。其他一些影響深遠的改革措施，如住房私有化、國有企業(yè)改革等，更是十多年以后才相繼出臺。盡管如此，1978年仍然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真正開啟了鄧小平時代，中國從此走上現(xiàn)代化建設道路，并開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此后，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fā)展時期。1978年到1985年間，中國的出口額從100億美元增長到250億美元。隨著農民得到更多自主經營權，中國農村變得更加富裕。據稱，1978年中國貧困人口達2.7億，占總人口的28%；到1985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到0.97億，占人口總數不到10%。由于經濟特區(qū)的成立，越來越多的制造業(yè)活動從亞洲其他地區(qū)遷移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為這一地區(qū)成百上千萬的農民工帶來更多就業(yè)機會和更高的收入。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在90年代初期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增長了4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時，中國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世界工廠，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匯儲備，并且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出口國?；剡^頭看，對于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進行的改革的重大意義，外國觀察家們反應確實遲鈍了一些。時任英國駐北京外交人員、后來成為英國駐華大使的克里斯托弗?哈姆曾說，1978年到1979年間，由于北京西單“民主墻”的出現(xiàn)，外交界人士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中國在短時間內興起的政治與言論自由所吸引。緊接著1980 年對四人幫的審判，以及江青的倒臺，進一步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只有美國雜志《時代周刊》頗具先見之明，評選鄧小平為1978年的“年度人物”，并認為鄧小平主張的一些改革政策“有時看起來竟像是在走一條資本主義道路”?！稌r代周刊》還總結道：“北京要想趕上華盛頓和莫斯科，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的首都，還要花很長時間?！弊鳛閷ν忾_放政策的一部分，鄧小平下決心改變與西方世界的關系，因此與1978年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還有中美外交關系正常化。鄧小平于1979年年初訪問美國，在到訪休斯敦時，鄧小平戴上了一頂巨大的牛仔帽，引得當地人們興奮歡呼。然而讓人不那么興奮的是，1979年年底，中國與越南開戰(zhàn)。比起那些聽起來頗為專業(yè)的農業(yè)改革和吸引外資措施，所有這些中國國內政治與國際關系中發(fā)生的大事件顯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奪人眼球?？赡苷腔谶@樣一個原因，西方領導人對于中國變革的速度之快、范圍之廣領會得相當緩慢。根據英國首相撒切爾和美國總統(tǒng)里根回憶錄的記述，對于蘇聯(lián)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改革，兩人立刻表現(xiàn)出強烈的興趣；而對于中國經濟的巨大飛躍，則幾乎沒有注意到。撒切爾提到中國的地方，全都與冗長而復雜的香港回歸談判有關。而里根曾在1990年這樣寫道：1984年，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唐納德?里甘“從北京訪問歸來，提交了這樣一份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朝著自由市場邁進，腳步緩慢而堅定，同時還歡迎外國資本家們對華投資”。但是同撒切爾一樣，里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冷戰(zhàn)的結束而不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上。關于西方世界為什么在領會鄧小平改革的重大意義上表現(xiàn)得如此遲鈍，還有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一些時事評論員認為，1978年改革的重要意義，后來被急需創(chuàng)造出新的偉大成就的中國共產黨夸大、神化，其目的是將人們的注意力從頗為棘手的政治風波中轉移開來。許多人認為鄧小平早就為1978年的經濟改革勾畫出一幅宏偉藍圖，而《中國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作者詹姆斯?金奇則對這一觀點潑了冷水。該書是近年來以中國崛起為主題的暢銷書之一，作者在書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最直接的動力來自資金短缺和“支付危機”。金奇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許多重大的經濟改革其實是由地方農民或小型企業(yè)發(fā)起的。這些改革得到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支持，而這些官員實際上根本不理會北京的指示。他還相信，“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作出的貢獻，并不是他制定的那些為中國經濟起飛奠定基礎的偉大策略。實際上，不論多么簡單樸素的方法，只要能為這個國家?guī)砥惹行枰慕洕l(fā)展，鄧小平就愿意去嘗試”。事實上，就連鄧小平本人私下里可能也會同意這種看法。眾所周知，鄧小平把自己的改革理論形容為“摸著石頭過河”。然而，正是這種隨意卻務實的態(tài)度為中國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過去，走共產主義道路的中國曾經上演了充滿災難的一幕，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狂熱戰(zhàn)勝了最基本的常識和人道，其結果便是“大躍進”時期全中國爆發(fā)的大規(guī)模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的恐慌和破壞。鄧小平把中國從這種政治狂熱中解放出來。鄧小平幾乎所有關于政治和經濟的著名論斷都是實用主義的表達，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恐怕要屬那句“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1978年，為了向黨內闡明摒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合理性，鄧小平說：“恩格斯從沒坐過飛機，斯大林從沒穿過滌綸。”鄧小平也不認為虛偽地接受貧窮有任何好處，因此“貧窮不是共產主義”成了他又一個著名論斷。鄧小平奉行的實用主義使得他非常愿意向外界學習。他既不贊成一些黨內成員提出的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以避免被資本主義世界玷污，又反對民主主義者的“天朝上國心態(tài)”。鄧小平最早實施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積極推動更多的中國學生到海外留學。他曾說：“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通過閉關自守來實現(xiàn)國家現(xiàn)代化—不管這個國家采取何種政治制度。”鄧小平為中國打開了通向對外貿易、海外投資、國外先進教育和技術的大門，所有這些決策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注定與全球化進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后記

后  記寫一本關于當代政治的書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因為國際上出乎意料的突發(fā)事件不但會使這類書顯得漏洞百出，也會使那些原本似乎充滿智慧的預測在瞬間顯得愚不可及。2010年1月，我完成了本書的初稿，所幸的是，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所發(fā)生的國際大事使得本書所闡述的中心觀點更有說服力，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我所說的在國際政治中“零和邏輯的增長”在中美關系、歐盟的內部危機以及全球治理這三個國際政治的重要方面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在2011年年初，發(fā)端于埃及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也為國際政治注入了不確定的因素，這些事件在我的書中都有預測，但是目前這些事件還遠未平息，這些事件的最終結果有可能會再次掀起樂觀時代的那種民主化浪潮，也有可能會加重焦慮時代的那種不確定性。2010年最重大的政治變化無疑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不斷緊張，這種緊張關系的背后，是人們已經認識到經濟危機使得全球經濟和政治力量正在發(fā)生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重大變化。雖然美國還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支配世界的力量，但是，太平洋兩岸的國家都認識到中國的挑戰(zhàn)正在變得更加現(xiàn)實。2007年，高盛公司曾預測中國將會在2027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這一消息曾被大肆宣揚，但是這個預測是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以前作出的，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人們預計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時間大大提前了，《經濟學人》的預測表明中國可能在2019年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0年，由于發(fā)覺自身的預算赤字已經無法控制，美國對于中國崛起的焦慮變得更加強烈。在2010年年底，美國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邁克爾?馬倫認為，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唯一威脅就是迅速增長的債務問題，他指出美國國家預算中可變更部分的50%都是花在軍事上的。鑒于歐洲各國政府（包括英國）由于財政困難大幅削減軍費開支，馬倫上將說道：“我非常擔心未來我們也會發(fā)生類似的削減活動，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敝袊娏Φ牟粩嘣鲩L強化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qū)的軍事優(yōu)勢面臨日益嚴峻威脅的觀點。就在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預定2011年1月訪問北京的前夕，他還對中國最新式武器的發(fā)展表示關注。結果，他一到達北京，中國就以自己第一批隱形飛機的首飛來對他表示“歡迎”，很多評論家認為這看起來是北京在向華盛頓微妙地傳遞咄咄逼人的信息。不僅僅是美國對一個更加強硬的中國感到憂慮。也許是感到世界權力正在朝著自己轉移，中國變得更加大膽。2010年，中國政府在處理與鄰國關系上變得更加強硬。通過和印度政府官員的交談，我發(fā)現(xiàn)，由于新德里政府大肆宣揚中國威脅不斷增長，中國在兩國領土爭議區(qū)（印度稱為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的藏南達旺地區(qū)）加大了對印度的壓力。此外，印度還把中國與其鄰國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緬甸緊密的戰(zhàn)略和經濟聯(lián)系看做嚴重的威脅。中國宣稱中國南海地區(qū)的領土權利是其“核心國家利益”，這引起了許多東南亞鄰國，尤其是越南的警惕和恐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fā)表聲明宣稱，中國南海地區(qū)形勢的發(fā)展也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使得北京相當不滿。日本是另一個對中國更加強硬姿態(tài)感到恐懼的亞洲國家。2010年下半年，在日本宣稱的主權海域內，日本巡邏船撞擊了一艘中國的迷途漁船，這一事件成為一個重大的外交事件，并最終使得日本“重新回到山姆大叔的懷抱”，這是地緣政治的巨大改變。隨著鳩山由紀夫內閣在2010年6月的下臺，新上任的菅直人首相重新把日本的外交政策定位在更加親美的立場上。2010年，美國開始致力于和中國的鄰國，特別是印度發(fā)展更為密切的軍事、外交關系。2010年11月，奧巴馬總統(tǒng)訪問印度，對印度大加贊揚，并對印度成為新興的大國表示歡迎。正如印度憂心于被中國的盟友包圍，中國看起來也開始憂心于自己被美國強大的盟友集團—日本、印度、韓國、澳大利亞所包圍。中美之間爭奪盟友和擴大自身影響力的活動正在進行。一些美國的戰(zhàn)略家認為美國只有和亞洲盟友建立緊密的聯(lián)系，并對中國實行軟遏制才能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但是，這個地區(qū)的國家卻面臨著嚴重的戰(zhàn)略困境，因為如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它們最主要的貿易伙伴是中國，但是它們最主要的軍事伙伴卻是美國。除非中國有極其夸張的舉動，否則從長遠來看這些經濟聯(lián)系更能決定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尤其是在人們懷疑美國能否在這一地區(qū)繼續(xù)保持原有實力的背景下。正如新加坡學者馬凱碩2010年年初對我說的那樣：“這個地區(qū)的國家必須小心謹慎，因為中國永遠都會在這里，但是我們不知道100年后美國是否還會在這里?！敝忻乐g的緊張關系在年末的時候表現(xiàn)得相當明顯，在胡錦濤主席預定2011年1月訪問華盛頓的前夕，他指出，中美雙方要摒棄“零和”的冷戰(zhàn)思維。隨著2010年中美之間安全和戰(zhàn)略緊張關系的加劇，雙方經濟上的緊張態(tài)勢也一觸即發(fā)。就在2010年中期選舉的前不久，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美國提高關稅以報復中國操控貨幣匯率。來自密歇根的共和黨人邁克?羅杰斯把這種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生硬地轉化為政治問題，他指責中國“靠著欺騙的手段偷走了我們的工作”。但是參議院沒有通過提高關稅的法案，而且美國中期選舉在2010年11月結束后，這種經濟上的緊張關系好像也隨著反對中國的關稅法案的結束而結束，中國也在胡錦濤主席預定2011年1月訪問華盛頓的前夕，稍稍提高了人民幣匯率，以照顧貿易保護主義者的情緒。但是，如果認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就這樣結束也未免太樂觀了。在美國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接近歷史最高水平的情況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思想興起的條件依然具備。美國的商業(yè)領袖們開始抱怨中國的投資環(huán)境越來越差，美國通用電氣總裁杰夫?伊梅爾特對中美經貿關系能否雙贏持懷疑態(tài)度，他在2010年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抱怨道：“我也不知道中國最后是否希望我們都成功?！币环矫媸敲绹谥肛熤袊倏刎泿艆R率，另一方面是中國在指責美國“量化寬松”的 政策（即大規(guī)模增加貨幣發(fā)行量），中國認為這是美國故意在促使美元貶值。其他國家則抱怨中美兩國的貨幣政策正在損害它們的利益，使得它們的產品變得毫無競爭力。巴西財政部長基多?曼特加指責道：“這場貨幣戰(zhàn)爭正在變成貿易戰(zhàn)爭?！钡前臀鹘o出的解決辦法是加強對自由流動資本的控制，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對全球化基本架構的侵蝕，這生動反映出世界上兩大經濟體中國和美國之間零和邏輯的增長是如何影響整個國際關系的。在2010年還未得到解決的歐盟危機，看起來更像是歐盟內部的問題。但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并且它陷入困境的銀行是世界金融體系的一部分，因此世界上的其他人認識到自己也被卷入了這場還在上演的歐洲戲劇中。隨著經濟危機從希臘擴大到愛爾蘭，再擴大到伊比利亞半島，歐盟與其成員國，以及成員國之間的政治關系也日趨緊張。愛爾蘭人認為德國和歐洲央行過于專橫，心中積蓄著巨大的不滿。很多愛爾蘭評論家和外界人士都認為2010年針對愛爾蘭的救市計劃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xù)。德國的政治家在國內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無論是公眾還是司法界都強烈反對進一步的救助計劃。德國和法國的政治家似乎想聯(lián)合起來通過新的規(guī)則和政策把歐洲重新整合到一起，但是具體的措施依然含糊不清，而這對于歐盟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同時，那些身陷歐洲債務危機的國家竭力削減開支，由此引發(fā)了社會和政治關系不斷緊張。在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甚至是英國，失業(yè)率迅速上升，年輕人的失業(yè)狀況尤為嚴重。在2011年1月舉行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里歐表示他擔心歐洲的富人階層會繼續(xù)富裕，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會更受壓榨。他警告說，這種情況通常都會導致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興起。陷入困境的歐盟越來越難以使20國集團向著歐洲的模式發(fā)展。到了2010年秋，20國集團已經清楚地表明，它變成了一個麻煩纏身的組織。隨著20國集團首爾峰會的召開，中國和美國在貨幣問題上的相互指責幾乎要毀了20國集團這個強大的國家聯(lián)合體。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強調道：“我們在如何處理危機上沒有達成共識，20國集團面臨著嚴重的困難?！蹦切┘庇隍炞C以前20國集團峰會的承諾是否兌現(xiàn)的人對此表示完全贊同—“采取有力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沒有實現(xiàn)，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的約定被忽略了，只有金融監(jiān)管領域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即使在這個領域，主要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尤其是在處理銀行問題上，因為“事務規(guī)模龐大而告失敗”。各國高超的外交手段阻止了20國集團首爾峰會的公開破裂，但是，即使是最熱情的全球治理的倡導者也開始變得失望了。曾經是聯(lián)合國二號人物的馬克?馬洛克?布朗曾經熱情地在他的書中探討過全球治理，但是世界的現(xiàn)實狀況讓他失望而苦悶。在一本與人合著的書中，他哀嘆道：“國際合作已經陷入泥潭，從氣候變化到全球貿易，從防止核擴散到聯(lián)合國改革，從宏觀經濟調整到發(fā)展基金，還有很多其他領域，總之幾乎在新世紀面臨的每個重大問題的初始階段都陷入了裹足不前的境地。”然而，在一片陰郁和停滯的狀態(tài)中，2011年年初席卷中東的革命浪潮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氣氛。僅僅用了6周，一個突尼斯菜販的被捕所引發(fā)的連鎖反應就導致了埃及總統(tǒng)下野。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2011年2月），革命浪潮已經發(fā)展到海灣國家，并且傳播到北非的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雖然大家都認為沒人能預測到埃及的動亂，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很多北非問題專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學者就寫過文章，指出埃及及其鄰國都有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在零和世界的第一節(jié)，我就寫道：“埃及政府明顯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壓力，這使得這個國家就像盛滿沸水的水壺一樣?！辈⑶摇鞍＜暗莫毑媒y(tǒng)治者可能被受伊斯蘭教影響的革命推翻”。我還補充道：“埃及政府現(xiàn)在所面臨的壓力在整個北非地區(qū)是普遍的現(xiàn)象?！钡窃谶@個事件中，埃及早期的革命并非由伊斯蘭主義者主導或受到了他們的強烈影響。相反，革命是由埃及的中產階級和說英語的埃及人通過臉譜網和微博組織起來，這種現(xiàn)象更符合西方觀眾的口味。中東地區(qū)的動亂現(xiàn)在呈現(xiàn)出不同的發(fā)展態(tài)勢。如果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區(qū)的革命能夠在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體，那將是樂觀時代那些理念的再次勝利。中東地區(qū)的民主化將會被看做民主不斷發(fā)展的最新例證，被福山和其他人載入史冊。20世紀70年代西歐政治更加自由化，80年代拉美民主化不斷發(fā)展，隨著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東歐民主化也開始了，如果民主能在中東地區(qū)扎根下來，那么不僅“阿拉伯例外論”不攻自破，還會極大地削弱我在書中所說的“威權主義軸心”的信心。新科技在傳播革命方面的作用也證明，正像比爾?克林頓所說的那樣，全球化和科技的發(fā)展會促進政治自由的傳播。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中東地區(qū)的政治秩序絕對有可能—至少是較有可能變得更加混亂和動蕩，甚至會比大多數比較順利地轉變?yōu)槊裰鲊业那疤K聯(lián)陣營國家更加混亂和動蕩。中東亂象的另一種可能的結果是當地政治和社會的長期動蕩，暴力沖突和經濟混亂嚴重。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會使美國極大削弱自己在這一關鍵戰(zhàn)略區(qū)域的力量。與北非隔海相望的歐盟則既擔心北非的移民潮來襲，也擔心潛在的伊斯蘭極端分子進入歐洲大陸。最后，我想說，中東地區(qū)的未來可能是樂觀的，也可能是悲觀的，我想這本書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無比絕望，也會讓一些人充滿希望，這些都是正常的。在“零和世界”里確實既有讓人悲觀的因素，也有讓人樂觀的因素—國際政治未來10年內的氛圍無疑是令人抑郁的，但是對自由政治和經濟價值最終會實現(xiàn)的信仰卻是令人振奮的。在本書出版以后的幾周內，我參加了各種研討會和對話，我發(fā)現(xiàn)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我對世界未來的看法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我的回答是：“從中期看，我是悲觀的，但是從長遠看，我是樂觀的?！蔽椰F(xiàn)在依然覺得我的看法是正確的。吉迪恩?拉赫曼倫敦，2011年2月18日

媒體關注與評論

在當前危機下，政府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绹翱偨y(tǒng)里根，1981年1月。我們國家不斷倒退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我們重新找回了自信。我們的信心來自于重振國家經濟的努力，更在八千英里之遙的南太平洋上進一步堅定了這種自信?！笆紫嗳銮袪?，1982年7月人民擁有選擇的自由，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則，不應該有任何例外。——蘇聯(lián)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88年年底假裝中國不過是全球經濟的某一位參與者是辦不到的，因為中國其實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位參與者。——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1993年我們的民主自由文明正在成為全球文明，民主制是人類的普遍共識，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的普遍共識。——美國前副總統(tǒng)阿爾?戈爾，1994年我一直認為，我們缺少足夠大的市場，特別是在法國……市場可以教會我們如何根據全球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來思考問題、采取行動以及組織生產，這比任何講話都管用?！獨W共體前主席德洛爾，2000年在經歷了伊拉克戰(zhàn)爭失敗以及這場經濟危機以后，我認為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全球主義正在走向終結?！毡厩笆紫帏F山由紀夫，2009年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欠債國怎么可能一直保持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地位？——奧巴馬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拉里?薩默斯一個統(tǒng)一的全球經濟與一個分裂的全球社會之間的矛盾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威脅?！绹洕鷮W家杰弗里?薩克斯我們在如何處理危機上沒有達成共識，20國集團面臨著嚴重的困難?！《瓤偫砺獫h?辛格

編輯推薦

《世界30年:全球政治、權力和繁榮的演變》是一部結合冷酷嘲諷和清晰分析的不可復制之作，哈佛大學歷史金融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稱贊道：“沒有人可以像拉赫曼那樣將這一話題描繪得如此栩栩如生?！?/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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