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與社會變遷

內(nèi)容概要

　　今天，各個學科中的研究正逐漸認識到：語言使用中的變化方式是與廣泛的社會文化過程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們也正在逐漸意識到將語言分析用作為研究社會變化的一種方法的重要性。但是，還不存在一種既適合于理論，又適合于實踐的語言分析方法。所以，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力求發(fā)展一種通向語言分析的方法，這種方法致力于填補某種空白：它對于語言研究中的變化能夠特別有用，而且也能夠適合于研究社會的和文化的變化。

作者簡介

　　諾曼·費爾克拉夫：是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的語言學教授，當代西方著名的批判的話語分析學者。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批判的話語分析上，并陸續(xù)在蘭卡斯特大學開設了“批判的話語分析”、“語言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語言分析中的新方向”等研究生課程。除了這部《話語與社會變遷》的著作以外，他還撰寫，編寫了以下著作：《語言和權力》等?！?/pre>


書籍目錄
導言第一章　話語分析方法第二章　米歇爾·?？潞驮捳Z分析第三章　一種關于話語的社會理論第四章　互文性第五章　文本分析：建構社會關系與“自我”第六章　文本分析：建構社會現(xiàn)實第七章　當代社會的話語與社會變化第八章　進行話語分析參考書目


章節(jié)摘錄
　　今天，各個學科中的研究正逐漸認識到：語言使用中的變化方式是與廣泛的社會文化過程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們也正在逐漸意識到將語言分析用作為研究社會變化的一種方法的重要性。但是，還不存在一種既適合于理論，又適合于實踐的語言分析方法。所以，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力求發(fā)展一種通向語言分析的方法，這種方法致力于填補某種空白：它對于研究語言中的變化能夠特別有用，而且也能夠適合于研究社會的和文化的變化?！　榱诉_到這個目的，有必要把兩方面因素加以綜合，一方面是在語言學和語言研究范圍中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分析語言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與發(fā)展一種適當?shù)纳鐣Z言理論相關的社會的、政治的思想。在前者中，我的工作包括語言學的各個分支領域(詞匯、語義學、語法)、語用學、以及更為主要的“話語分析”，而“話語分析”近年主要是由語言學家發(fā)展起來的(各種意義上的“話語”和“話語分析”都得到簡略的討論)；在后者中，我的工作包括研究A．葛蘭西(Antonio Gramsci)、L．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M．?？?Michel Fou cault)、J．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和A．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成果。這樣一種綜合是期待已久的事情，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的存在，這個目標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令人滿意地得到實現(xiàn)。一個因素是語言研究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分離狀態(tài)，以及形式主義的、認識論的范式對于語言學的支配。另一個因素是：在傳統(tǒng)上，其他社會科學缺乏對語言的興趣，并傾向于把語言看做是顯而易見的東西：諸如當訪談之類的語言資料被廣泛使用時，人們往往認為，此類資料的社會內(nèi)容可以在無需注意語言本身的情況下得到解讀。這些立場和態(tài)度現(xiàn)在正在發(fā)生變化。社會科學之間的界限正在淡化，更多不同種類的理論和實踐正在各種學科內(nèi)部得到發(fā)展。而與這些變化相伴隨的是社會理論中的一種“語言轉(zhuǎn)向”，它導致了對語言的贊美，即把語言更多地看做是社會現(xiàn)象中的一個作為中心的角色?！　∨械恼Z言學　　“批判的語言學”是20世紀70年代由東英吉利大學的一些學者發(fā)展起來的方法(福勒等，1979年；克雷斯和霍奇，1979年)。他們試圖利用與邁克爾·哈利迪(Michael Haliiday，1978，1985)連在一起的、并被稱為“系統(tǒng)語言學”的功能主義語言學理論，把一種語言學文本分析方法與一種有關語言在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過程中的功能的社會理論結合起來?！　≡诳疾爝@一學科的起源時，毫不令人奇怪的是：批判語言學渴望使自己與主流語言學(比起現(xiàn)在，它在當時更為嚴重地受制于喬姆斯基的范式)和社會語言學(見福勒等，1979年：185—195)區(qū)別開來。語言學理論中的兩個“流行的、相關的二元論”遭到了拒絕：語言體系被看做是自主的，是獨立于語言的“使用”之外的；意義與“風格”或“表達”相互分離(或“內(nèi)容”與“形式”相分離)。為了反對第一種二元論，批判的語言學贊同哈利迪的觀點，即：“語言因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而成為它所是的東西”　(哈利迪，1973年：65)，并論證說，人們所表達的語言有賴于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地位。為了反對第二種二元論，批判的語言學支持哈利迪的作為“選擇”體系的語言語法觀——在這些選擇體系中，言談者根據(jù)社會環(huán)境做出選　　擇，并假定形式的選擇具有不同的意義，而有關形式的選擇總是有意義的。社會語言學因為僅僅建立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而受到批判，它沒有考察更深層次的因果關系，包括語言對于社會的作用：“語言發(fā)揮著鞏固和加強由它構成的那些組織的作用”(福勒等，1979年：190)。　　在我看來，話語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思是消除話語權利和語言權利、義務和人類群體聲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對稱。與更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化一樣，話語民主化近幾十年來也已經(jīng)有了主要的參變量，但是，這兩種情況下的進程都是非常不均衡的(例如，在英國，威爾士語的使用者就比古吉拉特語的使用者有大得多的權利)，而且，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存在著關于真實的變化是怎樣、或裝飾性的變化是怎樣的問題。我將考察話語民主化的五個方面：語言和社會方言之間的關系，對于有名望的話語類型的進入，在具有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的機構話語類型中消除明顯的權力標志，偏向非正式性、(in formality)語言的趨勢，語言中與性別有關的實踐方面的變化。　　　　我的重點是語言，因此，比起社會科學家的一般做法來，我在比較窄的意義上使用“話語”一詞，即用它來指稱口頭語言或書寫語言的使用。在語言學家傳統(tǒng)上就“語言使用”、“言語”(parole)或“語言表現(xiàn)” (performance)進行寫作的地方，我將使用“話語”一詞。在由費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959年)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中，“言語”被認為是禁不起系統(tǒng)研究的東西，因為它在本質(zhì)上是個體的行為：個體根據(jù)他們的希望和意圖以不可預測的方式來利用一種“語言” (language)，一種(與言語[parole]相對的)“語言”(langue)，后者本身是系統(tǒng)的和社會性的。在這個傳統(tǒng)中，語言學家辨認“言語”是為了擯棄它，為了補充索緒爾的觀點，即：任何關于語言的系統(tǒng)研究都必須是一種關于這個系統(tǒng)本身的研究，是關于“語言”(langue)的研究，而不是關于語言的“使用”的研究。　　索緒爾的觀點受到來自社會語言學家的持續(xù)不斷的攻擊，這些社會語言學家主張說，語言使用是在社會意義上構成的，而不是在個體意義上構成的。他們論證道，語言使用中的變化是系統(tǒng)的，也是禁得起科學研究的，而使語言使用變得系統(tǒng)起來的東西正是語言與各種社會變量的相互關系：語言的變化是根據(jù)相互作用的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性質(zhì)、根據(jù)社會事件的類型、根據(jù)人們在相互作用中所追求的社會目的等等因素而發(fā)生的(唐斯，1984年)。雖然這在主流語言學中清晰地代表了對于占統(tǒng)治地位的索緒爾傳統(tǒng)的一個進步，但它還是有兩個主要局限。第一，它的側(cè)重點往往片面地集中在語言如何根據(jù)社會因素而發(fā)生變化，這表示社會主體類型、社會關系和情景相當獨立地存在于語言使用之外，排除了語言使用實際上有助于它們的結構、再造和變化的可能性。第二，被看做與語言變量相關的“社會變量”(so—cial variables)是語言使用的社會情景的相對表面的特征，所以以下觀點是沒有意義的，即：語言使用的屬性可以更加廣泛地由社會結構在更深層次上——經(jīng)如階級之間和其他集團之間的社會關系，社會機構在社會形態(tài)中被表現(xiàn)的方式等等——所決定，并且可以有助于再造語言和改變語言?！　≡谑褂谩霸捳Z”一詞時，我的意圖是把語言使用當做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個體行為或情景變量的一個折射。這里面有各種各樣的含義。首先，它含有這樣的意思，即：話語既是一種表現(xiàn)形式，也是一個行為形式，——以這種形式，人們有可能對這個世界產(chǎn)生作用，特別是與這個世界彼此產(chǎn)生作用。這種有關語言使用的觀點已經(jīng)是語言哲學和語言語用學耳熟能詳了，盡管往往是以個人主義的術語來做到這一點的(萊文森，1983年)。第二，它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在話語和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的關系，更一般地說，在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這樣的關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個條件，又是前者的一個結果。一方面，在最廣泛的意義和所有的層次上，話語是被社會結構所構成的，并受到社會結構的限制，受制于社會層次上的階級和其他關系，受制于諸如法律或教育等特殊機構所特有的關系，受制于分類系統(tǒng)，受制于各種規(guī)范和各種習俗——它們既有話語的性質(zhì)，又有非話語的性質(zhì)，等等。特殊的話語事件根據(jù)它們由以產(chǎn)生的特殊的社會領域或機構框架而發(fā)生變化。另一方面，話語在社會意義上是建構性的。這是?？玛P于客體、主體和概念的話語結構討論的意義。話語有助于社會結構的所有方面——這些方面直接或間接地構成或限制話語——的建構：它本身的規(guī)范和習俗及其背后的關系、身份和機構。話語不僅是表現(xiàn)世界的實踐，而且是在意義方面說明世界、組成世界、建構世界?！　　　≡谧罱嘘P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的討論中，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化是最有影響的問題，這種理論化的確是阿爾都塞(阿爾都塞，1971年；拉雷，1979年)的問題，對此在第一章討論佩奇尤克斯時已經(jīng)簡要地涉及到了。事實上，阿爾都塞可以被認作是為這場討論提供了理論基礎的人，盡管沃洛斯諾(Volosinov)(1973年)在早得多的時期就做出了實質(zhì)性的貢獻?！　≡谖业挠∠笾?，這種理論基礎是三個有關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主張。首先，是主張在各種機構實踐中有一種物質(zhì)的存在，它為研究作為意識形態(tài)物質(zhì)形式的話語實踐開辟了道路。第二，是主張意識形態(tài)“質(zhì)詢主體”(interpellates subjects)，這導致了下述觀點，即語言學家在話語中(根據(jù)阿爾都塞1971年：161n.16的說法)忽略的更有意義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之一，就是主體的建構。第三，是主張“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制”(諸如教育和媒介這樣的機構)在階級斗爭中既是場地，又是利害關系所在，這表明在話語中的斗爭、關于話語的斗爭足以意識形態(tài)為方向的話語分析的一個側(cè)重點?！　∪绻P于意識形態(tài)和話語的爭論研究極大地受到了這些觀點的影響，那么，它也為阿爾都塞理論的那些被廣為認同的缺陷所困擾。特別是，阿爾都塞的工作包含著一個未得到解決的矛盾，即一方面將統(tǒng)治看作是一個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的單向強加和再造——在此，意識形態(tài)發(fā)揮著類似一個普遍的社會黏合劑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堅持作為不斷的階級斗爭(其結果總是處于成敗未定)之場所和利害關系所在的那些機制。實際上，前一種看法占有優(yōu)勢，而且存在著斗爭、矛盾和轉(zhuǎn)變的一種邊緣化現(xiàn)象。　　我將把意識形態(tài)理解為現(xiàn)實(物理世界，社會關系，社會身份)的意義/建構，這被建構到話語實踐的形式/意義的各種向度之中，它也致力于統(tǒng)治關系的生產(chǎn)、再生產(chǎn)或改變。　(這與湯普森的觀點[1984年，1990年]相類似，即：語言和其他“符號形式”的某些用法是意識形態(tài)式的，也就是那些在特殊的環(huán)境之下用來確立或維持統(tǒng)治關系的那些用法。)嵌入到話語實踐之中的意識形態(tài)在其被弄得自然化或獲得“常識”地位時，效力最大；但是，意識形態(tài)的這一穩(wěn)定的、業(yè)已確立的屬性不該被夸大，因為，我提到的“轉(zhuǎn)換”(trans—formation)表明的是作為話語實踐之一個向度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是重新建立話語實踐和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這里的意識形態(tài)是在統(tǒng)治關系的重構或轉(zhuǎn)變的背景下被納入到這些話語實踐中去的意識形態(tài)。在一個　　特殊的領域或機構中，如果形成對比的話語實踐得到了使用，那么那個對比部分就有可能是意識形態(tài)的?！　∥覉猿终J為，意識形態(tài)在各種層次以各種方式介入到語言之中，我們不必在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的可能“位置”之間做出選擇，所有的位置似乎都有部分的正當性，而且其中沒有一個位置似乎是完全令人滿意的(關于我在這里采納的立場的更詳細的論述，見費爾克拉夫，1989年b)。關鍵問題在于意識形態(tài)是結構的一個屬性，還是事件的一個屬性，回答是“兩者”都是。而且，如同我在話語討論中已經(jīng)提出的那樣，關鍵的問題是發(fā)現(xiàn)有關結構和事件的辯證關系之令人滿意的論述?！　　　≡诟鞣N機構之中和各種機構之間，特定的實踐已經(jīng)和特定的“互文性鏈條”(intertextual chains)、文本類型系列聯(lián)系起來。文本類型系列中的每一個成員都以常規(guī)的、可以預測的方式被轉(zhuǎn)換為其他系列中的一個或更多的成分，就此而言，文本類型系列都可以在轉(zhuǎn)換的意義上彼此相連。(關于轉(zhuǎn)換的問題見克里斯多夫，1986年a；克雷斯，1988年；以及上文第一章中關于批判的語言學的討論。)這些鏈條是有序列的，或是有條理的，它們與前一節(jié)中“互文性”標題下討論的、作為例證的互文性關系形成了對照。詳細說明互文性鏈條——一個特定的話語類型就進入到了這些鏈條之中——是詳細說明它的“分配”的一個方式：回想一下上文(第三章)關于文本的生產(chǎn)、分配和消費的討論。一個簡單的例子也許是連接醫(yī)療咨詢和醫(yī)療記錄的鏈條，醫(yī)生在一般情況下將前者轉(zhuǎn)換為后者?？紤]到不同文本類型相當大的數(shù)量和范圍，所以原則上在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巨大的、實際上也是無法確定的互文性鏈條的數(shù)量。不過，實際鏈條的數(shù)量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社會機構和實踐以特殊的方式連接起來，而社會建構過程的這一方面限制了互文性鏈條的發(fā)展。(的確，有關實際互文性鏈條的研究是理解社會建構過程的這一方面的一個方式。)　　互文性的鏈條可能是非常復雜的，例如，那些由國際外交和軍事談判的文本進入的鏈條就是如此。由戈爾巴喬夫所做的重要演講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將被轉(zhuǎn)換為各種類型的媒介文本，被外交家們轉(zhuǎn)換成為報道、分析和評論，變成學術著作和文章，變成其他的演講，這些其他的演講詮釋它，闡述它，回應它，如此等等。另一方面，置身于一次隨意的談話，很有可能被一起的參與者轉(zhuǎn)換為關于這次談話的程式化闡述，或者是被其他人轉(zhuǎn)換成關于它的報道。如此不同的文本類型在分配網(wǎng)絡的種類方面、在它們所進入的互文性鏈條的種類方面有著巨大的區(qū)別，因此，它們所經(jīng)歷的轉(zhuǎn)換類型也是這樣。這個演講將要進入的文本生產(chǎn)和文本消費的許多循環(huán)過程，對于那些為戈爾巴喬夫設計演講的人來說，是不可能詳細地加以預測的，盡管如此，他們?nèi)杂锌赡車L試以某種方式來設計它，即以預測主要類型的聽眾反應的方式來進行設計。如同我已經(jīng)提出的那樣，這樣復雜的預測是異質(zhì)性和含糊性的一個源泉，而且很有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是：比起其他屬性來，具有復雜互文性鏈條的文本更容易傾向于這些屬性。　　在一個互文性鏈條中，文本類型之間的轉(zhuǎn)換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它們可能包括明確的互文性的種種形式，諸如話語描述。另一方面，它們也可能具有更加發(fā)散性的特征。那些可以被解釋為不同文本類型之共同要素的東西有可能表現(xiàn)在不同的層次上，表現(xiàn)在非常不同的方式中——在一種情況下表現(xiàn)在詞匯中，在另外的情況下表現(xiàn)在敘述和隱喻之中，或者表現(xiàn)在對于語法選擇的挑選決定之中，或者表現(xiàn)在對話之被組織的方式之中。例如，在一本有關教育理論的著作中，一個對于非等級制的、合作的教學實踐的理論描述可能主要構成了這本書的詞匯，而“同樣的”理論可能以組織教師和學生之間對話的形式出現(xiàn)在實際的教學實踐之中，出現(xiàn)在教師辦公室(或研究會談)之中，出現(xiàn)在教師在談論她的班級、她與同學的關系時所使用的隱喻之中　　(例如，學生難道不是以“團體”、“團隊”或?qū)嶋H上是以“特別工作組”的形式來工作的嗎?)?！　∥覀儊硭伎家粋€來自費爾克拉夫(1990年a)的真實例子。1985～1988年間作為英國貿(mào)易和工業(yè)部大臣的揚勛爵的演講，在“企業(yè)文化”的概念、實踐和政策的發(fā)展方面是一個重要的要素。正是揚勛爵將他的部門重新命名為“企業(yè)部”。在他的演講中，“企業(yè)”一詞從屬于一個語義學工程的過程(更詳細的討論見下文第六章)，它涉及到圍繞著這個詞而表達出一套和企業(yè)家身分有關的屬性，它們?nèi)缤髽I(yè)文化的支持者所理解的那樣，包括自信和自立。一方面是在有關企業(yè)活動主題的這些演講中的理論建構，即“企業(yè)活動本身”，另一方面是由“貿(mào)易和工業(yè)部”(DTI)在揚勛爵的“企業(yè)創(chuàng)新”基礎上提山的公共性，在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關系。這些演講的詞匯中所包含的東西在這里轉(zhuǎn)換為一種特殊的交往風格。



媒體關注與評論
　　中譯本序　　當代英國語言學家諾曼·費爾克拉夫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涉足批判的語言分析，從此便一發(fā)而不可收。在近20年的時間里，他相繼寫下了《批判的語言意識》、《話語與社會變遷》、《媒介話語》、《批判的話語分析》、《語言和權力》、《后現(xiàn)代性的話語——反思批判　　的話語分析》、《新工黨，新話語?》、《分析話語：社會研究的文本分析》等等。這些著作以及一大批相關的論文，連同他在蘭開斯特大學的杰出的教學活動，令人信服地奠定了費爾克拉夫在當代批判的語言分析領域中的地位?！　≠M爾克拉夫的研究與語言學的發(fā)展軌跡大致相同o 20世紀以來出現(xiàn)的語言學轉(zhuǎn)向使得語言研究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都受到了重視，而以語言研究為中心的文本分析更是在近年來成為社會科學所青睞的方法之一。按照費爾克拉夫的觀點，將文本分析納入到社會科學的分析策略之中，在本質(zhì)意義上具有理論的、方法的、歷史的和政治的深刻根源?！　≡谂械恼Z言分析論題中，費爾克拉夫又特別將目光投向了話語分析，并且嘗試圍繞“話語”和“話語分析”來解決語言分析和語言研究中的問題。他較早對“話語”做了比較明確的、往往被當做權威論述而引證的界定。在他看來，所謂話語，指的是對主題或者目標的談論方式，包括口語、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話語根源于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但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因此，與傳統(tǒng)的社會語言學家不同，批判的語言學家認為語言不只是社會過程和結構的反映，它同時也建構了社會過程和結構，而批判的語言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在于透過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遮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生活過程中重現(xiàn)、詮釋或解讀文本與話語的真實意義?！　∥覀兠媲暗倪@本《話語與社會變遷》就是費爾克拉夫有關話語分析的一本代表作，也是他本人在這個領域的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早期成果。該書自90年代初出版以后，截至2002年，已先后再版7次。它被認為是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即：從此以后，語言學研究可以給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語言活動提供全面細致的說明了?！　　对捳Z與社會變遷》簡要地描述了近20年來流行的幾種話語分析方法。在這方面，費爾克拉夫是從兩個角度人手的，也就是“非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方法”。前者包括辛克萊(Sinclair)和庫爾薩德(Coulthard)用來描述課堂話語的方式、“談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中的民族方法學工作、拉博(Labor)和范歇爾(Fanshel)的治療式話語模式，以及由社會心理學家波特(Potter)和韋瑟雷爾(Wetherell)最近用來進行話語分析的方法。后者是英國的福勒(Fowler)、克雷斯(Kress)和霍奇(Hodge)等人的“批判的語言學”，以及法國的某種話語分析方法——它是由佩奇尤克斯(Peeheux)在阿爾都塞(Althusser)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通過費爾克拉夫的介紹和分析，讀者能夠清晰地看到：話語分析的方法今天的確已經(jīng)被廣泛用于各個學科之中，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到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均無例外；而各個學派的貢獻和作用、優(yōu)勢和局限、特性與普遍性，也在費爾克拉夫筆下得到了全面詳盡的論　　述?！　∽鳛橐粋€批判的話語分析學者，費爾克拉夫給予法國思想家?？?Foucault)以特別的重視。這是出于幾個方面的理由。在總體上，?？聦τ诋敶鐣茖W和人文科學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話語”概念的流行，話語分析作為一種方法的流行，在某種程度上就歸于這樣的影響。對于費爾克拉夫來說，重視?？聦W說的意義又特別在于對兩種不同的話語分析方法做一比較：一種是福柯的比較抽象的方法；另一種是費爾克拉夫本人所贊同的以文本為方向的話語分析方法。費爾克拉夫希望，借助于這樣的比較和分析而達到綜合，從而發(fā)展出一種既有利于實踐、又有利于理論的話語分析方法。


編輯推薦
　　本書標志著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即：語言學工作可以給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語言提供全面的說明了。它代表著一個具有基本意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這本著作是應用語言學的一個極佳典范：它敏銳地觀察和分析了真實社會世界中的變化著的語言使用。是少數(shù)試圖描述文本和機構之間的系統(tǒng)的嘗試之一。感興趣于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分析的人，應該密切地關注這樣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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