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1-9 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作者:(英)保羅·法蘭奇 頁數(shù):348 譯者: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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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三s”背后斯諾(Edgar Snow)、斯特朗( A.L. Strong)、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是外國記者在近代中國的三面旗幟。很長時間以來,國內(nèi)學界對外國記者的研究是以“三S”為焦點的。這三個人固然偉大,但顯然,在他們身后,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另一些外國記者也有著同樣多姿多彩、驚心動魄的事跡。在鴉片戰(zhàn)爭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至少有500名外國記者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他們報道中國,影響中國,有些人甚至還卷入了中國政治。然而,對這些人的介紹是非常薄弱的。他們的形象被“三S”的巨大身影所遮蔽。近30年來,國內(nèi)外學者在開掘近代來華外國記者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2年,美國一些老“中國通”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聚會,回憶了他們當年在中國的歲月。學者麥金農(nóng)( Stephen R. MacKinnon )據(jù)此編篡了《報道中國》, 該書講述了那些1930-1940年代中20多名美國來華記者的親身經(jīng)歷。于是,人們透過“三S”,看到了更多的美國記者:阿奇博德?斯蒂爾(A.T. Still)、蒂爾曼?竇奠安(Tillman Durdin)、佩伯?馬?。≒epper Martin)、凱思?畢奇(Keyes Beech)、克里斯托夫?蘭德(Christopher Rand)、約翰?鮑威爾(John Powell)、杰克?貝爾登(Jack Belden)、蘭德爾?古爾德(Randall Gould)、安娜爾麗?雅各比(Aunalee Jacoby)、格拉姆?裴克(Graham Peck)、莫瑞斯?沃陶(Maurice Votaw)……1995年,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者彼得?蘭德撰寫了《中國通:美國記者在中國革命中的冒險與磨難》, 著重刻畫了6位抗戰(zhàn)時期到中國采訪的美國記者,其中既有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海倫?福斯特( Helen S. Foster)和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也有他們相當陌生的瑞娜(Rayna Prohme)、易羅生(Harold Isaacs)和巴巴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s)。1932年,滿腔熱情的易羅生曾在上海主辦進步刊物《中國論壇》,后被認為是托派分子而與中共決裂,抑郁回國。這段歷史過去很少有人涉及。而美女記者史蒂芬的凄婉故事也進入了蘭德的視野。史蒂芬1945年在重慶出現(xiàn)時,其青春靚麗曾迷倒一批美國記者。1947年,史蒂芬在新疆采訪時飛機失事身亡,她的墓碑被熱愛她的人們豎立在南京城外。她的葬禮由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主持。這些細節(jié)如果不是蘭德努力的搜尋,歷史能記住嗎?在瘋狂追求史蒂芬的美國記者中也包括彼得?蘭德的父親——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紐約先驅(qū)論壇報》駐華記者克里斯托夫?蘭德。在彼得眼中,父親是個神秘人物。他桀驁不馴、特立獨行,中國之旅是他生命中最華彩的篇章。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光榮和夢想,父親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的家庭破碎了,1966年的一天,充滿負疚感的父親從六層樓上跳了下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為了解破父親的自殺之謎,蘭德對克里斯托夫及其他同時代的美國來華記者作了系統(tǒng)的研究,從而揭示了那個時代悲劇的成因。幾乎在蘭德書寫“中國通”的同時,中國人民大學張功臣的《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1840-1949》(1997)問世。該書對建國前上溯百年的外國記者在華活動作了概覽式的描述,從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克理爾曼(James Creelman)、密勒(Tom Millard)、莫理循(G. E. Morrison)、端納(W. H. Donald)到鮑威爾父子(John B Powell & John W Powell ),比起充滿感情追溯父輩軌跡的蘭德,張功臣的研究冷靜而理性,這大概是國內(nèi)首部系統(tǒng)描寫外國記者在近代中國活動的研究著作,在張之后,國內(nèi)研究外國記者的視域明顯擴大了,從當紅的“三S”波及更廣闊的人群,比如南開大學學者羅宣撰寫的《在夢想與現(xiàn)實之間——盧斯與中國》(2005)就是研究美國新聞大亨、時代周刊創(chuàng)始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的專著。在對國外記者的研究中,不僅目標人群更為開闊,同一人物的多個側(cè)面也得到了縱深展示,比如斯諾1936年去西北參訪紅區(qū)時抱有哪些復雜動機?史沫特萊到底是不是共產(chǎn)國際的間諜?諸如此類的問題曾受到過學者們多次拷問。但無論如何,比起那些外國記者在中國舞臺用青春和生命譜寫出的宏偉篇章來說,學者們的描述還是太薄弱了。外國記者與現(xiàn)代中國這個題材有太多的故事等待訴說,有太多的隱秘需要揭示。2009年,英國研究者法蘭奇(Paul French)的《鏡里看中國》在這個領域做出了有益的嘗試。盡管同樣是概覽式的描述,但法蘭奇給筆下人物予更多鮮活的細節(jié); 給歷史予更細致的多角度透視。比如他發(fā)現(xiàn),斯諾夫婦并不像左派描寫的那樣簡樸,在1930年代的北京,他們“整日流連于北京飯店樓頂?shù)母鞣N晚會及其他社會活動”,他的《紅星照耀中國》由于莫斯科的抗議,曾刪去了大量“引起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不快”的細節(jié),再比如,英國記者加雷思?瓊斯(Gareth Jones)在北京的神秘之死、英國業(yè)余戰(zhàn)地記者奧登(W.H.Auden)和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38年的中國之旅等 ——這些細節(jié)都尚未進入國內(nèi)學者的視野。法蘭奇描寫的這些來華外國記者是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見證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國,在鴉片戰(zhàn)爭、民國風云、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等歷史大時代的烽火中穿行。他們向世界報道并解讀中國,是中國歷史變革的目擊者和鏡像者。作者在解釋他的寫作動機時說,他想讓讀者知道“很久以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故事曾經(jīng)是國際媒體追逐的頭等要聞之一”。 法蘭奇說:去翻一翻外國記者曾經(jīng)寫下的中國報道,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中國報道,你就會發(fā)現(xiàn)當時絕大部分西方報刊,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每天刊登的關于中國的報道都比今天多。 法蘭奇打破了以英雄主義的筆觸描寫主人公的模式,把上個世紀前來中國冒險的記者們作為活生生的人端上臺面,逐個呈現(xiàn)。正如他指出的:“這些來華記者立場各異,對中國既有臆斷和偏見,也有希望和夢想。他們并非永無過失,他們發(fā)布的消息并不完全準確,有時甚至錯得離譜。”但他們大都“精明能干、精通業(yè)務,并對新聞工作滿懷熱忱……他們都是普通人,有著人類固有的劣根性。酒鬼、浪子、騙子也不在少數(shù),間或也有間諜……。他們會變更立場,無視公正,心懷偏見,甚至有少數(shù)人是徹頭徹尾的一流騙子和無賴?!保ㄒ娮髡咝颍┤欢?,無論對歷史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他們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有著每個人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們不應被美化或丑化。在100多年間到中國采訪的外國記者排列出了一個的長長名單,法蘭奇對他們進行了篩選,他毫不諱言地說:“首先,我要篩選出最有意思的人物,最引人入勝的經(jīng)歷,省得讀者自己去各處搜尋。顯然,我選擇的時候會選我認為最有意思、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痹趯懽髦校ㄌm奇始終注意著歷史環(huán)境對他筆下人物的影響。他說:我始終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的經(jīng)歷對他的影響,他怎么走到這一步的。如果深入研究那些戰(zhàn)爭年代轉(zhuǎn)向共產(chǎn)黨,支持共產(chǎn)黨的外國記者,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中很多人來自受到三十年代大蕭條打擊的美國和歐洲,西方政治上左、右對立鮮明并導致重大事件,比如西班牙內(nèi)戰(zhàn)、蘇聯(lián)的崛起,等等。他們到中國是帶著這些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由此對中國的這個事業(yè)或那個主義產(chǎn)生同情,這都跟他們各自母國的時政有密切關系。他們的這些經(jīng)歷顯然在文字里流露出來。 在以往對外國來華記者的研究中,美國記者是中心。在《鏡里看中國》里,美國記者依然是中心,但與此同時,法蘭奇引入了對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蘇聯(lián)、德國、日本等國家記者的討論,所關注的目標媒體也從報紙擴展至當時的卡通、新聞電影、攝影、廣播等多種形式。這些都是本書獨到的。法蘭奇出生在英國,20多年前來到中國學習、生活、工作至今,他是Access Asia 信息服務公司的創(chuàng)辦人和發(fā)行人,長期生活在上海,文商并重。他的首部涉及新聞的著作是2009年香港大學出版的《卡爾?克勞:一個堅強的中國通》,《鏡里看中國》是他的新聞系列的第二部。他的第三部新聞系列作品《北京謀殺》是關于1930年代英國駐華記者雷思?瓊斯的專著。法蘭奇追求學術性和市場化并重的雙重價值,所以他的選題和寫作風格是以雅俗共賞為特征的。但這樣一來,嚴肅的學究們或難以得到滿足。然而,在市場化的今天,這種風格可能正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無論如何,法蘭奇的《鏡里看中國》把讀者帶到了一個更寬廣的舞臺,讓我們細看“三S”背后的那些光怪陸離的外國記者,重新品味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重溫遠去的歷史,而所有這些都是值得嘉許的。張威?2011年盛夏于北京凌云居引言近代中國歷史的見證人這或許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但在許多方面,新聞工作者們確實是他們生于其中并將之訴諸筆端的社會的鏡子。他們,試圖以一種讀者們可以理解的方式為其放映遙遠國度的復雜事件。對于舊中國的駐華記者們來說,事實更是如此。這類記者最早出現(xiàn)在19世紀20年代鴉片商們在廣州的工廠里。 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無論是文稿數(shù)量還是記者人數(shù),都達到了頂峰。不管是將新聞發(fā)回給他們遠在歐洲、美國、日本或其他地方的雇主,還是給其供職的中國當?shù)赝馊藞罂?,他們都試圖通過自己的報紙、雜志和期刊向世界報道中國發(fā)生的一切。與現(xiàn)在一樣,駐華記者團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主流團體。從起勢甚微到如火如荼,駐華外國記者們見證了中國的歷史和發(fā)展,見證了中國的動亂和革命、改革和戰(zhàn)爭。這些記者們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幾乎每一次都站在中國命運之重大轉(zhuǎn)折的最前沿。他們目睹了鴉片戰(zhàn)爭,旁觀了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衰起落,見證了火燒圓明園,親歷了義和團對東交民巷使館區(qū)的圍攻和襲擊,目睹了清王朝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誕生,見證了她為反對軍閥混戰(zhàn)、爭取民族生存所進行的斗爭,以及日軍侵華、共產(chǎn)主義的興起等等,那時看到的不是戰(zhàn)爭,就是革命。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中國被迫開放對外貿(mào)易;1900年東交民巷圍攻戰(zhàn)結束,八國聯(lián)軍增援部隊占領北京;這兩件事,外國記者團曾親眼目睹。他們還曾見證了中華民國的誕生,以及1919年5月4日帶來的一個朝氣蓬勃、政治上日趨激進的中國。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那時,舊中國的駐華記者們就站在血流成河的街頭。1937年的黑色星期六,第二次淞滬抗戰(zhàn)的動亂曾危及到他們的安全。從1931年日軍入侵并吞并偽滿洲國,到轟炸上海、強占南京再到襲擊國民黨戰(zhàn)時陪都重慶,他們一路跟隨著侵華日軍的足跡,與眾人一道托庇于防空洞中,直到戰(zhàn)爭結束。他們與蔣總司令及其夫人品茗交談,于延安窯洞拜訪毛主席及他的同志。他們見證了從內(nèi)戰(zhàn)開始到結束后蔣介石逃往臺灣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這一歷史進程??傊?,駐華外國記者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見證人,是全世界億萬民眾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主要傳媒人。與世界各地的記者一樣,駐華外國記者們立場各異,他們對中國持有自己的臆斷和偏見,但仍有不少人對中國懷有希望和夢想。當然,他們并非永無過失,他們發(fā)布的消息并不完全準確,有時甚至錯得離譜。他們中大多數(shù)人精明能干、精通業(yè)務,并對新聞工作滿懷熱忱,少數(shù)人甚至異常優(yōu)秀,具有罕見的鑒別力和天賦。但他們都是普通人,有著人類固有的劣根性。酒鬼、浪子、騙子也不在少數(shù),間或也有人是間諜,并且這種人絕不止一個。他們會變更立場,無視公正,心懷偏見,甚至有少數(shù)人是徹頭徹尾的一流騙子和無賴。舊中國的駐華外國記者,無論是在廣州的工廠里利用手工印刷機印刷小報的早期記者,還是將文章用電報發(fā)回倫敦或紐約世界大報的外國記者,都懷有努力了解中國的愿望,并希望通過某種方式跟讀者分享他們的見聞心得,正是這種愿望幾乎將他們所有人都團結在一起。從19世紀20年代到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這種愿望從本質(zhì)上使中國的“脈動”變得令人著迷、充滿挑戰(zhàn)。但他們集體在解讀中國時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難。他們就像劉易斯?卡洛爾筆下的愛麗絲。愛麗絲在穿過魔鏡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來到了一個鮮活的花園,在那里,她意識到?jīng)]有哪條路能通往她想去的地方,而一路的迂回曲折最終將她帶向了意料之外的地方,且遭遇了不曾料想的邂逅:“我應該可以把花園看得更清楚,”愛麗絲喃喃自語,“要是我能爬到那座小山頂?shù)脑?。嗯,這兒有條小路直通小山——至少,不,它并不通往那兒……”(沿著小路走了一會兒,拐過幾個急彎之后)“但是我想最終會通往那兒的吧。可是,這路彎彎曲曲的,也太奇怪了!這哪里是路嘛,這更像螺絲錐呢。好吧,我想,這個拐彎應該通往小山那兒——噢,不,不是的!這又直接回到房子那兒了!好吧,我再試試另一條路。”
內(nèi)容概要
1840,那一年,外人的侵華遠征軍駛抵中國廣州珠江口,幾十艘戰(zhàn)艦運載著利炮轟開了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的國門。隨著這些戰(zhàn)艦而流入中國的,除了炮灰、鴉片,還有為著各種目的遠來的洋人,這其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那就是辦報人、記者。
這些人辦報,有的是傳教士,他們?yōu)殚_疆拓土拉近關系而傳教布道,有的是間諜,以采訪之虛行搜集情報之實,有的是戰(zhàn)爭販子,為在中國租借洋人圈和其國內(nèi)挑起侵華輿論而叫囂,還有商人純?yōu)橘嶅X牟利而辦報,當然還有一部分是本國報刊派駐而來的職業(yè)記者,還有的是探險新聞愛好者……這些人帶著不同的目的,來到中國,用他們的眼睛和鏡頭記錄下中國近代百年滄桑巨變。
歷史的真相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釋,不同經(jīng)歷的人有不同的見證。其實,歷史也許永遠沒有真相,因為歷史是由人來寫就的。根源于這樣的局限,我們能最大限度得以窺探歷史真貌的途徑,就只能是,拓寬我們的視界,把歷史放在多棱鏡而不僅是顯微鏡下觀照。
除了,中國人書寫的中國歷史,是否還有可以獲得另一種信源告訴我們另外一部中國近代史。
無疑,這些來華辦報的外人,不管他們是出于什么目的,個人有著怎樣不同的情況,以怎么樣的視角和立場,看中國,其在當時當?shù)氐挠涗?,將成為記載中國那一段特殊歷史的珍貴材料。
今天,我們將之翻譯過來,讓國人參見,就是期冀以此給我們提供另一個看中國,看歷史的視角和思維。
外國人眼中存滿白色恐怖的舊北京與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有什么不同?
外國人眼中的蔣介石國民黨和毛澤東共產(chǎn)黨是什么樣子?
中國歷史大事件,有哪些詳細的內(nèi)幕和始末是不為中國大眾所知的?
對日本侵華,他們的態(tài)度怎么樣?
外國人眼中的蔣介石國民黨和毛澤東共產(chǎn)黨是什么樣子?
本書將爆料:
杰克倫敦報道日俄戰(zhàn)爭時差點送命,發(fā)誓以后再不來東;
蔣宋如何利用外國記者爭取國外援助,并鏟除內(nèi)部間諜;
國民黨對在華外國記者報道進行控制,最后這些主張新聞自由的記者都投奔了延安;
海明威陪其妻子來中國報道,每天花天酒地,其實肩負間諜使命;
本書為您記錄在中國的一批批一個個外國記者,和他們眼中的近代中國。
作者簡介
作者
保羅·法蘭奇:記者、作家、分析師,出生于英國,常駐上海,為通亞公司(從事市場研究出版和商業(yè)情報咨詢)創(chuàng)始人。20多年前到中國學習生活工作至今。本書中作者搜集的歷史資料都是一般中國讀者難以接觸到的,這些真實的記錄詳實地記述了那一段歷史時期洋人的中國親歷。
譯者
張強:副教授,畢業(yè)于華中師范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后入上海外國語大學攻讀英美文學,獲博士學位。主講美國文學、比較文學、文學翻譯原理與實踐等課程。從事英美文學、比較文學和文學翻譯等方面的研究。
書籍目錄
·鏡像中國
近代中國歷史的見證人
形形色色的外國記者
目的各異的他鄉(xiāng)人
合理看待外國記者對中國的癡迷
舊中國的外國記者隊伍
·宗教、財富和掠奪
到中國開疆拓土的第一批人
傳教士們謹慎的聲音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夕:傳教士十商人=掠奪者
角逐在香港
·太平天國,鴉片戰(zhàn)爭及上海灘
來自太平天國的現(xiàn)場報道
馬克思與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火燒圓明園的罪魁
映像中國
華爾指揮的雇傭兵
上海大爆炸——大報競爭
競爭加劇
從華爾到戈登
·義和團和洋人
上海灘首位報業(yè)大亨
報道中日甲午戰(zhàn)爭
“在京外國人全部喪命”——義和團圍攻洋人
莫理循與義和團運動
莫理循的兩副“拐杖”
爭奪之行與正義之聲
在上海的那些人
德語報刊一瞥
《南華早報》粉墨登場
·禿鷹降臨——駐華記者接踵而來
中國領土上爆發(fā)的外國戰(zhàn)爭
攝影和日俄戰(zhàn)爭
蔣介石高級幕僚端納
徒步穿越中國的英國人
·步入共和的新聞界
中國人的中國
就發(fā)他丫愛看的
辛亥,叛亂還是革命?
看西方——一戰(zhàn)爆發(fā)
侵略者的北方咽喉
各租界和通商口岸——聲音無處不在
一位冒險家的中國行
·振聾發(fā)聵的20年代——革命付諸行動
喋血街頭——外國新聞媒體五四親歷記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公共租界之上海心態(tài)
敲著打字機干革命
禁令——審查游戲
來自白俄羅斯和日本的聲音
·墮落的30年代——名人、匪幫和新聞女郎
兩個冒險家的穿越之旅
新聞女郎和上海黑幫老大
上海灘名記項美麗
中國新聞的旋轉(zhuǎn)之門
卡通記錄的舊上海
·骯臟的30年代——左翼、右翼、帝國主義者和間諜
劃分山頭與站好隊
派系紛爭的幕后
溥儀與滿洲險灘
淞滬會戰(zhàn)
紅星照耀中國
陰謀、暗殺與間諜
蔣委員長哪兒去了?西安事變
黃浦江畔的猶太人和納粹分子
廣播電臺在上海
電影院……新聞片到了
·戰(zhàn)況激烈——中國為生存而戰(zhàn)
黑色星期六——日本來襲
日軍對外國在華記者的迫害
見證南京浩劫
戰(zhàn)時報災
史沫特萊和她的同行友人
業(yè)余戰(zhàn)地記者的戰(zhàn)地行
在中國的猶太人、蘇聯(lián)人和被拘禁的人
斯諾及遠離上海的記者
·防空洞和掩體——戰(zhàn)事報道
重慶小分隊:戰(zhàn)時記者團
喪鐘為誰而鳴——間諜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
守護者——記者團的保鏢
延安之行和“集體親共意識”
舊中國的結束——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假如”
·新舊更迭——內(nèi)戰(zhàn)結束,革命開始
最后的外國記者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新聞報道
蔣總司令撤至臺灣
誰使得美國“失去中國”
舊中國新聞報紙時代的結束
章節(jié)摘錄
喪鐘為誰而鳴——間諜海明威在香港的日子對一些明星和名人來說,重慶是一塊極具吸引力的地方。當然如果不是戰(zhàn)爭,他們絕不會踏入重慶半步。毫無疑問,海明威是去到過重慶的最知名的文學偶像級人物。他是和他的記者妻子——32歲的煙鬼瑪莎?葛爾紅一起去的重慶。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年近70的葛爾紅決定在她的自傳《我和別人的旅行》中記錄下她長期記者生活中的旅行經(jīng)歷。顯然,這本書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她與她那“不情愿的伴侶”的遠東之行?!安磺樵傅陌閭H”是對海明威的昵稱,因為他不愿意來中國。這位美國文學巨頭剛和葛爾紅結婚就開始了遠東之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遠東之行就是他們的蜜月旅行,同時也是他們短暫喧鬧的婚姻開始走向終點的標志。情緒高昂的葛爾紅與毫無興致的海明威一路上吵吵鬧鬧、分分合合,穿越戰(zhàn)火紛飛的中國內(nèi)陸,歷經(jīng)3個月才抵達重慶。應發(fā)行量約300萬份的周刊《柯里爾》雜志的請求,他們開始了遠東之旅,該周刊請求葛爾紅去中國、香港、新加坡、荷屬東印度和緬甸報道中國前線戰(zhàn)爭、遠東的英軍狀態(tài)以及日軍的侵略規(guī)模,并要求她穿越重慶至關重要的物資供應路線——滇緬公路。當時,對勇敢的記者來說,這條路線很有吸引力。勇敢的女記者愛麗絲?L?B?莫茨已經(jīng)應《柯里爾》雜志之請,沿滇緬公路一路開車直達重慶;卡爾?克勞和伊恩?莫理森(G. E. 莫理森的兒子)也都穿越過這條著名的公路。葛爾紅從沒有到過亞洲,但她很想報道戰(zhàn)爭。她是美國對華援助政策的熱烈支持者,同時堅持經(jīng)濟獨立。她并不滿足于僅僅作為海明威的妻子和追隨者,因為對她而言,這些身份都太過簡單。盡管海明威最敬愛的叔叔曾是陜西的一名傳教士醫(yī)生,還被孫中山授予過獎章,但海明威自己卻對中國之行并不感興趣。然而,在葛爾紅的一再堅持下,他不得不做出讓步。于是,他接受了紐約小報《午報》 的工作安排,報道亞洲的戰(zhàn)爭,重點關注新近通過的租借法案如何幫助同盟國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盡管海明威之前意圖效仿杰克?倫敦,去遠東看看,但他還是更愿意待在家里或者至少待在哈瓦那享受生活。那時,他剛剛因《喪鐘為誰而鳴》的電影版權得到10萬美元的支票,這在當時是筆極大的財富。他已經(jīng)一夜暴富并且出名,沒有必要去亞洲受苦。時年41歲的海明威,從旅行一開始就不停地抱怨,情緒大起大落——在現(xiàn)在這或許可以確診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海上航行也令其沮喪:嚴峻的戰(zhàn)時條件下,船上服務不復存在,他們在波濤洶涌的海上度過了大半旅程。暈船的海明威在火奴魯魯掙扎上岸,當?shù)氐娜藗儻偪瘾I花,聚集圍觀,這位好斗的小說家對此非常惱火,他甚至對葛爾紅說:“哪個狗娘養(yǎng)的再敢碰我,我就宰了他?!笨偠灾@段旅程從一開始就不那么順利。到達香港后,海明威夫婦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這令葛爾紅想起了薩默塞特?毛姆對東方殖民生活的描述?!赌先A早報》曾刊文表達了對海明威到訪的熱烈期盼之情,在香港早就有一群人等著奉承他,贊賞他的著作,在他下榻的香港飯店的酒吧為他倒酒,海明威對此感到十分愜意。在日軍入侵香港前,他們確實有條件及時行樂。在此期間,葛爾紅寫了一些精彩的報道,同時雇用了著名攝影師宋徳和以及王海升為她拍攝相關照片。然而,出于工作要求,1941年3月她還是飛往重慶,為了躲避日軍飛機,她選擇了在夜間乘坐高空飛行的飛機。海明威則選擇留在香港,享受著眾人追捧和獵殺雉雞,而且忙得不亦樂乎。在香港遇見他的項美麗回憶說是海明威將“血腥瑪麗”引進了這塊殖民地。葛爾紅帶著日記本遠赴重慶記錄“這個國家的脈搏”,而海明威卻在“雙槍”科恩的陪同下,忙于尋找更多可以獵殺的野生動物。“雙槍”莫里斯?科恩是倫敦東區(qū)人,曾是孫中山的保鏢,當時恰在香港休假。葛爾紅的重慶之行異常堅決,但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煩。途中,飛機的空氣測速表被凍住,飛行員不得不打開窗戶估測速度,結果發(fā)現(xiàn)如果飛行時速低于63英里/時,飛機就會從空中墜落。最終他們在昆明成功著陸。葛爾紅從昆明——滇緬公路中國段的終點開始報道戰(zhàn)爭,之后又返回香港。此時,海明威正在旅館房間里喝酒、打拳、斗蟋蟀,糟蹋身體,揮霍時光,這就是他為《午報》所做的工作。葛爾紅發(fā)現(xiàn)海明威自己一個人過得很好,于是又開始探究香港及其居民、香港的妓院、舞廳以及中國的難民。最終,海明威再也沒有借口拖延重慶之行,于是在有輕微潔癖的葛爾紅備足了虱子粉后,他們就出發(fā)了。盡管海明威并不喜歡演講,他還是接受請求向前線軍隊發(fā)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然而,正如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中的海明威一樣,他一直是個兩面派——他是一個作家,冷酷、憤世嫉俗,同時卻又對戰(zhàn)爭深深著迷。旅行途中,海明威可以騎馬代步,但這并沒有改善他的心情,因為當這位大作家騎在矮壯的蒙古馬背上時,他的腳總是拖在地上。當馬走累了,海明威總是說要把馬扛起來走一會兒,這令葛爾紅非常尷尬。他們住宿的小旅館也全是床虱和破裂的水管,這使得海明威心情更加惡劣。至此,就連葛爾紅也開始對波折不斷的中國之行感到疲憊異常。他們最終成功抵達重慶。在那里,海明威展現(xiàn)了他具有同情心的一面。然而葛爾紅卻發(fā)現(xiàn)自己手指縫處的皮膚開始潰膿,就是記者們所指的“中國式腐爛”。她不得不使用一種很難聞的乳膏,戴手套,這本來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她卻又患上痢疾。對于妻子的痛苦,海明威的反應是:“你是自作自受。我告訴過你不要清洗。”有潔癖的葛爾紅幾近發(fā)狂,她后來回憶道:“50年的旅途,所經(jīng)之地,唯有中國令人在長久之后仍感恐懼?!?海明威因暫時不用洗澡而相當開心,但也沒發(fā)現(xiàn)重慶有什么讓他喜歡的地方。當?shù)貓蠹堉貞c《中央日報》將葛爾紅描述成有著深棕色皮膚的女人,她對此感到惱火,因為之前香港的報紙都夸她是個美人——《南華早報》的“鳥瞰”八卦專欄甚至稱她為“最美麗的女人”。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倆駐留重慶期間,重慶并沒有遭到日軍轟炸。他們見到了沒有戴假牙的蔣介石,這明顯是一種榮耀;還見到了蔣夫人,海明威戲稱她為“中國女皇”,這個綽號一直伴隨她直到逝世,甚至還出現(xiàn)在她的幾篇訃聞中。他們還見到了周恩來,雖然他們同戰(zhàn)時大多數(shù)記者一樣覺得他極具魅力,還寫信給朋友贊揚他的俊朗友善,但是他們都不知道這位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究竟是誰,也不知道問些什么。當葛爾紅再也無法忍受重慶的臟亂和皮膚感染時,她用法語訪問了周恩來,寫道:如果他說牽起我的手,帶我去體驗世外桃源的樂趣,那么我就會收起牙刷,做好離開的準備,因為我確定——世外桃源并不在中國。 離開重慶后海明威夫婦去了仰光,并在那里分手。海明威返回香港繼續(xù)享受打獵和喝酒的樂趣,或許還曾(同時)與3個中國妓女鬼混,他后來不斷講述的一個故事里提及過此事。海明威還與項美麗的男友查爾斯?博克瑟享受雞尾酒晚會,博克瑟說項美麗因為胃潰瘍不能參加晚會,實際上是因為她偷偷懷上了博克瑟的孩子。葛爾紅則發(fā)現(xiàn)仰光“比蒸汽機還要熱”,那時,海明威在寫給她的信中說沒有她,他感到迷茫,這也證實了海明威在紙上比在生活中更浪漫。最后二人返回了美國,卻與《柯里爾》的主編發(fā)生了爭執(zhí),因為該報主編指責海明威在給《午報》的稿子中抄襲了葛爾紅的文章。被惹怒的海明威宣稱:“我跟著去的唯一原因就是照顧瑪莎,誰讓她在那個“骯臟的國家”做著危險的狗屁工作。” 海明威對中國并不感興趣,因為編輯不想和憤怒的海明威就“骯臟的國家”爭論不休,這場爭論也就不了了之。葛爾紅的文章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盡管她后來承認因為受戰(zhàn)時中國人愛國熱情的感染,她掩蓋了真相,并沒有披露在蔣總司令管轄的重慶所見到的腐敗現(xiàn)象。而為了支持國共聯(lián)合抗戰(zhàn),海明威也對腐敗問題避而不談。同所有新記者一樣,到訪重慶的這兩位超級明星無疑對周恩來的魅力、蔣總司令的事業(yè)和蔣夫人的美貌更感興趣。當時人們并不知道報道戰(zhàn)爭只是海明威中國之行的次要任務,他的首要身份是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間諜。這個任務來自于財政部而不是總統(tǒng)或陸軍部,也許讓人有點驚訝。在美國仍然保持中立之際,這位低調(diào)內(nèi)斂的學者正試圖用一種安靜的方式抵制法西斯主義。摩根索為人嚴苛,但據(jù)說他對海明威的簡報相當滿意且印象深刻。如果海明威所有的報道都沒有經(jīng)過摩根索的親信——哈利?德克斯特?白修德之手,這一切將會堪稱完美,因為白修德后來被證實是一名蘇聯(lián)間諜。所以除了摩根索(甚至羅斯福),斯大林也讀了海明威的簡報。中國之行也是海明威和葛爾紅的婚姻走向結束的起點。一起旅行時他們爭吵打架,分開后卻又互相思念。這段感情火藥味十足,到二戰(zhàn)后期,倆人的婚姻終于在倫敦宣告徹底破裂??傊?,海明威和葛爾紅這段旅居中國的經(jīng)歷相當復雜:兩人后來都承認對中國懷有崇拜、熱愛之意,同時卻也對那里充滿絕望和厭惡之情?;蛟S海明威所謂“揮之不去的記憶”,就是對這段旅行最為恰當?shù)目偨Y。黑色星期六——日本來襲1937年8月14日,黑色星期六,大批外國記者正在上海市中心附近,炸彈就落了下來。為了阻止日軍空襲,中國空軍的戰(zhàn)機飛越上海,去轟炸黃浦江上的日軍巡洋艦,然而他們誤投了。一枚250公斤的炸彈落在南京路和外灘的人流交匯處,另兩枚落在了繁華的愛德華七世大街。炸彈擊中了正在仰視天空的圍觀人群,共造成1740人喪生,1873人受傷。真正的黑色星期六???克勞當時正在辦公室起草一份給大廣告客戶的報告,窗戶就被炸飛了;南非記者亨利?約翰?梅爾當時距西藏路“大世界”娛樂城不過46米開外,炸彈落下來,許多在娛樂城避難的難民被炸死,亨利也被炸翻到街上。哈里特?艾本德性格堅忍的蘇格蘭助手,人稱“羅比”的道格拉斯?羅伯森當時正在南京路用餐,餐廳的窗戶飛進來將他砸成重傷,好友只得將他送回美國接受長期治療。做艾本德的助手的確危險:差不多一周之后又一枚炸彈鬼使神差地落在市中心,南京路永安百貨商場的一臺下行電梯被炸,羅伯森的繼任者安東尼?比靈漢姆就在里面。電梯中的11個人除比靈漢姆和12歲的電梯男孩重傷外,其余9人全部喪生。英國自由傳教士,《教務雜志》的編輯弗蘭克?杰?羅林森還沒這么走運,當時他正站在妻子和女兒的身邊,就被日軍人的機槍子彈打穿了心臟;落在大華飯店前門外的炸彈則炸死了《字林西報》的英國會計A. D. 威廉姆斯。日軍“出云號”戰(zhàn)艦炮擊閘北和浦東的碼頭和工廠時,蘭德爾?古爾德正在辦公室里,他拿出相機拍下了從浦東漫過黃浦江飄向外灘的硝煙。和馬爾科姆?羅肖特以及新聞界其他一些敏銳的業(yè)余攝影師一樣,古爾德隨時都做好了拍照的準備。幾個月后,他拍到從虹口和閘北通過外白渡大橋涌向相對安全的公共租界的洶涌人潮。他在緊挨大橋的百老匯大廈九樓的上海外國記者俱樂部里,從窗戶對涌過大橋的人群進行俯拍——得到的那張名為“飛離虹口”的照片極其震撼,以后大量被翻印。黑色星期六過后,情況變得越來越糟。到1937年10月,中國軍隊已呈全線潰敗之勢。上海及其周邊的許多民眾都逃入公共租界或鄰近的法租界,躲避日軍的屠殺。法新社記者、《世界報》撰稿人羅伯特?吉蘭有點消化不良,他在法租界里看到國民黨軍隊寧愿向法軍而非日軍投降:“他們?nèi)拥羰稚系牡轮莆淦骱陀≈鴩顸h青天白日標志的頭盔,臉上閃著淚光,有些因情緒激動而顫抖,有些像受傷的動物一樣發(fā)出奇怪的哀嚎?!?937年8月,吉蘭一直在上海徘徊。1938年他啟程去日本報道戰(zhàn)爭的進展,見證了東京轟炸,并一直待到廣島原子彈事件之后。在日期間,珍珠港事件后,吉蘭就失去了自由,直到1946年才獲準返回法國。其他記者紛紛走上街頭展開實地報道。巴德?艾金在外報道戰(zhàn)況時,一枚機槍子彈命中了他,幸虧有他的錫制頭盔給擋開了。此事迫使合眾社發(fā)布備忘錄,告誡記者不得輕易涉險暴露自己。埃德加?斯諾此時在為英國工黨的喉舌《每日先驅(qū)報》報道上海淪陷的情況,由于事務繁重,他招募友人路易?艾黎過來幫忙。作為一名一戰(zhàn)時新西蘭遠征軍的老兵,艾黎1927年來到上海,起先當消防員,后在工部局的工廠里任檢查總長。以毛利人酋長命名的路易,矮小健壯,有著出名的“羅馬式”的鼻子,在做這份臨時記者工作時表現(xiàn)出堅忍不拔的精神。第二次淞滬會戰(zhàn)中有許多新聞記者死傷,上海更成了一個危險的去處。1938年11月,倫敦《每日電訊報》通訊員菲利普?佩姆布羅克?斯蒂芬斯在南島被日軍步槍子彈擊中身亡。哈里森?福曼目睹了斯蒂芬斯被射的過程,當時斯蒂芬斯翻過一堵分隔中國城區(qū)和法租界舊墻上的缺口,爬上一座水塔的平臺想更好地觀察戰(zhàn)斗,一名日軍狙擊手開槍射中他的頭部,致其當場身亡。斯蒂芬斯是一名廣受喜愛的記者,他放棄了倫敦和律師界的工作,先后為《每日快報》和《電訊報》報道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和西班牙內(nèi)戰(zhàn);黑色星期六之后不久他來到上海。大部分還留在城內(nèi)的記者參加了斯蒂芬斯的葬禮,紀念這位逝去的友人,同時討論日漸惡化的時局。蘭道?古爾德、饒世合、詹姆斯?米爾斯和哈雷特?阿班都參加了葬禮,阿班和“紅頭發(fā)”尼克波克還為斯蒂芬斯扶靈。斯蒂芬斯之死使得日本政府及其報社與各國媒體間的關系徹底破裂。哈雷特?阿班出席的一場充滿火藥味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日方拒絕對射殺斯蒂芬斯一事負責。日方翻譯、日本記者羅伯特?堀口曾與阿班于1928年一起報道過濟南慘案并認識許多外國記者,但此時他卻與往日的同事朋友成了死對頭。此后堀口被派駐華盛頓,在珍珠港事件后又被派往法國的維希工作,而他的美國籍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則留在美國艱難度日。就在將斯蒂芬斯下葬于靜安寺公墓的同一天,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發(fā)表了一篇無恥的報道,聲稱斯蒂芬斯并非日軍所殺,而是死于和其他外國記者的爭斗。 見證南京浩劫至此發(fā)生在上海的殺戮還不算最駭人聽聞,當侵華日軍涌入南京打敗了中國守軍后,更可怕的事情發(fā)生了——日軍在全城進行了一場為期六周、令人發(fā)指的屠城行動,史稱“南京大屠殺”。大部分南京淪陷前來到此地的外國記者聚集在城里破敗的國際俱樂部里,事實上許多人來俱樂部是為了參加一次社交聚會,聽取外交部宣傳和情報部門主管T. T.李博士的發(fā)言。由于失去了長期助手道格拉斯?羅伯森,哈雷特?阿班沒法離開上海,于是他請《紐約時報》派阿爾伯特?克里夫頓?丹尼爾趕赴南京。丹尼爾沒干多久就返回美國又被派往俄羅斯和巴黎,最終成為《紐約時報》在華盛頓的總編和執(zhí)行編輯——可能是因為娶了杜魯門總統(tǒng)的女兒瑪格麗特?杜魯門,他的事業(yè)才如此順利。丹尼爾走后,可靠而機智的蒂爾曼?竇奠安辭去了《大陸報》的職務,填補了這個空缺,竇奠安來得非常及時,他報道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路透社的萊斯利?史密斯、派拉蒙的新聞短片攝影師阿瑟?門肯、《芝加哥日報》的阿契?斯蒂爾以及合眾社的伊爾?里夫等外國記者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報道。南京慘案觸目驚心,竇奠安在1937年12月17日《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寫道:“這是徹頭徹尾的劫難——他們強奸婦女,驅(qū)逐屠殺平民,成批成批地處死戰(zhàn)俘,這一切使得南京成為了一座恐怖之城。” 兩天后,他登上停泊在長江上疏散外國人的 “瓦胡號”美國軍艦逃離了大屠殺中的南京。斯蒂爾以《地獄里的四天》為題自南京發(fā)出了的最后一篇報道,刊登在《芝加哥日報》上,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因為讀者和報界同仁普遍認為他是一位較中立且見多識廣的人。出生在蘇州的傳教士子女、聯(lián)合通訊社的C.葉芝?丹尼爾寫道:“關于南京,我最后記得的是:慘死的中國人,慘死的中國人,還是慘死的中國人。” 他后來因在僥幸逃離新加坡之前報道了新加坡的淪陷而名噪一時。出生在上海的澳大利亞籍中國通人稱“H. J.”的哈羅德?約翰?田伯烈,很快同亞歷山大?巴克曼一起編寫了一本最早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書,書中引用了來自受害人和在國際安全區(qū)工作的外國人的目擊證據(jù)。 田伯烈1928年來到中國,在為《曼徹斯特衛(wèi)報》工作的同時,還開設了一家事務所,翻譯中國報社的文章。他還是太平洋學會的本地代表,這家機構負責在中國召開會議,在記者中有很高知名度。優(yōu)雅而具有貴族氣質(zhì)的田伯烈在記者隊伍中相當受歡迎,艾洛娜?拉爾天?蘇斯形容他“好似一位路易十五宮廷中的侯爵” 。富有愛心的他還利用空余時間,為上海血汗工廠中數(shù)百名辛勤勞作但沒有報酬的學徒工提供醫(yī)療援助。田伯烈在南京的生活非常繁忙,但他仍然利用空襲的間隙娶了個美國女人并堅持報道新聞。盡管有日本新聞審查官的干預,他的文章還是由他的新婚妻子從封鎖一切消息的南京悄悄帶到上海,刊登在《曼徹斯特衛(wèi)報》上,并在英國引起了強烈反響,震動了外交界。為了詆毀他,日本歷史學家稱他被中國情報部門買通了。不過據(jù)《衛(wèi)報》檔案記載,是南京安全區(qū)國際特別委員會成員發(fā)表的田伯烈的文章。 另外,田伯烈指責英國駐南京外交官瀆職,在危機臨近時跑去度假,從而開罪了英國權貴。不屈不撓的田伯烈在1942年出版的《日本:一個世界性問題》中再次對日本的暴行提出質(zhì)問。據(jù)稱1997年,在安徽合肥某處的一張床下面發(fā)現(xiàn)了一份更完整的材料,內(nèi)中都是田伯烈收集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證據(jù)。1939年,田伯烈離開新聞界,成為中國情報部的一名顧問,不過《曼徹斯特衛(wèi)報》的長期編輯 W. P. 科洛奇爾仍定期向他咨詢相關事宜。日本方面堅稱從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殺。來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讀賣新聞》、《國民新聞》、《東京日日新聞》、《上海日日新聞》(該報每日發(fā)行中文版,在上海發(fā)行量為6000份)以及同盟社的120名日本隨軍記者不遺余力地否認大屠殺事件,并全部堅決支持日本侵華。然而有一些日軍士兵認為屠殺是神圣的,居然將暴行拍攝了下來,結果成了不容置疑的鐵證。 大屠殺后,許多日軍士兵回到上海,他們拍攝的照片膠卷被當成了大屠殺的紀念品。沖洗照片的中國技師震驚了,將沖洗出來的照片傳到外國記者手里,更多的人因此得以了解真相。日本極力打壓對真相的報道,記者的文章遭到新聞審查官的大量刪減。日本下達了《禁止散播流言令》和執(zhí)行《出版監(jiān)督法》的命令,東京和日本軍官迅速實行封口令,一些新聞記者受到了牽連。原定在《中央公論》月刊上連載,由石川達三撰寫的《活著的士兵》被視為反戰(zhàn)言論,1938年3月第一次刊載后就依據(jù)《禁止散播流言令》停止刊載了。石川在1937~1938年間在上海和南京工作,對日軍不分軍民的屠殺、劫掠和無以計數(shù)的強奸等行為進行了記錄,但均遭日本官方否認,然而掩蓋屠殺真相的企圖最終證明是徒勞的。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下面一些人在最初返回日本時也對大屠殺予以否認,他們包括《東京日日新聞》的攝影師佐藤新住、同盟社影視部短片攝影師淺井達三、《和氣新聞》戰(zhàn)地記者田口俊介、《東京朝日新聞》特邀記者今井正剛以及《都新聞》記者村田周陽。他們知道日本的新聞控制極為嚴密,那些敢于說真話的人會受到惡毒的控告。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人開始承認他們看到的真相。淺井達三回憶、講述了大屠殺的情形。在30年代后期曾撰寫一系列激情洋溢愛國文章的今井正剛,在50年代承認曾目睹400~500名中國人在《東京朝日新聞》駐南京辦事處附近被殘忍殺害,還看到過南京碼頭堆積如山的死尸。另外一些人的供認則晚得多:《東京朝日新聞》記者安達和夫與森山義夫最終于1975年回憶一次發(fā)生在報社附近的大屠殺:“一群身著便服的中國士兵,就在他們嚎咷痛哭的妻兒子女面前一個接一個被槍殺” 。后來還有人提供了書面回憶,如《東京日日新聞》的鈴木次郎記下了屠殺的目擊證據(jù);同盟社上??偩幩杀局刂尾稍L了一些日本記者,他們承認在南京街頭隨處可見被燒焦的尸體。即使是在數(shù)十年后,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仍被極力掩蓋和打壓。《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后藤耕作整個60年代都否認大屠殺;80年代仍在世的前《讀賣新聞》駐上海記者原士郎堅決否認曾看到過任何非人道行徑;盡管石川此前曾就目擊事件出書,后來他卻再一次對此予以否認;《朝日新聞》上海分部的橋本登美三郎是個有趣的人,他對大屠殺全盤否認,并且據(jù)他稱會說英語、穿著得體、舉止禮貌的同事森山隆也從未聽說任何有關大屠殺的傳聞。盡管如此,同社的另一名記者今井野口卻承認大屠殺一事并作了回憶。顯然,在毋庸置疑的事實過去多年以后,日本新聞官員仍不愿面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幾乎所有日本記者都對此予以否認。在對待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件上,記者們?nèi)绱斯_且高度一致地否認事實實屬罕見。南京的混亂局面仍在繼續(xù)。12月初,《東京朝日新聞》攝影師天野義夫和日本一家通訊社記者肯尼羅?足沢被中國軍隊打死。1937年12月,美國和其他一些中立國人員乘美國“帕奈號”軍艦從南京撤離一事吸引了多家媒體的注意,許多記者趕赴南京。軍艦撤離過程中日本人再次自毀形象,當時“帕奈號”和附近三艘標準石油公司的運輸船遭到日軍飛機的掃射和轟炸,艦上的士兵和一些岸上的人因此受傷。幾名登上“帕奈號”準備撤離的記者經(jīng)歷了這場災難。倫敦《泰晤士報》駐遠東記者科林?麥克?端納乘小船幫忙將受傷士兵運送上岸,他撕碎手帕和破舊衣物堵住船上的彈孔,然后抄起手中唯一可用的工具——一頂破損的頭盔,拼命舀出船里的水。合眾社駐南京總編威爾頓?詹姆斯扔掉手中的筆記本救助傷員,為此榮獲海軍“遠征”獎章。《柯里爾周刊》駐遠東記者詹姆斯?馬紹爾在日軍飛機掃射時頸部、肩膀、腹部和胸部多處被彈片擊傷,盡管如此,他還是設法步行20多英里,直到被日軍發(fā)現(xiàn)并經(jīng)水路帶到上海?!芭聊翁枴鄙系谋焕藛T最終上了岸。被稱為“意大利的弗洛伊德?吉本”的意大利《新聞報》記者桑德羅?桑德瑞腹部受了致命傷,藏在岸上10尺高的蘆葦叢中。他臨死前,曾報道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記者老路吉?巴茲尼的兒子小路吉?巴茲尼試著用香煙緩解他的痛苦。環(huán)球影業(yè)的諾曼?阿里和喬治?克雷努科夫以及福斯電影公司的埃里克?梅耶拍下了日軍攻擊“帕奈號”的畫面。膠片由驅(qū)逐艦迅速送至馬尼拉,然后由快艇運至美國西海岸,再搭乘一架包機轉(zhuǎn)往紐約,最后由裝甲車直接送到布魯克林的實驗室,全程共花費25000美元。除了這些新聞短片,夏威夷出生的華裔《紐約時報》記者諾曼?宋拍攝的照片也讓美國觀眾了解了“帕奈號”遭日軍攻擊的過程。阿里、梅耶和宋的照片證明,日軍飛機曾不止一次低空接近“帕奈號”,以確認對方屬美國船只。哈雷特?阿班的獨家報道配上宋的照片,揭示了開火命令是由反動會道門成員橋本欣五郎個人下達的。橋本后來因其在中國的血腥暴行而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jiān)禁。從黑色星期六到1937年12月“帕奈號”遭攻擊止,在華外國記者的遇難人數(shù)比此前從1827年《廣州周報》創(chuàng)刊起的一百多年間還要多。
媒體關注與評論
“他(駐華外國記者)處境艱難,比如沒有固定的新聞來源,對同一事件持相同看法的人幾乎不超過兩個,比如總有立場各異的評論家們時刻準備著譴責記者,說他已經(jīng)淪落為宣傳工具等等,諸如此類的難題不勝枚舉?!笨傊?,“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闡明駐華外國記者遭遇的種種困難?!睹芾帐显u論報》(1928)訓練有素的記者本就應該能夠一頭扎進新的環(huán)境之中,而且無論傳媒之河有多渾濁,都能探尋到真理之珠,輕松愉快并興高采烈地浮出水面。如果這是普遍適用的準則,那么當我于1926年初第一次去遠東的時候,就糟糕地發(fā)現(xiàn)自己是個例外。因為我從一開始就錯了,而且一直錯了下去……——哈雷特?阿班,《紐約時報》
編輯推薦
《鏡里看中國》編輯推薦:第一部外國新聞從業(yè)人員在華的活動史,第一部外國人眼中的中國近代史,細說,那時中國,那時人,那時真相。杰克?倫敦來中國遭遇了怎么的噩夢?真實的斯諾和史沫萊特是什么樣的人?外國新聞女郎如何逃脫上海教父杜月笙的暗殺?蔣宋身邊的外籍高級參謀和間諜如何影響了那時中國?海明威身負間諜使命攜新婚自愿者妻子在香港做了些什么?外國人寫的中國史跟中國人寫的不一樣嗎?外國記者講述近代中國鮮為人知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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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工作的外國記者有時會覺得,他們的生活以前就曾有人經(jīng)歷過。在今天的中國當新聞記者,與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那段時期是的相似程度,根本讓人無法忽視。知識產(chǎn)權侵權、社會不穩(wěn)定現(xiàn)象、政府鎮(zhèn)壓和排外情緒,均為當時外國記者報道的主題,就像今天一樣。保羅?弗倫奇的這本書,生動地描述了1949年之前中國外媒界恃強凌弱的情況。該書跨越了鴉片戰(zhàn)爭、義和團運動、滿清王朝的倒塌、軍閥的興起、日本的入侵以及最后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經(jīng)歷了如此多的風云變幻,難怪中國——尤其是上?!艘慌拿半U家、浪漫派藝術家、惡棍,以及那個時代最富有才華的一些新聞記者。艾米麗?哈恩(Emily Hahn,中文名項美麗)是美國密蘇里州的一位女權運動者,她給自己起了一個昵稱叫“米奇”(Mickey)。在寫了一本關于誘惑之藝術的書后,她在1935年30歲時來到上海。此后,她一直留居上海,直到1941年日本入侵香港;在此期間,她結交了上海一些最為顯赫的人物。她會給自己的長臂猿寵物“密爾斯先生”(Mr Mills)穿上毛絨絨的小無尾禮服,帶它參加晚宴,并因此“聲名”遠播。但哈恩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工作大大抵消了她留給人們的輕佻印象。她與中國詩人兼出版人邵洵美(Sinmay Zau)之間的親密關系,使她得以進入宋氏姐妹的世界。宋家三姐妹,有一個嫁給了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另一個嫁給了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哈恩隨后創(chuàng)作的《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一書,成為了經(jīng)久不衰的重要著作。隨后,《鏡里看中國》一書還記載了傳奇人物喬治?厄內(nèi)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莫理循于1897年成為《泰晤士報》(The Times)首位全職駐華記者,他的影響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中國人都將他視為英國在北京的最高權威。他在新聞事業(yè)上的運氣稍差:義和團運動爆發(fā)時,他剛好外出獵鳥,因此錯失了其一生中最重大的中國歷史事件。不過,其受傷的自尊稍后得到了慰藉,在義和團對使館區(qū)的一次圍攻期間,有報道稱,莫理循已經(jīng)死亡,但之后他突然露面,朗誦了《泰晤士報》上自己那篇熱情洋溢的訃告,并通過解釋事情的真相澄清了誤會。莫理循無疑是勇敢的,但人們一直懷疑他是否親手撰寫了其所有的文章報道。據(jù)傳,莫理循最出色的一些作品,是由東方學專家濮蘭德(JOP Bland)與拜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代筆完成。在《鏡里看中國》一書中,保羅?弗倫奇真實反映了東西方之間的互動,并反思了記者報道角度的缺陷。該書還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世上沒有什么事情是新的,都是歷史的重復。本文作者金奇,是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并著有《中國震撼世界:饑餓之國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一書,由Phoenix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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