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歐洲漢學史

前言

　　從完備形態(tài)的意義和學術(shù)研究的層次上來說，歐洲漢學的真正創(chuàng)立是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那時，中國的明王朝早就不復(fù)存在了?！　∧敲矗瑲W洲漢學又是緣起于何朝何代的呢?我們知道，“創(chuàng)立”和“緣起，，是有不同涵義的。本書的答案就是：歐洲漢學緣起于明中后期，即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百年間。當歐洲人走近中國，對大明王朝進行近距離、全方位、多層次的觀察后，歐洲漢學便在不知不覺中問世了。　　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或許有人會說，將歐洲漢學的緣起定在16世紀，未免為時過早，那個時期至多只是漢學的序幕、漢學的萌芽、漢學史上的第一頁。然而，序幕也好，萌芽也罷，第一頁也可，都不應(yīng)妨礙我們對歐洲漢學的探本溯源。沒有序幕，何以有隨后的高潮?沒有萌芽，何以有當今漢學世界那蔚為壯觀的園林?沒有第一頁，何以續(xù)成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中國的歷史學家有言，“16世紀中葉”是漢學“真正誕生”之時，O所以，對明末之季的中國文化西傳作一鳥瞰，對16至17世紀之時的歐洲漢學之緣起作一回顧，是很有學術(shù)意義的。　　既然是對歐洲漢學的“第一頁”作歷史回顧，那么應(yīng)當說明兩點：　　第一，和19世紀之后歐洲的漢學成果相比，無論在規(guī)模、層次、影響諸方面，草創(chuàng)時期的漢學都無法與其相提并論?！暗谝豁摗钡臐h學明顯地帶有幼稚、不足，甚至是荒謬的印記，根本無須詳加考證。所以本書的主要任務(wù)只是將明中后期歐洲漢學的發(fā)展線索作一番整理，并將之與明代之前歐洲人的中國知識作些比較，這樣的比較才是有意義的，因為只有與前比，才知道16世紀之后的歐洲人在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領(lǐng)悟上，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他們的前輩，在哪些方面填補了先人留下的空白。本書的“明季歐人對《馬可·波羅游記》的三大補遺”、“制度文化傳人歐洲”、“中國語文及文獻的西傳”以及歐人對中國史地、宗教的研究，都是圍繞著后者對前輩的“超越”、“填補”這一主題來寫的?！　〉诙?，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是隨著其殖民勢力在東方的急遽膨脹而興盛的”，是“西方列強對外實行殖民開拓的‘參謀學’，它不僅為其提供東方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情報，還往往不惜歪曲史實，為殖民主義侵略制造各種理論根據(jù)，故常含有侵略性”。那么，萌芽時期的歐洲漢學又是屬于何種性質(zhì)呢?除了殖民主義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因素?我們也知道，在歐洲漢學的起源與發(fā)展史上，耶穌會士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如何看待這一歷史現(xiàn)象，書中后文已有論析，此處無庸贅言，但有三點可以交代在前：一、確有殖民目的；二、折服于中國文明；三、教廷內(nèi)部原因。　　好幾年前，國內(nèi)就有翹首以待漢學史的呼聲，文中指出：“漢學，國外又稱中國學，在當世已是一門頗有影響的學問。這當然因為中國人口最多，土地廣袤，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由于中國文明綿延了四五千年至今未絕，成為世界文明史上最奇特的現(xiàn)象之一。西方與中國的文化交流由來已久，漢學出現(xiàn)于十六七世紀的西歐與日本，當時研究的主要是中國的人文科學?！袊鴮W’一詞的普遍應(yīng)用則是在‘二戰(zhàn)’之后，研究內(nèi)容也拓展到政治、經(jīng)濟、社會、法律、對外關(guān)系等方面。對外開放以來，國外的中國學著作被逐步介紹進來，國人發(fā)現(xiàn)了更多可以反顧自己的鏡子，這就必然要求我們?nèi)チ私庵袊鴮W的起源、流變，系統(tǒng)地去觀察、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從而獲得更可靠的知識和更深刻的指導理論。撰寫《漢學史》的意義便在于此?！　W術(shù)界、讀書界更有意義的是：當國外一大批中國學家的中國觀回到中國本土，且產(chǎn)生了非常之大的影響時，我們便不得不對他們認真加以審視了。必須將他們置于具體的時空關(guān)系中，細微深入地去研究他們的中國觀的淵源、形成過程和真實涵義。這才是我們企圖通過《漢學史》最想得到的?！薄　∵@里，意義和要求都說得很明白了，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撰寫《漢學史》，茲事體大，非個人所敢問津，亦非一個由數(shù)人組成的課題組所能勝任。它要求研究者不僅有群體意識，而且還應(yīng)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zhì)；不僅熟悉中國文化，而且還要了解外國歷史；不僅要掌握一門外語，而且還能運用多種文字的材料；不僅要羅列漢學研究的有關(guān)成果，還要對之作出科學客觀的評述，分清其得失優(yōu)劣之處。每思及此，倍感壓力，不敢有所懈怠，好在前輩、同仁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開拓工作，使我們能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對這一課題進行一點有益的探討。同時，本書在寫作過程中，也利用、增補了原先自己的科研成果。但畢竟才疏學淺，功力不逮，難達前輩諸公希望之萬一，還請方家不吝指教，則本人本書之大幸。　　本書的寫作，得到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張西平教授等同志的鼓勵和幫助，謹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謝意?！　∽鳌≌摺　?999年5月于江西社科院

內(nèi)容概要

漢學實為中西文化會通的產(chǎn)物，早期漢學的發(fā)軔及發(fā)展證明文化交流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沖突、碰撞、對話、融匯構(gòu)成交流過程中的一個個邏輯階段。今天，經(jīng)濟全球化無疑是一明顯的趨向和態(tài)勢，但是，東西方文化在新世紀將會展現(xiàn)一種什么樣的格局？在文化的多元之中，還會出現(xiàn)哪些新的沖突和新的融匯？如此種種問題，讀讀《明代歐洲漢學史》，或許會得到一些啟示。

作者簡介

吳孟雪，1947年10月生，1985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研究生院國際關(guān)系史專業(yè)，獲碩士學位。1989年至1990年作為訪問學者在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2000年3月4日病逝，去世前為江西少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版、發(fā)表的主要著述有《美國在華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百年史》、《中學西漸第一頁》、《明清歐人與中國》、《南懷仁與西伯利亞通道始末》、《利瑪竇及其會友在江西》等百余萬字。
    曾麗雅，1953年12月生，1982年畢業(yè)于中山歷史系，現(xiàn)為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版，發(fā)表的主要著述有《陳熾集》、《近代西學傳入中國的一座橋梁》、《論近代中日兩國對待西學的不同態(tài)度》、《從清朝的閉關(guān)自守到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等八十余萬字。

書籍目錄

總序 重新回到平等對話的元點上前言導論 西人初識中國面——明季之前第一章 海道起東風  第一節(jié) 百年探尋東方路    一 有海客自泰西來    二 陸道苦旅  第二節(jié) 漢學的序幕    一 中學西漸的特點    二 16世紀歐洲關(guān)于中國的著述第二章 耶穌會士時代  第一節(jié) 耶穌會士和漢學的創(chuàng)立    一 耶穌會士的相對優(yōu)勢    二 耶穌會士與漢學著作    三 耶穌會士著述的影響  第二節(jié) 明末耶穌會士及其漢學著述    一 前期耶穌會士著述     二 歐洲漢學之父利瑪竇    三 曾德昭的《大中國志》    四 歐洲中國地理學之父衛(wèi)匡國第三章 明季歐人對《馬可·波羅游記》的三大補遺  第一節(jié) 印刷術(shù)  第二節(jié) 長城  第三節(jié) 飲茶第四章 制度文化傳入歐洲  第一節(jié) 政法  第二節(jié) 科舉考試制度首次傳入西方第五章 中國語文及文獻的西傳  第一節(jié) 說文解字  第二節(jié) 中國文獻的西譯與思想文化的西播第六章 談古論今驚《圣經(jīng)》，測天量地繪輿圖  第一節(jié) 歷史  第二節(jié) 輿地第七章 宗教與風俗  第一節(jié) 西士論三教  第二節(jié) 域外史料所映的明末世風結(jié)束語 附錄一 人名索引附錄二 參考書目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二節(jié)　漢學的序幕　　一　中學西漸的特點　　海路既開，中西人員與文化交流的局面為之一變，原先隔斷東西民族往來的大洋，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相反，倒成為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物質(zhì)載體。來華歐人與中學西傳呈現(xiàn)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從里斯本啟程，經(jīng)好望角、印度臥亞、中國澳門，再從澳門登陸廣東，沿大庾嶺古道（梅嶺古道），順贛江而下，出鄱陽湖進入長江，取道南京或到江、浙，或上山東、北京，這幾乎成了歐人深人中國內(nèi)地的必經(jīng)之途，從托梅·皮雷斯——第一位進京的西方外交使節(jié)，到明清之際來華的絕大多數(shù)耶穌會士，概莫能外。像法國耶穌會士從寧波登陸北上的事例，尚不多見。這種交通大勢直至鴉片戰(zhàn)爭五口通商后才得以根本改變?！　《?6世紀末之前，來華歐人多為葡、西國人，活動區(qū)域多在廣東、福建一帶，以商人、傳教士、外交官為主，他們對中國的感受，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南方或東南方的了解，其中國觀之形成，尚非是自己的經(jīng)歷，而多半依賴于海外華人、華僑提供的信息。例如，皮雷斯于1515年撰寫完《東方諸國記》時，他并沒有到過中國，卻能寫出在當時堪稱準確的“中國”一節(jié)，便是他在東南亞一帶活動時從各種人等中收集材料的結(jié)果，這其中自然有華人、華僑之貢獻?！　〉搅?6世紀末以后，耶穌會士開始進入中國，先是在廣東立足，后逐漸向江西及江浙一帶擴展，最后深入到首善之區(qū)北京。與以前來華歐人顯著不同的是，此時耶穌會士多為有組織、有目的而來（當然還有其他不同之處，留待后文論析）。就國籍而言，葡、西淡出，取而代之者為意大利、比利時；德國、法國。研究中國文化的中心先是在柏林，后轉(zhuǎn)移到巴黎?！　∪请S著對中國文化了解的不斷加深，歐人的中國觀也不斷發(fā)生變化，從16世紀至17世紀，大致沿著懷疑、蔑視——贊美——既有贊美、也有批評——形成爭辯的兩派這么一種規(guī)律發(fā)展?！　‘斊咸蜒廊苏鞣侵?、占據(jù)臥亞、馬六甲一帶時，所過之處無不是文明低于其下者，因此當他們帶著文明優(yōu)越感的思維定勢聽到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之時，表現(xiàn)出的態(tài)度是懷疑、蔑視。例如，皮雷斯在其“中國”一節(jié)開宗明義便說道：　　按照此地東方民族的說法，中國不僅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且富麗堂皇，美侖美奐。此外，還有其他種種傳聞，倘若這是些有關(guān)我們葡萄牙的傳聞，倒還易于讓人相信，可這些有關(guān)中國的傳聞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袊溯^為懦弱……。因此完全可以斷言，我們只消以一艘400噸級的海舶就可以將廣州殺得雞犬不留，而這一屠殺勢必會給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失?！　∮捎谥袊朔浅Ｅ橙?，易于被征服，所以，馬六甲總督無需動用人們所說的那么多軍隊便可將中國置于我們的統(tǒng)治之下。那些經(jīng)常待在中國的代理商斷言，那位曾經(jīng)占領(lǐng)馬六甲的印度總督只要帶上十艘戰(zhàn)艦就可沿著海岸攫取整個中國。這就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初來乍到中國時狂妄無知的絕妙寫照。　　皮雷斯后來率外交使團赴華時，使團中有一名叫維埃拉（ris—tovaoVieira）的葡萄牙人也說，“只需一支兩三千人的軍隊”和“一支由10至15艘艦只組成的艦隊”就可以攻占廣州，而且中國人還會積極響應(yīng)?！　〉?，葡萄牙人這種自負的態(tài)度，很快就有了根本的轉(zhuǎn)變，不久他們就成了中國文明的仰慕者。以加列奧特·佩雷拉（GaliotePereira，約1510至1520生，卒年不詳）的《中國見聞錄》、克魯茲（Gaspar da Cruz，?—1570）的《中國情況記》、巴洛斯（JoaodeBar-ros，1496---1570）的《每十年史》為典型。關(guān)于其人其書，將在下文詳加介紹，但可以先行在此提出：《中國見聞錄》等書是16世紀葡萄牙人中國觀的轉(zhuǎn)折點，代表了葡萄牙人從蔑視中國到仰慕中國　　的根本改變，對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前漢學家門多薩（JuanConza-lmdeMendoza，1545—1618）的《大中華帝國史》影響非常大。而正是《大中華帝國史》，才將中國文化與社會的林林總總，以充滿激情的筆調(diào)，向歐洲作了那個世紀最完整的介紹，從而構(gòu)成了西方早期“中學”的基調(diào)，為歐洲漢學的形成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ch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葡萄牙人對中國觀的轉(zhuǎn)變是有其歷史貢獻的?！　〉搅?7世紀之后，歐洲人對中國及其文化萌發(fā)了理性思維，不再是一味贊頌，而是代之以有分析的比較鑒別，這一點以“歐洲漢學之父”利瑪竇為代表。他在《中國札記》中，既肯定了中國歷史文化優(yōu)良的一面，同時也指出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缺陷與不足，這是需要相當?shù)挠^察能力和比較研究能力的。也正是這一點，歐洲人才開始突破了過去只作介紹不作研究的局限，傳統(tǒng)漢學才開始得以形成?！　?7世紀中葉后，由于眾所周知的“禮儀之爭”，對中國文化的不同看法與觀點，先是在教會內(nèi)部發(fā)生爭論，后由中國擴展到歐洲，又由教會內(nèi)部擴展到歐洲社會，歐洲知識界的思想家、政治家、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都把目光轉(zhuǎn)向了中國，形成了爭辯的雙方，贊美者以伏爾泰（Voitaire，1694--1778）、萊布尼茨（C．W.Leibniz，1646--1716）、魁奈（F．Quesnay，1694--1774）為代表，批評者、否定者以孟德斯鳩（C．L．deS．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J.Rousseau，1712--1778）、康德（I．Kant，1724--1804）、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為代表。這場淪爭，為歐洲資產(chǎn)階級時代的漢學新形態(tài)，開創(chuàng)了先河?！　∽詈笠粋€特點是，歐洲人的“中學”，沿著一般介紹——介紹與研究并行——以研究為主的線索發(fā)展。內(nèi)容也從歷史、地理、物產(chǎn)、工藝等發(fā)展到介紹、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制度文化，從而導致了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構(gòu)架了漢學的核心部分?！　　　〉诙?jié)　長　城　　長城究竟在何時才被歐洲人知道?有人認為早在公元4世紀之時，歐洲就得知這一世界奇跡了，其根據(jù)的史料是羅馬史學家阿·馬爾塞林的一段話：　　“在東方和距兩個斯基泰地區(qū)以遠的地方，有一用高墻筑成的圓城廓將賽里斯國（即中國）環(huán)繞了起來……。　　這一段話中，我們注意到“有一用高墻筑成的圓城廓將賽里斯國環(huán)繞了起來”，“高墻”與“圓城廓”是什么?自然不可能是指一般的城墻，因為這是將整個國家都“環(huán)繞了起來”的“高墻”。司想而知，它是有多么的長！所以這極有可能是指中國的長城。方豪先生認為：馬爾塞林“在地圖描寫中，則已述及長城”。如果這點能成立的話，此即歐人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中國長城的文字。惜乎文字太短，此“高墻”究竟有多高、具體有多長、在什么背景和自然條　　件下建造，均未作詳細介紹，僅是一筆帶過。加之當時歐人對中國的了解，想像多于現(xiàn)實，時人可信亦不可信，所以這段介紹中國“高墻”的文字，并沒有在歐洲引起什么反響，留下了千年遺憾，由于這一遺憾，歐洲人直到12個世紀后，才真正知道了中國的萬里長城?！　≡谛畔⒆枞墓糯L城竟在建成1800年后才為歐人所知，今人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　　在歐洲著作中首次對中國長城作出介紹的，是前述葡國歷史學家巴洛斯，他在《每十年史》中這樣介紹長城：　　這座長城，由前述的那位中國人畫在描繪中國全土的地圖上。……關(guān)于這座長城，以前就有所聽聞，以為它并不連續(xù)，它是行進在中國人與韃靼人的土地中間，依山脈而成的通路。而據(jù)這幅地圖，則它是全部連接的，不由極為驚奇。　　巴洛斯還指出長城位于北緯43度與45度之間?！　“吐逅乖谏衔奶岬降臉擞虚L城的地圖，實際上是從中國帶去的地圖。而1561年由維爾荷（B．Velho）所繪的亞洲海圖則是歐洲人第一幅標有長城的地圖，他在這幅海圖中用一座城墻置于中國與韃靼之間。1584年出版的奧特呂斯（Ortelius）的地圖冊中，地圖學家巴布達也在兩座山脈間畫有長城，并注明它有400里格（1600英里）之長，是中國用來抵御韃靼人人侵的要塞。長城的北面還標有一串地名，還畫上了蒙古人的帳篷及大片的沙漠?！　±^巴洛斯之后介紹中國長城者，是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克魯茲。　　克魯茲在印度、東南亞一帶進行過傳教活動，1556年在廣州居住數(shù)月。如前所說，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數(shù)月觀察，其效果大大超過了在華居留、旅行達17年之久的馬可·波羅。舉凡馬可·波羅未曾注意或未口述下來的中國文化的林林總總，如長城、飲茶、筷子、印刷、纏足、教育、文字、道士等等，都在他的書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介紹。所以歷史學家博克瑟先生評論道：“甚至可以大膽地這樣認為，克魯茲對在廣州所停留的幾個星期比馬可·波羅在契丹所度過的整個歲月還利用得更好。”　　克魯茲在書中兩處提到長城：“人們普遍確認，在中國人和韃靼人之間，有一座長達100里格的城墻，有的人還認為它的長度超過了100里格?！薄叭缥抑v過的那樣，因為（韃靼人）和中國人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中國人在他們和對方之間有一座長達100里格的城墻（有人說更長），駐軍在那兒日夜防備韃靼人的襲擊。據(jù)認為此城墻并不是處處相連，而是由山脈混雜其間。”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當時歐洲向東方擴展的先鋒，歷史似乎為了證明這一點，在葡萄牙人首次對長城作出介紹后不久，就“安排”西班牙人來介紹東方這一世界奇跡了?！　?575年7月至10月，西班牙拉達使團的外交使命雖未完成，但卻在福建觀察到了不少風土民情，而且還得到了數(shù)部中華典籍，使他能夠在1575年末至1576年初寫成了一份對“大明國”的觀察報告。報告在敘述到“大明王國的面積和位置”時提到了長城：　　在（中國的）北部有一座用方石壘起來的雄偉的邊界城墻，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工程之一，因為它的長度竟約有600里格，高為7*，據(jù)他們所說此城墻還全部用花磚裝飾。據(jù)他們的史籍記載，這座邊界城墻是約1800年前的秦朝（Cincio）皇帝修建的。雖然在這座城墻的那一邊有許多城鎮(zhèn)可用作防備韃靼人的邊界要塞，并且中國皇帝還任命了兩個總督和三個大將軍鎮(zhèn)守于此，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自從韃靼人被驅(qū)逐以來，他們既未歸順，也未臣服大明王國?！　　　∫d會士研讀中國歷史，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國更好地宣揚教義，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數(shù)。中國史書有一段商君成湯桑林禱雨的故事，說是成湯不肯傷害百姓，寧愿用自己的身軀祭天禱雨。這一歷史被意籍會士艾儒略發(fā)現(xiàn)后，立刻借題發(fā)揮道：“予讀中邦史書，見成湯之禱于桑林也，剪發(fā)斷爪，身嬰白茅，以為犧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犧牲，旁觀者誠作何狀?而湯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憫念斯民者摯也。今天主尊矣，監(jiān)觀下民，非不甚赫，乃盡斂其有赫之威，而受難救贖者，為古今萬民也，為予也，亦正為君也。”將耶穌受難與成湯禱雨附會，借機宣教?！　∽钤鐏淼桨拈T的葡萄牙傳教士羅明堅曾發(fā)奮學習中文，為的是“能看懂他們的書籍，以便糾正他們的謬誤”。1584年10月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今年有10部關(guān)于這個偉大王國的歷史書籍從皇城北京運來，這些書是很有權(quán)威性的典籍。我們將閱讀這些書，并且寫出摘要?！逼先嗽抡阎小洞笾袊尽?。此書并非是真正體裁的歷史書籍，類似于札記，其中記敘了中國的戰(zhàn)爭、南京教案等內(nèi)容，從中可以見到一些中國歷史的線索。依據(jù)曾德昭的觀點，伏羲、神農(nóng)和黃帝是中國最早的皇帝?！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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