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人物志

前言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南京師范大學舉辦全國性《紅樓夢》研討會。我?guī)е缴谝黄x紅文稿(《淡淡寫來及其他：《紅樓夢》描敘大事件大波瀾的藝術經(jīng)驗》)怯生生地從冰城去了南京。會議期間，依照日程安排在大會討論中發(fā)了言。正是這次發(fā)言，讓我有幸結識了鄧慶佑先生，他鼓勵我把《淡淡寫來及其他》寄交《紅樓夢學刊》。后來知道，他便是審閱編發(fā)我第一篇讀紅文稿的責編。    二十八年過去了。如今慶佑先生已擺脫了冗劇的編務，體嘗著自由閱讀信手著述的快樂。不過，《紅學人物志》卻不是在清談漫議中汪洋恣肆地揮灑出來的，它是長期積累、慎擇約取、精琢細磨的嘔心之作。展讀這部沉甸甸的大書，仿佛直面一位恂恂君子謹厚寬和淡泊睿智的笑容。于是，遵命為這部大書寫序的忐忑與惶惑悄然淡遠，一種求知求是明凈舒朗的閱讀熱情陡然發(fā)生。記得十多年前寧宗一先生的弟子曾為寧宗一《說不完的金瓶梅》作序，那一對師生的神交與默契，那一位弟子的憨直和勇氣，都讓我感動。效仿寧宗二先生的弟子吧，做鄧慶佑先生《紅學人物志》的第一個讀者，在第一時間內交上一份膚淺但誠實的讀書札記。    《紅學人物志》是一部由二十一位流光溢彩的紅學名家不自知地聯(lián)袂構建的鑿實厚重靈動別致的紅學史。    從紅學(或曹學)的藝術本體切入，借助縱橫比較方法，發(fā)現(xiàn)每一位紅學人物在紅學史上卓爾不群的唯一性與“第一次”。此其一。    從學術史文化史的宏闊視角切人，在博大恢弘的知識海域中開掘每一位紅學人物讓人心動讓人仰慕的堅實與精深。此其二。    從崎嶇漫長的人生歷程切人，在慎謹溫文的考辨之間詮釋每一位紅學人物家世身世中尚待求證的懸疑或爭議未休的謎。此其三。    學術研究的神髓是不間斷地有所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是知性學者們如癡如醉殫精竭慮戛戛獨造的勞動與智慧結晶。當下，諸多探幽發(fā)蘊索隱抉微的學術新著正在沉穩(wěn)持重地推出，與此同時，云山霧罩花拳繡腿的泡沫“成果”也勃勃涌現(xiàn)。在難以言說的大文化背景中，重新品味二十一位名家的經(jīng)典著述，愈益見證了戛戛獨造的彌足珍貴。慶佑先生在“志”中就特別關注特別在乎特別推重每一位紅學人物戛戛獨造的首創(chuàng)性知識產(chǎn)權。  苕溪漁隱(范鍇)是“第一個對《紅樓夢》里的人物進行統(tǒng)計”、“第一個為《紅樓夢》里的賈府編修家譜”的人。    “戚蓼生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偉大的紅學家”，是“第一個體悟到曹雪芹藝術才能之絕倫超群的人”。他第一次指出《紅樓夢》的藝術品位超越了“絳樹兩歌”和“黃華二牘”，達到了“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的美輪美奐境界。    俞平伯與胡適雖同為新紅學派創(chuàng)始人，但“與胡適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新材料，從事材料考證的情況不同，俞平伯是專門在《紅樓夢》本文上下功夫，主要從事文學考證的”。    顧頡剛研究《紅樓夢》僅僅半年，卻“無愧為新紅學派又一創(chuàng)始人”。“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毫無保留地提供給了別人，成就了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睉c佑先生對顧頡剛在研究曹雪芹家世和《紅樓夢》續(xù)書中的開創(chuàng)之功，作了詳盡梳理之后，感嘆道：“不為名，不為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精神，在學術界是多么難得啊?！?   李辰冬的特殊閱歷，給他的紅學著述以高遠的視野和比較研究的優(yōu)勢。他第一次“用歐洲第一流批評家研究他們第一流作品的結果和方法，來與《紅樓夢》作一比較，以論定《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薄跋窭畛蕉@樣全面，這樣深刻，這樣形象，這樣令人信服地論證曹雪芹是世界第一流作家，《紅樓夢》是世界第一流作品的，恐怕直到現(xiàn)在還沒有人能夠超過?！?   慶佑與何其芳先生有過一段較親密的工作交往。他以親切漫潤的筆調，評說了何其芳對“紅學理論”的兩大貢獻?！暗谝淮筘暙I是提出了‘典型共名說’……第二大貢獻是提出了‘雙重悲劇說”’。對“典型共名說”的科學依據(jù)和經(jīng)典例證，慶佑著意作出翔實而明澈的闡釋，以求廓清當年特定政治背景下對這一閃光理念的誤讀和曲解。    余不……。如此觀照和解讀紅學史上的名家名作，讓后學者沐浴在溫馨、通透、澄澈的學術氛圍中，收獲著一種腳踏實地、不詭不誕的教益和滿足。    團善于發(fā)現(xiàn)和捕捉《紅樓夢》之奧秘的學者有一共同點，那就是淵博。慶佑引領讀者去貼近紅學人物的視閾、學養(yǎng)、閱歷甚至年紀，去觸摸每一卓異名家所培植的那株碩果累累的知識樹，而那些絢爛之極的紅學著述只不過是挺立在一株株知識樹上的璀璨奪目的枝丫。    慶佑還以柔軟的同情心和謹嚴的務實求是精神i考辨二十一位紅學人物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命軌跡，讓讀者在輝煌中見識坎坷，在典雅中見識凡俗，在偉大中見識尋常，在仰視中拉近了與名家的距離。    《紅學人物志》，一部形散而神凝，端莊而流麗的紅學別史。讀了，就會知道的。

內容概要

　　本書是一部由二十一位流光溢彩的紅學名家不自知地聯(lián)袂構建的鑿實厚重靈動別致的紅學史。
《紅學人物志》收錄《孫桐生與<紅樓夢>》、《蔡元培和他的<石頭記索隱>》、《王夢阮、沈瓶庵和<紅樓夢索隱>》、《鄧狂言和<紅樓夢釋真>
》、《胡適對紅學的貢獻》、《俞平伯和他的<紅樓夢>研究》等文章。

作者簡介

鄧慶佑，江西萍鄉(xiāng)人，世居贛萍太平山，又自號太平山人。1929年舊歷二月生。1954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當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師研究班學習。次年3月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任編輯。1971年9月調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組。1979年7月調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先后任紅樓夢學刊編輯部主任、副主編和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編審。1990年1月退休。1980年以前，一直做編輯工作。以后兼做學術研究，發(fā)表過詩經(jīng)和唐詩的論文，對紅學史中關于曹雪芹的著作權、紅學人物和紅學派別，作過比較系統(tǒng)的探討，完成了紅學專著《索隱派紅學的始末》。（稿本）；參與了《紅樓夢大辭典》的寫作?！都t學人物志》是耋十年來專欄文章的結集。

書籍目錄

讀《紅學人物志》——代序
戚蓼生、戚本和《石頭記序》  
二知道人(蔡家琬)及其《紅樓夢說夢》
苕溪漁隱和他的《癡人說夢》  
歸鋤子(沈懋德)與《紅樓夢補》  
姚燮其人和他的紅學研究
孫桐生與《紅樓夢》  
蔡元培和他的《石頭記索隱》  
王夢阮、沈瓶庵和《紅樓夢索隱》  
鄧狂言和《紅樓夢釋真》  
胡適對紅學的貢獻
俞平伯和他的《紅樓夢》研究
顧頡剛——新紅學派的又一創(chuàng)始人
壽鵬飛和他的《紅樓夢本事辨證》  
景梅九和他的《石頭記真諦》  
先進的文學思想和悲觀主義的人生觀——關于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
吳克岐的《犬窩譚紅》及其他
李辰冬和他的《紅樓夢研究》  
沈慕韓和他的《紅樓夢百詠》  
何其芳同志和他的《紅樓夢》研究
半生辛苦為紅樓——懷念吳恩裕先生
秋風一載祭英靈——悼念紅學家朱彤兄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插圖：   福建既是一個產(chǎn)鹽省份，又同樣有鹽業(yè)運銷部門，雖然它的鹽業(yè)不能與鹽政衙門設在江蘇揚州的兩淮鹽業(yè)相比，但戚蓼生一身兼鹽法道與運使兩職，在他上面的鹽政雖由督撫兼管，但只是一個虛設，全省鹽業(yè)管理，實際上只是由戚蓼生一人說了算。如果他要既收“鹽差余銀”，又收受鹽商的“情愿繳銀”，其數(shù)定亦甚巨，何況他在福建鹽業(yè)部門一連干了整整七年！然而，在清史資料中，卻找不到他有貪污受賄的證據(jù)。這便可以反證出：他是一個與貪污腐敗不沾邊的清官。 乾隆五十四年，戚蓼生在福建鹽法道任職已整整七年，已于上述。這年，他從鹽法道卸職，由直隸懷來人孫思庭接任，是正常的職務更替，甚至很可能還是為了讓他升任新職，而不是如周汝昌先生所說，“戚蓼生去鹽法道，原因很可能是父親振鷺去世，丁憂返里”。果然，我們在這第一份履歷檔案行間的批語里，在檔案上方所記文字中，就已得到了證實。它們說明，在乾隆五十五年九月，有司就在考慮讓戚蓼生升任新職，并且于次年四月最后實現(xiàn)?！肚鍖嶄洝吩疲?四月乙卯（十一日）以福建候補道戚蓼生為福建按察使。 王先謙《東華續(xù)錄》乾隆朝一百十三和《清史稿》戚蓼生本傳中，也有相似的記載。 五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戚蓼生繼山東福山縣（按：今為煙臺福山區(qū)——引者）人王慶長之后，出任福建按察使。按察使，又稱為臬司，是司法之意，其機構名稱為“提刑按察使司”，一般稱為“按察司衙門”。在各省，按察使的職位在總督與巡撫之下，與布政使，即所謂藩司，雖然職位相當，但卻低半個品級。布政使為從二品，按察使為正三品。督、撫、藩、臬，是各省的主要四大行政長官。按察使的職任是“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以振風紀而澄吏治”，但重大案件需要與布政使會議辦理。他還要兼辦全省驛遞事務；每三年鄉(xiāng)試，他要充任監(jiān)考官；逢五年“大計”（考察京外官員），他充考察官；每年辦理秋審案件，他充主稿官。由此可見，他的職守包括了，甚至超過了現(xiàn)代省一級公檢法的全部內容。加以林爽文于乾隆五十三年年初被擒，并于隨后在北京就義，他在臺灣領導的天地會起義被鎮(zhèn)壓之后，天地會的一些頭領和會眾，先后轉移回大陸。原籍福建同安，向在臺灣耕種度日，曾拜天地會李水為師的陳蘇老、蘇葉，在林爽文起義失敗后，即潛伏到內地山區(qū)少數(shù)民族中。

后記

本書收二十一篇紅學人物評介，是我三十年來撰寫的紅學文章的大部分。作為編輯出版工作人員，在此以前，不但不提倡搞科研，甚至還要受到批評，所以當時行業(yè)內有所謂“花香蜂采蜜，辛苦為誰甜”之嘆。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它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造成的災難。決定恢復鄧小平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同意他分管教育科學工作，否定了“曾得到毛澤東批準的‘兩個估計’(建國后十七年教育戰(zhàn)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shù)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科教事業(yè)取得了很大成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開始了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從此以后，科研和編輯出版工作，也與我國的整個社會主義事業(yè)一樣，蓬勃發(fā)展。    1979年夏天，我從北京出版社調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負責紅樓夢學刊編輯部的日常工作。當年下半年，真正的紅學研究，即研究者以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科學的文學理論，探討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意圖、《紅樓夢》的藝術結構、表現(xiàn)手法和人物設置，等等，紅學研究大繁榮的局面，從此出現(xiàn)。    我利用工作余暇，作些科研，也是從這時開始。先是研究《紅樓夢》的作者問題，然后轉入紅學人物的研究。到1988年，已寫成蔡元培、王夢阮、胡適、俞平伯和何其芳等七、八人各一篇，寄往臺北市貫雅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后來，該公司兩任負責人林惠珍和筑齡曾于1990年3月2日和1991年3月14日先后來信，建議我將這組專欄文章結集成書，名日“紅學人物志”，并愿承擔此書的出版。鑒于當時我還有一項集體任務急于完成，且離我對人物志原來的寫作計劃，尚有較大差距，短期內實難完成，所以除復信表示感謝外，未與貫雅繼續(xù)聯(lián)系。    1990年1月，我從紅樓夢研究所退休了。且90年代中期，曾患慢性重疾，遷延時間久，元氣大傷，精力下降，且國內對紅學著作，不似先前看重，甚至要自己掏錢出書，我就沒有原來的勁頭，更沒有這樣的實力。直到去年，我年已八十，三女兒翼如和女婿何木標，了解了我科研工作的進展情況，催促我加緊把它完成，并幫我整理、打印文稿，聯(lián)系出版單位，現(xiàn)在實得二十一篇，大約三十多萬字。    我之所以研究紅學人物，是因為一部紅學史，是二百多年來無數(shù)紅學人物寫成的歷史。但是，對《紅樓夢》的評價，對紅學人物的評價，正像魯迅說的那樣，會因個人眼光不同而有種種：“經(jīng)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幃秘事?！彼远俣嗄陙淼募t學人物，他們的紅學觀，肯定會有差異，有精華，也有糟粕。加上舊時代的人物，認為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丁日昌當江蘇巡撫的時候甚至發(fā)出告示：本部院不僅要“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水滸》、《西廂》等“淫詞小說，向干例禁”，應“親督銷毀”，《紅樓夢》及其諸多續(xù)書，亦是“應禁書目”。因此一些寫作評論《紅樓夢》的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不敢以真實姓名示人，這就更加增大了我們工作中的難度。為使寫出來的每一位紅學人物的評介，無論從他們的生平事跡和紅學作為，都符合歷史實際，三十年來，我曾經(jīng)常出人于國家圖書館分館(文津樓)、首都圖書館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資料室看書，查資料，尤其是各級的地方志，并希望能從中找到我想要用的東西。如果能找到第一手的，決不用第二手的。我的結論都是建立在這些史料的基礎上。三十年來，果然有不少收獲。關于戚廖生一篇，甚至還糾正了二百多年來一直存在著的幾處明顯的錯誤。    在我寫作中，曾得到上海師范大學已故徐恭時先生的關心和鼓勵；黑龍江大學劉敬圻教授為本書作序；梅節(jié)和杜春耕二兄的一貫支持，最后梅兄并為我題寫書名，杜兄多次為我提供研究資料。還得到蔡義江兄和劉世德先生的指點。臺灣的羅德湛先生、上海的芮和軍先生，也給我提供了資料。浙江義烏的張東平先生，與我素昧平生，卻多次來信談關于戚廖生的問題，并為我寄來戚廖生為舟墟周氏宗譜所寫的序言。我的朋友仲秋同志，三十多年來，為我的寫作把關，抄寫文稿，胡適一篇，還曾聯(lián)名發(fā)表，由于過于謙虛，收入本書時，卻不同意列名。對于上列諸位師友，謹致衷心的感謝。    本書出版以后，希望能給讀者提供一些有用的資料。但是由于我的學養(yǎng)不深，水平有限，理解不透，錯誤難免，敬請方家、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    2010年12月10日

編輯推薦

《紅學人物志》是一部由二十一位流光溢彩的紅學名家不自知地聯(lián)袂構建的鑿實厚重靈動別致的紅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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