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辦事處權力運作邏輯

前言

　　我和白杰相識，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他原先學的是歷史，從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畢業(yè)后到北京市的區(qū)級政府工作。出于工作的需要以及對理論探討的執(zhí)著，他考入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深造，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指導老師是李漢林教授。漢林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當時在上海大學兼任博士生的指導老師。白杰在修完上海大學的博士課程以后，在緊張的工作之余進行博士論文的調查和寫作，并能在北京不時求教于漢林，獲得悉心指點。果然名師出高徒，白杰的論文當時就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他顯然是一位學者型的政府官員。　　現(xiàn)在奉獻在讀者面前的《街道辦事處權力運作邏輯》一書正是白杰博士，也是作為首都北京一名街道辦事處領導的白杰主任的論著。既是一個街道主任的工作手記，還是他結合多年的理論學習和工作實踐，從學者的視野來分析他的工作和他的工作機構。全書實際上既是作者對自我工作的解剖，也是一個從外在理論出發(fā)的解析。這是給學界，也是向社會公眾發(fā)表的一項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本專著在理論構架上富有建樹，研究資料也相當翔實可靠，所以當白杰將書稿送我希望我能為之出版寫個序時，我在先讀為快之余，十分高興能借此尺蠖，為之推介。　　從中國的社會事實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來看，中國是一個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文明特點的政治國家。正如法國學者謝和耐所指出的，中國社會的政治功能強大，并和其他領域的（軍事、宗教、經(jīng)濟）的功能相比處于絕對的優(yōu)勢。美國學者A.吉登斯也曾注意到，中國的官員一般都認為普天之下只有一個社會，他們把國家行政管轄的范圍列為“社會”。

內容概要

地方基層行政是“國家”和“地方”間連續(xù)譜中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新中國開啟現(xiàn)代國家政權建設以來，街道辦事處始終是地方基層行政的形態(tài)和國家權力向社會滲透的中介。隨著國家發(fā)展向常態(tài)社會的轉型和治理方式由運動治理向常態(tài)式治理的轉變，街道辦事處自身的組織形態(tài)、地位、結構、職能也發(fā)生了變化。本書以街道辦事處為研究對象，以街道辦事處權力運作為研究內容，通過個案解析，觀察當下中國都市街區(qū)中地方基層行政與街區(qū)組織間的互動邏輯，試圖探索城市基層社會建設的方法和路徑。

作者簡介

白杰，男，1970年5月生，北京市人，滿族，歷史學碩士，法學博士，公務員職業(yè)。一直服務于北京地方基層行政工作。2000年以來，先后擔任團區(qū)委書記、街道辦事處主任、街道工委書記、區(qū)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區(qū)文明辦主任、寧波市委副秘書長(掛職)、區(qū)文化委員會書記。 
    近期主要研究成果和作品有： 
    論文 
    《跨國公司的北京化與北京的國際化》，《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總第79期) 
    《北京城市性格及其微觀化的街道性格》，《北京日報》，2006年5月22日理論版 
    專著 
    《宣南文脈——一個街道主任眼中的城市性格》，中國商業(yè)出版社，2005年12月 
    《阿爾卑斯行記》，學苑出版社，2009年7月 
    主編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北京抖空竹》，北京市青少年音像出版社，2006年12月 
    《道德力量》，中國檔案出版社，2008年9月

書籍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jié)  傳統(tǒng)命題與現(xiàn)實指向  第二節(jié)  研究方法與個案選取    一、定性研究    二、個案與“我”    三、“我”與個案  第三節(jié)  研究內容與視角把握    一、街區(qū)組織：組織現(xiàn)象與權力結構    二、街區(qū)事件：過程分析與權力動力    三、組織運作：決策與控制技術    四、街區(qū)環(huán)境：權力嵌入與合法性    五、街區(qū)人物：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  第四節(jié)  文獻綜述與研究意義    一、關于社區(qū)的研究    二、對街道辦事處的研究    三、關于街區(qū)權力結構研究    四、關于街區(qū)權力運作研究    五、理論意義    六、實踐意義第二章  社會轉型下的街道圖景  第一節(jié)  街道辦事處的歷史、性質與權力    一、從街政府到區(qū)政府派出機構：社會重建之中的權力創(chuàng)生    二、從人民公社到革命委員會：政治變革之中的權力異化    三、從恢復街道到城市改革：權力重建和權力結構紊亂    四、從建設社區(qū)到尋求治理：權力重組和權力結構調整  第二節(jié)  宣南街情    一、歷史悠久的城區(qū)老街道    二、人口密集的百姓居住區(qū)    三、欠發(fā)達的都市街區(qū)    四、寸土寸金的單位聚集地    五、缺少流動的街道干部第三章  權力運作的組織基礎  第一節(jié)  街道辦事處的科層體制    一、科層設置    二、權力核心層與“班子”    三、結構科層化與功能科層化的背離  第二節(jié)  街區(qū)中的類行政組織——社區(qū)居委會    一、發(fā)展歷程與街區(qū)變遷    二、組織結構與組織沿革  第三節(jié)  街道辦事處的組織場域    一、區(qū)政府及其工作部門    二、區(qū)政府工作部門的街道派駐機構    三、街道黨工委    四、區(qū)域社會單位第四章  權力運作之一：內部結構的互動  第一節(jié)  非法理權威的重要性  第二節(jié)  權力分割的后果    一、孤立的機構連不起    二、分割的權力打不通    三、壓力與支持  第三節(jié)  再結構化    一、授權與權力重組    二、運行與效果顯現(xiàn)    三、體系動員與結構設計    四、制度化與權力運作模式  第四節(jié)  制度成本與制度收益    一、成效    二、成本    三、收益第五章  權力運作之二：與地區(qū)行政執(zhí)法資源的互動  第一節(jié)  街道辦事處與單個權力主體：恩威并施    一、志寧社區(qū)人民來信與社會治安秩序    二、聯(lián)動：結構化的萌芽  第二節(jié)  多個組織間的互動：環(huán)境壓力與結構化努力    一、從“抗非”到“創(chuàng)衛(wèi)”    二、合作的過程：剛性運作與柔性運作    三、結構化努力與權力遞增  第三節(jié)  組織的集合體：結構化形式與理性化欠缺    一、街區(qū)合作的非正式途徑    二、結構化形式：地區(qū)管理委員會    三、理性程序的欠缺第六章  權力運作之三：與街道黨工委的互動  第一節(jié)  街道黨工委的歷史演變    一、組織演變與現(xiàn)行體制    二、制衡機制與權力格局  第二節(jié)  “除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    一、只有妥協(xié)，才會團結    二、黨政一體，一個核心  第三節(jié)  “在工委的正確領導下”    一、書記的聲音與分量    二、主任的話語：“在工委的正確領導下”第七章  權力運作之四：與上級的互動  第一節(jié)  剛性約束與柔性激勵    一、上級對街道辦事處的考核與獎懲    二、權力的柔性運作  第二節(jié)  宣南資源存量：財權與事權不對稱    一、財權：宣南資源存量    二、宣南的事權  第三節(jié)  渡難關：制度內的合理操作  第四節(jié)  “臉面”和意外收獲    一、環(huán)境改造與臉面    二、選擇“臉面”的策略    三、意外收獲：街道的“臉面”也是區(qū)的“臉面”  第五節(jié)  政策資源最重要    一、“政策”的重要性    二、北京“城中村改造”    三、獲取政策支持的策略  第六節(jié)  上級求助下級    一、信息主渠道    二、上級的“腿”    三、權力因素與非權力因素第八章  權力運作之五：與駐街單位的互動  第一節(jié)  擴大稅源：互惠背后的權力運作邏輯    一、擴大稅源的限制    二、擴大稅源的方式：互惠及權力運作  第二節(jié)  獲得贊助性資源  第三節(jié)  培育情緣第九章  權力運作之六：與社區(qū)的互動  第一節(jié)  與居委會的結構性互動    一、“國家權力的神經(jīng)末梢”：居委會對街道的依賴    二、“街道辦事處的腿”：街道對居委會的依賴    三、結構性互動的局限  第二節(jié)  與社區(qū)精英和市民組織的非結構性互動    一、社區(qū)精英類型與非結構性互動    二、與市民組織的非結構性互動    三、基礎性權力培育的限制  第三節(jié)  “生活共同體”——權力的可言說性    一、空竹：從社區(qū)記憶到市民活動    二、“申遺”：有組織的地方行動    三、制度化：合法性與共同體附錄  宣南地區(qū)信訪、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意見  宣南地區(qū)信訪、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規(guī)程（試行）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這是宏觀層面的社會轉型在街道辦事處應對社會控制中的體現(xiàn)，是地方基層行政應對社會轉型的組織重塑和制度重建過程，也是他們在街區(qū)中重建社會結構的一種努力?！　慕值擂k事處與街區(qū)中其他組織來看，單位制下街道辦事處與街區(qū)中的各種行政組織，特別是區(qū)政府工作部門的派駐機構，同駐一街來往甚少。從地位上，這些機構由于離區(qū)級政府更近一些，在街區(qū)中的地位還高些。條塊雖然分隔，但矛盾并不突出，這主要是由于各自可調動的資源都相對有限。隨著單位制向后單位制的過渡，街區(qū)中行政權力的互動頻率與對資源的爭奪逐漸凸顯，條塊矛盾以及如何解決條塊矛盾的探索伴隨其間。街道辦事處開始被動地與地區(qū)行政執(zhí)法部門通過各種方式（如恩威關系、利益交換、運用體制性資源等）尋求保持街區(qū)社會秩序的合作機制；通過整合街區(qū)內的社會資源，變管理者為服務者，將區(qū)域社會單位的資源轉化為社會建設的資源和發(fā)展區(qū)域經(jīng)濟的資源……當這種被動的資源互換使互動雙方都嘗到了甜頭、得到了利益時，一種主動的合作動機便產生了，加以“社區(qū)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等宏觀話語的導引，街道辦事處開始主動地承擔起街區(qū)權力樞紐的核心作用，通過建構組織將街區(qū)內的有關行政資源納人一個組織體系內，發(fā)揮組織的優(yōu)勢并通過制度化不斷強化組織。與區(qū)域社會單位，則是通過搭建穩(wěn)定的對話溝通機制和問題處理機制，增強互動的有效性，并努力將其納入街區(qū)中以行政組織或類行政組織為核心的組織體系中……　　對地方政治精英而言，隨著社會“轉變?yōu)楦鄮в芯窒扌?、碎片化特征的社會”①，地方行政如何在街區(qū)社會控制中，將各種社會力量聯(lián)結為一種新型社會關系并將其穩(wěn)定為一種結構，既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也給地方行政和政治精英留下了充分的創(chuàng)新空間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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