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11

內容概要

本書是比較中的第11輯。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25年的歷程，主編吳敬璉曾經指出，綜觀中國經濟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fā)展歷程，其挫折與成功都與人們對經濟理論的接受和認知有關。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改革的深入，“政府”的角色不僅在現(xiàn)實中影響一個社會的發(fā)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日益占據關鍵地位，對“Governance”的研究更是越來越深入和廣泛，政府的治理“好”還是“不好”是要影響一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的，所謂“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在他的“國家悖論”中如是說?！侗容^》一直關注這一主題，如第五輯發(fā)表了錢穎一的《政府與法治》，第七輯發(fā)表了李稻葵的《官僚體制的改革理論》等。本輯《比較》的主題緊緊圍繞政府治理而展開，其中有理論研究，有實證分析，內容涉及如何建立值得信任的政府、如何建設有誠信的法治國家、經濟和法律中的組織理論、公務員能力的培養(yǎng)，以及有關中國政府治理水平的比較分析。

書籍目錄

第十一輯  正統(tǒng)經濟學的威力、局限與拓展轉軌經濟  通向經濟成功的一條暗道前言  經濟學中的建構主義和生態(tài)理性海外特稿  中國如何從亞洲危機中汲取教訓  中國經濟該在制度轉型上提速——兼評吉富勝改革論壇  金融混業(yè)經營和監(jiān)管現(xiàn)實  2004年宏觀經濟面臨減少失業(yè)與控制通脹兩大政策目標的艱難平衡比較之窗  有關中國和印刷度的十大謎思法和經濟學  轉型的大陸法法律體系中的誠信義務：從不完備法律理論得到的經驗  重新審視法律移植：日本公司法中的董事誠信義務  法律與社會規(guī)范新書架  經濟增長的經驗分析及其未來的研究方向  ——《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書評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20年中，蘇聯(lián)型社會獲得了較快的增長，其原因在于它們受到了一種“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的推動。共容利益這一概念是在《國家的興衰》(Olson，1982)一書中提出并得到檢驗的。這里我只打算簡單地解釋一下。如果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或某個擁有相當凝聚力和紀律的組織能夠獲得該社會所有產出增長額中相當大的部分，并且同時會因該社會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極大的損失，則該個人或組織在此社會中便擁有一種共容利益。這種共容利益給所涉及到的人以激勵，誘導他們去關心并努力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換句話說，擁有共容利益者的利益之實現(xiàn)，不僅是力求獲得社會產出的更大份額，而且還需要擴大該社會的總產出。與之相對應的是擁有“狹隘利益”(narrow interests)——即人們只會享有或損失社會產出增減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的個人或組織，他們對增加社會產出既無熱情也無興趣。這些個人或組織所熱衷的只是通過再分配上的爭斗來尋求該社會產出的更大份額，盡管這種再分配上的爭斗會使國民收入的減少額比狹隘利益者所獲得的還要大得多。    結果，相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很小的游說和卡特爾組織便開始為實現(xiàn)其特殊利益而尋求立法支持并建立壟斷，盡管相對于這些組織內的個人所得來說社會的損失很大。同時，這些組織對社會產出的增加從未付出過任何努力。類似地，美國國會的每位成員所代表的僅是全社會極小的部分，所以他們只會熱衷于為其選區(qū)和來自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捐贈謀取好處，而不關注提高國家的生產率。與其形成對照的，是諸如美國或法國的總統(tǒng)，或是像英國紀律嚴明的政黨(如保守黨)及瑞典的社會民主黨，他們代表著廣大選民，因而會熱衷于為社會帶來“和平與繁榮”，并且會盡力減少隨人們在社會財富之餅如何分切問題上的爭斗而來的社會損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頭10年中，共產主義國家的統(tǒng)治者，尤其是斯大林，擁有一種與其統(tǒng)轄區(qū)內的產出量唇亡齒寒的共容利益(見Murrel和Olson，1991)。實際上，斯大林就是蘇聯(lián)的所有者。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像一位工廠主關心其產出最大化那樣關心其領地的生產率。斯大林和他的一些繼承人總是利用蘇聯(lián)產出的大部分來擴充其軍事實力、國際影響以及個人威望。由于共產主義代表了未來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將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信念因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得到了加強，故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們又熱衷于利用強制儲蓄的辦法來為非常規(guī)的高投資提供資金。    盡管蘇聯(lián)型社會的統(tǒng)治者或政治局在努力提高產出水平方面因拒斥市場而遇到了麻煩，但他們卻仍然能夠利用下級之間的競爭和價格信息，來獲得一些制定合理計劃所必需的信息。他們恩威并重，以促使下級按照計劃的要求來增加產量。只要能夠辨別出最有用的信息，上述措施和高額儲蓄與高額投資水平相結合，便可以在二戰(zhàn)后初期為蘇聯(lián)型社會帶來一個與那些西歐市場經濟國家相近的增長率。當然，這些蘇聯(lián)型國家相對低的收入水平也意味著它們擁有更大的趕超潛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行業(yè)、各部門和各地區(qū)的下級官僚逐漸克服了實現(xiàn)集體行動的困難，并且開始心照不宣地合謀，以便使其上級領導無法得到有關他們在現(xiàn)有的資源條件下究竟能夠生產多少的全部信息。這種合謀帶來了生產指標的降低，從而使得下級官僚的日子好過多了①。將分散的企業(yè)組合成超級壟斷組織的做法，也增加了中央利用下級間的競爭來獲得信息并提高產量的困難。時間的流逝還使得來自前共產主義時期的相對價格信息越來越不適用。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下級的下級同樣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合謀。最后，曾經幾乎全部匯集在統(tǒng)治者手里的權力，其相當部分便會通過國家機構內的“新階級”而散失掉，有時甚至會散到某些幕后統(tǒng)治集團那里。    盡管像斯大林那樣的統(tǒng)治者的確在社會的生產方面擁有異乎尋常的共容利益，但各行業(yè)、部門或地區(qū)中的每一個形成集體行動的下級小集團，所擁有的僅僅是一種狹隘利益。由于每一個小集團通常只能分享到整個國民收入增長中微不足道的份額，因此它們不可能像統(tǒng)治者那樣去關心全社會的產出增長。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蘇聯(lián)型中央計劃下提高產出的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激勵——統(tǒng)治者的共容利益——就開始變得不那么強有力了，而那些并未受到任何激勵去關心全社會產出提高的國家官員的影響卻在與日俱增。簡言之，相對于西方市場民主化國家中明顯的癥狀而言，蘇聯(lián)型社會患了一種盡管不那么明顯、但卻是更為嚴重的“制度僵化癥”(institutional sclerosis)(Olson，1982)。    正如前述理論所示，蘇聯(lián)型國家的經濟每況愈下。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盡管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仍然存在趕超增長的巨大機會，但它們卻在經歷著越來越低的增長，最終開始被西方市場民主國家越甩越遠。這種停滯到了80年代愈發(fā)嚴重。    戈爾巴喬夫1985年推行的、且隨著1989年共產主義大廈坍塌而加快的改革或民主化，并沒有造就出規(guī)模甚大、紀律嚴明的政黨和民主地選舉出強有力的總統(tǒng)。換言之，它沒有創(chuàng)造出熱衷于從轉軌時期仍存在的國有產業(yè)和計劃機關中尋求最大產出的共容利益。擁有狹隘特殊利益的經理或計劃者小集團依然故我，并且其利益繼續(xù)與社會的進步和改革格格不入。在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主義社會里，計劃者總要顛覆分權化改革，而經理們則總是努力排斥競爭者(Winiech，1990c)。伴隨著民主化的進程，數(shù)量更大的狹隘特殊利益集團通常要發(fā)揮影響。    共容利益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大多數(shù)轉軌國家的產出水平為什么甚至會低于舊體制時期。上述討論還告訴世人，那些轉軌國家不應該指望能夠在某一時段內按部就班地實施某種計劃好了的漸進式改革。    二、原始貿易    前面提出的理論并非能夠涵蓋一切。一些中央計劃經濟運作的詳細性質或特征告誡我們，該理論所說的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某位集權領導人的共容利益本身能夠充分解釋戰(zhàn)后初期中央計劃經濟具有相對高的增長率的話，那么計劃者們也就一定會借助一些可以確保資源配置效率至少達到某一水平的措施。換句話說，他們一定會通過一個最優(yōu)化過程，也即他們將會利用隨官員們之間的競爭而來的信息制定出一個至少是大體上接近資源最優(yōu)配置的計劃。他們還會設計出一套強有力的或“高效能”的激勵機制，以鼓勵企業(yè)的經理們去勇于承擔開發(fā)潛在的新技術和促成知識進步所必須承擔的風險。    然而，中央計劃經濟中的計劃者卻沒有做到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在計劃方面，雖說他們總是不斷變更計劃并力求使之邏輯連貫和統(tǒng)一，但他們卻沒有通過這些計算來給出一個類似資源最優(yōu)配置的計劃。由于對一切與利潤沾邊的東西均表示厭惡，他們也沒能設計出一套讓創(chuàng)新者獲得相當一部分風險創(chuàng)新收益的激勵機制。因此，排斥風險、得過且過這種在缺乏利潤動機的官僚機制內極為典型的行為，始終困擾著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       正因為如此，盡管在開始時中央計劃經濟的計劃者們非常熱衷于使其社會更具生產性，同時他們也的確干了些增加生產的實事(如懲罰那些不服從行為并且強制實行高儲蓄高投資率政策)，但是他們沒能成功地找到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和鼓勵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途徑。為了解釋二戰(zhàn)后的20多年內中央計劃經濟令人矚目的增長率，同時也為了說明在20世紀70和80年代其產出增長率的停滯甚至是下降，我們不能僅考慮統(tǒng)治者所擁有的共容利益，而且還應至少注意到另外一個因素。    令人多少感到吃驚的是，使蘇聯(lián)型社會之所以如此的更進一步的原因竟是其原始社會性。下面這一點以前并未有人明確地討論過，即蘇聯(lián)型社會與歷史開始時的社會十分類似。讓我們看看下面一段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其《歷史》一書中所描繪的古代世界的情景：    “迦太基人也說過，在利比亞有那么個地方居住著許多人，這塊地方已經不在大力神海格里斯的影響范圍之內。當迦太基人抵達那里的時候，他們卸下貨物，在沿著海岸將其擺放整齊之后便回到他們自己的船上，并以燃煙為號。一旦見到了煙霧信號，那些當?shù)赝林吮銜叩桨哆?，并且留下一些黃金以購買已擺放在那里的商品，然后走開。迦太基人再次下船來，這時如果他們覺得土著人為購買商品所留下的黃金價格公道的話，他們就拿走黃金并回家。如果覺得價格不甚公道的話，他們就再次回到船上坐等。這時土著人就會在已經放在那里的黃金上再加上一些，最后直到迦太基人接受所給出的價格為止”。    當然，在迦太基人和他們的貿易伙伴之間并不存在那些保障貿易進行的法院制度或政府。但盡管如此，貿易還是發(fā)生了。的確，從希羅多德論述中我們似乎可以發(fā)現(xiàn)，由于燃煙信號的被承認，由于這一程序已經成為慣例，這種獨具特色的貿易方式竟然被經常采用。交易雙方很可能都希望在今后類似的貿易中獲利，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均力圖避免那些可能會妨礙未來貿易的事情發(fā)生。在眾多其他的文化當中也有許多與之類似的“沉默貿易”的例子，或是在沒有政府或制度、甚至沒有宗教e或語言的情況下個人之間進行交易的例子。舉例來說，甚至有一些正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中的部落也還會安排本部落的婦女進行一些貿易。    有些貿易甚至在最困難和最原始的條件下還會發(fā)生，原因之一是來自貿易的收益相當巨大。得自專業(yè)化和貿易的收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它實現(xiàn)不了的話，世界上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將生存不下來(0lson，1984)。這類收益有時在當場交易中能夠立刻得到實現(xiàn)。這樣，部分貿易也就可能在不同的原始部落之間發(fā)生了。對原始社會中的貿易問題的討論還直接地揭示了下面一點：許多得自貿易的收益在希羅多德所描述的環(huán)境內是無法實現(xiàn)的。毫無疑問，無論交易的一方能夠從借款中——甚至是高利率貸款——獲得多大的回報，不管交易的另一方多么希望從其資本中得到可觀的收益，迦太基人和當?shù)鼐用袷遣豢赡軇?chuàng)造出長期信貸的。假如交易的一方愿意為躲避與己不利的風險而支付保險費，或是從對方那里購買某種承諾，他很可能干脆就做不成這筆買賣。上述諸種交易難以實現(xiàn)的原因就在于交易雙方都沒有使這些必要的合約得以執(zhí)行的法院或法律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20年中，蘇聯(lián)型社會獲得了較快的增長，其原因在于它們受到了一種“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的推動。共容利益這一概念是在《國家的興衰》(Olson，1982)一書中提出并得到檢驗的。這里我只打算簡單地解釋一下。如果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或某個擁有相當凝聚力和紀律的組織能夠獲得該社會所有產出增長額中相當大的部分，并且同時會因該社會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極大的損失，則該個人或組織在此社會中便擁有一種共容利益。這種共容利益給所涉及到的人以激勵，誘導他們去關心并努力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換句話說，擁有共容利益者的利益之實現(xiàn)，不僅是力求獲得社會產出的更大份額，而且還需要擴大該社會的總產出。與之相對應的是擁有“狹隘利益”(narrow interests)——即人們只會享有或損失社會產出增減量的微不足道的部分——的個人或組織，他們對增加社會產出既無熱情也無興趣。這些個人或組織所熱衷的只是通過再分配上的爭斗來尋求該社會產出的更大份額，盡管這種再分配上的爭斗會使國民收入的減少額比狹隘利益者所獲得的還要大得多。    ……

媒體關注與評論

書評《比較》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分析的學術性平臺。在本輯《比較》中，我們提供了弗農·史密斯的《經濟學中的建構主義和生態(tài)理性》一文。他因“發(fā)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尤其是實驗室里研究市場機制的選擇性方面”的貢獻而獲得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文即弗農為頒獎大會所做的講演。本輯中還包括《正統(tǒng)經濟學的威力、局限與拓展》，這是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黃有光教授在今年1月份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學會第三屆年會上的演講。近來中國和印度的發(fā)展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瑞銀華寶亞洲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森將一段時間以來有關中印比較的觀點匯集成《中國和印度比較的十大謎思》一文，以澄清十大似是而非的觀點?！侗容^》站在理論前沿， 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fā)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編輯推薦

　　《比較》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分析的學術性平臺。在本輯《比較》中，我們提供了弗農·史密斯的《經濟學中的建構主義和生態(tài)理性》一文。他因“發(fā)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尤其是實驗室里研究市場機制的選擇性方面”的貢獻而獲得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文即弗農為頒獎大會所做的講演。本輯中還包括《正統(tǒng)經濟學的威力、局限與拓展》，這是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黃有光教授在今年1月份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學會第三屆年會上的演講。近來中國和印度的發(fā)展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瑞銀華寶亞洲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森將一段時間以來有關中印比較的觀點匯集成《中國和印度比較的十大謎思》一文，以澄清十大似是而非的觀點?！侗容^》站在理論前沿， 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fā)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圖書封面

圖書標簽Tags

無

評論、評分、閱讀與下載

---

    比較11 PDF格式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