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tǒng)第一殺手回憶錄2

前言

《上?？谷諗澈笮袆印?本書原名。編者注)是拙著“英雄無名”全書中的二部。    先前所擬的書名，原是“百戰(zhàn)聲威”，不能說沒有意思，可是卻不能一眼看出書里寫的是什么，所以就直截了當?shù)馗某伞翱箲?zhàn)期間上海敵后行動”。再一想，十個字的書名未免嫌長了些，也實在很少見，幾經斟酌，不如光用“上海敵后行動”，比較來得響亮而有力。不過，有人指出，若不標明時代背景，恐被誤認為是現(xiàn)在所發(fā)生的事，因而才決定為“上?？谷諗澈笮袆印薄?   這一部書所展現(xiàn)的，是另一個階段輝煌而壯烈的新篇，但在內容、主旨和精神上，則與前一部仍然是脈絡相承的。此外，作者更希望能充分表達出當日在淪陷區(qū)的大上海，處于日寇、汪偽以及外國租界甘為鷹犬警探三面為敵的險惡環(huán)境之下，我全體工作同志，艱苦卓絕，奮勇犧牲的真相與事跡！    書的內涵，就是抗戰(zhàn)時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所屬“上海區(qū)”殺敵除奸的重大案件。主要是追述“自二十八年(1939)八月至三十年(1941)十月，兩年多的時間內，‘上海區(qū)’同志，全體用命，表現(xiàn)了最具殲敵威力的重大作為。”    為什么要剪頭去尾，單說“二十八年八月至三十年十月，兩年多的時間內”呢？因為此一階段，適值對日抗戰(zhàn)緊要關頭，也正是作者本人負責“上海區(qū)”的時期。以此身份，記違其事，自然是最熟悉最能存真的了。    首先需要交代明白的是：“上海區(qū)”的作為，只是“軍統(tǒng)局”在大上海地區(qū)全盤工作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軍統(tǒng)局”在此一地區(qū)的部署，除了“上海區(qū)”之外，同時還有其他的工作單位。如果再擴大范圍來說，在抗戰(zhàn)時期，我黨政軍當局，留置或派駐以及陸續(xù)潛入上海的秘密單位，還有許許多多。當然，各守各的崗位，亦必各有各的貢獻，事實俱在，不待多言。唯我“上海區(qū)”除情報策反之外，卻又獨具一項特點，那就是不斷地用武裝力量與敵偽相周旋，并迭次予以重創(chuàng)，從而樹立了震懾群丑，提振陷區(qū)民心，堅定抗戰(zhàn)意志的國家威望。    這部書的記述方式，也和前一部不大一樣。以前，作者本人除策劃指揮之外，自己還參加了實際行動，迨至到了上海擔任區(qū)長之后，因為組織機構龐大，指導層次增多，另方面又必須顧及整體安全，事實上已經沒有那種必要，所以對許多案件的詳細過程，也只能在下達命令和審閱工作報告時，知其梗概而已，甚至連當面聽取口頭陳述的機會也不多。因是之故，有許多細微情節(jié)和現(xiàn)場上敵我雙方的一些小動作，可就寫不出來了。為此，乃不得不多方查詢，訪問搜集有關數(shù)據(jù)，俾從記憶深處，再鉤現(xiàn)出一星半點。    “上海區(qū)”是“軍統(tǒng)局”領導下國內外百數(shù)十個外勤單位中最大的一個，若與其他同級單位比較，或就一種秘密組織的編制員額而言，的確是異乎尋常的“大”、超乎情理的“多”。在當時固然是為了適應工作上的迫切需要，但畢竟違反了秘密組織利于精簡靈活的基本原則，這也就是導致后來遭遇重大挫敗的主要原因。    “上海區(qū)”究竟有多大？也該略加說明：以往作者服役過的“北平站”、“天津站”乃至河內工作的臨時編組，少則十余人，最多也不過二三十人。而“上海區(qū)”可就不同了，記得最盛時期，竟高達千人之眾，這真是難以想象的事。其內外各級區(qū)分大致有如下者：    復式區(qū)本部有二處至三處，采取流動變換的方式，不固定在一處辦公。這些處所，由助理處記配屬交通、譯電諸員分別駐在。另區(qū)本部書記個人住所則綜理經常業(yè)務。    聯(lián)絡(接頭)站、交通(傳遞)站內外共22處，其中包括掩護商店等，每處都有聯(lián)絡員、交通員，分別負責擔任所指定的業(yè)務。    常設電臺三座，只限與重慶互相通報，三臺之間則不發(fā)生橫的關系。各臺的一般通訊業(yè)務由區(qū)長指定專人督導；其有關機務上的技術問題，局本部主管單位則直接派有督察辦理，不受“上海區(qū)”節(jié)制。此外，還設有預備臺一處，以備不虞之需。    局本部在上海地區(qū)又派有主持財務的“總會計”，“上海區(qū)”的經費例由“區(qū)會計”向其具領轉發(fā)。為求謹密，“區(qū)會計”雖只一人，亦另行設址單獨辦公。其最使人困擾的是必須保管許多不可銷毀的單據(jù)，類如房屋頂讓契約、經費收支賬目、領款收據(jù)及購置發(fā)票等等。由于這些單據(jù)包括了項目、人名品名、公司行號名、時間、地址多項，隨時隨地都有泄密的危險。一旦落人敵手，就是“罪證”，并且成為追查線索、按圖索驥的依據(jù)。我們在敵后工作，這實在是一個大忌。為了這個問題曾往復研商多時，但是會計作業(yè)是獨立的，它并且強調任何開支必須憑著原始單據(jù)才能向上報銷，所以迄難獲得一個結論。盡管不斷地在改善名稱、數(shù)字等的登錄技巧上下工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啟人疑竇、欲蓋彌彰的記號。結果，這些單據(jù)終于成了閻王殿上的勾魂簿。    為了支持破壞工作，我們要制造并發(fā)展一應爆炸或燃燒的簡易炸彈之類，所以一處小型的技術研究室，亦不可缺。因恐在住宅區(qū)內發(fā)生意外，更設有爆破器材儲存場所一處，我們的術語稱之謂“倉庫”。    以上這些，是我們的“內勤單位”，列為“外勤”的，則有以下各單位：    新建高級情報搜集及行動工作混合編組一組，組員皆受過專門訓練，其中不乏留學國外者。正式名稱是“新一組”，全體同志約40人。    情報搜集單位及一切軟性工作的執(zhí)行者，如策反、反問等，有五個組，各組人數(shù)不等，最多的超過30人。每個組也都各有其不同的特性，冀能收得運用裕如的效果。    專事執(zhí)行行動破壞工作的，編成八個大隊，每一大隊下分二至四個中隊，中隊以下，各分為若干個小組，每一個小組則由三至五人組成。粗計一下，每一大隊平均有三四十人的實力，且均配有超額的輕便武器。    除此之外，未正式納入組織體系的，尚有協(xié)力“上海區(qū)”工作的抗日團體愛國青年干部多人，以及上級交聯(lián)的個別人物等，其中外籍人士為數(shù)亦不少。這些人固然各有其社會地位與特殊路線，可也是最難處理的一種特別運用人員。    這里必須指出：像這么大的一個秘密工作團體潛在敵后，不僅在我國情報活動史中應屬僅見，就是在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zhàn)時，也還少有。而今而后，隨著科技進步，環(huán)境變遷，這種畸形發(fā)展的組織，想必不會再次出現(xiàn)了。    上級賦予“上海區(qū)”的工作任務，項目繁多，依業(yè)務分類，有情報、行動、策反、反問、心戰(zhàn)、政戰(zhàn)、青運、工運、技術研究、聯(lián)絡溝通等等。為了切實執(zhí)行以上這許多任務，一方面遵照上級指示的原則，一方面再根據(jù)“上海區(qū)”本身的工作能量，衡其輕重緩急，而后劍及履及，全力以赴。其所以不惜犧牲偏重于行動工作的理由，是在針對當時淪陷區(qū)的現(xiàn)實情況，冀望發(fā)揮威力震懾的效果，以打擊敵偽的氣焰，振發(fā)全國的民心士氣，堅定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    當然，行動工作純粹是真刀真槍、斗智斗力、血肉相拼的事，此消彼長，立竿見影，這要完全依靠事前的調查、策劃和臨場的部署與犧牲精神，絕不能碰運氣，或存有絲毫僥幸之心。自筆者負責“上海區(qū)”兩年多以來，僅就個人犧牲而言，其中為國捐軀、受刑傷殘、身陷囹圄者，總數(shù)超出兩百余人；論及給予敵偽的打擊，除去不能用單一數(shù)字表達其績效者，如情報的功能、反間的作用、心戰(zhàn)的成果等無法加以計算外，根據(jù)不完整的統(tǒng)計：制裁大小漢奸走狗100余名，破壞日寇軍事設施及焚毀軍需物資等50余件次，另外，最使敵軍喪膽的，是格殺了日本現(xiàn)役武裝官兵約60名。于此，我方犧牲之慘重亦可想見。至民國三十年(1941)十月底作者本人失事被捕后，敵偽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在報紙上以整版的地位公開發(fā)表“案情”，其中有：“情報機構五組名單”、“滬區(qū)八大行動除名單”，并附有“藍衣社在滬所犯案件統(tǒng)計表”一張，表內分別列出時間、地點、死傷者之身份姓名及行動單位各欄。其所稱各節(jié)雖不完全正確，在事隔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看來，當是最具參考價值的上好數(shù)據(jù)了，作者的老戰(zhàn)友黃志遠先生，他保存了當日的《新申報》一張及《中華日報》半張，當作為本書的重要參考。    行動、破壞，總免不了燒殺，就是作者本人，也有時覺得心存不忍。不過，這是對日抗戰(zhàn)時期我政府在淪陷區(qū)所采取的一項政策，參與實際工作的我等，都是政策的執(zhí)行者，個人不作主張。征其實，我們的工作同志，都是正義的和理性的，絕不是嗜殺的人，之所以能夠提付那份銳不可當、奮不顧身的勇敢，多是受了政治信仰和民族意識的支配與鼓舞，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續(xù)、國家的獨立與自主，強敵當前，義無反顧，這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陳恭澍    1984年8月

內容概要

1931年，蔣介石親自組織成立“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由戴笠負責，后來即發(fā)展為名噪一時的“軍統(tǒng)”。
毋庸置疑，軍統(tǒng)作為龐大而陰森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犯下過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他們在抗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是和當時的中國同命運的。據(jù)沈醉先生記敘，軍統(tǒng)局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犧牲者，正式在冊人員就達18000多人，而抗戰(zhàn)結束時達到45000余。其他附屬人員犧牲者更多。
他們有的是在潛伏敵營期間暴露身份，有的是在執(zhí)行任務時被人出買，有的是在激烈的槍戰(zhàn)中死于非命……
那些發(fā)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事，有的根本不為局外人所知，有的即便因事關重大而轟動一時，但事實真相有的被歪曲，有的被神化，大都失去真實性。
如今多半個世紀過去，那一代人都已，經灰飛煙滅。唯留下一些“當事人”的“工作回憶錄”，“把親身經歷的、記憶中抹不掉的，擇其影響重大、驚險慘烈的案件，按時序分別予以記述”。即《軍統(tǒng)第一殺手回憶錄(2親歷軍統(tǒng)抗戰(zhàn)前期工作記錄)》所屬，“是為可讀”。
《軍統(tǒng)第一殺手回憶錄(2親歷軍統(tǒng)抗戰(zhàn)前期工作記錄)》這一部書所展現(xiàn)的，是陳恭澍另一個階段輝煌而壯烈的新篇。

作者簡介

陳恭澍，1907年生，歷任國民黨軍統(tǒng)局北平站站長、天津站站長、第二處處長、上海區(qū)區(qū)長，為戴笠手下“軍統(tǒng)四兇”之一。
陳恭澍畢業(yè)于黃埔軍校第5期警政科，作為軍統(tǒng)的骨干成員，他一生只負責一件事——“外勤”，即制裁、刺殺行動。他一生共策劃、參與過200多起行動案件，為軍統(tǒng)服務期間，平均一個月要搞兩起行動案子。這其中，還包括像“河內刺汪”這類足可寫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史的大案。因此，他是當之無愧的“軍統(tǒng)第一殺手”。
不僅如此，他還精通編輯，寫一手好文章，晚年出版回憶錄“英雄無名”系列，因深入揭露軍統(tǒng)內幕，一度成為臺灣出版界的搶手貨。
因其殺人無數(shù)，樹敵過多，即使在時過境遷的晚年，依然保持著殺手不得見光的習性，很長一段時間無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書籍目錄

自序
第一章  臨危受命，擔任“上海區(qū)”區(qū)長
  死無對證永成懸疑的大反問
  危機四伏中穩(wěn)扎穩(wěn)打渡過難關
  我們的敵后工作指揮中心別具一格
  無所不在的戰(zhàn)斗行動者
第二章  風雷初動，上?！皵澈蠊ぷ鳌比鎲?br />  殺一儆百以展示威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內部又出禍害
  人事經費時常困擾著陷區(qū)單位
  異地重逢，誰料想曲徑通幽
第三章  制裁叛徒，維護道義和紀律
  初生之犢組成了一支生力軍
  從鐵的紀律、生殺權限說到道德觀念
  要多殺幾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日本人
第四章  三面受敵，迭次完成上級交付任務
  壁壘堅強迎接多面挑戰(zhàn)
  “日本憲兵隊”慘無人道
  罪惡昭彰的“七十六號”
  以雷霆萬鈞之勢打擊魔鬼
第五章  “軍統(tǒng)局”全面工作檢討
  八年抗戰(zhàn)初期“軍統(tǒng)局”工作檢討
  未經許可接受了一批贈與的武器
  有政治背景無反間作用的奇人奇事
第六章  無名英雄之死，重于泰山
  沒有名籍、生死不明的先烈們
  蕭氏一家滿門忠貞
  我們的同志做了敵偽的“活人祭”
第七章  雷霆萬鈞，格殺日本武裝官兵
  授權便宜行事的“殲敵專案”
  日本憲兵留下來的一段記錄
  “抗日殺奸團”為抗戰(zhàn)奉獻犧牲
第八章  撲朔迷離的張嘯林被刺案
  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們干的
  事實該怎么樣便怎么樣
  一篇游戲文章寫得滿紙荒唐
  林懷部仍在人間
第九章  運用非常手段誅殺傅筱庵
  一個特務工作者的心態(tài)與感受
  鏟除巨奸寒敵膽樹立聲威
  誰來清償這筆冤孽債
第十章  禍不單行，“上海區(qū)"柱折梁摧
  是我誤了他的錦繡前程
  人性理性交織下的特務活動
  仁者之心終為幺麼所乘
  霎時間發(fā)生了巨大變故
  保持住應有的人格與尊嚴

章節(jié)摘錄

有關“上海區(qū)”內勤方面的結構與組成，在上一節(jié)中已經勾畫出一幅輪廓，雖不十分明晰，總算有了個大樣。接著，該說到外勤方面了。筆者對于全區(qū)所屬外勤單位的各種靜態(tài)與動態(tài)實在記不清楚了，如果要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交代出來，的確是個難題。最近幾年，遇有機會就請教或求證于“上海區(qū)”的老同志們，言談之間固然糾正了不少“誤差”和增進了許多“新知”，可是卻仍有好些個問題得不到趨于一致的解答。就連我們時常聚會且無所不談的當時任“上海區(qū)”書記，后來又擔任局本部人事處長的鄭修元兄，和當時任“上海區(qū)”助理書記，其后又調充行動大隊長的劉原深兄，也同樣的有些個事想不起來或搞不清楚了。實在難怪，畢竟有四十多年了，私下里既無文字記錄可資稽考，公家的檔案中又不便隨意去翻騰，光憑硬記，也就難免不無毫厘之差了。    還有一層，外勤的更調頻繁以及不斷地遞補新人，都是不容易入記的原因。其次，內外勤的接觸機會不多，尤其是筆者本人，在兩年多時間中，和外勤單位正副主管見過面的，談過話的，只占幾十個外勤單位中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是一兩次而已，這樣，印象怎么會深？因是之故，以下所記，是經過我與鄭、劉兩兄互相參證過的。    外勤，是一切工作的實際執(zhí)行者，打先鋒，陷頭陣，永遠站在第一線，他們所冒的危險，遠超過一般內勤?？箲?zhàn)不到三年，已然犧牲了無數(shù)的英雄好漢。他們，卻多數(shù)無名無籍。    外勤單位，包括情報組、行動隊以及直屬員等，不限定是一個人或幾個人。在上海，有一次19個人同案被捕、多人死難的記錄，這應該列為最光榮的一個單位。    外勤單位中有一小部分工作同志，迄今不知生死，文中如果提到他，將不道及姓名，以免受到傷害。    下面就是“上海區(qū)”外勤單位情報部門的剪影。    “情報第一組”：組長朱嘯谷，大學畢業(yè)，中英文俱佳，短小精悍，富于機變，甚有才能，他聯(lián)系著好幾條高級情報路線，其中有一名是偽省政府的教育廳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的內線關系，亦由該組發(fā)展聯(lián)絡。其中，除中國籍的警官外，還有兩位英國人和兩位法國人，都是任一級主管的警官，有膽識、肯擔當，在維護我們工作安全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筆者和朱嘯谷組長會見過一兩次，因為敵偽搜捕日急，已難于在上海立足，未久即調往“忠義救國軍”任政治部主任去了。其所遺組長職務。由新建立的“新一組”組長畢高奎同志兼理。    “情報第二組”：我對這個組的印象比較淡薄。組長劉健，湖南人，資深同志，精明干練，工作經驗豐富。我們好像沒有見過面，在我任區(qū)長后，不到半年他就調走了。接替他任第二組組長的，是區(qū)部助理書記胡尚武同志。這個組以搜集政治情報為主，構成分子以湖南省籍的居多，在偽組織中布有內線。同時，該組也搜集有關共產黨的情報，不僅在共產黨“上海特委”方面有很好的關系路線，有時還可以伸展到“中共中央”。    “情報第三組”：組長張圣才，副組長葛越溪。張圣才他調后，葛越溪繼任組長，這一組好像清一色都是福建人。二十九年(1940)任偽組織杭州市市長的吳念中兄，也是該組的成員之一，他也是福建人。在上海，筆者和張圣才、葛越溪都沒有會過，到了1951年，在香港才認識了葛越溪。他是一個“不歸隊”的國大代表，為什么？不清楚。我們在香港為了布置“大陸工作”曾有過一段交往。我對于該組有一種觀感，總覺得他們別具形態(tài)，如果用“官僚政客”作形容，雖不適當，卻也近似。    “情報第四組”：這一組的特性著重于搜集“社會情報”?！吧鐣閳蟆彪m偏向于地方瑣事，但對于行動工作以及一般活動的查證，仍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組長盛志成是位女性，頗有作為，可惜沒有見過。    “情報第五組”：更換過好幾任組長，先前是時壽章，后來有朱岑樓等，其間另外還有誰，一時實在想不起來，也許寫著寫著會突然勾起回憶也說不定。說出來難為情的一點是，不知在這個組里，竟早就潛伏有共產黨分子，當時我們未曾察覺，數(shù)年后，這個人在一個偶然機會中被發(fā)現(xiàn)，從而證實了這件事。    以上是“上海區(qū)”所屬五個情報組的大概，此外，負有情報任務而未納入編組的還有“直屬通信員”以及不受“組織”約束的個別情報路線等。    以下是行動部分，計有八個大隊，每一個大隊分為若干分隊，全隊各約三五十人不等。    “行動第一大隊”：這個大隊沒有實任的大隊長，名義上由前代理區(qū)長趙理君兼，實際上是由區(qū)本部直接領導該隊所屬的三個分隊。二十九年(1940)底，則由劉原深同志代理大隊長。    該大隊第一分隊是全隊的主力，分隊長相強偉，嵊縣人，出身草莽，不甚識字，講義氣，重言諾，只要是他點頭答應了的事，當真是“閑話一句”。正因為如此，我曾當面交付他任務多次，件件都奮勇而為。    第二分隊長劉全德，早年在江西混過一陣子“紅小鬼”，后來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槍法熟練，勇敢拼命，是出色的行動人才。我在區(qū)長任內并沒有見過他，后來我用他為貼身侍衛(wèi)，結果闖下殺人大禍跑掉了。    第三分隊長周西垣，我們始終沒有見過面，印象最深的是他給第～行動隊帶來了災難。    這三個分隊雖同屬于一個大隊，但相互間并無串聯(lián)，也就是不發(fā)生橫的關系。    “行動第二大隊”：全隊有五六十人，必要時還有潛在實力以資調補。大隊長吉震蒼，化名趙圣。這位大漢，我約見過，相貌堂堂，八面威風，隨意往哪里一站，都有頂天立地的氣概。    這一隊的組成頗有來頭，據(jù)說是我們戴先生和上海聞人杜月笙先生的一項合作，也是杜先生給予戴先生的一種支持。所以該大隊的一般主要干部，不是杜先生的“學生”就是“門下”。    在“上海區(qū)”的指揮系統(tǒng)來說，“第二大隊”是“上海區(qū)”所屬的一個行動隊，和其他各隊受同等待遇，亦按規(guī)定發(fā)給“生活活動費”，同時也有絕對的人事行政權，從來都沒有考慮過該隊的“背景”，平常也很少有人提起這回事。    “第二大隊”有一個分隊長名陳默，我在職的時候因為他工作表現(xiàn)好，所以記得他的名字，可是并不認識。后來我有難逃到浦東，恰巧投奔到由他指揮的游擊總隊。抗戰(zhàn)勝利后他在上海很出過一陣風頭，可惜好景不長，為了一樁很不值得的事，只落得厄運當頭，以身殉法。他如果不是剛巧陷于一陣整肅旋風里，當不致死。    “行動第三大隊”：大隊長蔣安華，軍校前后期同學，貴州人，在上海，可以說已經生了根。全隊約五十人，實力相當平均，而且夠政治水平，成立編組已有兩三年，迭有工作表現(xiàn)。我到職后，再予以加強擴大，用為全區(qū)的主干。更因為有一層同學的關系，我和蔣大隊長間的個人接觸也較多，不僅常常會晤，有時候尚且當面提出工作問題共同研商，可是我和其他外勤單位的主管卻不曾有過。要表明的是，我可沒有培植私人勢力的念頭，因為，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那一套。后來漸漸有了認識，才知道干特工的根本無所謂個人勢力的存在。    “行動第四大隊”：這個大隊的大隊長是誰？筆者接任之始，人事尚不熟悉，故難肯定。照我記得萬里浪是副大隊長，而大隊長一職則另有其人?？墒钦锗嵭拊值奈闹杏涊d，萬里浪就是該大隊的大隊長。P26-29

編輯推薦

《上?？谷諗澈笮袆印肥顷惞т坝⑿蹮o名”全書中的二部?！盾娊y(tǒng)第一殺手回憶錄2:親歷軍統(tǒng)抗戰(zhàn)前期工作記錄》這一部書所展現(xiàn)的，是另一個階段輝煌而壯烈的新篇。《軍統(tǒng)第一殺手回憶錄2:親歷軍統(tǒng)抗戰(zhàn)前期工作記錄》的內涵，就是抗戰(zhàn)時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tǒng)計局”所屬“上海區(qū)”殺敵除奸的重大案件。主要是追述“自二十八年(1939)八月至三十年(1941)十月，兩年多的時間內，‘上海區(qū)’同志，全體用命，表現(xiàn)了最具殲敵威力的重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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