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外交

前言

“我們總算走上了留日的道路！”40多年前抵日后不久，在一份留學生刊物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令人感觸良深。對于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最早的幾批亞洲留學生來說，要走上“留日”這條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是戰(zhàn)爭的陰影猶存；其次，是各方對日本學術的評價及留日后的出路，與其說是正面和樂觀的，不如說是負面和悲觀的?！暗侥巧耧L敢死隊與憲兵隊的故鄉(xiāng)，到底能學些什么？”“日本的一切，充其量只是歐美的仿照。同樣是付出寶貴的青春到海外取經(jīng)，為何不直接前往歐美？”在獲悉我決定到日本留學時，幾乎周圍所有的師輩、親戚和朋友都異口同聲發(fā)出反對的聲音?！皯?zhàn)后的日本有異于戰(zhàn)前，飽受戰(zhàn)火洗禮的日本人應該會更加珍惜和平?！薄霸趤喼扪芯縼喼迒栴}，應該更為實用。明治百年以來日本近代化成功與失敗的經(jīng)驗，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薄罢驗檫@是一條人們少走的道路，更具有挑戰(zhàn)性！”

內容概要

日本各報之間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但與此同時，其報道模式、評論態(tài)度、新聞價值的判斷與取舍、版面的策劃與欄目的“劃一性”，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這種“劃一性”，再加上各大報紙及各電視臺狂轟濫炸式（日本人稱之為“集中豪雨”式）的、傾向于煽情渲染式的激情報道手法，使得日本國內某一時期某種話題和熱潮接連不斷地出現(xiàn)。

作者簡介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在新加坡華中和南洋大學受教育。1966年負笈東瀛攻讀新聞學，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院新聞系，后獲立教大學社會學（主修新聞學）博士學位。留日期間，曾不斷為新加坡報章撰寫東京通訊。1973年返回新加坡，就職于《星洲日報》，負責撰

書籍目錄

總論：日本的亞洲報道往何處去？第一部分：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論　第一章 日本大眾傳媒東南亞報道的特征與基調　　一、戰(zhàn)前報道的背景和特征　　二、戰(zhàn)后報道的背景和特征　第二章 日本戰(zhàn)前“南方報道”與戰(zhàn)后“東南亞報道”的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　　一、戰(zhàn)前“南方報道”的任務及其旗手　　二、戰(zhàn)后“東南亞報道”的空白期與特征　　三、小結　第三章 戰(zhàn)后日本的華僑與華人論——日本傳媒與專家論調分析　　一、“華僑論”無法打破框框的背景和因素　　二、20世紀70年代以后“華僑論”的特征與變化　　三、后冷戰(zhàn)的“中華勢力論”與“華僑、華人論”　第四章 從留學生問題報道看日本傳媒的“內部國際化”觀　　一、“10萬名留學生計劃”提出的背景　　二、日元增值與大眾傳媒報道　　三、孟加拉青年“餓死事件”帶來的沖擊　　四、營造“官民一體的救援氛圍”　　五、“王小玲事件”和“上海事件”之后的媒體報道特征　　六、從“可憐論”到“出外掙錢論”　　七、結束語——令人質疑的“內部國際化”報道態(tài)勢（補記）　第五章 開國乎？鎖國乎？——引發(fā)“國民大辯論”的外勞輸入問題　　一、“國民大辯論”所論何事？　　二、漠視戰(zhàn)前“強制勞工”與“海外雄飛”的史實　　三、20世紀70年代——圍繞“研修生”制度的爭議　　四、20世紀90年代——虛虛實實的“開國”　　與“鎖國”的爭論　　五、傳媒報道與評論的傾向及特征　　六、小結：焦聚“研修生”所含的意義（補記）　第六章 世紀之交的中日關系與日本輿論動向 ?、?日本傳媒對江澤民訪日的反應　　一、后冷戰(zhàn)的亞洲格局與日本“中國觀”的變化　　二、江澤民訪日前夕中日的爭執(zhí)　　三、江澤民訪日期間日本媒體的反應　　四、日本傳媒如何詮釋北京的“歷史情結”？　　五、中日關系往何處走？  ……第二部分：從亞洲看日本的變與不變  第七章 戰(zhàn)后日本的亞洲政策與日亞摩擦  第八章 從亞洲的角度看日本的”海外派兵“論——海灣危機與日本輿論去向分析  第九章 從鼓吹“雁行論”別擔憂“日本虛無論”——“日本模式”的反思和啟示  第十章 日本的“常任理事國夢”與輿論誘導  第十一章 從“小泉現(xiàn)象”看日本政治的變與不變附錄一：座談：日本與亞洲·世界的對話與溝通附錄二：時評：從安倍政權的開場閉幕到福田內閣的誕生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第一部分：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論第一章 日本大眾傳媒東南亞報道的特征與基調一、戰(zhàn)前報道的背景和特征在探討戰(zhàn)前和戰(zhàn)爭期間日本大眾傳媒對東南亞問題報道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日本人在占前與戰(zhàn)爭期間對東南亞的基本概念，也有必要回顧日本與東南亞的關系史。與此同時，我們還是辨清日本當局對東南亞的定位及其相關國策的變化，進而探討大眾傳媒在上述背景下被賦予的任務和使用。

后記

正如筆者在《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論》（日文版，日本評論社，2003年）的后記中所述一般，1989年當筆者從報界轉入學界時，不少朋友甚表關心并曾問我有何感受。我的回答是：對我來說，這只是工作重點的轉移。因為，作為新聞系科班出身的新聞工作者，我在報界的16年期間，盡管主要的任務是撰寫社論與國際問題的時評，但從未停止過對報史與報學的研究；同樣的，在轉行進入學界之后，我仍然不停筆耕，繼續(xù)為新、馬、港乃至臺海兩岸的一些報刊不定期地供稿。加之教學與科研的內容基本上仍離不開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系和日本與亞洲相互報道的課題，日本的亞洲報道、亞洲論與亞洲外交，遂成為我時時刻刻不能不關注的問題。于是乎，仔細閱讀與觀察日本主流媒體的報道傾向、比較日本與亞洲各國傳媒論調之異同并從而探討日本外交之走向，遂成為我每日不能不留意與不斷思考的課題。40年前留日期間為新加坡報社撰寫通訊稿時是如此，1973年返回新加坡參與主持報社筆政時是如此，1989年轉入學界后仍然沒有兩樣。與此同時，也許是與“職業(yè)病”有關，或者是說自幼接受理論與實踐不可分開的看法之影響，筆者在轉入學界后仍然以“學術研究不忘現(xiàn)實社會”為座右銘。

編輯推薦

《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外交》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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