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會選舉

前言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回首往事，漫漫求學路上的酸甜苦辣，時常令我百感交集。南開大學是我攻讀博士的母校。我與南開是有一份特別的機緣的。十年前，我利用業(yè)余時間開始自學日語。這本是無意之選，卻沒想到后來成為我報考碩士、博士的第一外語。因了這個緣故，2003年我離開北京，考入國內日本研究領域的頂尖機構之一——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三年求學期間，得到了恩師王振鎖教授諸多的教誨與提攜，并承蒙日本研究院楊棟梁教授、米慶余教授、李卓教授、宋志勇教授、趙德宇教授等諸位先生的鼓勵和幫助，還得助于日本研究院提供留學機會，赴日獲取大量第一手研究資料。在論文選題及寫作過程中，我的碩士導師、中共中央黨校趙虎吉教授以及北京大學宋成有教授都給予了極為真誠的指導。赴日留學期間，國學院大學坂本一登教授、早稻田大學依田家教授、原日本眾議院議員林義郎先生，在資料收集和答疑解惑等方面也給予了熱情幫助。在論文的評審和答辯階段，中國社會科學院湯重南研究員、天津社會科學院張健研究員、北京大學李玉教授、宋成有教授、大連大學劉毅教授以及南開大學楊棟梁教授、李卓教授等多位專家學者，以嚴謹的態(tài)度認真評閱，對本文提出了中肯的評審意見和修改建議。對一個年輕學者來說，這樣的批評指教確實讓我獲益匪淺。在這次出版修改中，諸位專家的寶貴意見已落實到即將出版的文稿中。在此對各位先生一并致以最誠摯的謝忱！

內容概要

　　本書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綜合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運用歷史、理論、實證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日本的國會選舉做了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和探討。通過研究，作者指出：對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亞洲國家而言，民主選舉絕非一蹴可就，除需要根植民主意識并加以全面提升之外，內外環(huán)境的沖突、外部壓力與自發(fā)性改革，都可成為影響民主選舉發(fā)展走向的因素；選舉制度的發(fā)展必須與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及國情相適應。選舉制度的改革，并不僅僅是制度的變革，它必然影響到政治格局、政黨體制以及政壇勢力的轉換與更替。

作者簡介

李海英，歷史學博士。1974年1月出生，籍貫山西繁峙。2006年于南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日本政治史，期間曾公派日本留學?，F任教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已發(fā)表學術論文近十篇，參與多項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課題。目前的研究興趣為中日文化比較以及中國近現代史等。

書籍目錄

導論第一章  日本國會選舉的發(fā)展歷程  第一節(jié)  二戰(zhàn)前日本國會選舉的確立與發(fā)展  第二節(jié)  二戰(zhàn)后日本國會選舉的革新與穩(wěn)固  第三節(jié)  1994年選舉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影響第二章  選舉制度：選區(qū)、議席、類型  第一節(jié)  選區(qū)劃分  第二節(jié)  議席決定  第三節(jié)  選舉制度類型第三章  選舉過程：競選、投票、管理  第一節(jié)  競選內容及功效  第二節(jié)  投票行動因素  第三節(jié)  無黨派選民的政治態(tài)度與投票行動  第四節(jié)  選舉管理的意義及功能第四章  國會選舉與日本的政黨政治  第一節(jié)  自民黨長期贏得選舉戰(zhàn)的三大“利器”——兼論社會黨“集票組織”缺失及其衰退原因  第二節(jié)  “一黨優(yōu)位制”下的“保革對立”結構弱化  第三節(jié)  選舉制度改革與政黨政治的新發(fā)展結論  對日本國會選舉的評價及走向預測參考文獻附錄1 日本眾、參議員選舉制度概要及比較附錄2  日本眾議員選舉投票率（1890－2005）附錄3  日本參議員選舉投票率（1947－2004）附錄4  日本常用選舉用語簡介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日本國會選舉的發(fā)展歷程日本是近代亞洲第一個建立西方式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其國會選舉始自1889年。明治維新“自上而下”的變革過程所帶來的國體“特異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臣民”觀念，正是造成二戰(zhàn)前日本選舉政治無論是制度規(guī)定還是制度運行都極為不民主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在專制體制下，民主代議的參政機能依然持續(xù)成長，奠定了日本二戰(zhàn)后民主發(fā)展的根基。二戰(zhàn)中的慘敗是日本政治發(fā)展的轉折點。在美國占領當局主導下，現代憲政體制的確立使日本國會選舉的運行擺脫了二戰(zhàn)前非民主勢力的桎梏和干擾，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會代表成為決定國家發(fā)展取向的關鍵因素，以國會選舉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在日本社會逐步穩(wěn)固下來?？v觀歷史，日本國會選舉的百年歷程始終與國家民主政治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過程相伴，因此，研究解析日本國會選舉的發(fā)展史，事實上就等于把握近現代日本政治發(fā)展的基本脈絡。與亞洲其他同樣沒有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相比，日本為什么能走上憲政道路？從1890年初創(chuàng)議會、首開選舉到二戰(zhàn)結束后逐步建立起以民主選舉為支柱的現代政治體制，日本的政治發(fā)展經歷了哪些階段？國會選舉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起到了什么樣的歷史作用？其本身又經歷了哪些演變過程？本章將依次解析以上問題。第一節(jié)　二戰(zhàn)前日本國會選舉的確立與發(fā)展一、民主選舉導入的背景及政治環(huán)境二戰(zhàn)前日本的國會選舉以《大日本帝國憲法》為基礎，于19世紀90年代開始運行。二戰(zhàn)前日本的選舉制度集中反映在《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中。近代日本能夠確立并施行民主選舉的首要社會前提是明治維新的勝利。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認為，明治維新給日本社會發(fā)展帶來了兩大歷史性轉變：首先是建立了獨立的現代國家，其次是日本社會體制從封建制轉向資本主義，民眾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這兩個歷史性轉變及其所形成的發(fā)展趨勢，為選舉政治在日本的出現創(chuàng)造了歷史性的前提條件。一個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是：德川社會的歷史遺產不允許日本通過民主的或群眾革命的過程來進行“自下而上”的變革，“只能是專制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因此，明治維新并不像西方國家建立民主代議機制所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是由資產階級發(fā)動的，而是由封建體制內部的武士階級發(fā)動的。因而，雖然明治維新在日本引發(fā)了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但還是有較強的保守性，“這種保守性直接感染了維新后的日本現代化發(fā)展?！睆亩?zhàn)前日本的政治發(fā)展來說，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這樣的變革主體雖然可以明確國家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取向，但是在優(yōu)先發(fā)展順序的選擇上就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保守性格。在“追趕型”近代化發(fā)展模式下，由藩閥元老掌控的政府機構在政治上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鞏固在皇權名義下政府的權威統(tǒng)治；在國家發(fā)展目標上明確指向“富國強兵”；在經濟政策上采取“以農村社會為犧牲而扶植商業(yè)金融巨閥”的政策。既然如此，政府就不能不放慢消除封建殘余的步伐、延遲發(fā)展資本主義民主的速度。這種來自政府的保守性格直接感染并貫穿維新后日本近代化的發(fā)展，作為政治近代化的重要內容，選舉制度被導入及多次修改的深層背景自然也逃脫不出這個現實環(huán)境。藩閥政府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保守態(tài)度，從明治國家建立之初政府公布的施政綱領《五條誓文》就可初見端倪。《五條誓文》的第一條就是“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然而，這里的“公議”并沒有人民廣泛參與政治的含義，而是意味著建立強藩諸侯、大名、公卿、土族等統(tǒng)治階級的“開明”封建主政權。盡管如此，薩長藩閥主導的明治政府實際推行的卻是“有司專制”，說明當時的政府當權者對于僅僅是名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都不敢許諾給人民。促使藩閥官僚權威政府終于在維新變革后的第21年頒布實施《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的直接動因，肇始于自由民權運動。歷史常常是無情的。發(fā)動維新變革運動的是武士階級，但在這場維新運動中，武士階級尤其是下級武士卻是最大的失利者。大多數中下級武士不僅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地位，而且失去了原有的經濟保障。所以，明治維新后，武士階級急劇分化，其中的失利者從對主要由倒幕運動得利者為主體形成的新政府的不滿，發(fā)展到明確反對明治政府的官僚獨裁。在“民主主義”旗號下，失利的武士掀起了自由民權運動。這場運動很快與當時正在日本各地蔓延的農民運動結合，形成全國范圍的民眾運動。日本近代的民主選舉制度正是在這場運動中醞釀和產生的。自由民權運動以在日本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為基本綱領，因此在客觀上推動了日本近代國家體制的建立。但是，這場運動也有其明顯的消極面——妥協性和不徹底性。一方面，這場運動雖名為“自由民權”運動，但運動的主體，除了舊的封建武士就是農村的地主、富農和佃農。所以，“自由民權運動是一種包含農民革命成分在內的運動”。哈佛大學日本研究專家E.H.諾曼指出：“日本自由主義是起于農村的，而不像英國自由主義那樣主要是城市商人反對保守鄉(xiāng)紳的運動?！绷硪环矫妫杂擅駲噙\動雖強調民主、自由和人權，但運動本身并沒有完全擺脫舊的封建意識。在運動初期打出的“土族民權”和“上流民權”旗號，具有濃厚的土族意識。因而，“整個運動沒有反對天皇制度，也沒有對作為天皇制國家基礎的國家主義作有力的批判，反而默認了它們?！边@恰恰表明，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不成熟性以及大量留存的封建殘余，使自由、平等、人權等政治思想依然停留在“舶來品”的程度，而沒有內化成民眾的統(tǒng)一認識從而形成自覺追求，削弱了日本國內要求建立民選立憲政體的社會團結、阻礙了民主運動的深度和持久性。這個弊端在開設民選議會、施行國會選舉不久后就顯現出來。盡管如此，目標多元、成分復雜的全國性自由民權運動掀起的巨大社會動蕩，還是迫使政府不得不發(fā)布保證十年后（1890年）公布憲法和開設民選議會的《國會開設敕諭》。當然，統(tǒng)治階層對日本終將開設民選議會的歷史趨勢也是有所認識的。從坂本龍馬提出的著名的“船中八策”到《薩土盟約》，再到明治政府成立后公布的《五條誓文》，盡管始終強調的都是有限“民主”，畢竟體現出對開設民選議會必然性的肯定。然而，自由民權運動打亂了政府的設想，使原計劃開設民選議會的時間表大大提前。建立憲政體制、實行民主選舉之前，由明治新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為日本實現近代選舉政治奠定了必要的社會前提：（1）在國家形態(tài)上完成了從封建割據國家向統(tǒng)一民族國家的轉化。采取的措施是：在“王政復古”的名義下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通過“版籍奉還”和“廢藩置縣”建立起符合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fā)展要求的統(tǒng)一行政區(qū)劃，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基本完善的官僚制度和近代軍隊制度，基本形成有限的地方自治和高度中央集權體系。（2）在國體上完成從封建統(tǒng)治向近代資本主義政權的轉化。改革措施有：廢除封建身份制，剝奪武士階級的特權、宣布“四民平等”，廢止封建俸祿，廢除太政官制度、建立歐美式的內閣制度，等等。具有獨立社會和政治地位的人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前提。因此，封建身份等級制的廢除，不僅具有體制變革的意義，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社會解放意義。（3）在社會基礎上完成了從封建束縛體制向近代文明開化體制的轉化，在地稅改革、殖產興業(yè)、文明開化和教育改革等方面為近代日本走向經濟發(fā)達、政治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動力源泉。促使日本政府推行上述重大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先進一落后”二元國際環(huán)境下的示范效應。為擺脫民族危機，必須效仿先進強國建立資本主義國家體制，這樣才能取得與列強平等的地位，徹底解除被殖民之憂。這是日本對外部壓力作出的積極反應。然而，作為“后發(fā)外生型”近代化國家，日本的起步條件與環(huán)境大大異于歐美“早發(fā)內生型”近代化的發(fā)展道路，因此，確保強大的政府權威成為發(fā)展之需，表現在國家建設上就是警察制度與上述改革同時發(fā)展。1888-1889年，在日本內務省主持下，全國各地“廣設警察分駐所，大量增加警察署的數目，并把過去的國事警察改稱為高等警察加以充實”。這一“日本特色”的舉措才真正彰顯出專制政府抑制民權的真實本意。在上述社會條件下，根據明治憲法形成的帝國體制具有五大特征：（1）國家主權屬于天皇，內閣、議會、法院只是天皇的輔助機構，國民是天皇統(tǒng)治下的臣民；（2）內閣由天皇任命的各大臣組成，并依法對天皇負責，政府除了天皇大權中的軍隊統(tǒng)帥權之外，作為天皇的“輔弼”幾乎享有全權；（3）議會只是政府提出的預算案和政府或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的審議決定機關，在文武官員的任命、條約締結、宣戰(zhàn)、媾和等方面沒有絲毫權力；（4）帝國議會由非民選貴族院和民選眾議院構成，兩院權限基本相同，眾議院僅僅是在預算上享有先議權，因此貴族院對眾議院有很強的牽制力，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充當了藩閥官僚勢力的支柱；（5）臣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雖然得到承認，但由于設置了極高的資格條件，民眾的基本人權或被壓制、或被法律和敕令嚴格限定在狹小的范圍之內。

編輯推薦

《日本國會選舉》是李海英編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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