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記憶

前言

韓樸本書的作者，是首都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者。他們寫作本書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將北京的地方文獻整理和開發(fā)出來，讓學者們使用起來更加方便，而是更希望把地方文獻中蘊含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通過公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和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熱愛北京，進而達到傳承和弘揚地方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目的。在這個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標識——共同的族源、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民族英雄、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以及共同的習慣與風俗。通過世代傳承，這種民族文化植根于族人心中，并透過悠遠的歷史長河，積累成為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族人會為此而感到自豪，并在這一基礎上取得本民族的文化認同。若是有人不能取得這種認同，便會被族人視為非我族類。這種獨特的文化標識，正是一個民族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質(zhì)，是維系一個民族的真正的根。隨著民族間的交往，民族的文化會通過多種渠道向族群以外傳播，而各民族也會根據(jù)本民族發(fā)展的需要，主動而適度地汲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進而融入并豐富本民族的文化。對于所有民族的文化傳承和發(fā)展而言，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主動與適度兩個元素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有自主生存的權(quán)利，若文化的交流或交融是在違背民族意愿的情況下進行的，或文化交流或交融的結(jié)果達到了喧賓奪主的局面，那就成為一種文化霸權(quán)主義的行為了。作為上層建筑，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經(jīng)濟形態(tài)的制約，各族文化在族內(nèi)的傳承效果和對外的傳播影響能力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強勢與弱勢之分。近代以來，尤其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經(jīng)濟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速，本已使得很多民族文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面臨著程度不同的危機，對民族文化的傳承構(gòu)成了嚴重威脅，而某些強勢國家更憑借著經(jīng)濟與軍事實力，以商品和技術(shù)開路，并借助先進的傳播手段，使其文化向世界各國傾瀉。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很多經(jīng)濟相對發(fā)達的國家在內(nèi)，都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安全出現(xiàn)了隱患，他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文化安全和國家安全、經(jīng)濟安全、意識形態(tài)安全一樣，都是最大的國家利益之所在，而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與條件。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特點的文化之一，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未曾中斷而傳承至今的文明體系，也是中華民族在歷史與現(xiàn)實中自身選擇的結(jié)果。捍衛(wèi)、傳承、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地位，已成為我國重要的文化安全措施，同時也是每一個中國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職責。文獻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以歷史文獻的完整和系統(tǒng)著稱于世。在浩瀚的中華文獻中，地方文獻歷來是傳承民族文化的絕好材料。它從特定地域的角度出發(fā)，對區(qū)域內(nèi)的自然與人文現(xiàn)象進行全面、客觀的記錄和研究，反映了一個區(qū)域內(nèi)的特有文化及其產(chǎn)生的背景，因而是研究一個地區(qū)、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重要文獻基礎。對于特定區(qū)域、國家和民族說來，其文獻價值是無可替代的。一個國家各地地方文獻的總合，構(gòu)成了國家文獻的基礎。從更廣大的背景上來看，國家文獻也是一種地方文獻。我國圖書館地方文獻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杜定友先生說“良以地方文獻，非特為掌故史料之寶藏，抑且讀之發(fā)人深省，使祖述先賢，愛護鄉(xiāng)邦之念，油然而生。其影響于一國之文化，至深且巨也”。三皇五帝、漢唐明清、五岳四瀆、翰墨雅樂固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針對于每一個具體的華夏子孫而言，故鄉(xiāng)的沿革變化、鄉(xiāng)賢故老、坊巷村鎮(zhèn)、俚曲民謠，由于近在身邊，耳濡目染，也就更加直觀，更加深切地引發(fā)人們對于鄉(xiāng)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自豪之情。溯我國數(shù)千年以來的文明史，地方文獻的撰寫、整理和積累從未中斷過。在20世紀中葉以前，地方文獻的流通主要在私人之間進行，史料的整理、積累也大都由學者們分散進行。近代圖書館的出現(xiàn)，使文獻史料的流通以及積累與整理的狀況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專門針對地方史料的系統(tǒng)積累和整理仍不多見。自20世紀40年代起，杜定友先生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首創(chuàng)圖書館地方文獻事業(yè)，大力收集、整理和傳播廣東地方文獻，開我國圖書館地方文獻事業(yè)之先河。40年代中期，劉國鈞先生掌國立西北圖書館時，建立了西北地方文獻專藏。1958年，首都圖書館成立了專門的北京地方文獻機構(gòu)和北京地方文獻專藏。時至今日，國內(nèi)幾乎所有的省級公共圖書館，眾多的地市級、區(qū)縣級圖書館，以及越來越多的大學圖書館、科研圖書館，都建立了有關本地的地方文獻專藏，并圍繞地方與民族文化，開展了有聲有色的文化推廣工作。作為方國或國家的都城，古城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古往今來的北京人培育出了燦爛而深邃的北京文化，成為華夏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中的大部分文化信息已經(jīng)轉(zhuǎn)化成為文獻的形式。自首都圖書館創(chuàng)立了專業(yè)的北京地方文獻機構(gòu)，近半個世紀以來，已組建起相對完整、系統(tǒng)的北京地方文獻專藏。文獻類型包含了古今中外圖書、報刊、學術(shù)論文、輿圖、會議錄、文件匯編、統(tǒng)計圖表、譜錄、文契、戲劇說明書、樂譜、音視頻資料、金石拓片、歷史圖片以及北京地方文獻的專用工具書等。同時也培育出一支熱愛地方文獻事業(yè)，學有專長，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的文化工作隊伍。除了創(chuàng)建獨具特色的文獻專藏，提供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獻借閱服務以外，北京地方文獻中心始終堅持向社會各界提供多種形式的經(jīng)過信息處理而完成增值過程的信息產(chǎn)品。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先后編制了關于北京地方文獻的聯(lián)合書目、報刊資料索引和各類專題書目、索引，引導讀者進入地方文化的大千世界；開展了針對信息用戶個性化需求的專題信息服務，逐步形成了“量身定做”式的服務模式，為黨政機關、科研教學機構(gòu)、各類企事業(yè)單位以及讀者個人提供了數(shù)千萬字的專題信息資料匯編，受到了學術(shù)界和專業(yè)性信息用戶的充分肯定。然而此類產(chǎn)品所針對的服務對象大都是專業(yè)界和學術(shù)界，產(chǎn)品的基本形式也都是經(jīng)過篩選和整理的原始文獻，雖然具有明顯的科學性和實用價值，但就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卻并不適合大眾的閱讀需求。為了向更多的民眾普及北京地方文獻中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自2001年以后，北京地方文獻中心先后創(chuàng)建了“鄉(xiāng)土課堂”系列講座、地方文化系列展覽等文化服務品牌，以面向全社會的科學文化普及為目標，采用主動選題的方式，深入挖掘北京地方文化中的積極成分。由于此類產(chǎn)品整合、調(diào)動了首都地區(qū)豐厚的智力資源，兼顧科學性、通俗性和趣味性，并采用公眾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或是通過互動方式吸引廣大公眾的主動參與，因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也有不少熱心的聽眾和觀眾提出，限于講座和展覽的即時l生傳播特征，一些優(yōu)秀的信息產(chǎn)品很快就成為過眼煙云，因而非常希望首都圖書館能夠?qū)⒁恍┥钍軞g迎的文化選題以傳統(tǒng)平面媒體或是音視頻的形式整理出版，使熱愛北京傳統(tǒng)文化的讀者得以手持一帙，臥游歷史文化長河。實際上，北京地方文獻中心在組織與創(chuàng)作講座和展覽產(chǎn)品的過程中，也早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為此，在首都圖書館領導的全力支持下，他們除了將上述產(chǎn)品中的精華部分以音視頻的形式在“北京記憶”網(wǎng)站上及時推出以外，進而陸續(xù)整理出一系列選題，與學苑出版社共同策劃、推出這一系列圖書。在這些選題中，有些是基于對北京地方文獻中某種載體類型的系統(tǒng)整理，有些則是針對某一歷史現(xiàn)象或歷史事件調(diào)用多種形式文獻類型的精心編排。但總而言之，都是將象牙之塔中的塵封文獻梳理出來，揭掉那層神秘的面紗，推薦給公眾，使更多的華夏子孫進一步了解我們的由來所自，為弘揚和推廣我們的民族文化盡一份心。由圖書館的文獻工作者自己動手來撰寫文化與科學普及作品，這是一種新的嘗試。祝愿他們的努力能夠得到公眾的認可和喜愛。

內(nèi)容概要

本書的作者，是首都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者。他們寫作本書的目的，不僅僅在于將北京的地方文獻整理和開發(fā)出來，讓學者們使用起來更加方便，而是更希望把地方文獻中蘊含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通過公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和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熱愛北京，進而達到傳承和弘揚地方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目的。

作者簡介

王煒，1975年生，河北玉田人。首都圖書館地方文獻中心副主任，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北京文史和地方文獻研究。曾主持編寫《舊京戲報》、《北京歷史輿圖集》等書。

書籍目錄

序廟宇——看不破的紅塵　妙法蓮華之法華寺　普度眾生之智化寺　十方叢林之弘慈廣濟寺　衣香猶帶御爐煙之護國寺　道揚南北之廣化寺　佛法如海之什剎海寺　何年識得空理圓之報國寺　憫忠懷古之法源寺　亦雨還晴霧色濃之大覺寺　宏仁錫福之東岳廟　民間圣地之妙峰山娘娘廟　武王顯圣之關帝廟　司南利用之火神廟衙署——理不清的世事　天子監(jiān)學之國子監(jiān)　千古文圣之孔廟　典籍經(jīng)藏之皇史宬　正視明聽之都察院會館——望不穿的秋水　前塵往事之會館起源　星羅棋布之會館分布和分類　有規(guī)有矩之會館管理　有米續(xù)炊之會館經(jīng)費　水乳交融之會館文化人物——說不盡的風情　留取丹青照汗青之文天祥　鐵肩擔道義之楊繼盛　死去不愁無勇將之袁崇煥　溝通中西文化的泰西儒士之利瑪竇　欽天監(jiān)第一洋監(jiān)正之湯若望

章節(jié)摘錄

憫忠懷古之法源寺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區(qū)廣安門內(nèi)南橫街北，寺坐北朝南，院內(nèi)古木參天，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剎之一。法源寺不僅以歷史悠久而著稱，而且寺內(nèi)石刻碑記和藏經(jīng)甚多?！案邩乔客?，賞菊西園秋興增。佛號罷聞剛午后，又來東院看齋僧。”法源寺，又名憫忠寺，創(chuàng)建于唐貞觀十九年(645)，是唐太宗李世民為悼念遠征高麗的陣亡將士而建的。唐太宗不顧長孫無忌等朝廷大臣的反對，毅然決定出兵高麗。唐太宗曾對大臣們說：高麗在漢朝已是中國的領土，隋朝多次出兵，均未取勝，我今天尚未年老，想借士大夫之余力攻下它，替死亡在那里的中國隋朝子弟報仇，也為被殺的高麗君父雪恥。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派水路五百船四萬兵從萊州渡海攻打平壤，陸路則發(fā)兵六萬從東北趨遼東，自己親率六軍到前線督戰(zhàn)。陸路上，唐軍攻下了一直頂住了隋煬帝幾次遠征的重鎮(zhèn)——遼陽城，但唐軍沒有直搗平壤，而是在進攻遼陽城西南重鎮(zhèn)——安市城時被阻，兩個月未能破坡?？紤]寒冬將至，太宗下令撤軍，在歸途中還是遭遇大風雪，死亡數(shù)千人，這次遠征以失敗告終。為了悼念遠征高麗而死去的將士們，安撫民心，唐太宗建立了憫忠寺。后來唐高宗李治又下詔修建，直到武則天通天元年(696)，才告竣工，并賜名“憫忠寺”。這正是“白骨累累古戰(zhàn)場，忠魂耀耀日含芒。巍然一塔天人憫，時有緇流布道場。”憫忠寺還見證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唐玄宗后期，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在憫忠寺東南角建造了一座十丈高的塔。安祿山的皇帝美夢沒做多久，兩年之后，剛攻陷長安的他就死在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至德二年(757)，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在憫忠寺的西南角建造“天垢凈光寶塔”，據(jù)說史思明建塔的目的是向安祿山祈福獻媚的，不料安祿山突然被殺，他只好降唐，并趕緊把刻好的碑文磨平重刻，聲稱此塔是為唐肅宗李亨繼位而建造的。不久，史思明降而復叛，后也被兒子史朝義殺死，落了一個和安祿山同樣的下場。如今二塔皆毀，只剩《無垢凈光寶塔頌》殘碑，是目前寺內(nèi)歷史最為悠久的石刻遺存。清人王鴻緒有詩日：“憫忠古剎讀唐碑，將士征遼實可悲?？v有番據(jù)《春明夢余錄》記載：“唐憫忠寺，建于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zhàn)亡者，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十余里許，為哀忠墓。又于幽州城內(nèi)建憫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諺：'憫忠高閣，去天一握'?！笨梢姂懼宜略谔瞥殉蹙咭?guī)模。憫忠寺毀于唐末的一場大火，但是遺存下來的兩方石碑不僅記載有中閔忠寺的方位，而且記錄了幽州城址和街衢狀況，對研究北京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一是唐武宗會昌六年(846)采師倫所書的《憫忠寺重藏舍利記》，此碑已佚據(jù)(光緒)順天府志中此碑碑文記載，北魏時建的智泉寺毗鄰憫忠寺，寺內(nèi)藏有舍利，因寺遭火災，“智泉寺已毀，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智泉寺位置“即子城東門東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白映菛|門”是4世紀時前燕慕容俊建都時的宮城東門?！皷|百余步”也就是說“子城東門”往東百余步就是智泉寺和憫忠寺。“大街之北面”，也就是今南橫街的北面，與法源寺的位置相合。一是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沙門南敘所撰、僧知常所書的《重藏舍利記》。碑文日：大燕城內(nèi)，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把喑恰奔幢本┏?，“康衢”就是今北京的南橫街。遼道宗耶律洪基是遼代諸皇帝中奉佛最為熱忱的一位，《遼史·道宗本紀》稱他“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發(fā)三千。”他為北京地區(qū)佛教的發(fā)展做出了很多貢獻。咸雍六年(1070)，遼道宗對憫忠寺進行了修繕，并賜名“大憫忠寺”，大安十年(1094)，再次對憫忠寺進行大規(guī)模的修繕，把觀音閣由兩層改成了三層，寺中現(xiàn)存的《遼合利石函題名》和《燕京大憫忠寺菩薩地宮合利函記》碑刻反映了這次重修的情況。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重新修建。金滅遼后，又大舉入侵北宋，并將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俘獲，連同后宮妃嬪押解北上，途經(jīng)中都時便將宋欽宗及其嬪妃拘押于法源寺內(nèi)。法源寺經(jīng)金元戰(zhàn)亂之后，遭地震、火災而傾覆。蒙古人人主金中都后，最早住持憫忠寺的是金末著名高僧隆安善選?！洞笤n大崇國寺壇主空明圓證大法師隆安選公特賜澄慧國師傳戒碑》對他住持并修復憫忠寺有明確記載：“我?guī)煼ソ穑瑤熮D(zhuǎn)徙平灤，軍中月無足食，將士或饋葷饌，終卻不受，人知其清潔，不復縻系。得還燕，憫忠、崇國二寺已俱為兵毀，丞相廈里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書令耶律楚材署疏請主憫忠寺。尋主崇國寺，則丞相廈里之請也。師告施者，經(jīng)營締構(gòu)，悉復舊觀?！睆谋目梢?，當時隆安善選住持憫忠寺是由中書令耶律楚材奉朝命邀請的，原因是憫忠寺在蒙古伐金的戰(zhàn)爭中遭到了嚴重破壞，朝廷希望通過他的宗教地位和影響重修憫忠寺和崇國寺。結(jié)果他沒有辜負朝廷，發(fā)動信徒，“經(jīng)營締構(gòu)”，恢復了憫忠、崇國二寺“舊觀”。明正統(tǒng)三年(1438)由司禮太監(jiān)宋文毅等巨閹牽頭募資重建了寺院。據(jù)現(xiàn)存寺內(nèi)的碑文記載，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來寶殿，前天王殿，后觀音閣，及法堂、方丈、山門、伽藍、祖師堂、東西兩廡、鐘鼓二樓、香積之廚、棲禪之所，次第繕完，以間計者凡一百四十…里里外外煥然一新，形成今天寺院的格局，明英宗題名“崇福寺”。正統(tǒng)十年(1445)，宋文毅又建大藏經(jīng)閣，明英宗傳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經(jīng)》賜給寺院，放在藏經(jīng)閣中“刊印大藏經(jīng)典，頒賜天下，用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闡福寺，永充供口，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贊揚，上為國家祝厘，下與生民祈福?！比缃襁@部珍貴的明刊《大藏經(jīng)》還保存在法源寺的藏經(jīng)閣中。萬歷二十九年(1601)，崇福寺住持明玉發(fā)愿重修，京城的善男信女們紛紛響應，捐錢助修，于萬歷三十年(1602)完工。“先是住持明玉發(fā)愿重修，募諸善信，京師窺左足應者若干人，檀越聶君捐數(shù)百金，具插畚，往督厥事，經(jīng)始于萬歷辛丑，越歲而工告成。塑像、殿廡、周垣、方丈、悉鼎新焉。鼓鐘樓則增修其久廢者，規(guī)制完美，巋然一方巨麗。”把憫忠寺改為崇福寺是明朝的英宗皇帝，而把崇福寺稱為法源寺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清初順治皇帝崇尚佛教，他說自己的前世就是個出家的和尚。他曾在崇福寺內(nèi)設戒壇?？滴醯圪n御書匾額：“覺路津梁”和“存誡”。雍正皇帝不僅敬佛而且深識佛法，雍正十二年(1734)他發(fā)帑重修寺廟，賜名“法源寺”，定為律宗寺廟。雍正的兒子乾隆更是崇佛有加。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親臨寺院，賜御書匾額“法海真源”，至今依然掛在正殿大雄寶殿上。他在《御制法源寺碑文》中說：“朕惟如來演說經(jīng)、律、論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說戒、定、慧三學，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門有衣缽之傳焉?！鼻∷氖迥?1780)，乾隆皇帝還題詩一首：“最古燕京寺，由來稱憫忠。滄桑已閱久，因革率難窮。名見'法源稱'，實看象教崇。甲寅創(chuàng)雍正，戊戌葺乾隆。是日落成慶，初春瞻禮躬。所期資福力，寰宇屢綏豐?！睆拇耍诰┏潜姸嗟乃聫R中，法源寺成為少有的專司傳戒授法的皇家古剎。有清一代，在法源寺吟詩賞花盛極一時。清軍入關后，實行滿漢分居，頒布了滿人居內(nèi)城，漢人據(jù)外城的政令，因此漢官及文人墨客大都寓居城南，地處宣南的法源寺便成為這些達官貴人和文人墨客游覽聚會的地方。紀曉嵐、姚鼐、洪亮吉、顧炎武、黃景仁等都在這里留下了足跡。法源寺自古以來就以花木繁盛著稱京師，有“香剎”之美譽。法源寺的花木以丁香、牡丹和海棠著稱，每當花開之時京城各界人士紛至沓來，到法源寺看花、賞花、詠花，留下許多美好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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