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人的演講（二）

用戶評論 (總計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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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國?吾民?吾性：天時、地利、人和
  　　
  　　
  　　一提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tǒng)，說起她的智慧、博大、深廣，就我個人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她那流淌在心靈周邊那一部分“悟性”。在哲學界或思想界，這個悟性或許就是我們常說的“心靈之約”。中國人重視與天地環(huán)境的關系，講求“天人合一”，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將自我掩藏在心靈深處，對外以“天地間走來小小的我”的姿態(tài)出現(xiàn)，這一“克己”的行為，反映出中國人自重、含蓄、謙讓、內斂、深沉、博大、溫和、圓熟、幽默、仁厚、常樂的個性。林語堂在《中國人之德性》一文中將中國人刻畫的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用“心”來控制感情，這是中國人的一個大發(fā)現(xiàn)。這個發(fā)現(xiàn)，在我看來，用“做法”來得更貼切些。不過，“做法”可以用智慧或偉大來描述，畢竟這個“做法”非常獨特，不容易做得來。這個做法形成了幾千年的傳統(tǒng)：“內圣外王”。說穿了，就是修身養(yǎng)性，然后在“起家治天下”。尤其是“人人皆可為堯舜”，這個道德理想的目標非常純粹，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對中國社會秩序的整合舉足輕重。饒有情趣的是，中國人的德性不是儒家的獨有，而且在墨家、道家那里也是比比皆是，以中國人的幽默而論，道家的“貧嘴”頗能顯示出傳統(tǒng)靈動的一面。林語堂這樣述說中國傳統(tǒng)的“幽默”：“幽默是心境之一狀態(tài)，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fā)展過程中生產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內容，只有智慧之刀的一晃。歷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小、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子。”當然么其他國家也有幽默，但莊子的幽默是中國式的，“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產也不知將遜色多少。”
  　　開篇即用幽默來概括中國的傳統(tǒng)是不是顯得不夠莊重呢？回答恰恰相反，要知道幽默所包蘊的內涵比任何詞語都來得寬泛周嚴。
  　　陳季同的《宗教與哲學》講出了孔子學說人性體系中最為完美的感悟。這個感悟非常人性化，他所說的“自重是一種普遍情感”，這就把中國人源自孔子的教誨給點化了：“孔子教導我們，感官，顧名思義由各種官能組成，而非天資。不過人類卻接受了自然的稟賦，他列舉為：體面的相貌，溫和的言談，準確的聽力，敏銳的眼光，冷靜的反應。我們應該不斷發(fā)展人類感官的這些特別之處?！钡拇_，不但幽默靈動，就是自重也是一種以不變來應萬變的人生智慧策略。凡此種種，這些都是用來協(xié)調、潤滑、周全人之邊際關系的控制策略。
  　　“中庸之道”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最為大氣的一種“庸道”。這一人生智慧在傳統(tǒng)資源中應該說是最值得打撈的一味。1918年11月10，翰林校長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fā)刊詞》中這樣袒露自己施行教育宗旨的原委說：大學者，“包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抖Y記》《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阋孕稳葜Ｈ缛松砣?，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論與厭世論，常樊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保ā恫淘嗳返?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11頁》）1930年，蔡先生在1930年11月20亞洲學會的演說直截了當地說出了“中庸之道”的普適意義以及在中華民族傳統(tǒng)中獨特性和智慧：“我等所生活的世界，是相對的，而我人恒取其平衡點?！逼鋵崱爸杏埂辈粌H是一種做事的方法，更是一種人生的智慧，19歲的匡亞明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客觀分析了“中庸”的可取成分。避開消極，走向積極，這就是他發(fā)現(xiàn)的“中庸”意義：“儒家‘中’的哲理在教人如何困苦自勵，如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方面，確有其合理的、經積極的思想實質所在。在儒家‘中’的哲理中，前者（指消極成分）應打破、消除，后者應保留、發(fā)揚。能如此，就可以在儒家‘中’的哲理中找到有益于當今的不少珍貴思想。”（《儒家哲學觀――“中”》）無論我們身居何處，這種人生哲學都需要攜帶著。
  　　不止如此，“中庸之道”與還牢牢掛靠在了“禮樂”精神的戰(zhàn)車上。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中”與“和”是息息相關的，“和”是“中”的另一種表現(xiàn)和說法，它們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中國傳統(tǒng)之偉大的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還是“禮”、“樂”精神，這是中國人心性最高的標志之一。徐復觀的《由音樂探索孔子的藝術精神》、朱光潛的《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周谷城的《禮樂新解》、李長之的《釋美育并論及中國美育之今昔及其未來》都是論述其偉大的經典之作。朱光潛先生特意將“和“提出來闡釋“禮樂”精神：“‘和’是個人修養(yǎng)與社會生展的一種勝境，而達到這個勝境的路徑是‘序’。和的意義原于音樂，就拿音樂來說，‘聲成文，謂之因’，一曲樂調本是許多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聲音配合起來的，音樂和諧不和諧，就看這配合有無條理秩序。音樂是一種最高的藝術，像其他藝術一樣，他的成就在形式，而形式之所以為形式，可因其具有條理秩序，人格要成一個完美的有機體，知情意各種活動必須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就一個社會說，分子與分子要和而無爭，他也必有制度法律，使每個人都遵照。世間決沒有一個無‘序’而能‘和’的現(xiàn)象。”
  　　當然對禮、樂內涵的之解釋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是中國偉大傳統(tǒng)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看到的郭沫若的《中國文化之傳統(tǒng)精神》、馮友蘭的《中國哲學之精神》、方東美的《中國人的人生觀》、周作人的《中國的國民思想》等萬變不離其宗的“人生”感悟。方東美將中國人視自然、人與歷史“渾然一體”的觀點看作“東方智慧的基本精神”，從而也就有了這樣的思想定義和價值判斷：“因此，在這種智慧的光照之下，哲學并不是對一些瑣事枝枝節(jié)節(jié)的研究，往而不返，也不是對一些與生命不相干的探討，執(zhí)而不化。所有偏執(zhí)的‘主義’，若只囿于邊見，即使不是虛妄，也是誤解，中國哲學在這種廣大和諧的原則下，以理想主義作為追求崇高價值的表現(xiàn)，自可與自然主義攜手合作，共同肯定生命的意義――不論是宇宙生命或是人類生命，然后在某種意義下的自然主義，也必能與人文主義密切融通，共同在文化創(chuàng)造中肯定人性的尊嚴。”馮契的《智慧的民族特征》也無不道出了其中的真諦；朱立元、王振復的《天人合一――中華藝術精神的文化內涵》更是從文學藝術的視角將中國人心靈“美的歷程”推向了極致。
  　　“仁”是中國傳統(tǒng)中一個基本元素，也是一個歸宿，而其落腳點則具體到了“孝”和“愛”上（南懷瑾：《孝和愛》），美籍華人成中英以此為根據發(fā)表的《論儒家孝的倫理及其現(xiàn)代化：責任、權利與德行》以嶄新的視角說出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前些年由于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的影響，對儒家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的糾葛沸沸揚揚，然而東亞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卻以不爭的事實讓這種懷疑傳統(tǒng)智慧的觀點沉落。這也告訴我們，打倒傳統(tǒng)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我們必須正視并審視我們的傳統(tǒng)。
  　　同樣是出于對人性的尊重，同樣出于人文關懷，林同濟的一篇在美國用英文解釋的“中國心靈”更為真切。他把道家和儒家的互補圓融視為一首完美的樂章：“儒家思想要求人們負責、合作和從眾；從社會的角度來講，他起到聯(lián)合、保存和持續(xù)的作用。道家思想體現(xiàn)個體自由意志，總是導致異議和分歧。他們兩者的確大相徑庭。然而，正如生活中的許多悖論那樣，對立面常常并存。這兩種思想在一個文化中，還有在一個人身上的綜合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來看都不無裨益。我們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它們提供了中國人生活中的正面和負面因素――它們一陰一陽，互為補充，辯證地引導生活走出時時出現(xiàn)的僵局；正因為有了它們，中國人才沒成為偏執(zhí)狂，中國才不那么單調。”（《中國心靈――道家的潛在層》）無獨有偶，王邦雄的《談儒道兩家的“道”――從儒道兩家的“心”談生命價值的開發(fā)》，他這樣總結中國人文的兩家的心路說：“素樸地說，道是人走的路，是人走出來的路；人文地說，儒道兩家為人生開路，開出人人能走，既真實而又莊嚴的路，所以道是人生的正路，人生的大道；究極地說，道既是正路，也是大道，能實現(xiàn)每一個人生命的真實價值，與存在的莊嚴意義，所以說道是實現(xiàn)原理，也就有了天道的形上性格。儒道兩家的道。開出由有限走向無限的路，讓每個人的生命沒有負擔也沒有缺憾，讓每一個人的生命既真實又莊嚴，這就是擔負一切存在，也實現(xiàn)一切存在的宗教精神。惟儒道兩家，在人間現(xiàn)世開出終極理想境，這就是人間現(xiàn)世的圓滿，所以儒道兩家的道，都通過政治去開展，內圣外王之道，遂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宗教。這就是道，是由人的‘心’去開發(fā)去實現(xiàn)的道?！表樦@一思路延伸，我們還看到了“疏離”的智慧（韋政通：《從“疏離”問題看中國哲人的智慧》）、“自然與人”的“合一”（金岳霖：《自然與人》）、文化對人的“設計”（孫隆基：《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中國人智慧中的“三極”（龐樸：《三極：中國人的智慧》），不一而足。這些都是中國傳統(tǒng)中的人文終極關懷，也可以用“真、善、美”來囊括之（湯一介：《論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質而言之，即是“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光旦：《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干》）。在本卷編纂的文章中，談論中國傳統(tǒng)心性的居多，而且儒家、道家以及兩家關系互補的文章各居一定的分量。諸如劉輝揚的《中國人的精神自由夢――莊子與道家》就是中國人“心性”的另一面揭示得淋漓盡致。陳榮捷的《中國哲學之理論與實際――特論人本主義》宏觀而又全面的總結了中國傳統(tǒng)的儒、釋、道各家的“理論與實際”之關系，人物的來頭不大，但卻有一言九鼎之力。
  　　饒有意味的是，本卷最后一篇乃是胡適的1959年7月在夏威夷大學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宣讀的論文。這位以《新青年》起家，以激進反對傳統(tǒng)“暴得大名”的文化巨子卻以《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為題審慎地打撈出中國傳統(tǒng)中的“科學”精神。這是“五四”巨匠的偉大之處。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學術活動也是吸納在向中國人乃至世界人宣布：中國的傳統(tǒng)同樣偉大！
  　　
  　　
  　　
•   寫得相當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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