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效應的匯率制度分析

內容概要

提高宏觀調控效應和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兩大熱點問題。這兩大熱點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有著內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改革的實踐看，提高中國宏觀調控效應應當成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重要目標之一；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可以有效提高中國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2003～2007年cDP增長速度逐年攀升，這期間宏觀調控措施不斷，但實際情況是，經濟增長速度居高不下，物價水平的控制效果也不很理想。這種現象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經濟過熱中所沒有見過的。冷靜觀察不難發(fā)現，近年來，中國經濟生活存在許多矛盾現象。比如，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看，針對投資嚴重膨脹、經濟增長過快、通貨膨脹明顯等現象，應該毫不猶豫地調高利率（何況中國正處于一個低利率時期），但實際上我們卻受到了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美元低利率的鉗制，難以把利率提高到足以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水平。因為調高人民幣利率必然會吸引更多的國際熱錢涌入中國，炒作人民幣升值預期，這會給人民幣帶來更大的升值壓力；同時，現行的結匯制又將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通過外匯儲備的增加轉化為基礎貨幣的投放壓力，其結果是會進一步加大通脹的壓力。這些矛盾的存在無疑限制了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匯率工具和利率工具等）的選擇，抑制了政策工具效應的發(fā)揮。深入分析我們認為，中國匯率制度與宏觀調控政策這一制度的安排不協調是導致上述種種矛盾產生進而降低宏觀調控效應的重要根源?；诖耍斍皬膮R率制度入手，系統(tǒng)研究中國宏觀調控效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基于上述觀察和思考，本書提出了宏觀調控效應的匯率制度分析框架。這一框架是： （1）從匯率制度角度評價宏觀調控的有效性。（2）從匯率制度方面分析效應不好的原因，分析路徑有兩條：其一是要證明運行中的匯率制度是否可持續(xù)，其二是研究這種制度與宏觀經濟和宏觀調控體系的相容性。（3）在可持續(xù)的匯率制度環(huán)境下，研究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及其與其他匯率制度的比較。（4）研究基于提高宏觀調控效應的增加匯率制度與經濟環(huán)境相容性的路徑，比如現行的匯率波動彈性是否需要擴大？應怎樣擴大？等等。    圍繞分析框架，本書第3章重點討論宏觀調控效應的評價方法問題，并從匯率制度視角對1993年以來的宏觀調控效應作出評價。綜觀現有文獻，專門研究中國宏觀調控效應評價方法的成果幾乎沒有。宏觀調控政策是否有效應該從四個方面進行評價：（1）反映某一階段宏觀調控主要目標的指標是否向預期的方向發(fā)展。（2）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時滯是否變短，并接近合理水平。（3）宏觀調控政策組合是否具有協同性。（4）宏觀經濟走勢是否具有平穩(wěn)性。通過對宏觀經濟指標與調控目標的收斂性評價可以為調整政策力度提供依據。通過對政策效應時滯的評價可以為是否改進政策傳導機制提供依據。通過對政策組合協同性評價，可以為選擇或調整政策工具提供依據。通過對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性評價，可以為實施調控政策的頻度和力度提供很好依據。    匯率制度視角下的中國宏觀調控效應無疑是不佳的，其主要原因，一是調控政策組合協同性有問題；二是匯率形成機制的制度設計問題導致政策傳導機制有問題；三是宏觀經濟走勢的平穩(wěn)性不夠好。    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收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資本的流動性和匯率的彈性。研究表明，總體上看中國宏觀調控的效應并不差，但從匯率制度的角度看，效應很不理想。這至少說明提高宏觀調控效應的空間仍然很大。那么問題的根源在哪里？是匯率制度的選擇錯誤嗎？在第4章中通過建立數學模型比較科學地證明了中間匯率制度具有存在的空間，其條件是資本流動可控。這一結果從理論上否定了匯率制度選擇的“兩極論”，為中國現階段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研究認為，隨著我國資本流動性增加，匯率彈性必須增加，中國經濟的規(guī)模和開放度在不斷增加，資本的流動性必然增加，因此，從長遠來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是必然的趨勢。    中國2003年以來的實際情況說明，由于資本的流動性在不斷增加，匯率波動的彈性不夠，導致了最基本的政策工具——利率工具欲使用而不能。那么，在資本流動性不斷增加的條件下，匯率波動的彈性空間如何調整呢（第5章）？    到目前為止，盡管人們知道隨著資本流動的加大，匯率波動的彈性必須加大，但是幾乎沒有看到定量分析或測度匯率波動彈性空間的研究成果。目前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仍然不在少數，它們都會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如何管理其匯率的彈性問題。對這類國家來說，科學的匯率彈性管理，有利于保持其匯率的穩(wěn)定性；有利于實現本國的內外經濟平衡；有利于保證宏觀調控政策的獨立性；從而使實施中間匯率制的國家能夠兼得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的優(yōu)越性。美國和歐盟指責人民幣波動的彈性不夠的依據是什么？如果能夠科學地為我們確定的匯率波動彈性提供充足的依據，各種指責將云消霧散。    由于以月度數據作為單位數據的數據樣本太少，目前無法通過傳統(tǒng)方法建模直接測度我國匯率波動彈性空間應該作何調整，但對現行的匯率波動彈性空間進行合理性評估，也不失為一種非常有價值的方法。為此，我們必須回答：匯率波動的彈性空間何為合理？從“蒙代爾三角”的角度看，評判的根本依據應該是： （1）資本流動對匯率波動的沖擊較?。唬?）匯率波動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即自身規(guī)律，而不是非市場因素。    自回歸結果表明：中國的貿易順差是引起匯率波動的最為重要的原因。這一結果與實際情況完全一致，同時也進一步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資本流動的增加，匯率波動的彈性空間必須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匯率波動是引起外匯儲備增加的原因。這一結果與實際情況也基本吻合。外匯儲備作為中國調控匯率走勢的主要工具，顯然是在匯率波動存在壓力的情況下使用，波動壓力越大調控越會傾向加大力度；外匯儲備的增加完全不是引起匯率波動的原因。在實踐中，外匯儲備是平抑匯率波動的工具，所以實證結論與實際相符。    用脈沖效應函數能較好地從資本流動對匯率波動的沖擊角度評價彈性空間的適應性。實證結果表明，在2007年5月將即期匯率波動幅度從0．3％放開到0．5％，反而有助于在之后3～6個月內抑制即期匯率波動，使即期匯率的運行更加平穩(wěn)。因此，2007年5月擴大匯率波動的彈性空間是合理的。更大的匯率波動彈性空間，在一定程度上緩沖了資本流動的沖擊，使匯率波動更加平穩(wěn)。    那么，將匯率波動的彈性空間擴大到0．5％是否合理和足夠呢？方差分解的實證結果表明：在匯率波動彈性空間為0．3％的時期，匯率波動受資本流動的沖擊較大，受政府干預影響也較大，相反，按自身規(guī)律變化的成分較?。ㄘ暙I率不足40％）。而在匯率波動彈性空間為0．5％的時期，匯率波動主要是受自身運動規(guī)律的支配（貢獻率達60％）。而且政府干預如此之小（其貢獻率不超過1．1％），以至于我們可以認為，0．5％的日波幅限制基本合理和夠用。因此，如果經濟運行比較平穩(wěn)，現階段可保持匯率日波動幅度限制在0．5％的水平。不必加大調整的頻率，匯率波動彈性空間調整的頻率過快，會進一步刺激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不利于匯率的穩(wěn)定。    一方面，M—F模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的結論顯然不適合正在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另一方面，目前包括中國在內全球有超過1／3的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但經典的M—F模型并未討論中間匯率制下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比較問題，因此，很有必要將M—F模型拓展到中間匯率制的情形。本書第6章的分析結論是，中間匯率制的財政貨幣政策效應幾乎都是介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之間。其政策含義是：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因為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的方法效果最好。    關于M—F模型這一經典模型，學術界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有多領域的拓展。比如該經典模型起初是在市場化利率環(huán)境下建立的，但在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利率往往是受到管制的，面對這一情況，很自然地，人們會想到將此模型拓展到利率受管制的情形。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究將其再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利率管制的情形。事實上，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常同時面對的經濟環(huán)境就是中間匯率制度和利率管制的情形，有時還有資本不對稱流動的情形（如中國）。因此，將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一步拓展到這一環(huán)境有現實意義。本書第7～8章完成了這些工作，得出的結論與第6章有較大的相似性。    匯率制度是經濟開放的產物，是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梢哉J為，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主要是因匯率制度這一制度成員的加盟而產生。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因匯率制度的不同選擇而有所不同。宏觀調控體制與匯率制度的有機配合，可以增進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否則可能抵沖其應有效應，嚴重時還可能危及國家經濟安全。    匯率制度作用宏觀調控效應的機理應該從兩個層面展開分析。首先是宏觀層面，主要是從匯率制度的選擇角度進行分析；其次是微觀層面，主要是從匯率制度的基本構件出發(fā)分析匯率制度對宏觀調控效應的影響。在某一特定的國家或地區(qū)，不同的匯率制度會對宏觀調控效應產生不同的影響，這就是效應的匯率制度選擇機理或稱宏觀機理。所謂微觀機理，是指匯率制度選定后匯率制度的基本構件是如何影響宏觀調控效應的。    從匯率制度作用宏觀調控效應的機理分析中可以看出，匯率和儲備是其機理生成的主要發(fā)生機制。宏觀調控政策經由匯率制度傳導，最終都要通過匯率或儲備傳導或反饋到現實經濟中。    儲備的傳導機制可歸納為基礎貨幣機制和匯率機制（區(qū)別于匯率傳導機制）。儲備的變動直接影響到基礎貨幣的投放量，這就是基礎貨幣機制。儲備的變動還會影響匯率水平的變動，這就是匯率機制，匯率機制的后階段的傳導可歸納到匯率傳導機制中。    在匯率彈性足夠的條件下（特別的如浮動匯率制），儲備變動的可能性和變動額都比較小，因此，儲備的傳導機制較少發(fā)生作用。在固定匯率制下，儲備的傳導機制主要表現為基礎貨幣機制。正像克魯格曼“三元悖論”所指出的，如果資本可完全流動，儲備的基礎貨幣機制將使政策的獨立性喪失，在資本流動的沖擊下還可能導致固定匯率制不可維持或引發(fā)貨幣危機。在中間匯率制下，儲備的兩個傳導機制都經常發(fā)生作用。    從中國近年來的宏觀調控實踐看，儲備的基礎貨幣機制嚴重損害了宏觀調控效應。通過對匯率制度作用宏觀調控效應的機理及其傳導機制的分析可知，從匯率制度的角度看，提高中國宏觀調控效應仍有較大的操作空間：首先，在選擇宏觀調控政策工具時，要充分考慮并尊重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生態(tài)性。其次，人民幣0．5％的彈性空間不是不夠，而是管理部門沒有讓匯率波動“用夠”。再次，在匯率制度機制與宏觀調控不協調的情況下，應更多考慮其傳導機制能夠較好繞開匯率機制的政策工具。最后，要進一步理順中國的經濟關系，改善經濟市場化運行的環(huán)境，讓各種自然的傳導機制能順暢地發(fā)揮其功能。對匯率傳導機制的分析表明，除了匯率的心理預期機制（其作用幾乎都是抵沖宏觀調控效應的）和貿易傳導機制能較好發(fā)揮效應以外，資產價格傳導機制、直接投資傳導機制和利率傳導機制作用不很理想，特別是最重要的匯率的利率傳導機制和資產價格傳導機制作用較差，嚴重影響了通過匯率制度放大宏觀調控效應的作用。

書籍目錄

第1章  緒論  1.1  選題背景  1.2  相關研究與評述  1.3  研究思路、方法與框架第2章  中國宏觀調控的歷史考察  2.1  宏觀調控歷程概述  2.2  歷次宏觀調控背景、目標及政策手段比較分析  2.3  關于宏觀調控的若干思考第3章  宏觀調控效應的評價方法及匯率制度視角下的評價  3.1  宏觀調控效應的評價方法與評價結論綜述  3.2  宏觀調控效應評價的方法論  3.3  匯率制度視角下宏觀調控效應評價  3.4  政策建議第4章  宏觀調控、“三元悖論”與中國匯率制度選擇  4.1  文獻回顧及評述  4.2  “三元悖論”與匯率制度選擇  4.3  提高宏觀調控效應的若干政策建議第5章  匯率波動彈性空間評估方法及實證分析  5.1  研究匯率波動彈性空間的意義  5.2  匯率波動彈性空間測度的理論方法構想  5.3  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空間的評估方法及實證分析  5.4  統(tǒng)計分析  5.5  結論與建議第6章  中間匯率制度下財政貨幣政策效應比較  6.1  文獻回顧與評述  6.2  中間匯率制下基于M—F分析框架的財政貨幣政策效應分析  6.3  三種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財政貨幣政策效應比較  6.4  政策建議第7章  基于中間匯率制的利率管制條件下M—F模型的再拓展  7.1  相關研究回顧與評述  7.2  基于中旬匯率制的利率管制條件下M—F拓展模型分析  7.3  利率管制下不同匯率制度的財政貨幣政策效應比較第8章  基于中間匯率制的不對稱資本管制下M—F模型的再拓展  8.1  相關研究回顧與評述  8.2  基于中間匯率制的不對稱資本管制下M—F模型的再拓展  8.3  不對稱資本管制下不同匯率制度財政貨幣政策效應比較第9章  匯率制度作用宏觀調控效應的機理及傳導機制分析  9.1  理論回顧與分析  9.2  匯率制度作用宏觀調控效應的機理分析  9.3  匯率傳導機制及其對宏觀調控的影響  9.4  政策建議第10章  結論與展望  10.1  研究結果與結論  10.2  研究展望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1章　緒論　　提高宏觀調控效應和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兩大熱點問題。這兩大熱點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有著內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改革的實踐看，提高中國宏觀調控效應應當成為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重要目標之一；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可以有效提高中國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　?.1　選題背景　　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2003～2005年GDP增長速度逐年攀升，分別是9％、9.5％和9.9％。這期間宏觀調控措施不斷，但實際情況是，經濟增長速度居高不下，這種現象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經濟過熱中所沒有見過的。冷靜觀察不難發(fā)現，近年來，中國經濟生活存在許多矛盾現象。比如，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看，針對投資嚴重膨脹、經濟增長過快、通貨膨脹明顯等現象，應該毫不猶豫地調高利率（何況中國正處于一個低利率時期），但實際上我們卻受到了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美元低利率的鉗制，難以把利率提高到足以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膨脹的水平。因為調高人民幣利率必然會吸引更多的國際熱錢涌人中國，炒作人民幣升值預期，會給人民幣帶來更大的升值壓力；同時，現行的結匯制又將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通過外匯儲備的增加轉化為基礎貨幣的投放壓力，其結果會進一步加大通脹的壓力。這些矛盾的存在無疑限制了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匯率工具和利率工具等）的選擇，抑制了政策工具效應的發(fā)揮。深入分析我們認為，中國匯率制度與宏觀調控政策這一制度安排的不協調是導致上述種種矛盾產生進而降低宏觀調控效應的重要根源。基于此，從匯率制度人手，系統(tǒng)研究中國宏觀調控效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編輯推薦

　　本書是關于研究“宏觀調控效應的匯率制度分析”的專著，書中具體包括了：宏觀調控效應的評價方法及匯率制度視角下的評價、文獻回顧及評述、匯率波動彈性空間評估方法及實證分析、中間匯率制度下財政貨幣政策效應比較、基于中間匯率制的利率管制條件下M—F模型的再拓展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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