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四大導師

內(nèi)容概要

四大導師作為學術大師，自有昭垂千古的遺則在焉。所謂治學，不是浮游無根的高談闊論（所謂“六經(jīng)注我”），不是脫離現(xiàn)實人文關懷的格義實證，更不是單純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獻，考索章句，所謂訓詁而后方明義理（“我注六經(jīng)”），而是先明義理而后藉學術之手段以貫通其說；說到底，也是基于“識”——正因心中有“識”，方能達致王國維先生所謂“不懸目的而目的白生”的境界。進一步說，在學術研究中，重要的不是“術”，而是萬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識”：緣此，故能在各種材料的錯綜紛紜中，尋眾說之竅要，察諸家之異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識定論。又，四大導師皆為才華騫舉的大詩人，但他們一入森森黌宇，盡棄昔日風華，硁硁自守其青燈黃卷的枯淡生涯。對此，不少學者頗感困惑。其實，就四大導師而論，皆為“靈、智、慧”兼具的尤物。為學固當用智；但對大學者來說，這種“智”往往轉化為銳利的思想穿透力：與此同時，若輔以詩家之靈悟，則萬物于學人之眼中無不著詩之色彩：此即王荊公所謂“蓋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茍能如此，徑湊單微，則必能體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與道合；更能融通綜賅，萬取一收，  “獨標勝義于眾家之表”。四大導師之所以能精進不已，日新其業(yè)，其竅要大抵在此。倘無靈智的燭照，詩性的妙悟，所謂學術研究，便只能是一種拾遺補闕的“末技”；末世窮年，不過一鋀饤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為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實上遠不止此）。當然，感悟最多的，還是大學的教育改革問題，這大概與筆者多年來“身臨其境”有關。依我看，四大導師的授學方式、辦學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尋，在今日仍有著足資借鑒的當代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四大導師既屬于“舊”式人物，卻又那樣地“新”；他們廁身在那樣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身上卻有著那樣多“不變”的、挹之無窮的東西，其歷久彌新的恒久魅力即在于此。緣此，我總覺得“四大導師”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遙遠，他們以其至大至剛的天地正氣，至善至純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著這個物欲洶洶的時代。

作者簡介

邵盈午，原名迎武，山東乳山人。1956年出生于濟南?，F(xiàn)為徐州師范大學教授，中國詩學研究所所長。性狷潔，慕仁義，好虛靜，重實學，先后出版學術專著十余種，主要有：  《蘇曼殊新論》、《南社人物吟評》、《柳亞子詩歌新探》、《蕙蕕劫——中國近代士階層研究》、《編輯卮言

書籍目錄

緒論　一、煌煌上庠——兼論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始末　二、“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也，有大校長之謂也?！绷簡⒊∫?、依違于“從政”與“為學”之間——梁啟超的政治激情與學術抱負　二、清華園里奮著書——梁啟超學記　三、庭訓早啟，英華發(fā)外——梁啟超的家學淵源　四、梁啟超的“清華緣”　五、梁啟超的文化理念與教育思想王國維　一、應聘清華國學院　二、王國維的家學淵源　三、要為“浙學”張一軍——王國維學記　四、作為“導師”的王國維　五、“名人效應”——王國維的對外學術交流與學術演講　六、五十初度　七、學人之死　八、王國維何以“自沉”？陳寅恪　一、推轂高誼成佳話　二、初入清華　三、“我家江水初發(fā)源”——陳寅恪的家學淵源與求學歷程　四、吾儕所學關天意——學貫中西的陳寅恪　五、“教授的教授”　六、碑銘一出奠群嘩　七、一生負氣成今日趙元任　一、趙元任的家學淵源　二、越洋眼放一重天——趙元任的海外求學歷程及其啟示　三、語言奇才　四、大師與“好玩”　五、趙元任力薦金岳霖帶給我們的啟示　六、龍象一時盡大儒——趙元任與清華國學院余論　一、大師之“大”——四大導師的價值追尋、學風特點與人文意境　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人文傳統(tǒng)、歷史影響、當代啟示與象征意涵　三、對當今教育現(xiàn)狀、教育體制改革及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的片斷思考　四、清華薪火一脈延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梁啟超　　一、依違于“從政”與“為學”之間——梁啟超的政治激情與學術抱負　　梁氏早年是一個“振臂一呼，令武人倉惶失色”的政治活動家，以擅長輿論鼓動而彪炳史冊。他倜儻軒昂，豪邁英勇，俯仰一世，凌絕古今。其抱負之偉，擔當之大，殊非茍活蒿萊的凡庸之輩所能望其項背?！　≡缭?902年，年甫29歲的梁氏，便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以“中國之新民”署名的文章，以筆鋒常帶感情的獨有文風和活潑輕快的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　　梁氏早年所結撰的文字，皆為熱血之沸響，桴鼓之震鳴，其巨大的影響力并不是通過大學講壇而形成，亦非經(jīng)由弟子的傳承授受所遞衍，而是憑藉《萬國公報》、《時務報》這一新興紙質媒體而名震當世。作為“新思想界之陳涉”，早在1896年，梁氏便出任《時務報》主筆，以這個在梁氏的文字生涯中非同尋常的事件為樗，其本人所獨具的過人卓識、旺沛才情，便如萬斛泉涌，不擇地而出。作為“輿論界之驕子”，梁氏大力鼓吹“全盤西化”，為宣揚維新變法而盡智肆力，其聲名亦因之大著，以至“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他以如椽之筆，撰傳世之文，誠如吳其昌在《梁啟超》中所言：“至于雷鳴怒吼，恣睢淋淋，叱咤風云，震駭心魄，時或哀感曼鳴，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之文如此耳！”吳氏此言，洵非虛譽。在系列政論文《變法通議》中，梁氏以明白暢達的語言，痛快淋漓地論述道：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弛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　　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　〈笳煞蛐惺吕诶诼渎?，行吾之所志，必求志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fā)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　》e健為雄，發(fā)語警拔，大有俯視古今、不可一世之概。由此可見，近代知識分子大多具有一種“吾曹不出蒼生何”的豪情和“振臂一呼江山易幟”的雄姿。尤其是近代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的外在壓力下，“政治”事實上已經(jīng)凌駕于一切之上。至于終極關懷，則常常被視為無補世事的空談，終極價值也自覺地向急功近利的政治需要認同。在他們身上，從政情結的纏繞和“革命”崇拜，無不源于這種過分求新求變求異的文化心態(tài)。1898年的北平上空，釋放出一束耀眼的政治火焰，它是那樣熾烈、灼人，曾經(jīng)點燃過無數(shù)熱血青年的報國激情，這就是以“朱諭”始以“碧血”終的戊戌變法。　　這束巨大的火焰，映照著青年梁氏維新志士的堅毅面容。而他在《時務報》上所發(fā)表的數(shù)十篇主筆之作，則不啻是劃破漆一般黑暗的團團炬火，燭照了如磬的黯夜。　　一時間，梁氏成為萬口騰譽的風云人物。這不，連張之洞都要破例打開只有迎見督撫或欽差時才可開的武昌城中門，以接迓梁氏出任“兩湖時務院”院長了?！　】闪菏蠈@套高規(guī)格接待與破例提拔并不買賬，一篇《知恥學會敘》終于與張之洞徹底鬧翻?！　　棒[翻”的起因是梁氏刊登在《時務報》上的那篇《知恥學會敘》。此文對清廷官僚腐敗的痛斥與鞭撻，嚴性正氣，凜然已不可再犯，請看——　　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于掌兵，不諳會計而敢于理財，不習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聞雷，睹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群豕，曾不為怪……　　面對如此“摧枯拉朽”的犀利文字，張之洞豈能容忍，一怒之下，遂命（時務報》總管汪康年抑制梁氏之“囂張”氣焰?！　∽鳛橐唤闀牧菏希m在“遙引筆政”時盡顯振聾發(fā)聵之功：但在政治暴力面前，畢竟過于纖弱了——他所擁有的，不過是一桿“代兜鍪”的“詞筆”?！　∵@就是那個時代文人的悲哀?！　v史的進程酷似蚯蚓蠕行，未經(jīng)啟蒙的國民靈魂麻木既久，斷無可能從這場變法中驟然警醒。一個汪康年尚且如此難以抗衡，況且要在慈禧太后的龍椅下掀起超級風暴，談何容易！這不，維新的大纛剛剛在志士們的歡呼聲中展開，卻被慈禧太后陰鷙的目光攔腰斬斷了?！　∥煨缱兎ㄊ『螅菏献鳛檎瘟魍稣弑黄乳L住日本，成為乃師康有為創(chuàng)設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俗稱“?；蕰保┑囊牵瑑叭怀闪诉@個古怪組織的副首領。但此時的梁氏“為之一變”，對日本的明治維新已愈來愈不感興趣，并漸呈與其師康有為分離的傾向，反卻與章太炎恢復舊誼，傾向于“排滿革命”論。這使得康有為大為驚詫，不僅在私函中申斥他“流質易變”，而且發(fā)表公開信予以指責，由此引出章太炎著名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釀成震動中外的“《蘇報》案”?！　?900年，梁氏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公然表示愿與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fā)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明示自己“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敵”，又作《新民說》，在該文中，他大力鼓吹破壞主義，在客觀上應和了革命思潮的傳播，因此引起堅持君主立憲、?；矢牧贾鲝埖目涤袨榈膹娏也粷M?！靶旅瘛崩碚摰南到y(tǒng)闡釋，證明梁氏確有對社會輿論獨立發(fā)生影響的實力，也為他贏得了極高的政治聲譽，他的政治生涯在此時已達到了巔峰狀態(tài)?！　⊥?，梁氏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新史學》，這標志著現(xiàn)代中國史學已出現(xiàn)了由傳統(tǒng)型向當代型的轉型。以《新史學》為總題的這批論文，計有《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系》、《論正統(tǒng)》、《論書法》、《論紀年》，共6篇文章。作為“新史學”的開路先鋒，梁氏在開篇的《中國之舊史》中直言不諱地揭示了傳統(tǒng)史學的“四蔽”：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是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史家學識“二病”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chuàng)作。梁氏最后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欲創(chuàng)造“新史學”，必須明了何為歷史，何為史學。梁氏在《史學之界說》中認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xiàn)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薄　×菏系摹缎率穼W》，不惟大力昌言他本人的核心主張“史界革命”，還首次正面闡發(fā)了怎樣實行“史界革命”、如何實現(xiàn)“史界革命”的學術目標，這在百年史學發(fā)展史上無疑具有界標性的學術意義?！　∮捎诒Y過人，篤勤匪懈，梁氏在當時被公推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其淵博通識，洵足驚人。而其旺沛的精力和社會活動能力，亦洵足驚人。從外貌上看，梁氏短悍，寬額禿頂，下巴闊挺，目光如電。他平素喜著長袍，步履穩(wěn)健，風神俊逸。若論變法維新，他與其師康有為堪稱當時領袖群倫的人物；介紹西方文明，他開風氣之先；創(chuàng)立新式報刊，他實為嚆矢?？梢哉f，近代史上的每一次論戰(zhàn)，都少不了他的參與。每讀到他所謂“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絕少”“一離書卷，遽如猢猻失樹”的那些自道甘苦之語（我堅信這是大實話），心中總會漾出一種莫名的感動，覺得他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是在向生命的極限挑戰(zhàn)——他活得太累。此“累”并不僅僅指他勤于著述，耗力于政治活動，還在于他始終期望“魚”與“熊掌”兼得，始終致力于政治興味與學術興味的矛盾調(diào)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兩樣比較，學問興味更為濃些。我常常夢想能夠有稍為清明點的政治之下，容我專作學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覺：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責任?！庇謬L謂：“性稟熱力頗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比绱艘粊?，焉能輕松得了？　　出于對政治與學術的雙重關注，梁氏以思想者的情懷，不斷地廣泛吸收諸家思想，并不斷地調(diào)整自己的文化心態(tài)以此經(jīng)世致用?！吧谱儭?，也就成了梁氏平生的一大特點。對此，我們實在不必從學理出發(fā)予以厚責。在從外部環(huán)境看，風雷激蕩的近代中國，已不允許他像康德那樣，獨自仰臥在寧謐的森林中，作著形而上的玄思，甚至也不允許他從純學的角度出發(fā)，去建構精密的學術體系。他只能在艱難的“從政”與“為學”的矛盾中自我搏戰(zhàn)。

媒體關注與評論

　　清華研究院是一個“完整的故事”，特別適合于講述，總共才四年。那么多優(yōu)秀的學生，還有傳說紛紜的四大導師。這是一個頭尾完整，充滿懸念、略帶幽怨、可以寄托各種情懷的學術傳奇?！　　惼皆?/pre>


編輯推薦
　　一個大師的黃金時代，一個不可復制的學術神話，一段引人景仰的傳奇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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