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巴拉的迷途

前言

雄偉的雪山巍然屹立，雅魯藏布江奔流不息，明珠般的湖泊星羅棋布，金碧輝煌的喇嘛寺錯落山間；信徒們虔誠地游方神山、圣湖，牧民們放牧著成群的牛羊……似乎這就是很多世人心目中的西藏：一幅絢麗多彩的美麗畫卷，迷人的世外桃源和人間樂土，神秘的“香巴拉”。    2008年3月14日，被譽為“日光城”的西藏首府拉薩上空烏云密布，一時間“佛地”遍是血腥狼藉；其后的暴力活動波及甘肅、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區(qū)；中國駐外使領館也受到?jīng)_擊，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北京奧運會火炬?zhèn)鬟f活動又受到干擾……諸多的動蕩與動亂，讓人們不禁想到十四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簡稱達賴喇嘛)和以他為首的境外“藏獨”分子。多年來，達賴喇嘛一直脫離故土，流亡異域，又不時以其獨特的身份發(fā)表種種言論，或往返一些國家“講經(jīng)”、“論道”，會見政要，由此使達賴喇嘛成為國際社會長期矚目的焦點人物；境外不少關注卻從未到過西藏的世人，也往往以達賴喇嘛及其言論作為了解神秘的“香巴拉”的途徑。西藏——人們夢境中的“香巴拉”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達賴喇嘛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要想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從中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疆域和邊疆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說起。    近代之前，自秦漢統(tǒng)一中國以來至18世紀中期，中國的歷史相延了2000年。其間，中國的歷史疆域和邊疆有一個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可以分為形成、奠定、發(fā)展三個歷史階段，至18世紀中期最終確立。    形成期始于早期國家夏朝，統(tǒng)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圍以黃河下游為主，此后逐漸拓展擴大，整個先秦時期都可以視為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期?！对姟ご笱拧そ瓭h》“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是中國歷史疆域形成時的寫照。    奠定期始于秦統(tǒng)一中國而止于西漢后期，公元前53年(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歸附于漢朝，中國南北(包括西域)統(tǒng)一，至此，中國歷史疆域基本奠定。    此后中國歷史疆域進入發(fā)展期，直到18世紀中期，除元朝統(tǒng)一西藏、將其納人中原中央王朝的統(tǒng)轄下外，歷代王朝的中國歷史疆域是在一個大致的范圍內，依國勢的消長和內部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有伸縮。    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疆域范圍及治理方式，都隨著國勢的消長不斷變化。總的來講，中國內部統(tǒng)一、國勢強盛時(如漢、唐、元、清)，疆域的范圍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強一些；反之，則疆域有收縮，治理也相對松弛。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國在歷史上所處的特定環(huán)境和條件，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周邊沒有能與中國抗衡的政治力量，由此構成了古代中華大地上相對封閉的自我發(fā)展空間。這種周邊政治格局的狀況一直持續(xù)到明末清初，即17世紀初俄國越過烏拉爾山進入亞洲之前。    另外需注意的一個要點是：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向心力。以黃河、長江流域為重心，中原地區(qū)的農(nóng)耕社會經(jīng)濟文明在中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一直起著主導作用并由此構成了古代中華大地上相對封閉的自我發(fā)展空間中的強大凝聚力，以及古代中國歷史疆域的伸縮變化一直由中國的內部因素所主導的特點。    從政治體制上講，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按民族學的角度細分，這個多民族國家是由占人口92％的漢民族和其他55個少數(shù)民族共同構成的。根據(jù)費孝通教授了1988年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大致而言，“多元”是指中華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其政治、社會、經(jīng)濟、文化也各具特點；“一體”是指中華各民族的發(fā)展相互關聯(lián)，相互補充，相互依存，中華民族在整體上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lián)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各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經(jīng)驗及國家歸屬，相互依賴而不可分割，呈現(xiàn)出“多元中包含著一體性，一體中容納著多元性”的格局，并在體制上構成與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發(fā)展同步的政治進程。    今天中華民族所包含的各個民族，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與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階段，都作出過自己的歷史貢獻。早在遠古時代，地處我國西南邊疆的西藏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以及居住在西南邊疆的藏族先民與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漢族先民，就在血緣和文化上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公元7世紀初，西藏的吐蕃王朝與中原唐王朝通過王室問的聯(lián)姻、會盟，在政治上形成了結盟友好的親誼關系，在經(jīng)濟和文化上建立了相互交流與吸納的密切聯(lián)系，為中國歷史上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與最終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823年的“唐蕃會盟碑”依然矗立在拉薩的大昭寺前，見證了唐蕃“社稷如一”、多元一體的中華各民族并存共榮、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千載滄桑的歷程；13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原元朝版圖，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邊疆行政區(qū)域。元朝之后，盡管經(jīng)歷了明朝、清朝、中華民國等政權的更替，西藏地區(qū)則一直是中國西南邊疆的一個行政區(qū)域，處在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1年西藏實現(xiàn)了和平解放；1959年，在平定少數(shù)上層封建農(nóng)奴主武裝叛亂的同時，在當?shù)赝菩辛水敶祟悮v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農(nóng)奴制改革，百萬農(nóng)奴翻身當家做主；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qū)。    在今天的西藏地區(qū)，佛教在公元10世紀以后逐漸形成了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等多種教派，各教派內部又有一些小的分支派別。它們都是今天所說的“藏傳佛教”的不同教派，當時它們往往與割據(jù)各地的世俗封建勢力結合，形成對當?shù)卣紊鐣蜕酌癖姷恼瓶亍，F(xiàn)今的達賴喇嘛以及他所依托的法定“達賴喇嘛”轉世系統(tǒng)，就是在雪域高原歷經(jīng)滄桑，在各種政治勢力、宗教派系沉浮興衰的過程中，在元朝以來歷代中央政權對西藏地區(qū)治理的不斷深化中，逐漸形成和完善的；經(jīng)明清兩朝，最終確立了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靈童轉世與冊封確立的制度；同時，經(jīng)中央確定并委任的達賴喇嘛，被賦予了管理西藏地方世俗政務的責任；其演變的歷史構成了歷代中央治理西藏政策的軌跡。    中央對西藏地方的冊封始于元朝，世祖忽必烈曾封薩迦派領袖八思巴為帝師，此后歷朝皇帝都相繼傳承加封該派領袖為帝師，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薩迦派地方政權。明朝建立后，則認可了帕竹噶舉派在元末取代薩迦派成為西藏地方主導勢力的現(xiàn)實，委托該派行使地方政權，并在西藏實行“多封眾建”的政策，也就是把當時衛(wèi)、藏、康區(qū)的各教派的首領都授予封號，分別封有：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闡化王、贊善王、護教王、闡教王、輔教王等八大法王；其中，大慈法王是封給格魯派首領的。15世紀初，宗喀巴創(chuàng)立格魯派(俗稱黃教)，明朝對此極為重視，曾兩次派專使入藏禮請他人朝，宗喀巴則派弟子釋迦也失晉京朝見，明成祖封釋迦也失為“西天佛子大國師”，明宣宗時又加封釋迦也失為“大慈法王”，明王朝冊封對于格魯派政教勢力的發(fā)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達賴喇嘛”封號始于明朝，是與西藏地方的活佛轉世制度并行確立的。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格魯派的索南嘉措被拉薩哲蚌寺上層僧人迎至寺內，擁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轉世”。1578年，索南嘉措從哲蚌寺動身抵達青海，在仰華寺會見了明朝順義王、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俺答汗十分尊崇西藏佛教，贈送給索南嘉措“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名號，這個名號是多種語言的結合：    “圣”是指超凡人圣，也就是超出塵世的意思；    “識一切”是指普遍通曉，是藏傳佛教對顯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尊稱；    “瓦齊爾達喇”為梵文，意思是“執(zhí)金剛”，是藏傳佛教對密宗方面成就最高者的尊稱；    “達賴”是蒙古語，意思是“大?！?；    “喇嘛”是藏語，意思是“大師”。    這些詞匯合起來，就是說在顯宗和密宗兩方面都修行到最高成就、學問淵博如大海一樣的上師。1587年，順義王扯力克(俺答汗的孫子)又轉呈明神宗，請求朝廷冊封索南嘉措。次年初，神宗降旨，封“答賴”索南嘉措為“朵兒只唱”，并派人前往宣旨?！按鹳嚒笔恰斑_賴”的另一譯音；“朵兒只唱”是藏語，意思是“執(zhí)金剛”，與梵文“瓦齊爾達喇”意思是一樣的。這就意味著，明朝中央政府確認了“達賴”名號并正式予以冊封；但是，此時的冊封僅限于宗教層面。由此，索南嘉措成為第三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根敦嘉措則被追認為第～世和第二世“達賴喇嘛”。    1644年，清王朝建立，在統(tǒng)一國家和邊疆的過程中，清政府陸續(xù)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加強地方治理的措施。1653年，五世達賴喇嘛來京覲見，順治帝承襲前朝對西藏的冊封制度，正式冊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并授予金冊和刻有漢、滿、藏三種文字的金印。自此，中央的確認與冊封成為歷世達賴喇嘛合法出任與實施權力的前提和保障。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西藏的管理，1713年，清政府又冊封格魯派的另一傳承弟子五世班禪喇嘛為“班禪額爾德尼”。由此確立了有清一代中央對西藏地方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并列冊封的制度。1727年，清設置駐藏大臣，成為中央設在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員。1751年，清政府頒布《欽定西藏善后章程》，其中明確指令：宗教領袖七世達賴喇嘛兼掌地方事務。此后，歷任達賴喇嘛對西藏地方宗教與世俗政務的管理，具存了中央授權的法律效力。在駐藏大臣的統(tǒng)領下，藏傳佛教的格魯派掌控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務管理權。    按照清朝定制，歷世達賴和班禪的轉世、坐床，都需要得到中央的確認與冊封才具有法律效力。1793年，清朝頒布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其中明確規(guī)定：駐藏大臣負責督辦西藏事務，與達賴、班禪地位平等，共同協(xié)商處理政事；西藏的對外交涉事務，統(tǒng)歸駐藏大臣全權處理；達賴、班禪和其他大活佛的轉世，由駐藏大臣監(jiān)督，轉世靈童的剃發(fā)、取法名、選定授戒的師傅和授經(jīng)的師傅，也都必須經(jīng)過駐藏大臣奏報朝廷核準。當舉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坐床和親政典禮時，中央派大員親臨監(jiān)視。歷世達賴和班禪代代轉世至今，達賴已傳承了十四世，班禪傳承了十一世。    歷世達賴和班禪的承襲來自轉世靈童，一旦某位轉世靈童被選定，便會一躍而擁有西藏政教大權，所以當?shù)靥貦嚯A層為了掌控地方大權，在爭奪其轉世靈童尋訪認定方面的斗爭十分激烈：強勢操控、金錢賄賂、結黨營私、弄虛作假的行徑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出現(xiàn)過大活佛在親族關系中接連傳襲、在同一家族或相關親族之間連續(xù)轉世，引發(fā)了地方政治與社會的嚴重混亂。為了彰顯中央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權力，避免地方強勢的操控，在對轉世靈童認定中，清政府制定了嚴格的“金瓶掣簽”制度。1792年清高宗(乾隆皇帝)欽定兩個金瓶：一個放在北京的雍和宮，另一個放在拉薩的大昭寺，凡是在理藩院注冊的蒙藏地區(qū)的藏傳佛教大活佛，如章嘉呼圖克圖、哲布尊丹巴、達賴、班禪等轉世時，均須經(jīng)“金瓶掣簽”。    根據(jù)活佛轉世的儀軌，這一制度的程序是：首先根據(jù)大活佛圓寂前留下的遺囑或者暗示，結合降神得到的“神諭”、高僧占卜的結果、觀湖看到的景象，確定靈童出生的大致方向、時間、家庭情況；接著，組織人秘密地往這個方向上尋訪，主要是觀察兒童的體相、舉止言談，結合靈童出生時所出現(xiàn)的各種奇異的征兆和夢，確認他是否符合靈童的要求。比如說七世達賴喇嘛出生在理塘，傳說他出生三個月就開始向人做摩頂姿勢，并開始說話。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我是佛的化身”；問他去哪兒，他回答說“去寺院”；問他寺院在何處，回答說“在西方(指拉薩)”。又如十三世達賴出生時，據(jù)說門前的幾株梨樹中的一棵大樹開滿了鮮花，他家的房頂上彩虹像支起的帳篷，尋訪者認為這是靈童出現(xiàn)的預兆。同時，還要看兒童能否辨認出前世活佛用過之物品，看他是不是前世活佛精神的延續(xù)，能否繼承前世的靈性。    根據(jù)上述儀軌，活佛圓寂后尋訪找來的“靈童”很有可能不止一個，就得將尋得的若干位“靈童”的名字寫在象牙簽上，放置到“金瓶”里，由理藩院的尚書在雍和宮，或駐藏大臣在大昭寺，監(jiān)督掣簽來確定一位“靈童”。掣簽選出的這位“靈童”還得報經(jīng)中央政府批準確認，才具有繼位的資格；再經(jīng)中央冊封、主持“坐床”儀式，方正式成為“轉世活佛”。如果只選到一名“靈童”，也要報請中央政府，請求免于“掣簽”，經(jīng)批準后，才能繼位坐床。清代對西藏地方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確認與冊封的定制沿襲至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依照清朝舊制，分別對九世班禪、十三世達賴進行了冊封，在他們圓寂后又審核、批準其轉世靈童，并派大員主持坐床。現(xiàn)今流亡境外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就是1940年由中華民國政府的主席頒令批準確認與冊封的。    步人近代，中國外患不已，內亂頻仍，中央政府孱弱；境外列強蠶食國家領土，扶植西藏地方上層離心勢力，開始搞起了所謂“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但是，包括僧人在內的廣大西藏愛國僧俗民眾堅決維護祖國統(tǒng)一，國際社會對“西藏獨立”也不予承認，使這一陰謀始終沒能得逞，但卻對西藏地方政教事務的首腦達賴喇嘛形成了嚴重的考驗。縱觀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1950年11月)以來的歷史，實際上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發(fā)展的歷史大致同步的。其中以他1959年出境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前9年和后50多年兩個大的階段。    在前一段，十四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領袖人物，協(xié)助中央做了不少符合中國和西藏歷史發(fā)展潮流的益事；當年他敬獻給中央人民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的300多件禮品，至今仍然珍藏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民族文化宮和雍和宮內，它們都在無聲地述說著他擁護和支持中央政府的歷史事實。    1959年3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進而流亡海外至今已50多年。這一階段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人拉著不走，鬼牽著飛跑”。他無視中央政府的坦蕩誠懇態(tài)度，不顧中央政府的多方誠心勸阻，一意孤行，越陷越深，最終自絕于國家和同胞，墮落為國民共討之的“藏獨”分裂勢力首領。西藏問題，是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關乎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問題；國人與達賴喇嘛“藏獨”集團的斗爭，是進步與反動、統(tǒng)一與分裂、發(fā)展與后退的大是大非問題，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    達賴喇嘛是誰，當今國人大多已知其一二了，但達賴喇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活佛是神嗎？達賴喇嘛是怎樣從昔日的一個青海孩童，成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農(nóng)奴制政權領袖人物的？他又是怎樣步人歧途，流亡境外，制造西藏分裂，自絕于國家和同胞的？這些問題，許多人未必真正明了。通過這部著述，我們可以明確告訴讀者：    達賴喇嘛是人，不是神。是曾經(jīng)的世俗政治將這個青海的孩童幸運地推為藏傳佛教的活佛和昔日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領袖人物的。作為活佛，他可謂學識淵博；作為領袖人物，他的言行前功后過，直至最終自絕于國家和同胞。    達賴喇嘛是一個從輝煌步人失敗、從西藏地方領袖落為境外流民的政治亡人。達賴喇嘛曾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和國民的命運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并因此獲得了曾經(jīng)的輝煌和政教領袖的地位，也對國家和同胞有所貢獻；而他的失敗與流亡也恰恰是因為他脫離和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和同胞，站在了自己國家和同胞的對立面。    達賴喇嘛是一個脫離了國家與同胞、陷入難歸迷途的僧人。歷史的教訓是：陷入了脫離國家與同胞的迷途將一事無成。之所以說迷途“難歸”，而不是“不歸”，是因為他還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達賴喇嘛是一個歷經(jīng)諸多世事變故、目睹家鄉(xiāng)和同胞滄桑巨變的暮年老人，時已至此，回憶與思考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溫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來。    我們撰寫這本并不很厚的書，是希望通過介紹十四世達賴喇嘛人生數(shù)十年的情況，幫助讀者了解他本人70多年間的言行及其前后的變化，進而真正了解西藏和一個真實的現(xiàn)代西藏，真正了解達賴喇嘛和一個真實的達賴喇嘛。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是集體合作的成果：厲聲研究員策劃了本書的整體框架和大綱，撰寫了緒言，并給予了總體指導；孫宏年博士撰寫了第二、三、六部分和結語，張永攀博士撰寫了第一、四、五部分；具體統(tǒng)稿工作是由孫宏年博士完成的。    在本書的撰寫和修改過程中，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斯塔副部長、安七一秘書長和西藏信息中心王丕君主任等領導都給予關心和指導，西藏自治區(qū)黨委宣傳部沈開運副部長、黨史研究室車明懷主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張云研究員、劉洪記研究員、杜永彬研究員、廉湘民研究員，和西藏自治區(qū)社會科學院孫勇研究員、倪邦貴研究員等專家也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們都深表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王正研究員、劉暉春研究員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廣程研究員、李國強研究員、畢奧南研究員、李方研究員、于逢春研究員、李大龍研究員、房建昌副研究員等很多領導、同事給予了支持和幫助，本書的出版得到了世界知識出版社高樹茂社長、劉振海副社長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解偉社長的大力支持，胡孝文先生和汪溯先生為本書的編輯付出很多辛勞，而且我們還參考了國內外很多專家的相關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誠摯的謝意！

內容概要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是我國迄今為止第一部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現(xiàn)世（十四世）達賴喇嘛從1935年出生直到2011年70多年間的人生境況、其前功后過的人生經(jīng)歷的圖書。
　　十四世達賴的尋訪、認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
　　從“親政”到流亡：愛國與分裂的搖擺（1950～1959年）
　　“冷戰(zhàn)”陰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從派遣參觀團到放棄“中間路線”（1979～1999年）
　　21世紀初的達賴喇嘛（2000～2007年）
　　達賴的行動與微笑（2008年以來）
　　這樣的敘述，足以幫助讀者了解現(xiàn)世達賴喇嘛本人七十多年間的言行及其前后變化，進而認識這個我們耳熟能詳?shù)幢卣嬲私獾氖氖肋_賴喇嘛。

作者簡介

　厲聲，1949年8月生于北京，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獲國務院頒發(fā)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疆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中俄關系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中國邊界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吉林大學兼職教授、新疆大學兼職教授、云南大學兼職教授、內蒙古師范大學兼職教授、石河子大學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疆域史、西北邊疆歷史與現(xiàn)狀、中亞近現(xiàn)代歷史研究，著有相關著作12部、論文80余篇。

書籍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十四世達賴的尋訪、認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
　　1935年7月6日（藏歷第十六繞迥木豬年5月5日），在青海省湟中縣的祁家川（今屬青海省平安縣），拉木登珠出生在這里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里。三年后，他被確認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后來經(jīng)過中國中央（國民）政府的確認和批準，成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這個青海的普通農(nóng)家子弟是如何被確認為靈童的？如何獲得中央對他“達賴喇嘛”名號的冊封，從而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大活佛的？其早年的生活又是如何的
西藏噶廈內部斗爭與熱振的觀湖和尋訪
拉木登珠及其家庭
拉木登珠赴藏
初入西藏與中央派員入藏
免予靈童金瓶掣簽
坐床儀式前后
坐床后的童年生涯
與美國人的“結緣”
父親亡故
第二章 從“親政”到流亡：愛國與分裂的搖擺（1950～1959年）
　　1950年11月，年僅16歲的達賴喇嘛?丹增嘉措開始“親政”，走上了政治舞臺。他曾經(jīng)堅定擁護和平解放，與各界愛國力量一起參與西藏反分裂的斗爭；千里晉京參與國事，當選為國家領導人，堅決地維護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擁護中央在西藏的各項政策；他真誠歌頌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熱愛和贊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甚至提出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56年，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成立，他作為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曾經(jīng)參與各項領導工作，對西藏的未來充滿信心。但是，他又時時在各種反動勢力包圍之下，無法抵制“西藏獨立”謬論的干擾，不愿順應人民意愿進行改革，更不愿實踐佛家“普度眾生”的精神，放棄舊制度給他和他所屬于的群體帶來的既得利益，以惠及千千萬萬的農(nóng)奴。因此，他在愛國與分裂之間搖擺不定，最終在1959年與叛亂分子一起，在彷徨不定的心境中走上流亡之路。
“神明”指路：未成年的達賴開始親政
出走亞東：親政之初的彷徨
歷史性的決斷：擁護十七條協(xié)議
平靜與波瀾：學經(jīng)、執(zhí)政及其轉變
堅定的決斷：不顧阻撓，出藏晉京
參政中央：維護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
景仰與歌頌：毛主席令達賴終生難忘
參觀祖國各地，感受建設成就
畫像、法輪見證：歌頌毛主席，擁護共產(chǎn)黨
欣然履新：出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主任
訪印前后：西藏籌委會主任的搖擺
從彷徨到流亡：被脅出藏
第三章 “冷戰(zhàn)”陰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1959年3月31日，達賴在分裂叛亂分子“保護”之下進入印度，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流亡之初就“發(fā)表”聲明宣布“西藏獨立”立場，接著成立了“流亡政府”，而中央人民政府依然以無比的寬容，希望他“回頭是岸”。但是，在“冷戰(zhàn)”的國際大背景下，他和“藏獨分子”長期寄人籬下，幻想在西方反華勢力支持下實現(xiàn)“藏獨”。1974年前后，美國放棄了對“藏獨”武裝的“援助”，他開始感嘆：自己不過是西方反華的一個工具。
“聲明”的背后：流亡之初的彷徨
寬容與耐心：中央的等待
訴諸聯(lián)合國及出訪：“國際公關”活動的開始
“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的民主政府
“暴力求獨”的受挫：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
第三章 從派遣參觀團到放棄 “中間路線”（1979～1999年）
　　“文革”結束后，在短暫的徘徊之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綜合國力和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都不斷增強，地處西南邊疆地區(qū)的西藏也迎來發(fā)展的新機遇。對于達賴和境外的流亡藏胞，中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開啟了與達賴代表接觸商談的大門，使達賴有了返回祖國的可能。面對這一重大變化，達賴有哪些反應呢？
參觀團背后的陰謀
從“五點計劃”到“七條建議”
回國契機與意外的收獲
1990～1999年：放棄“中間路線”
第四章 21世紀初的達賴喇嘛（2000～2007年）
　　2000年，當人們喜迎新千年的時候，在境外流亡了40多年的達賴喇嘛感到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也感受到了身邊流亡藏人的變化。面對21世紀之初世界大勢的轉變，他在派代表與中央政府接觸商談的同時，仍然帶著“招牌式”的微笑在世界各地游走，依舊發(fā)表著各種吸引眼球又自相矛盾的言論，以便贏得西方某些勢力的支持，并為自己的將來謀劃……
達賴的健康與政治口號的轉變
暴力活動與“非暴力”主張
與中央政府的“溝通”態(tài)度
“穩(wěn)定與團結”：聯(lián)合“臺獨”與“漢藏和解”
尋求“外援”：頻繁的“國際公關活動”
夾雜政治、經(jīng)濟目的的“弘法”活動
寄人籬下：拉攏和討好印度政府
排除異己：宗教信仰的“自由”
任人唯系：達賴的權力圈子
與納粹、邪教組織的糾葛
第五章 行動與微笑（2008年以來）
　　2008年3月，拉薩發(fā)生了嚴重暴力事件，隨后波及甘肅、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區(qū)，中國的駐外使領館又受到“藏獨”分子沖擊，正在進行的奧運會火炬?zhèn)鬟f活動受到影響，而歐美一些國家借此干涉中國內政，西方反華勢力還叫囂抵制奧運會要挾我國政府。這些都使達賴和“西藏問題”備受人們關注，達賴多次出面講話、訪問各國，“藏獨”勢力大小頭目紛紛“現(xiàn)身”。面對暴力和血腥，面對無辜者遭受的傷害乃至死亡，達賴依然微笑著四處“訪問”，善良的人們不禁憤怒地喊出：“達賴：你的微笑很迷人，你的行動很傷人?。―alai:
your smiles charm but your actions harm）”
陽光下的血腥：拉薩、甘南和境外的暴力事件
“非暴力”的謊言
應和與怒吼：達賴能否微笑依舊
奧運會之夢：達賴無緣開幕式
與中央政府的接觸商談
“志同道合”：與“疆獨”、“臺獨”分子的往來
游走世界：達賴“國際公關”的得與失
“印度之子”：無心之語，還是真實之意？
結語 何處是歸途
主要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1949年，蔣家王朝土崩瓦解，在南京備受蔣介石特殊關照的嘉樂頓珠隨國民黨來到臺灣，不久又去了美國。在華盛頓，美國參議院和中央情報局都表示要支持達賴對抗“共產(chǎn)黨侵略”，并讓他到印度爭取支持。后來嘉樂頓珠一度回到拉薩，給達賴帶去美國的援助許諾的信息。這位二哥因見達賴還在觀望，就借口視察藏南的莊園潛逃回印度。    而達賴的大哥當采活佛于1950年受中共西北局委托來到拉薩，本來他是滿口答應要幫中共做勸說工作的，但與達賴見面后卻出爾反爾地鼓動其外逃。1951年夏，經(jīng)中共中央爭取，已跑到西藏與錫金交界處的達賴返回拉薩，當采活佛卻越境去了英國。1952年初，當采活佛又轉道美國與中央情報局合作，共同研究了一個用飛機接運達賴外逃的計劃，并選擇了冰層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錯、納木錯這兩個湖面。接著他向拉薩寄去密信，達賴在回信中卻表示不想出走，稱共產(chǎn)黨人還不會在西藏實行激烈的改革并傷害其利益，不過仍委托他與美國人保持聯(lián)系。此后，嘉樂頓珠也經(jīng)常往返于印、美之間，并與“藏獨”理論家、大貴族夏格巴攪和在一起，在印度北部的噶倫堡建立了名為西藏福利協(xié)會的“秘密抵抗組織”。    實際上，達賴最后走向分裂祖國的流亡之路，應該與達賴本人20世紀40年代在西藏的生活有關。當時，西藏一直在美英勢力的陰影籠罩之下。恰好，達賴的正經(jīng)師——貪戀權勢、想靠英美勢力謀求獨立的達扎·阿旺松繞，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權。作為達賴的正經(jīng)師，不僅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達賴，而且，在達賴12歲時他就禁止達賴再到父母家，從而把達賴封閉控制起來。    達賴的“國際化”色彩，與他年少時受過西方老師的教導也有很大關系?？梢哉f，達賴少年時代，有兩個西方人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一個是英國人黎吉生(Richardson)，另一個是奧地利人海因里?！す?Heinrich Harre)。黎吉生是英國駐西藏江孜商務代表古德爵士的繼任者，1936年留駐拉薩，一直呆到1950年，他是在西藏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個西方人。    黎吉生在藏期間為英印的利益四處奔走，建立了“英國駐拉薩代表處”，并以此為掩護，積極展開對達賴及達札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誘工作。利用其給達賴“授課”的機會，給達札等人出謀劃策。1949年6月下旬發(fā)生的“驅漢”事件，就與黎吉生的策動十分有關。達賴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這位“恩師”，多次面見黎吉生，請他指點迷津，并要求部屬閱讀黎吉生離藏后撰寫的有關西藏的書籍。    而達賴的另一位老師奧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則是一名納粹分子。根據(jù)柏林聯(lián)邦檔案館的記錄，哈勒1938年加入納粹黨，并擔任黨衛(wèi)軍38部隊中隊長，多次受到希特勒的親自召見。1939年，哈勒被英軍俘獲，關押在印度期間仍堅持納粹思想，多次組織越獄，被視為納粹重犯。1944年，哈勒第五次越獄成功，從印度逃人西藏，后來受到西藏地方分裂分子的青睞。1948年初，哈勒被推薦給年僅13歲的達賴喇嘛為師。在達賴喇嘛的心中，哈勒是一位“有趣的、擅交際的可人兒”，他呢稱哈勒為“黃頭”。在達賴喇嘛結識哈勒的一年半時間里，兩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見一次面。哈勒教達賴學英文，同時給達賴灌輸納粹式思維，原先對西方世界一無所知的達賴，在哈勒的輔導下，思想發(fā)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1951年，哈勒離開西藏，把家安在了列支敦士登，并撰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在西藏七年》。這部小說后來被改編為電影，它極力歪曲西藏歷史，把實有其人的中共代表張經(jīng)武等人描寫得蠻橫無理，對藏族和佛教沒有一絲一毫的尊重，在與十四世達賴談判之前，居然故意踢翻大殿的香盤等等。這些都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捏造。有關哈勒的情況，本書第五章還有介紹。P66-68

后記

到2011年，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已經(jīng)在國外流亡52年了。2010年他仍然在世界各地游走，2011年3月他又宣布要“退休”了。他的言行和“藏獨”分子的活動，仍然是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于是他“退休”的問題也讓歐美媒體炒得很熱，這讓歐美不少人驚訝地發(fā)現(xiàn)他竟然一直是歐洲早已廢棄的政教合一制度的首腦，也引起人們對他的關注。他如今已經(jīng)是七十多歲高齡的老人，想必聽到過我國圣哲人孔老夫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現(xiàn)在他能否真正做到這一點，現(xiàn)在他能否真正“退休”？    達賴自己流亡多年，奔走于世界各國，一直想謀求“西藏獨立”或者變相的獨立，可是至今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公開承認。    達賴現(xiàn)在年事已高，可他領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內部卻依然是派系林立，即使是2008年11月的“全球流亡藏人特別大會”之后，地區(qū)之間、教派之間、青年派與老一代之間、他自己的家族和西藏其他貴族之間，依然矛盾重重、紛爭不休；2009年3月前后一部分激進的“藏獨”組織的暴力傾向明顯抬頭，明顯地有違他所強調的“非暴力”主張……真不知道他自己“退休”——從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首腦”職位上“退”出——之后，會發(fā)生什么事情？甚至，將來在他圓寂——他“退”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宗教名號——之后，他那些舊日的“部屬”們會亂成什么樣子？    說到圓寂，他更是心中忐忑。作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他知道自己曾經(jīng)居住的布達拉富有多位達賴的靈塔，那是他們的歸宿，是人們懷念他們的豐碑，因為他們促進了宗喀巴大師創(chuàng)立的格魯派的發(fā)展，為西藏的政教昌隆、祖國的發(fā)展繁榮作出過貢獻，也使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代代相傳。其中，五世、十三世的靈塔非常宏偉，恰恰是因為他們身經(jīng)亂世而自持不亂，堅定地擁護中國中央政府、維護祖國統(tǒng)一，使藏傳佛教和西藏政教都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而他自己呢，1959年以后就在國外漂泊，萬一自己在國外圓寂，如何使達賴喇嘛轉世制度得以延續(xù)？他自己的確在：1984年以后多次講過，自己圓寂后未來的達賴可能轉世到境內的西藏人之中，也可能在境外的流亡藏人中轉世?？墒牵鼡倪_賴喇嘛轉世制度被廢止，他在1993年就凄楚地講過“我很可能是西藏最后一位達賴喇嘛”。    至于別人和后人的評論，達賴更是非常關心，畢竟事關自己的“身后名”，可是在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的風風雨雨之后，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評說了。    作為青海祁家川一個普通百姓的子弟，他無法忘記自己童年的生活，如果不是熱振活佛堅持十三世達賴喇嘛已轉世于安多地區(qū)，他哪有可能成為達賴喇嘛？如果不是被國民政府明令確認為轉世靈童，他的家庭哪有可能從普通人家成為西藏的大貴族，又怎么能夠獲得大量的莊園，他的家人又怎么會被給予種種的機會？    他自己在十六歲時就能夠“親政”，成為西藏政教大權的掌管人，是在特殊的條件下通過“神斷”的方式實現(xiàn)的，而他真正能夠成為全西藏的領導者，卻是他自己堅定地擁護十七條協(xié)議之后才做到的。和平解放之后，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民解放軍驅逐了帝國主義在西藏的勢力，促進噶廈與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的和解，又建立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他被任命為主任委員，才把過去噶廈、班禪堪布廳和一直與內地爭來奪去的昌都地區(qū)統(tǒng)一起來，他成為全西藏的領導人。而且，他有過改革西藏舊制度的許多設想，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民解放軍和進藏工作人員幫助他實現(xiàn)的，西藏內外的公路修通了，學校、醫(yī)院、銀行、工廠都建起來了，人民的生活開始有了新變化，僧人和貴族們有可能在新中國獲得全新的生活……他因此真誠地表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甚至想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他自己的確有過讓西藏繁榮發(fā)展、“政教昌隆”的設想和機會，可是身邊的人害怕民主改革會剝奪他們的莊園、權勢和以往在農(nóng)奴身上作威作福的生活，他自己也搖擺不定，甚至差點兒在1956年訪問印度時就成了流亡者，1959年又被他們“保護”著來到印度，從此開始了流亡生涯。流亡之初，他的確坦然承認過1959年3月17日離開拉薩時給譚冠三將軍寫過三封信，中國中央政府對于自己很寬容，直到1964年才撤銷了給他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職務，哪一個國家會給叛逃出境、分裂國家的人保留五年的國家領導人位置？可是，他自己呢？卻發(fā)表過無數(shù)的聲明，鼓吹“西藏獨立”，組織武裝力量侵擾祖國的邊境地區(qū)，讓“西藏問題”國際化，使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國整體的發(fā)展受到影響。    在流亡國外之后的幾十年間，他有過返回故鄉(xiāng)和祖國的可能，1978年以后鄧小平就提出來“愛國不分先后”，開啟了他與中央政府對話的大門，他多次派人去接觸、商談，可是他和他身邊許多人對于“達賴要回來，也只能作為中國公民回來”的說法不滿意，在商談過程中在拉薩制造了許多的事端，最終引發(fā)騷亂，致使商談中止。到了十世班禪圓寂，中國佛教界的人士又希望他回國，為班禪額爾德尼轉世靈童的尋訪做些工作，這是恢復他與中央政府關系的大好機會，可是他又擅自指認了一個靈童，但最終沒有達到干擾靈童尋訪的目的，他自己卻遭到佛教界的譴責，不可能回國了。2002年以來，他又和中央政府有過多次商談，可是情況同樣沒有什么改觀，而他的下屬們則從2008年3月起在拉薩、甘南、阿壩從事種種暴力活動以及在境外從事沖擊中國使領館、干擾火炬?zhèn)鬟f等種種活動——他自己仍然要把這些活動說成是“和平抗議示威”，但所有這一切已經(jīng)激起全中國人民和全球華人的憤怒聲討，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愛好和平的人士也對他大聲指責，和談看來又面臨困境了……    流亡在外五十多年之后，達賴對他自己留給世人的印象有時頗為自信，尤其是他的微笑很迷人。他的確聽到了許多的贊揚，他被一些人看成是“和平主義者”、“非暴力主義者”、“宗教大師”、“致力于爭取民族自治的斗士”。有人說：“我覺得他真的很值得尊敬，而且對于‘西藏問題’的態(tài)度非常和平。”有人則十分理性，認為達賴“試圖通過利用和平又有同情心的藏傳佛教推銷西藏獨立。而且他做得很好。但我認為他在世界領導人中間受歡迎，是因為他與中國政府爭奪道德制高點”。對于他的言行和實質，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的一番話可謂直率：“我們完全被這位想通過祈禱和微笑改變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他面前放棄批評性的思考。如果我們仔細去看歷史，在達賴喇嘛統(tǒng)治西藏的時候，西藏仍是農(nóng)奴制。這一制度在50年代中期才被廢除……如果我們在西藏問題上只看到達賴喇嘛的微笑，那么這就說明我們看重的是西藏問題給我們帶來的象征意義，而不是西藏本身?！?   在眾說紛紜之中，達賴如何評價自己的呢？首先，他是青海祁家川出來的一個普通孩子，接著成為眾人矚目的格魯派大活佛——達賴喇嘛，“親政”以后成了西藏政教大權的擁有者，1955年以后一度成為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之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又成為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此才真正成了統(tǒng)一的西藏的領導者。1959年離開西藏前，他總體上還可看做一個愛國、進步的宗教領袖和領導者。流亡國外、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之后，一度成為各國反華勢力的寵兒，又是西方大國在冷戰(zhàn)時期反華的“西藏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后成為世界輿論的關注點，成為各國政要紛紛會見的“國際政治明星”，人們還說他是佛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平天使”等等?？墒?，祖國人民斥責“十四世達賴及其追隨者作為舊西藏極少數(shù)封建農(nóng)奴主利益階層的代表”，“一直打著民族、宗教旗號，裝扮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卻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有利于藏族人民的好事”。人們還呼出種種口號，說“達賴：你的微笑很迷人，但是你的行動很傷人？。    然而，無論評價如何，達賴自己目前最關心的是：現(xiàn)在該往何處去呢？是繼續(xù)堅持“西藏獨立”，終老于異國他鄉(xiāng)？還是維持現(xiàn)狀，等待時機，走一步看一步？還是放棄“西藏獨立”，回到祖國，回到故土？他現(xiàn)在似乎仍然難以做出最后的決斷。在這種心境中，達賴又時常感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寬容和耐心。    2008年3月18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說：我們多次鄭重地申明，如果達賴放棄獨立的主張，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同他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至今也沒有改變。但是最近發(fā)生的事件，恰恰證明在這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上他的虛偽面目。溫家寶總理表示：“即使這樣，我還想重申，我們原有的主張，說話是算數(shù)的，關鍵是要看他的行動?！?   4月1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時強調，中國中央政府同達賴進行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現(xiàn)在雙方接觸商談的障礙不在我們，而在達賴方面；如果達賴真有誠意，就應落實在行動上；只要達賴方面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停止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我們隨時愿意同他繼續(xù)接觸商談。5月4日，胡錦濤在接受采訪時又指出，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請求，c中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今天要同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希望這次接觸取得積極成果；我們真誠希望達賴方面以實際行動表明已經(jīng)真正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停止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步商談創(chuàng)造條件。    5月4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負責人朱維群、斯塔與達賴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進行了接觸，指出：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接觸商談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希望達賴方面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活動，停止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為下一次接觸商談創(chuàng)造條件。7月初，第二次商談如期進行，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杜青林又會見了達賴的私人代表，又向達賴明確提出“四個不支持”。    11月初，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杜青林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一行，再次強調：在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這個原則問題上，無論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有絲毫動搖和偏離，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達賴喇嘛應該尊重歷史、正視現(xiàn)實、順應時代，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根本性改正，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希望達賴喇嘛作出對國家、對人民、對歷史、對自己有益的選擇。    2009年3月13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法國《費加羅報》記者問到中國政府是否愿意與達賴恢復接觸商談和達賴所謂的“真正自治”等問題。對此，溫總理再次明確表示：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涉藏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涉，這是我們的原則立場。我們對待達賴喇嘛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只要他放棄分裂活動，我們就愿意同他的代表進行接談，這個大門始終是敞開的；2008年，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應達賴喇嘛方面的要求，我們進行了三次接談，這種接談還可以繼續(xù)進行下去，關鍵在于達賴喇嘛要有誠意，使接談取得實質性的成果。    到了2010年2月2日，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朱維群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又指出：“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他自己并不隱蔽，除了那些漂亮話之外，所謂‘大藏區(qū)’、‘高度自治’是公開的，這些都涉及我們國家的領土完整、涉及我們國家的尊嚴，是不可以談的，我們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讓步的”；商談“這個門是不會關上的，除非發(fā)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獨立’這類的事情”。    達賴曾經(jīng)長期研習佛教經(jīng)典，想必能夠清楚地知道“回頭是岸”的含義，今后會走向何方，人們正在等待他的決斷，同時又充滿期待，希望他能從分裂祖國、破壞西藏地區(qū)安定與繁榮的所謂“事業(yè)”和“崗位”上真正“退休”，能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潮流，正視現(xiàn)實，認清形勢，走出“西藏獨立”的幻想和迷途，爭取在有生之年為西藏地區(qū)乃至整個中國的發(fā)展和進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編輯推薦

達賴喇嘛是一個脫離了國家與同胞、陷入難歸迷途的僧人。歷史的教訓是：陷入了脫離國家與同胞的迷途將一事無成。之所以說迷途“難歸”，而不是“不歸”，是因為他還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達賴喇嘛是一個歷經(jīng)諸多世事變故、目睹家鄉(xiāng)和同胞滄桑巨變的暮年老人，時已至此，回憶與思考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溫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來?！断惆屠拿酝?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是我國迄今為止第一部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現(xiàn)世(十四世)達賴喇嘛從1935年出生直到2011年70多年間的人生境況、其前功后過的人生經(jīng)歷的圖書。本書由厲聲、孫宏年、張永攀著。

圖書封面

圖書標簽Tags

無

評論、評分、閱讀與下載

---

    香巴拉的迷途 PDF格式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