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詩英譯研究

內(nèi)容概要

　　“列國漢學史書系”作為一個文化工程，其撰寫的難度非一般學術著作所能比擬。嚴紹□教授談到siniligy的研究者的學識素養(yǎng)時提出四個“必須”：①必須具有本國的文化素養(yǎng)（尤其是相關的歷史、哲學素養(yǎng)）；②必須具有特定對象國的文化素養(yǎng)（同樣包括歷史、哲學素養(yǎng)）；③必須具有關于文化史學的基本學理素養(yǎng)（特別是關于“文化本體”理論的修養(yǎng)）；④必須具有兩種以上語文的素養(yǎng)（很好的中文素養(yǎng)和對象國的語文素養(yǎng)）。這幾點確實都是漢學研究者必須具備的文化和語文素養(yǎng)，否則很難進入漢學研究的學術境界。

書籍目錄

前言
第一章 英國早期的漢詩翻譯
第二章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一、從傳教士到大學教授：理雅各的漢學道路
  二、理雅各與中國文化
  三、理雅各的《詩經(jīng)》翻譯
    (一)《中國經(jīng)典》版《詩經(jīng)》
    (二)韻體《詩經(jīng)》
    (三)《中國圣典》版《詩經(jīng)》
    (四)《離騷》翻譯
第三章 翟理斯(Herben A11en Giles，1845—1935)
  一、從外交官到大學教授：翟理斯的漢學道路
  二、翟理斯與中國文化
  三、翟理斯的漢詩翻譯
    (一)《中詩英韻》及《中國文學選珍：詩歌卷》
    (二)《中國文學史》中的漢詩翻譯
    (三)其他譯詩
    (四)與韋利的譯詩之爭
第四章 韋利(Anhur D.Waley，1889—1966)
  一、從大英博物館館員到漢學家：韋利的漢學道路
  二、韋利與中國文化
  三、韋利與中國詩歌
  四、韋利的詩歌翻譯理論
  五、韋利的漢詩翻譯
    (一)《漢詩一百七十首》、《漢詩增譯》及《悟真寺和其他篇章》
    (二)白居易翻譯
    (三)《詩經(jīng)》翻譯
    (四)《九歌》翻譯
第五章 龐德(Ezm P0und，1885一1972)
  一、龐德與中國文化、詩歌之緣
  二、龐德論詩歌翻譯
  三、龐德的漢詩翻譯
    (一)《神州集》
    (二)《詩經(jīng)》翻譯
結  語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后  記

章節(jié)摘錄

　　韋利還進而指出：“中國思想中的局限也使得中國文學長于反思，而不是理論推斷?！彼€以自居易的詩為例，說明那里“確實沒有嚴格的理念和微妙的哲學，但是其中有強烈、坦誠的反思和自我剖析，而這則是西方所無法比擬的”?！　∫簿褪钦f，韋利從西方人的偏見中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文化、文學的獨特之處，那便是為不同人所常常稱道或批評的世俗理念。在他看來，這種貌似平淡·的傳統(tǒng)要比西方的宗教熱情（亦即他所說的“迷信”）相對要健康得多。如果說從理雅各到翟理斯，我們已經(jīng)看到宗教影響的削弱，那么在韋利身上，這種影響真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韋利曾翻譯過《道德經(jīng)》（The Way and ItsPower，1934）和《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并且著有《中國古代的三家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但是，在這些譯著中，韋利從未將中國古代思想與基督教進行過系統(tǒng)比較，更沒有從基督教的角度對中國文化評頭論足。我們在第二章中曾經(jīng)提到，面對學生“事鬼神”和“敢問死”的問題，孔子做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的著名回復。理雅各曾對此大為困惑和不滿，因為孔子竟然回避生死這一在他看來至關重要的宗教問題?？墒菍f利來說，孔子的回答無非是說，“對君子而言，與涉及生人的問題相比，那些有關死人如何生存的問題是次要的。”韋利隨后還以此為引子，對中國文化的特點做了如下深刻論述：　　與西方作者們經(jīng)常想象的不同，[此處]所涉及的并不是生命終極性質這一類抽象的形而上學問題。[在中國文化中]，上面討論的兩個段落也并不孤立和不同尋常。與此相反，它們正代表了漠視死者，重視生者，以及漠視鬼神世界，注重日常生活的基本特色。　　在他的漢籍翻譯中，韋利還力圖在語言層次上體現(xiàn)中國文化中的非宗教特點。例如在介紹中國古代思想的長文《道德經(jīng)和它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中，他用“supreme ances-tor”（至祖）來翻譯《詩經(jīng)》和《尚書》中經(jīng)常使用的“上帝”一詞，因為他認為“帝”指的是“ancestors”（祖先），“上帝”指的是“第一位祖先”（first“the ancestral line）。由于采用了這樣的世俗文字，韋利也便無須像理雅各那樣，去討論中國文化中是否存在著基督教那樣的一神教，以及上古中國的“上帝”與基督教中“God”之間的異同。各種跡象表明，他對這種討論也沒有多少興趣。例如，在翻譯《詩經(jīng)》時，韋利雖然也使用了“God”來翻譯“上帝”，但他只是簡要地提到，“在翻譯‘帝’時，我們也可不使用God，而是使用cestor，意思是一位先王的精神?！边@里，韋利根本沒有提及曾經(jīng)在理雅各時代令人刀槍相見的所謂“術語之爭”（term debate），即能否用“上帝”或“神”翻譯西文中的“Deus”和“God”，因為在韋利看來，這些宗教方面的爭論沒有什么意義?！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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