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志文化備要

出版時間:2008-10  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作者:曹子西 編  頁數(shù):834  字數(shù):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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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曹子西同志為主編的幾位常年在北京史志領域探索耕耘、學識廣博的專家,合作編撰,歷時兩年,推出一部新穎、精粹、親民的以論述北京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專著《北京史志文化備要》(以下簡稱《備要》),為近年來競相綻放的北京史志百花叢又增添了一朵雍容華貴、鮮艷燦爛、引人注目的花朵,可喜可賀?!秱湟肥且徊勘容^新穎的專門撰著。它不是志書,志書的最大特點是資料性,是把歷史事實如實地記述下來,直陳其事,述而不論。編撰者的傾向、觀點主要是通過資料的描述過程體現(xiàn)的,不追求觀點直接展示和論證。它的體例結構是“橫排豎寫”、“橫分門類、以類系事”,多用篇章節(jié)目體。它不是百科全書,百科全書的特點是知識性。它的基本單元是條目,條目分大中小,大者可寫數(shù)萬字,小者只有百余字,“是書不是典”。但不論大條目、小條目,都追求有盡可能多的知識主題。知識主題的豐富性是衡量其質量高低的重要標志。它的編撰方法是先按類計劃條目,編書時又按條目字頭的拼音字母先后排序。它不是史書,史書的特點是追求規(guī)律性,是通過對歷史資料的分析、綜合、研究,探尋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因此重在評論是非,褒貶人物事件,常用的手法是史論結合,夾敘夾議,以時為經,前后連通,左右相接。以事為綱,其主要內容是重大歷史事件。以思為核,其思想觀點即規(guī)律性認識,是史書的核心。它也不是辭書、詞典,辭書、詞典所追求的是知識的提示性,同樣以辭條為基本單位,但辭條只要求說明是什么,不追求說明為什么,也無大中小之分,“是典不是書”。它雖然替代不了志書、百科全書、史書和辭書,但卻把志書的資料性、百科全書的知識性、史書的規(guī)律性、辭書的提示性,盡其所能,熔于一爐。

內容概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是全中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又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和現(xiàn)代化大都市。本書以表現(xiàn)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北京歷史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和兼收并蓄、異彩紛呈的北京城市建設文明成就為主要內容,并用簡潔明快的文字編撰條目5100多個,共計150多萬字。全書條目分類排列為13個部類:1.自然環(huán)境,2.建置沿革,3.歷史事件,4.文物史跡,5.城池宮殿,6.壇廟寺觀,7.府館故居,8.園林景區(qū),9.道路橋梁,10.代表建筑,11.民俗風情,12.人物紀略,13.方志綜覽;書后列參考書目及條目漢字筆畫索引。各個條目的正文,取材嚴格,翔實可靠,著力反映北京史志典籍積淀深厚的文化內涵。對于現(xiàn)實生活中新事物的記述,則努力尋求相對穩(wěn)定的東西,盡可能避免一時的“炒作”現(xiàn)象。全書大16開本,精裝一冊,便于使用與保管。    這部撰著既可供科研人員、專業(yè)工作者和各方公務人員隨時查找所需北京有關資料而置于案頭的科學工具書與學術資料書使用;又可作為休閑旅游和考察了解、認識北京的導引或進一步探索入門的親民普及讀物。尤其是在創(chuàng)建和諧、文明社會的今天,更加應當了解一點北京的傳統(tǒng)史志文化與當前的文明建設成就,而《北京史志文化備要》一書,正好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作者簡介

曹子西,出生于現(xiàn)在的天津市武清縣王慶坨鎮(zhèn)。中共黨員。1949年畢業(yè)于華北大學。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庉?、研究部科學視導員及科學研究處副處長、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北京史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市文藝會會長,北京市地方志編委、《北京志》副主編。1947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著有專著《瞿秋白文學活動紀略》,論文《盛唐詩歌與幽州》、《北京歷史演變的軌跡和特征》等?!侗本┩ㄊ贰?10卷,主編)獲199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五個一工程圖書獎、1994年北京市優(yōu)秀圖書獎,《今日北京》(5卷)獲1987年金鑰匙紀念獎、北京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

書籍目錄

新穎、精粹、親民——《北京史志文化備要》序編撰說明條目分類細目 一、自然環(huán)境 二、建置沿革 三、歷史事件 四、文物史跡 五、城池宮殿 六、壇廟寺觀 七、府館故居 八、園林景區(qū) 九、道路橋梁 十、代表建筑 十一、民俗風情 十二、人物紀略 十三、方志綜覽條目釋文參考書目條目漢字筆畫索引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溥儀被逐出宮 中華民國建立后,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仍留居紫禁城內,沿用帝號。1924年10月,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11月4日,黃郛主持國務會議,通過馮玉祥提出之修改清室優(yōu)待條件,共五條:一、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溥儀與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權利;二、每年補助清室家用50萬元,并特支200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盡先收容旗籍貧民;三、清室應按照原優(yōu)待條件即日移出宮禁,自由選擇居住,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四、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wèi)兵,妥為保護;五、清官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11月5日,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jiān)張璧會同社會名流李煜瀛,率軍警進駐故宮,告以攝政內閣已修正優(yōu)待條件,要求溥儀即日廢去尊號,交出宮殿及印璽。溥儀全部接受,將國璽及宮殿全部交給民國政府。下午3時,溥儀及其妻妾并少數(shù)太監(jiān)宮女,分乘汽車5輛移居后海德勝橋載灃之醇王府,由鹿派兵保護,這一辛亥革命的遺留問題得以最終解決。黃郛特傳諭警察廳通知市民于次日一律懸掛國旗一日,以志慶祝。段棋瑞召開善后會議,1924年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明確地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反對帝國主義;召開國民會議,以反對軍閥統(tǒng)治的政治主張。段祺瑞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為了維護其反動統(tǒng)治,則提出召開“善后會議”,以對抗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段祺瑞制定的《善后會議條例》,標榜以“解決時局糾紛,籌議建設方案”為宗旨,在他邀請的123名代表中,除孫中山外,幾乎都是軍閥、官僚、買辦、政客、遺老和御用學者。中國共產黨1925年1月22日發(fā)表《第四次代表大會宣言》,揭露善后會議“是要用軍閥制度而借著帝國主義的幫助,以統(tǒng)治中國人民的工具”。孫中山堅決反對善后會議的召開,他領導下的國民黨正式通過了不參加善后會議的決議。為了同段祺瑞的善后會議進行斗爭,中共北京地區(qū)組織發(fā)動兩次群眾性的示威游行,同時開展大規(guī)模宣傳活動,又組織五次講演大會,李大釗等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演講,揭露段祺瑞的陰謀。1925年2月1日善后會議開幕時,由于國民黨籍人士的抵制,不足全體出席人員的法定人數(shù)。這次會議是軍閥、政客進行政治分贓的會議,在全國人民強烈反對下,會議無任何實際結果,于4月21日草率收場。國民會議促成會召開,1923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fā)表《第二次對于時局的主張》,號召開國民會議,建設新政府。孫中山接受了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認識到中國禍亂的根源是軍閥統(tǒng)治和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段祺瑞為對抗國民會議,策劃召開善后會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北京為中心在全國范圍內發(fā)動了一個規(guī)模浩大的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反對善后會議的群眾運動。1924年11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fā)表《第四次對于時局的主張》,指出只有這種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中共北京地區(qū)組織號召廣大黨員,動員他們所參加的群眾團體投入到運動中來,開展大規(guī)模宣傳活動,并組織五次演講大會,李大釗等輪流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發(fā)表演說。1925年3月1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大學三院禮堂召開,到會代表200余人,代表了20多個省區(qū)、120多個地方的國民會議促成會,著名共產黨人趙世炎、高君宇、鄧穎超等出席會議。會議確定以聯(lián)合全國各地國民會議促成會,促成國民會議召開為宗旨。會議期間,孫中山病逝,孫中山在遺囑中把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列為革命兩大目標,期望早日實現(xiàn)。1925年4月30日,北京的國民會議促成會被京師警察廳查禁,國民會議運動趨于沉寂。

后記

2008年,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建立三十周年紀念,又欣逢北京市新編地方志啟動二十周年。《北京史志文化備要》(以下簡稱《備要》)這項學術成果,凝聚著市社科院文史學者和市地方志、市文博系統(tǒng)編撰專家兩年來的辛勤勞動與團結友誼之情。在這個值得慶賀的日子里,把它作為我們獻上的一份禮物。同時,我們衷心地感謝市社科院和市社科規(guī)劃辦公室在《備要》的編撰、出版過程中給予的資助,以及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與中國文史出版社給予的支持。我們衷心感謝段柄仁同志為《備要》寫了一篇系統(tǒng)總結并予肯定的序文。經他指出,在本書中又補充了幾條金融、企業(yè)、廣播方面的事件,增編了一種“索引”。我們還要衷心感謝參與《備要》編撰、出版的所有同志和朋友們。參加《備要》的主要撰稿人有:尹鈞科(“自然環(huán)境”、“建置沿革”)、王玲(“歷史事件”古代部分)、趙庚奇(“歷史事件”晚清、民國部分)、王彩梅及韓建識(“文物史跡”)、陳曉蘇(“文物史跡”、“府館故居”各一部分)、朱學文(“城池宮殿”)、張宗平(“壇廟寺觀”)、李劍波(“府館故居”)、魏開肇(“園林景區(qū)”)、于光度(近年新建及修復園林景點)、馬麗生(“道路橋梁”)、李燕秋及胡世德(“代表建筑”)、田穎男(“民俗風情”)、趙惠蓉(“人物紀略”)、譚烈飛及韓旭(“方志綜覽”)、曹子西(“編撰說明”、“后記”及事件、人物等部類的一些補稿)、王超湘及李艷林、謝衛(wèi)華(“條目漢字筆畫索引”、“參考書目”)。成書之前,各部類原稿曾經過主編、副主編分頭作的文字串改與審定。這在我們以及同每位撰稿人之間,形成一個合作交流、反復商討、最后達到統(tǒng)一認識定稿的過程,而并不是簡單拼合就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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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史志文化備要》既可供科研人雖、專業(yè)工作者和各方公務人員隨時查找所需北京有關資料而置于橐頭的科學工具書與學術資料書使用,又可作為休閑旅游和考察了解、認識北京的導引或進一步探索入門的親民普及讀物尤其是在創(chuàng)建和諧、文明社會的今天,更加應當了解一點北京的傳統(tǒng)史志文化與當前的文明建設成就,而《北京史志文化備要》一書。正好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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