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化特質與文學進程

出版時間:1997-10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作者:吳先寧  頁數(shù):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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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導言1.研究北朝文學的意義所謂“北朝”,一般是指鮮卑拓跋氏縱兵中原,于439年統(tǒng)一北方以后,中經(jīng)東魏和西魏的分裂,北周和北齊的對峙,至589年隋滅陳和后梁而統(tǒng)一全國這一歷史時期。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北朝文學”,其時限要比這一時間略寬一些,上限要追溯到道武帝拓跋珪時期,下限要論及整個隋代。原因是作為北朝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門第士族,在拓跋珪時期就已進入了鮮卑統(tǒng)治集團的上層,與代北大族發(fā)生了沖突,而此種沖突深刻影響了北朝特別是中、前期的文化特質及走向,所以北朝文學必須從彼時講起。其次,能夠代表隋朝文學的作家,大多來自北齊和北周,隋代文學實際上可視為北朝文學的延伸和發(fā)展。所以,作為文學史概念的“北朝文學”,其時限要比作為史學概念的“北朝”大一些。北朝文學歷來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對北朝文學的研究,也頗薄弱,甚至蕭條。作為“中古文學”研究開山的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就沒有只字論及北朝,以后的文學史著作雖然也有把北朝文學立為專章來加以論述的,但主要是對以《梁鼓角橫吹曲》為中心的北朝民歌表示興趣,對文人創(chuàng)作則一筆帶過。這種情況的產(chǎn)生,主要在于北朝文學本身,偉大的作家固然沒有,杰出的作品也很少,固然不能上繼魏晉,下攀唐宋,就是與同期的南朝,也難以比肩并立,而只能瞠乎望其項背。但是,北朝文學盡管相比之下給人以“荒涼”的感覺,但究其實際,也還是代有創(chuàng)作,其精神氣脈不絕如縷。而且,作為北朝文學精神的“北方文風”,它與南方文風的匯合交融,產(chǎn)生出一種表里可觀、文質彬彬、清越明艷的文學新精神,顯然也是導致唐代文學特別是詩歌繁榮發(fā)達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狀況卻是,對南朝文學的研究已然較為具體而深入,相比之下,對北朝文學的研究則還停留在一般而籠統(tǒng)的幾個概念上。這樣,中國文學歷史的研究之鏈就弱了一環(huán),如對唐代文學之源的探索,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缺失和不足。所以,現(xiàn)代學者有鑒于此,已經(jīng)開始對北朝文學進行研究。特別是我?guī)煵艿篮庀壬囊幌盗醒芯课恼拢^稽史料,探隱索微,較為清晰地勾勒出了北朝文學的面貌和發(fā)展線索,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某種特殊的角度來看,北朝文學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蕭條的景象,它的社會政治基礎、文化背景、社會心態(tài)是什么,這也未始不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的:某時代有某種現(xiàn)象,謂之積極的史料。某時代無某種現(xiàn)象,謂之消極的史料。消極的史料,……其重要的程度,殊不讓積極史料。蓋后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發(fā)生;前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時乃忽然滅絕,其間往往含有歷史上極重大之意義,倘忽而不省,則史之真態(tài)未可云備也。此等史料,正以無史跡為史跡,恰如度曲者于無聲處寄音節(jié),如作書畫者于不著筆墨處傳神。但以其須向無處求之,故能注意者鮮矣。梁氏的話是非常有見地的,北朝文學的不發(fā)達甚至蕭條,就正是這樣的“消極史料”。對這一“消極史料”的研究,將是本文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將努力從各個方面來探索北朝社會結構中各種力量的沖突,以及在這種沖突的決定和影響下北朝社會文化氛圍的整體圖景,從而說明北朝文學不發(fā)達的原因,從一特定角度,為文學理論提供一些可供概括的文學史事實。

內容概要

本書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系列”的一種。與南朝文學徜徉于山水林壑、沈溺于宮闈閨閣不同,北朝文學是帶著血與火走進中國文學史序列之中的,由此,北朝文學的情調才那么悲涼,風格才那么剛健質樸,她對現(xiàn)實人生和社會政治的關注才那么熱烈而執(zhí)著。當然,對北朝文學的特質和進程僅僅作出“描述”還是不夠的,重要的在于“說明”。本書旨在說明北朝文化有哪些特質?這些特質是如何形成的?它們又如何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體--北朝士族而在文學上表現(xiàn)出來?很難說本書對這些問題都有了圓滿的、一勞永逸的解決,但這本書肯定會使您對這些問題產(chǎn)生新的興趣并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發(fā)。

書籍目錄

導言第一章  北朝士族的處境和心態(tài)  一  北朝士族與代北貴族的沖突和融合  二  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門第情形述略  三  北朝儒學及其他  四  北朝士族心態(tài)探略第二章  南風北漸與北人的接受和選擇  一  南北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徑    二  接受和選擇:北朝士族文人的雙重態(tài)度第三章  從蕭條走向復蘇--論北朝詩賦  一  北魏前期的蕭條  二  遷洛以后的復蘇  三  鄴下邢、魏和關右王、庾(上)  四  鄴下邢、魏和關右王、庾(下)      附錄(一)庾信前期創(chuàng)作研究      附錄(二)有關王、庾的考據(jù)四篇第四章  實用精神支配下的北朝文  一  北朝文發(fā)展概況  二  山水淵藪    人文大觀--“北朝三書”之一《水經(jīng)注》  三  洛陽興衰有余哀--“北朝三書”之二《洛陽伽藍記》  四  家訓文學之大成--“北朝三書”之三《顏氏家訓》第五章  北方文風的性質及其內在生機  一  北方文風的內涵、性質及其形成原因  二  隋代詩歌:北方文風內在生機的繼續(xù)顯露主要參考書目

章節(jié)摘錄

二 北朝土族的生活方式:門第情形述略所謂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歷史地形成的人類生活活動形式的總和。所謂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即北朝士大夫在漢魏以來形成的世族門第的條件下,他們的社會生活活動的內容、形式和特征。研究北朝士族生活方式的意義,在于它是和士族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狀態(tài)聯(lián)系最緊密,最直接地形成和影響著后者的因素。所以,北朝文學與其創(chuàng)作主體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就不可避免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北朝文學的種種特征和變象都能在它的創(chuàng)作主體的生活方式中找到某些發(fā)生學上的原因和本質學上的根據(jù);而且,文學的創(chuàng)作活動,本身就是北朝士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又莫不受其整體特征的影響。所以,研究北朝文學,探討和說明北朝士族的生活方式,是有其必要性的。以門第的形式存在和活動,是北朝士人生活活動最顯著的特征。門第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漢。余英時指出:“武帝崇儒政策推行以后,士人的宗族便逐漸發(fā)展,……士族的發(fā)展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強宗大族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勢以后,再轉而擴張家族的財勢。這兩方面當是互為因果的社會循環(huán)。”所謂“士人在政治上得勢”,即是專攻儒學,以通經(jīng)致用而在朝廷獲得大官,由此而形成累世經(jīng)學、累世高官的傳統(tǒng)。又儒家以敬宗恤族為要義,以扶持家族的集體生存和發(fā)展為崇高道德,故漸漸形成有極大凝聚力的家族結核。到了魏晉時,門第士族便已形成為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占有特殊優(yōu)勢地位的社會集團。北朝時期,雖經(jīng)十六國時期的頻繁戰(zhàn)亂,北方的世家大族曾經(jīng)一時沉寂,但依憑著自身頑強生命力,他們仍一直延續(xù)了下來。后經(jīng)孝文帝的大力扶持,一大批代北貴族也進而轉化為士族,北朝的大族門第便更趨興盛。北朝門第的第一個顯著特征,便是聚族合居。數(shù)百口的士族大家庭聚族而居在史書中多有記載,如《魏書》卷六十四《盧玄傳》:“父母亡,然同財共居,自祖至孫,家內數(shù)百口。”又如同書卷八十七《節(jié)義·李幾傳》:“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于作役,卑幼競進,鄉(xiāng)里嗟美,標其門閭。”再如《節(jié)義·王閶傳》:“數(shù)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yè)興,四世同居;魯郡蓋俊,六世同居?!庇秩鐥畈?、韓麒麟、韋孝寬等,并皆數(shù)世共居,兄弟熙熙一門之內。而許多士族人士在遺言中,也諄諄以兄弟團結、同財共居、維護家族的整體繁榮和穩(wěn)定為囑。這種情況與南朝恰成一鮮明對照。《宋書》卷八十二《周朗傳》說:“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chǎn),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又嫉謗饞害,其間不可勝數(shù)。”可見在南朝,個體家庭已經(jīng)代替了大家族,成了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盧思道在北齊時聘陳,面對南人的譏刺反擊說:“共甑分炊米,同鐺各煮魚?!敝傅囊彩沁@一情況。所以籠統(tǒng)而言魏晉南北朝如何如何,即就家庭組成方式這一點而言,就可知其不妥。南朝世家大族比之于北朝,有漸衰漸散的趨勢,這是有史可證的?!段簳肪砥呤弧杜崾鍢I(yè)傳植附傳》謂:“(裴)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炊,一門數(shù)灶,蓋亦染江南之習也?!边@條材料給我們窺探當時南、北世家大族內部的情形,提供了許多信息。首先,“各別資財,同居異炊,一門數(shù)灶”是“江南之俗”,裴植亦如此,這在北人中只是一個例外,是染上了江南之俗的緣故。其次,在北朝,諸兄弟之間是并不“各別資財”的,他們的財產(chǎn)繼承,恐怕是嫡長子繼承法?!额伿霞矣枴ず笕⒌谒摹分^江南不諱庶孳,而河北則卑于側出,不預人流?!侗笔贰ご蘖羵鳌分^:“亮祖修之,修之弟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蓮等輕侮之。父緝以為言,侮之愈甚,乃資給之,令其南仕?!彼^“卑于側出,不預人流”,恐怕就是庶出子弟沒有財產(chǎn)繼承權,所以道固父要另以資給,讓他到南方去謀生。如果此說成立,那么南朝世家大族的漸趨渙散衰亡就從經(jīng)濟上找到了原因。當永嘉南渡,世家大族在南方拓土占地,立住了腳跟。作為一家一族來說,當時可以集中大量的土地,顯出很大的經(jīng)濟實力。十數(shù)世以后,眾多子孫“各別資財”,作為財富主要標志的土地就越割越小,經(jīng)濟實力也就越來越弱。這樣,世家大族就從經(jīng)濟上削弱了它存在的基礎,渙散了凝聚力。北朝則不然。由于是嫡長子繼承制,土地就一直可以集中地掌握在一家一族手中,從而在經(jīng)濟上保證了士族的凝聚和延續(xù)。這就是為什么越到后期北方的世族要比南方強大有力得多的家族制度方面的原因。北朝士族這種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北朝士族儉樸質直,恭慎克己的心理特征。對此,我們將在本章第四節(jié)再具體闡述。在婚姻上嚴士庶之辨,講求門地之對當,聯(lián)姻在一個非常狹小的圈子內進行,這是北朝士族生活方式的又一特征。北朝士族的婚姻,如北魏前期清河崔氏的聯(lián)姻對象,為趙郡李氏、太原郭氏、范陽盧氏、渤海封氏等,都是與崔氏同仕于朝廷的漢人士族,又都是北方的高門。下嫁庶族,被視為莫大之不幸。《魏書》卷五十六《崔辯傳巨倫附傳》載:“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嘆其義。”可見士庶之隔幾同天壤。需說明的是,自魏晉門閥地位確立以來,婚姻上的士庶之隔,早已如此。所以這里雖僅述北朝的狀況,但許多方面實與魏晉南朝同。惟這種聯(lián)姻方式于文化學術乃至與文學的關系,歷來頗少有論及之,故有必要在此專門指出作一些討論。雖限于北朝,實亦遙契于魏晉南朝,這也是限于本書體例不得已的辦法。二 庾信洛州刺史任期考庾信入北以后,曾任洛州刺史一職。滕王宇文迪為庾集作序,謂信“出為洛州刺史,……。復為司宗中大夫”。滕王序作于大象元年(579年),其歷敘庾信仕歷,止于司宗中大夫??梢姶藭r庾信正在司宗中大夫任上。又系洛州刺史任在司宗大夫前,則其時必在579年以前。但庾信在何年出為洛州刺史,刺洛時間究有多長?滕王序未及?!吨軙贰ⅰ侗笔贰封仔疟緜饕嗖惠d。清倪墦作《庾子山年譜》,于“建德四年”條下,謂“信時為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揣摩倪墦語氣,庾信任洛州刺史時間,最遲亦當不晚于建德四年(575年)。核之史實,殊為無據(jù)。洛州州治洛陽,本為漢魏皇畿。據(jù)《魏書·地形志》,太宗拓跋嗣始于其地置洛州,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又改洛州為司州(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太和十七年,又改洛州為司州。按京師司隸所掌,故曰司州?!?。后魏末,東西分立,東魏遷都鄴下,復改其地為洛州。其后,東、西魏,周、齊之間,兵連禍接,洛州成為雙方必爭之地,宮闕丘墟無復舊貌。其地亦時更歸屬。大統(tǒng)九年(543年,東魏武定元年),宇文泰戰(zhàn)高歡于邙山,不利,洛州復入東魏,武定五年(547年),東魏撫軍府司馬楊街之因行役重經(jīng)洛陽,作著名之《洛陽伽藍記》。自茲以后,洛州雖仍為雙方爭奪之目標,但基本上在東魏控制之下。《周書》卷二《文帝紀》:“大統(tǒng)十六年(550年)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旁隆云眼噙€。于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于齊矣?!贝搜杂钗奶?太祖)東伐而還,新得之洛陽等地重為東魏所據(jù)。又據(jù)《周書》卷五《武帝紀》,保定四年(564年)冬十月,伐齊。十一月甲午,柱國公尉遲炯率師圍洛陽。十二月壬戊,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遂班師。此言北周尉遲炯圍攻洛陽無功而還。據(jù)《北齊書》卷十七《斛律金傳》,此次率師解洛陽之圍者,即金子斛律光,足見洛州于保定四年以前,大略皆在北齊統(tǒng)治之下。倪墦謂庾信于建德四年刺洛,此時真正任洛州刺史者實為北齊之獨孤永業(yè)。《北齊書》卷四十一《獨孤永業(yè)傳》:武平三年(572年),“河洛民庶,多思永業(yè),朝廷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yè)河陽道行臺仆射,洛州刺史”。本傳接敘永業(yè)與周軍對壘情狀云:“周武帝親攻金鏞(按:在洛陽城內),永業(yè)出兵御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動作?'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yè)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送ㄒ罐k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將至,乃解圍去?!卑粗芪涞劢ǖ潞笥H自領兵征齊,有四年七月、五年十月兩次,第二次親征,徹底蕩平北齊;第一次則因病而還。據(jù)此,上述北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yè)與周軍對壘情狀,當發(fā)生于建德四年夏,故倪墦將庾信洛州刺史時間系于洛州尚在北齊管轄下之建德四年,實屬失考。 再據(jù)《北齊書·獨孤永業(yè)傳》,永業(yè)于北齊乾明(560年)初遷洛州刺史,其間雖兩次為人(段思文,乞伏貴和)所代,然終因永業(yè)“善于招撫”,“治邊甚有威信”而于武平三年復出刺洛,從史傳行文來看,自永業(yè)作刺后,洛州似未曾為北周所據(jù),且遍檢《周書》,同期內亦確無周人刺洛之記載。故言保定四年至周武平齊前,洛州始終在北齊管轄之下,當無可疑。據(jù)此,則庾信之刺洛,必在洛州為周所得之后。據(jù)《周書》卷三十《于翼傳》,周軍平齊攻取洛州,時在建德五年:“其年(建德五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陜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yè)開門出降,河南九州十三鎮(zhèn),一時俱下。”北周取洛后之第一任刺史為賀若誼?!端鍟肪砣拧顿R若誼傳》:“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幽谷,先據(jù)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边@里需要說明的是,周武帝伐齊之役,始于建德五年(576年)十月,所以周軍入洛,賀若誼作刺史,至少也要在建德五年十月之后。本文開頭曾言庾信刺洛,必在579年之前,事實上,579年及其后,洛州刺史任則另有其人?!端鍟肪砦迨摹对鄠鳌罚骸靶蹠r(宣帝在位,僅579年不到一年時間),為洛州刺史,高祖(隋文帝楊堅)為丞相,遇尉遲炯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炯,旬日之間,眾至萬余。州治中王久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左右,執(zhí)久舒斬之,以兵襲梁康、邢流水,皆破之?!蔽具t炯起兵發(fā)難,時在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可知579、580年間,洛州刺史為元亨。578年,則為蕭園肅。《周書》卷四十二《蕭園肅傳》:“宣政元年(578年)入為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边@樣,庾信任洛州刺史的時間,就被限制在576年十月賀若誼以后至578年蕭園肅之前。情況看來是,賀若誼攻下洛陽,即被任命為洛州刺史時,在576年十月稍后。又因乎齊戰(zhàn)役之需要,誼須領兵深入北齊地區(qū),于是庾信就被派接任。又《庾子山集》卷七庾信以洛州刺史寫有《賀平鄴都表》,可見庾信始任洛州刺史,與周軍克鄴同時或稍早(576年底),然后,庾信之職為蕭園肅所代。蕭園肅于578年為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不久又于579年為元亨所代。故蕭園肅代庾信作洛州刺史的時間,說得最寬泛也該在578年底。據(jù)此,庾信任洛州刺史,當始于576年底(或577年初)至578年底,總共兩年或兩年不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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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1.研究北朝文學的意義    所謂“北朝”,一般是指鮮卑拓跋氏縱兵中原,于439年統(tǒng)一北方以后,中經(jīng)東魏和西魏的分裂,北周和北齊的對峙,至589年隋滅陳和后梁而統(tǒng)一全國這一歷史時期。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北朝文學”,其時限要比這一時間略寬一些,上限要追溯到道武帝拓跋珪時期,下限要論及整個隋代。原因是作為北朝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門第士族,在拓跋珪時期就已進入了鮮卑統(tǒng)治集團的上層,與代北大族發(fā)生了沖突,而此種沖突深刻影響了北朝特別是中、前期的文化特質及走向,所以北朝文學必須從彼時講起。其次,能夠代表隋朝文學的作家,大多來自北齊和北周,隋代文學實際上可視為北朝文學的延伸和發(fā)展。所以,作為文學史概念的“北朝文學”,其時限要比作為史學概念的“北朝”大一些。    北朝文學歷來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對北朝文學的研究,也頗薄弱,甚至蕭條。作為“中古文學”研究開山的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就沒有只字論及北朝,以后的文學史著作雖然也有把北朝文學立為專章來加以論述的,但主要是對以《梁鼓角橫吹曲》為中心的北朝民歌表示興趣,對文人創(chuàng)作則一筆帶過。這種情況的產(chǎn)生,主要在于北朝文學本身,偉大的作家固然沒有,杰出的作品也很少,固然不能上繼魏晉,下攀唐宋,就是與同期的南朝,也難以比肩并立,而只能瞠乎望其項背。但是,北朝文學盡管相比之下給人以“荒涼”的感覺,但究其實際,也還是代有創(chuàng)作,其精神氣脈不絕如縷。而且,作為北朝文學精神的“北方文風”,它與南方文風的匯合交融,產(chǎn)生出一種表里可觀、文質彬彬、清越明艷的文學新精神,顯然也是導致唐代文學特別是詩歌繁榮發(fā)達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狀況卻是,對南朝文學的研究已然較為具體而深入,相比之下,對北朝文學的研究則還停留在一般而籠統(tǒng)的幾個概念上。這樣,中國文學歷史的研究之鏈就弱了一環(huán),如對唐代文學之源的探索,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缺失和不足。所以,現(xiàn)代學者有鑒于此,已經(jīng)開始對北朝文學進行研究。特別是我?guī)煵艿篮庀壬囊幌盗醒芯课恼?,鉤稽史料,探隱索微,較為清晰地勾勒出了北朝文學的面貌和發(fā)展線索,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某種特殊的角度來看,北朝文學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蕭條的景象,它的社會政治基礎、文化背景、社會心態(tài)是什么,這也未始不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的:    某時代有某種現(xiàn)象,謂之積極的史料。某時代無某種    現(xiàn)象,謂之消極的史料。    消極的史料,……其重要的程度,殊不讓積極史料。    蓋后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發(fā)生;前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時乃忽然滅絕,其間往往含有歷史上極重大之意義,倘忽而不省,則史之真態(tài)未可云備也。此等史料,正以無史跡為史跡,恰如度曲者于無聲處寄音節(jié),如作書畫者于不著筆墨處傳神。但以其須向無處求之,故能注意者鮮矣。梁氏的話是非常有見地的,北朝文學的不發(fā)達甚至蕭條,就正是這樣的“消極史料”。對這一“消極史料”的研究,將是本文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將努力從各個方面來探索北朝社會結構中各種力量的沖突,以及在這種沖突的決定和影響下北朝社會文化氛圍的整體圖景,從而說明北朝文學不發(fā)達的原因,從一特定角度,為文學理論提供一些可供概括的文學史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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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3條)

 
 

  •   質量ok
  •   北朝文學研究現(xiàn)在仍舊薄弱,這本書也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的平臺。
  •   其實都還不錯,就是《北朝文化……》這本書,中間書頁翻了下就脫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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