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幫600年

前言

推薦序從國富到民富1932年就到了北平的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這位被稱做“頭號中國通”的美國人有生之年寫了許多部關于中國的著作。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于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么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yè)的或經(jīng)營企業(yè)的獨立力量？”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yè)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tǒng)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為什么中國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答案其實是明顯的：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在誰之手？答案很明確：政府。費正清的困惑與苛責多少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通病，城外人看城內事，不明所以。聰敏博學如費先生，也不能免俗。但凡從商者，多半不喜唯官者馬首是瞻，實在是囿于現(xiàn)實，不得已而為之。自公元前7世紀開始，中國就逐漸演化成了一個國家資本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型國家，政府通過對關鍵性生產(chǎn)資料的控制來增加收入和體現(xiàn)控制力，政府儼然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jīng)濟組織”：政府不僅向百姓收取稅賦，更通過控制戰(zhàn)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獲得了一部分專營收入。從幾千年前的鹽鐵官營到今天的國有企業(yè)，中國的朝代更迭變換，這種治理邏輯卻從未改變。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商幫的出現(xiàn)無疑是一個異端。所謂“商幫”，是對一個區(qū)域的民營資本集團的統(tǒng)稱，它既是一個經(jīng)濟地理的概念，又是一個商業(yè)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xiàn)了許多著名的商幫，它們是當時民營資本的最強代表，也體現(xiàn)了當時經(jīng)濟的主要特征。然而在政府主導的經(jīng)濟體制內，商幫的命運也注定跌宕起伏，多半受制于時代的政策、形勢，俯仰系之，興衰系之，成為令人感慨萬千的過往。然而，由于中國傳統(tǒng)對商業(yè)和商人的輕視，商幫的歷史從未有清晰的記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創(chuàng)富傳奇散佚在時代風塵之中，漸漸淡去痕跡，那些開山辟路的商幫人物也因史料的匱乏，不復后人記識，然而這些人的努力卻曾經(jīng)有望使鐵板一塊的經(jīng)濟形態(tài)開放出新的生機，甚至影響國家的未來。無論如何，忽略他們的存在，或者說沒有他們身影的歷史，都是殘缺而不完整的，也必定是中國的一大損失。幸運的是，總會有人愿意出發(fā)去追尋那些被歷史湮沒的名姓和身影。當《中國商幫600年》的書稿擺在我的面前時，我感到久違的開心，我知道又有一個同行者不辭辛勞，去挑戰(zhàn)無人問津又幾乎無利可圖的課題。書稿閱盡，王俞現(xiàn)兄對商幫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實，令人印象深刻，而浮華喧囂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燈獨坐者，著實讓人心生敬意。更難能可貴的是，俞現(xiàn)兄感慨時事，書中多有借古諷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話，“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經(jīng)夫在其《廣州的十三行》中所寫下的文字，“官僚不僅只是壓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國官僚是一種商人，中國的富豪全部是一種官僚”。這些話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民貧而國強，一個民不富、商不立的國家，從來只能貌似強大?！币苍S本書或存不足，或失瑣碎，但此言真切，當被銘記。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600年的商幫史，衍進變遷，細細讀來，頗多裨益。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經(jīng)濟權力不斷下放和自由化的啟動，成就了一段傳奇。然而，行之今日，我們需要的不是回答“費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惡性循環(huán)。不至于今時今日，為商者最大的贏利模式，仍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而非制造“更好的捕鼠器”。讓人欣喜的是，當今的改革環(huán)境和背景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民間資本的總量非昔日可比，有產(chǎn)者的人群之眾已成蔚然之勢，國民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民間資本和智慧依賴度日漸提高，若以2 000年而論，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的工商階層像今天這樣的蓬勃、富有和擁有力量，可謂“千年之一大變”。不過，從來沒有一次特權的釋放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民間階層的覺醒與爭取，自是變革發(fā)生的根本動源。當今的“新商幫”們——無論是稱之為“商人階層”還是“企業(yè)家階層”——都必須從理性和制度的層面上思考自己的命運，思考有所作為的策略，方有希望。只有工商業(yè)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國這塊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機。也只有從“國富民強”的邏輯轉為“民富國強”，我們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中國在未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jīng)濟體的預言才不至成為一個諷刺。那些曾經(jīng)含辛茹苦灑下辛勤汗水的商業(yè)先驅們或許看不到這番景象了，但愿我們有這樣的幸運。是為序。吳曉波財經(jīng)作家、藍獅子財經(jīng)圖書出版人

內容概要

這是一部追溯中國商幫600年變遷的大著作。
鹽商、海上私商、外貿商人、買辦、票號商人和近代金融實業(yè)家，抑或晉商、徽商、粵商、閩商和甬商，無論是以行業(yè)區(qū)分，還是以地域代表，每一個商幫都代表著一種財富。一個商幫的沒落，另一個商幫的興起，正是財富積聚效應從一個商幫轉移到了另一個商幫。
 
然而，為什么一段歷史時期內是這個地域的或者這個行業(yè)的商幫興起，之后又為何會被另一個地域或者行業(yè)的商幫代替？這其中有商幫群體自身的行商精神促成，亦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影響，更有國家大政方針作祟……所有這些，其實都有跡可循。
過去盡管早已煙消云散，但仍然留給我們寶貴的財富。這種財富不是真金白銀，而是一種梳理過后的借鑒。從中國商幫發(fā)展來看，成功的商人不僅需要艱苦奮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與時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對自身社會責任的定位。發(fā)現(xiàn)祖先行商之智慧，追蹤成功商人的足跡，才能把握財富輪動之秘密。

作者簡介

王俞現(xiàn)：原名王治國，現(xiàn)居鄭州，曾任《大河報》《東方今報》等報紙財經(jīng)記者、主筆及?？恐魅?，從事中國商幫變遷、政商關系、商業(yè)倫理歷史等方面的研究。

書籍目錄

推薦序 從國富到民富
自序 中國商幫崛起的四大氣象——千年命題的現(xiàn)代參照
第一部分 晉徽鹽商崛起 1370~1643（上）
第一章 作為試驗田的山西鹽政
朱元璋為什么沒滅20萬蒙古鐵騎？
親信的建議：一石三鳥
養(yǎng)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從暴力到貨幣統(tǒng)治的核心意義
第二章 白銀貨幣化的徽商起點
1424年，明朝貨幣史的拐點
白銀帝國的貨幣化實踐
葉淇變法：徇私的鄉(xiāng)情？
一條鞭法
第三章 山西鹽商與政治的較量
戶部尚書的辭職
鹽商豪勢與政治斗爭
第四章 徽州鹽商翻盤之撒手锏
徽州鹽商逐漸稱雄兩淮
鹽業(yè)總商與江氏家族
第二部分 海商宿命1370~1643（下）
第五章 巔峰之爭：“夾心化”的海外貿易
朱元璋創(chuàng)新：朝貢貿易一體化
海盜入貢：缺位的私人海商
角逐南洋：若隱若現(xiàn)的影響力
微小的關稅：政府忽視的外貿需求
太監(jiān)與文官之爭：海外貿易“夾心化”
第六章 海盜交歡
葡西商人闖入與爭貢事件
雙嶼結盜
朱紈之死
王直：在對抗與招撫之間
四任首輔老臣之死
第七章 海上私商：最后的屏障
四港成就的白銀帝國
白銀帝國是這樣“煉”成的
飛來橫禍：死里逃生馬尼拉
一張單薄的華人貿易網(wǎng)
華商力量：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
最后的海商大佬
帝國央行搬到拉美礦山
第三部分 外貿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第八章 晉商第一次轉型
馬市張家口與八大皇商
從張家口到恰克圖的常家樣本
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貿易商人版圖
山陜商人：“術”字形的會館見證
群商閃爍：百年商業(yè)家族
第九章 十三行：從邊緣到中心
從塌房、官牙到十三行
廣州外港：從澳門到黃埔
四口爭勝
“中國通”改變的歷史
1760年，進入生產(chǎn)巨富時代
十三行里的福建人
國際投資家
南太平洋大撤退
被肢解的“金剛”
沒有的倚重，沒有的余留
明清朝貢貿易體系的崩潰
第十章 晉商第二次轉型
從賭博房學徒到票號創(chuàng)始人
雷履泰vs.毛鴻：兩個人的較量
第十一章 徽商的倒掉
兩淮鹽業(yè)的“落魄”
茶業(yè)倒退，徽商的下坡路
第四部分 上海開埠、買辦商人與蘇商崛起 1843~1956（上）
第十二章 商人遷徙：最偉大的時刻
上海政治地位的提升
第三次商人大遷徙
第十三章 上海買辦，香山制造
為什么是香山？
買辦之鄉(xiāng)
買辦轉型與洋務運動
粵閩商人：一場起義的分水嶺
鴉片生意中走來的粵商
第十四章 山西票號發(fā)跡史1862~1910
185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物價上漲
1862年，進入政商時代
從武漢到上海：票號業(yè)務中心的轉移
1900年，十年的鼎盛
第十五章 集體吶喊與個人褊狹：心性改變的一切
李宏齡的遠見與執(zhí)著
銀行與錢莊：夾縫中的山西票業(yè)
日升昌倒閉與山西商幫的盡頭
第十六章 從鉆天洞庭到全面開花
從鉆天洞庭到上海開埠
走出洞庭的席家人
顛覆者盛宣懷
個性鮮明的蘇商群體
張謇身上張之洞的影子
無錫商人鏡像
第五部分 上海開埠與甬商天下 1843~1956（下）
第十七章 站穩(wěn)上海灘
從“郁半天”到“李大王”
葉氏智慧與首善：做人當如葉澄衷
站穩(wěn)上海灘：四明公所事件
第十八章?寧波實業(yè)金融家們
拐點式人物嚴信厚
兩位世界船王的寧波讀本
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的拓荒者
家族轉型：錢商集團九居其五
上海金融業(yè)的重塑者
宋漢章對北洋政府說不
回到傳統(tǒng)中的政商選擇
后記 顫抖中的提攜
大事記
主要參考資料

章節(jié)摘錄

十三行里的福建人“十三行”在中國貿易史上赫赫有名，且經(jīng)常與“廣州”合體，稱為“廣州十三行”。然而，廣州十三行里的人，并非都是廣州人。潘啟只是十三行里福建籍行商的杰出代表之一，以他及之后出現(xiàn)的伍秉鑒為代表，福建海商傳沿明末100年來福建海商的積淀，繼續(xù)引領清朝海路貿易。只不過，引領者由福建漳州人變成了泉州人。與李旦、鄭芝龍一樣，潘啟也來自泉州府同安縣。以李旦為標志，爾后到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再到十三行領袖商人潘啟、伍秉鑒，泉州籍商人作為一個群體登上歷史舞臺，并主導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海上貿易。因為清朝一度不允許商人出海貿易，所以以潘啟、伍秉鑒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一直獨攬著清朝的海上到岸交易，一直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此前，同為閩南商人的漳州人獨占鰲頭，這似乎與身為宦官的漳州府人王景弘有關。王景弘是鄭和下西洋時的副使，先后5次跟隨船隊南行。沒有南行的兩次，他受命到閩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許多漳州人就在這個時候成為官方水手，他們成為事實上公費出門看世界的一個群體。1434年，鄭和死后，王景弘還奉命率領船隊出使了一次蘇門答臘。從那時起，漳州人的海外貿易意識被激發(fā)。1572年，漳州月港成為明朝唯一準許海上私人貿易的港口，這種安排絕非意外。這段時間，漳州商人獨占先機，掌控了通過馬尼拉、長崎、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澳門等港口轉運到中國的白銀貿易，顯赫一時，向外移民大增。其中，在馬尼拉的漳州海澄人十居其八。伴隨月港的衰落和1603年西班牙馬尼拉當局對華人的大屠殺，漳州商人元氣大傷，爾后鄭氏父子以泉州安平為大本營，構建了海上貿易帝國，奠定了泉州海商獨領風騷的歷史地位。在潘啟到達廣州前，這里已經(jīng)聚集了很多福建商人，并在對外貿易中占據(jù)鰲頭，譬如十三行中的凌官與安官就實際獨攬了整個外貿。黃啟臣在《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fā)展》中表示，康熙（1662~1722）年間，在廣州的福建行商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a 5位，在雍正（1723~1735）年間則有Snqua、Cowlo、許藏興等數(shù)家，乾?。?736~1795）年間有林廣和、鄭德林等數(shù)家，嘉慶年間擁有洋行8家和大小商行30余家。黃啟臣文章中的Limia、Anqua很可能就是凌官與安官。如果事實如此，這時的福建商人已經(jīng)在十三行中占據(jù)主導位置。章文欽參閱《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所載資料說：1732年十三行洋行共有17家，結果被“閩人陳汀官、陳壽官、黎關官三行，任其壟斷，霸占生理”，其他14家中，還有6家是陳汀官等人的親族所開，剩下的賣貨行店，如果不是鉆營在陳汀官等門下，“絲毫不能銷售”。不僅如此，凡賣貨物給洋商，必須“先盡九家賣完，方準別家交易”。章文欽的結論是：“若非監(jiān)督縱容，伊等豈敢強霸？”黎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一書中曾提及15家行商籍貫。其中，福建籍7人，徽州籍1人，浙江籍1人，廣東籍6人（可能還包括寄籍者）。福建籍的是同文行潘啟、義豐行蔡昭復、怡和行伍秉鑒（泉州安海人）、麗泉行潘長耀、義成行葉上林（漳州詔安，祖上是徽州婺源人）、東裕行謝嘉梧（漳州詔安人）、資元行黎光華（晉江人）。安徽籍的是東生行劉德章，浙江籍的是萬成行沐士方，廣東籍的是西成行黎光遠、會隆行鄭崇謙、天寶行梁經(jīng)國、孚泰行易元昌、隆記行張殿詮、廣利行盧文蔚。雖然在公行存在的中后期，十三行里的福建人從數(shù)量上并沒有明顯優(yōu)勢，但仍占據(jù)中樞之位。鴉片生意中走來的粵商盡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們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僅限于糖、海味、棉布、紙、茶等的帆船販運和批發(fā)代理業(yè)務，不如廣潮幫與洋行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引發(fā)的影響，也不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jīng)驗。這一點讓粵商在上海商界一時無以取代，從而免于被完全清洗。1857年，浙江人吳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總局。為籌集軍餉，清政府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推出厘金制。吳煦所要解決的就是保證對抗太平軍的清軍的糧餉問題。在他看來，只有得到廣潮幫的協(xié)助，才能化危為安，他就奏準清政府設立廣潮義捐，讓上海廣潮商人承辦鴉片捐稅：每販出一箱鴉片，向清政府捐稅10兩銀子，并從中提出2兩作為局外經(jīng)費，也就是回扣由廣潮土商巨戶分享。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商人團體介入征收程序，將無法控制走私和逃稅。1857年全年廣潮商人義捐為53萬兩白銀，1858年和1859年為140余萬兩白銀，占同時期上海捐餉總量的25%，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陽土商以壟斷權的原因所在。1858年，清政府與英國代表在上海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后條約》，無奈同意將鴉片以洋藥名義進口，此舉標志著清政府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對此，蘇智良在《中國毒品史》中稱，潮幫煙商占據(jù)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鴉片貿易城市，壟斷鴉片零售及煙膏的制造與販賣達60年之久。這樣一來，廣東商民在上海的地位并沒有因小刀會起義而受到太大影響，反而獲得了承辦鴉片捐稅的壟斷權。之后，廣東人在上海的人數(shù)上升到20萬以上，并稱雄上海30年。之后，另一位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中驍勇善戰(zhàn)的香山人葉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賞識，1864年，他受李鴻章委派，主持上海會捕局，制訂《中外會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這一年夏天，廣東人丁日昌成為上海道臺，在李鴻章領導下，創(chuàng)辦江南制造局，之后一路升任福建巡撫，并架起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后因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辭職。1867年，葉廷眷被委任為上海知縣。在1853年以前，廣肇幫就已在上海建立同鄉(xiāng)組織廣肇會館，小刀會起義失敗后，會館被清政府焚毀。1872年，在葉廷眷、買辦商人徐潤等倡議下，廣肇幫重建廣肇公所。廣東會館買辦商人唐景星、徐潤、鄭觀應在1870~1880年間因受李鴻章的贊賞，特別活躍。老天是公平的，當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時，又給他們及他們的后裔打開了另一扇大門。在明清私人海上貿易中，福建商人向來是一馬當先。當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時，他們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傳統(tǒng)，放眼東南亞，并以此為活動半徑，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移民群體。1864年廈門海關稅務局報告說，在爪哇、西貢、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來亞等）的中國人大部分來自福建。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時，歷時一個多世紀的隱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絕地而起，給了現(xiàn)代中國人一個無比驚人的發(fā)現(xiàn)。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福建產(chǎn)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級華人。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來說，如今在中國臺灣地區(qū)（以蔡萬霖、王永慶、辜振甫、施崇棠、施振榮為代表）、新加坡（以黃廷芳、李成偉為代表）、馬來西亞（以林梧桐、林國泰、駱清燕、劉耀全、陳志遠、林木榮、邱繼炳為代表）、菲律賓（以陳永栽、鄭周敏、吳奕輝、鄭少堅、施至成、陳永成、楊應琳為代表）、印度尼西亞（以黃奕聰、林天寶為代表）的世界級富豪大多來自這里。而廣東產(chǎn)生的世界級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國，其中以潮汕商人較多。寧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動，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則馬來西亞。這兩個商幫產(chǎn)生的世界級富豪，遠難與福建商幫相比。從這個角度來說，福建商人是中國商幫史上最悲壯的商人群體，但也正是這種悲壯，讓其與晉商陸路長途貿易的土氣，具有了某種異曲同工之妙，而這兩個商幫所演繹的波瀾壯闊的財富故事，也讓他們成為中國商幫史上最大的兩個商人群體。如果說山西商幫在清朝時產(chǎn)生了中國商幫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華商家族就產(chǎn)生于這批以福建籍華僑商人為代表的商人群體中，并一直延續(xù)至今。

后記

這些年國內最著名的財經(jīng)作家非吳曉波老師莫屬。他記者出身，在30歲時出了第一本書。2007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我也是記者出身，雖然在我30歲時，吳老師已經(jīng)光彩四射，讓我望塵莫及，但這種相似的背景，還是讓我有了也出一本書的念頭。于是那年，我從一家媒體的?？恐魅挝恢蒙限o職，一邊在河南首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工作，一邊籌劃自己寫書的事情，之后索性做了一位安分宅男。從那時起，出書成為我的一個夢想。    大多數(shù)人為夢想而生。無論是中央電視臺的《贏在中國》還是湖南衛(wèi)視的((快樂女生》節(jié)目，都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展現(xiàn)、實現(xiàn)夢想的舞臺。有些夢想，對于其他人來說可能順風順水，甚或是舉手之勞，但我的夢想之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迷茫與困惑，我不知道該從哪里入手、如何下筆，以及將主旨落腳到何處，這讓我的心力受到有生以來的最大考驗。    孟子曾講過一則故事：博弈者，用瓦盆做賭注，技藝可以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但如果用黃金做注，則技藝將大失水準。我從來不敢說自己有水準，甚至在2007年之前我從來沒有過出書的想法。當這種想法真正冒出來時，我在興奮激動的同時叩問自己：“這可能嗎？”    心理學上有個詞叫“目的顫抖”，就是說太想紉好針，手會顫抖；太想踢進球，腳會顫抖；太想做創(chuàng)意，腦袋會顫抖。如果做事用力過度、意念過于集中，那么平時很可能較為輕松就能完成的事情，反而會做得糟糕。    對浩瀚史料的掌握唯恐不全或者失實折磨著我。我常常失眠，困得要命卻難以入睡。每天我都感覺時間和精力不夠。原來寫稿，一兩個版甚至更多內容的選題，準備時間充其量一兩個月，這是略等于一間新房的裝修時間，而現(xiàn)在，為一本書的準備，全心全意、心無旁騖的那種投入，花了兩三年時間，遠遠超出了我最初想象的狀態(tài)：速戰(zhàn)速決。這種持久戰(zhàn)一度讓我心力交瘁、痛不欲生。    作為財經(jīng)記者，我對近現(xiàn)代創(chuàng)富人物及其歷史的關注，讓我一直想看到一本有關中國商幫發(fā)展歷程方面的書籍，但并沒有理想的作品滿足我的愿望。于是，我就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探尋的理由和切口。在此過程中，特別感謝那些啟迪了我寫書思路的名家及背景不一的非名家們，沒有他們或宏觀或微觀的有關商幫、商幫人物及相關歷史事件的探討，很難想象本書主干何以成型。    人們開始近距離觀察歷代工商界最智慧的人，是這個時代的幸事！這些人勾勒出了中國商幫史波瀾起伏的畫卷。只是略有遺憾的，這些留下印記的人們或者說中國商幫史的脈絡，多是片段，被割裂的、不連貫的、支零破碎的那種片段，這或許就是寫這本書的價值所在。這種感覺一路提攜著我。    還有一個細節(jié)有必要提及：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慘敗，李鴻章多年苦心經(jīng)營的北洋海軍毀于一旦。大約在19世紀60～90年代，清朝洋務派總共創(chuàng)辦了約60家近代企業(y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卻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從當時編譯的作品來看，中日兩國也存在巨大反差。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的300年中，日本翻譯中國的書籍在129種之多，而中國翻譯日本的書籍卻只有12種，并且大多數(shù)還是日本人的翻譯。    在甲午戰(zhàn)爭后的十幾年中，情況發(fā)生了逆轉。日本翻譯中國書僅有16種，其中大多數(shù)是文學書，而中國翻譯日本書卻達到958種。當中國上下轉而探究日本的強國之道時，日本人早已將目光投向了對歐美書籍的翻譯，中日兩國的文化地位開始逆轉。    這些年，無論是《第五項修煉》還是《藍海戰(zhàn)略》，以及一些國外首富發(fā)家史和國外企業(yè)史的翻譯書籍，不一而足，都深受中國商界及精英階層的歡迎，有的還被奉為圭臬。這既是好事，也不盡然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對自己的現(xiàn)實審視不夠，我們對自己國家商脈傳承的歷史關照不夠。我們沒有在此基礎上，去建立自己的吸納體系。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序中談到：“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中國人的商業(yè)倫理、商業(yè)思想建設，又何嘗不是如此？“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tǒng)，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fā)生相當?shù)淖饔谩！?   所以我對吳曉波老師用較為通俗的傳播方式去梳理中國近現(xiàn)代企業(yè)史的做法，充滿敬佩。他的存在，成為我心中一盞不滅的明燈。每每困頓至極時，都會有一位俊朗、用心、才情飛揚的師者，給予我無形的力量。每每我處于絕望和放棄的邊緣，興趣及探究帶來的發(fā)現(xiàn)與快感，又一次次把我拉了回來。    我也希望以自己的經(jīng)歷去告訴那些曾經(jīng)冒出過寫書想法的人，只要你愿意，愿意付出，堅韌而執(zhí)著，找準一個方向和體裁，你也可以寫書！    王俞現(xiàn)    2010年12月6日于鄭州

媒體關注與評論

《中國商幫600年》是對600年中國商人史的深度調查。它的出版表明，只有自覺著自己的歷史，才能產(chǎn)生真正的文化與思想自信，才能真正開始制度的創(chuàng)新。    ——北京大學教授、《五百年來準著史》作者  韓毓海    這本書展示了明朝至建國初期600年來我國商幫此起彼伏、興衰哀榮的宏大史卷。這是一部講述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故事書。商業(yè)集群帶動商幫的崛起，商幫的崛起推進商業(yè)集群；貿易自由帶來繁榮，貿易壟斷帶來衰落，反映了商幫對自主性的強烈訴求，以及不得不時而選擇依附官府的百般無奈。    ——中國社科院教授，北京天則經(jīng)濟研究所剮所長  馮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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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幫600年》：追尋中國財富遷徙路徑，一本書呈現(xiàn)中國商幫600年變遷，展現(xiàn)不同商業(yè)幫派之沉浮起伏，揭示中國商業(yè)發(fā)展之滄桑變化，為什么是明朝而不是更早的朝代拉開了中國商幫的序幕？中國商幫的誕生與白銀之間到底有什么關系？為什么中國商幫最先以山西鹽商為代表？為什么山西鹽商會被徽州鹽商所超越？為什么中國海商絕大多數(shù)以海盜的身份出現(xiàn)？為什么明朝要派鄭和下西洋？為什么山西票商得以在山西鹽商式微后，又作為新的山西商幫勢力崛起？福建商民為什么沒有在上海站穩(wěn)腳跟？為什么說蘇商群體的角色包容度之大，是其他商幫無法比的？為什么寧波商人能后來居上，取代廣州香山人以及山西票號商人在中國金融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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