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遠去·壹

內(nèi)容概要

　　民國時期是一個王綱解紐、諸侯蜂起、異族入侵、整個中國歷史中少有的亂世；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動蕩、大輝煌的時代，是科學與民主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fā)芽的歷史轉(zhuǎn)折關(guān)頭。從文明進步意義上說，它已超越了任何一個朝代的亂世與所謂的“盛世”。在這樣一個紛亂中暗含著文明與進步的特定的歷史氛圍中，在各個領(lǐng)域、各個層面，產(chǎn)生了一批特立獨行的大師級人物，而這批人物的家庭背景、氣質(zhì)、愛好、學行、處世方式等等諸方面各不相同，中西交匯，文化碰撞，數(shù)十位文化大師在短暫的民國時代巨星云集，造就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壯麗奇觀，從而構(gòu)成了20紀上半頁中國歷史星河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在這個風景的正面和背面，映照出的是清華研究院五位大師的身影；是霸氣橫生的“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傅斯年那沖天的怒吼；是“三百年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陳寅恪那孤獨的回望；是一代佳人林徽因與冰心的恩怨是非；是吳宓與毛彥文的“柏拉圖之戀”，是一代狂人劉文典力踢蔣介石的奇聞軼事，是著名學者聞一多在死神面前從容鎮(zhèn)靜的面容……
　　本書講述了民國大師們的飛揚與落寞，崇高與卑微……還原了他們極具人性的隱秘歷史。文中融入了作者深重的生命體驗，其敘述生動，史料豐富，見解獨特，在此類作品中風格獨樹一幟，深受讀者喜愛。

作者簡介

　　岳南，東諸城人，1962年生，先后畢業(yè)于諸城五中、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文學系、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研究生班。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xié)會副會長，臺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著有《復活的軍團》《日暮東陵》《天賜王國》《風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十二部。另著有以自由知識分子學術(shù)精神與情感命運為主體脈絡的《陳寅恪與傅斯年》《從蔡元培到胡適》《李莊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們那一代文化名人》《南渡北歸》（三部曲）等十余部，其中《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遭遇兵圣》《千古學案》《萬世法門》（合著）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意、日、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銷量已達數(shù)百萬冊，為中國最具全球影響的當代著名作家之一。

書籍目錄

一、清華國學院共有幾位導師
二、馬衡緣何未能進入史語所
三、1937：北大、清華的最后一課
四、胡適的書生大使生涯
五、孔祥熙與齊魯大學的一段隱秘
六、胡福林因何不辭而別
七、傅斯年說：我是三等人才
八、傅斯年為何大罵郭沫若
九、李敖為何狂咬大師李濟
十、林徽因與冰心結(jié)怨的背后隱密
十一、傅斯年為何輕視冰心
十二、林徽因室內(nèi)飛機殘片的真?zhèn)?br />十三、陳寅恪被困香港的原因
十四、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十五、傅斯年拒絕支付陳寅恪薪金
十六、陳寅恪投奔燕大始末
十七、金岳霖、朱自清留戀的名媛
十八、錢昌照與沈怡、胡適的恩怨
十九、臧克家比陳夢家差在何處
二十、陳夢家之死
二十一、劉文典怒踢蔣介石
二十二、聞一多與劉文典的怨仇
二十三、蔣介石沒有下令刺殺聞一多
二十四、周作人稱傅斯年是“驢鳴”
二十五、劉文典、潘光旦落選院士的隱秘

章節(jié)摘錄

一、清華國學院共有幾位導師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解體已近八十年，歲月的風塵湮沒了許多令人懷念的往事，師生們的身影也在朦朧的荷塘月色中漸漸淡出世人的視野，但留在校園和學術(shù)界堅實的足跡仍清晰可辯，歷久彌新。大師們所顯現(xiàn)的人格光輝，與點燃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盞永不息滅的指路明燈，引導后學繼續(xù)向著前方的路走下去。按通常流行的說法，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四大”沒錯，但以為整個國學院的導師共四位那就錯了。清華國學院終其一生，稱為導師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陳、趙“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內(nèi)設立的游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游美肄業(yè)館遷入西北郊外的清華園辦公，并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年4月29日（農(nóng)歷四月初一），清華學堂正式開學。自此，中國教育史又增添了光彩的一頁。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梁啟超。最初的十幾年中，清華學堂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則相對薄弱。1924年初，隨著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涌動，清華學堂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這年10月，根據(jù)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chuàng)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yè)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1]由于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限制，籌備人員多次研究，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后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1925年2月，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適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shù)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并讓吳拿著自己簽發(fā)的聘書一一聘請。很快，在學界聲名顯赫的王國維、梁啟超與在國外的趙元任、陳寅恪相繼被聘為教授。——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清華校方為聘請“四大導師”來校任教，可謂不遺余力，其中一個被后世廣為稱道的鮮明特點是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盡管頭上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卻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堪稱當之無愧的學術(shù)大師。年輕的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于哈佛、柏林等美國、歐洲名校轉(zhuǎn)過一遍，終未能揣得一張博士文憑回來，完全是為求知而讀書。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中國學子，陳寅恪、吳宓、湯用彤等三人被譽為“哈佛三杰”，風頭強健，為同輩所矚目。而陳寅恪更是駿馬中的“赤兔”，其學問之廣博精深，已達出神入化之奇境。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概地說道：“一九一九年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qū)之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nèi)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2]縱觀吳宓一生的為人為學與人格品行，此話當是處于真心仰慕之情而發(fā)之。至于這“四大教授”或“四大導師”的稱號最先由誰呼起，后來的研究者已難考證，據(j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四大教授'這個稱呼，不是我們自謅的，這實在是張仲述找元任時信上如此說，第一次見面也是如此說。而校長曹云祥開會時也是如此稱呼的。……其實正式名稱是'四位導師'”[3]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張彭春，屬于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趙元任到清華做教授，主要是張的舉薦，而陳寅恪則得意于吳宓與王、梁二位導師的薦舉。楊步偉所說，是李濟進清華之前的事，當李氏入主國學院之后就成為五位導師了。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鐘祥縣的李濟，字濟之，4歲入書房從一個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據(jù)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說：“他那表叔，是一個老秀才，最喜歡打悶棍，所以他（李濟）現(xiàn)在雖說記不清楚得了他多少的教育的益處，卻記得那頭上發(fā)了幾次塊壘。”[4]這些故事是當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教書時告訴張的，張聽后覺得很可笑，但又不否認是一種事實存在。1907年，李濟隨時為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兩個著名中學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14歲考入清華學堂。關(guān)于這一人生轉(zhuǎn)折，用李濟后來的話說“等到清華招考的時候（也就是宣統(tǒng)二年），雖說有很多人不愿意送子弟進洋學堂，但也有一部分人送他們的子弟去考，而我就是一個，并且我僥幸的是考取了。所以，我進清華還是在前清的時候。進了清華半年，暑假以后就遇到了辛亥革命。雖說政治上起了變動，清華并未停課，秋天我仍然進了學校。”[5]到了1918年，即一個叫列寧的世界級政治人物領(lǐng)導俄國工人“一聲炮響”奪取政權(quán)之后，突然受到一個叫卡普蘭的女特務刺殺，差點丟了性命的那一年（見蘇聯(lián)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11月）的那一年。李濟結(jié)束了八年的清華學習生活，以官費生的身份，悄然無聲地去了西方屬于資產(chǎn)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美利堅合眾國，開始“放洋”生涯。與他同船離開上海浦江碼頭的一批官費和自費留學生中，有后來成為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朱家驊、總干事葉企孫；著名學者董時、張道宏、查良釗、劉叔和，還有一個同船赴美籌備造反事宜的職業(yè)革命家汪兆銘。當然，坊間名氣最大者除當年曾叫喊“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后來當了中國頭號漢奸的國賊汪兆銘（精衛(wèi)），應算是梁啟超的得意門生、著名詩人徐志摩。這年的9月14日，船抵美國舊金山，李濟與諸友分手，與徐志摩等幾人進入馬薩諸塞州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就讀。李與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關(guān)系極為密切。李主攻心理學，徐攻讀財政、銀行學專業(yè)。一年之后，徐志摩轉(zhuǎn)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經(jīng)濟學（1920年暑期后轉(zhuǎn)赴倫敦），李繼續(xù)留在克拉克大學作為研究生攻讀社會學，并于1920年獲碩士學位，同年轉(zhuǎn)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專業(yè)，并成為當時哈佛大學人類學研究院唯一的外國留學生，同時也是哈佛創(chuàng)建以來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濟隨具有國際威望的人類學大師虎藤（E.A.Hooton）、羅蘭oBo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學的一個觀點，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所指的中國與夷狄的說法，把中國的歷史材料作一種分析”，并進一步弄清整個中國民族是怎樣形成的，這個“最突出的現(xiàn)象”。[6]當這一研究課題基本完成后，李濟把博士論文中的主要內(nèi)容綜合成一篇題為《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的英語短文，刊載于1922年2月美國巴爾的庫出版的《中國留學生》月刊，以征求學術(shù)界同行的意見。同年12月，美國人類學會在波士頓舉行年會，與會者均為當時美國頂尖的人類學家。李濟在導師和鼓勵下，將本年2月發(fā)表的論文稍加修訂，參加年會并公開宣讀。令李濟和他的導師頗感欣慰的是，入會者聽完報告，對這位年輕的東方學子獨特見解和不凡的學識報以熱烈的掌聲。未久，這份報告便在1923年123期《哈佛研究生》雜志刊出，這篇“中國民族之科學研究第一部著作”，（吳相湘語）引起了學術(shù)界更加廣泛的注意。此時，大哲學家羅素（1920年曾到中國講學）正在修訂他的著作《中國問題》，在讀了李濟的論文后，“得到了某些頗有啟發(fā)的見解”，隨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補入了他的著作中。由于羅素所具有的世界性聲譽和大師地位，隨著著作的問世，被他引用了論文的李濟也跟著名聲大噪。1923年，李濟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研究》（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lnquiry）[7]完成。此著根據(jù)111個現(xiàn)代中國人的體質(zhì)特質(zhì)，從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發(fā)展，十大姓氏的起源與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況，綜合出中國民族的五種重要成分，堪稱對中國民族的科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其所應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為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學者共同效仿的標桿而經(jīng)久不衰。也就是這部著作的問民，使年僅27歲的李濟榮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成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者。榮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裝，告別了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與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的途程。一只鮮活亮麗的“海龜”就這樣穿過波涌浪滾的浩瀚大洋，攜西學文化的新風與銳氣，精神抖擻，豪氣飛揚地爬上了黃土凝成、板結(jié)干裂的遠東大陸，回到了曾賦予他青春和夢想的故都北京城。此時的“海龜”與若干年后作為新生代的“海龜”有著較大不同，在李濟的夢想里，有成就一位學術(shù)界大師的心愿，卻沒有撈個大官或弄個百萬富翁或千萬大亨的追求。從徐志摩于哥倫比亞大學致李濟的信中可以看出，這個被徐稱作“剛毅木納，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8]“老兄”，心中裝填的是“新文化，科學救國，振興民族”等一類理想與抱負。這一鮮明的時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濟所說：“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人想在美國長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那時的留學生，都是在畢業(yè)之后就回國的。他們在回國之后，選擇職業(yè)的時候，也沒有人考慮到賺多少錢和養(yǎng)家活口的問題。我就是在當年這種留學風氣之下，選擇了我所喜愛的學科——人類學。[9]回國后的李濟，在一位叫凌冰的美國克拉克大學時期結(jié)識的學長舉薦下（南按：當時凌擔任南開大學部主任，一說教務長），受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先是擔任人類學、社會學兼及礦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間，由于礦科專業(yè)的關(guān)系，結(jié)識了當時中國著名的礦物學家、地質(zhì)學家翁文灝，并通過翁結(jié)識了在李濟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轉(zhuǎn)折意義的國際級地質(zhì)學家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為曾在歐洲劍橋、葛拉斯哥等大學求學七載，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時歸國的老字號”海龜“，此時已取得了中國地質(zhì)學界的領(lǐng)袖地位，甚為學界同仁推崇敬仰。年輕又具有遠大抱負的李濟，自從和這位”風采翩翩，學問淵博，見解超人，“而且”性格爽朗，直率，做事頗有決斷“的”丁大哥“做了一番交談后，從”非常投機“，很快轉(zhuǎn)化為”更加佩服。同時還發(fā)現(xiàn)，丁文江先生有許多意見，實在與我自己的意見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他的恢宏的見解，更提高了我對于中國學術(shù)的希望。“[10]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正是這種志同道合的血性與因緣，使二人結(jié)成終生摯友。這時的丁文江正擔任中國地質(zhì)學會秘書長，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和野外收集資料頗為熱心，而正在這個時候，河南新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傳到北平后，引起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丁文江得知這一消息，便鼓動李濟親自前往現(xiàn)場做些發(fā)掘工作，并籌了二百塊大洋作為發(fā)掘經(jīng)費，同時還派地質(zhì)調(diào)查所譚錫疇作為助手，目的是”尋找該地區(qū)內(nèi)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時代的遺存“。李濟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鄭作了第一次試探性小規(guī)?？脊虐l(fā)掘，由于土匪搗亂與河南人不肯合作，加上墓葬幾乎被盜墓賊盜掘一空，發(fā)掘收獲不盡人意，李濟自覺有”失敗“之感，但還是從具體實踐探索中積累了可貴的田野工作經(jīng)驗，并有簡短的英文報告《新鄭的骨》問世。[11]按李濟的說法”由這些無數(shù)的寶貴經(jīng)驗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丁文江先生對我們的一番苦心。“ 正是因了這番苦心，使年輕的李濟邁出了由人類學家向考古學家轉(zhuǎn)變的第一步?；蛟S，正如許多年后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飛船弦梯，邁向月球加里加特死海之時發(fā)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聲音：“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李濟在新鄭發(fā)掘的第一步，也正是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邁出的一大步，具有科學性質(zhì)的考古學大幕將在這輕輕的腳步聲中正式拉開，神秘的東方古代文明之門將轟然洞開，使整個地球人類為之震撼。1924年，美國華盛頓史密森研究院佛利爾藝術(shù)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tt），派畢士博（C.W.Bishop）率領(lǐng)一個代表團來中國進行考古發(fā)掘和研究，鑒于李濟在學術(shù)界日漸興隆的名聲及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史上所作的最早貢獻，畢士博由北京的團部寫信至天津南開大學邀請李濟加入他們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隊。李濟當時認為自己“雖說是在美國作過五年學生，但與外國人沒共過事。”因而當收到信時，頗為躊躇，最后“就決定請教'丁大哥'去。”丁文江認真聽完李濟的陳述后，直截了當?shù)卣f：“教書固然是很好，研究更為重要。”因而主張李選擇研究工作，并且列舉了幾件很顯赫的事例，以證明他如此看的理由。同時丁告訴李，與外國人相處，重要的是“直道而行”，且“開始就把條件講清楚。”[12]聽了丁文江的“箴言”，李濟決定與對方合作，他在給畢士博的回信中，首行提出了合作的兩個決定條件：“一個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的學術(shù)團體合作；一個是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接信后即回華盛頓，向他的上司——弗利爾藝術(shù)館館長洛奇匯報，順便將李濟贊揚一番，終于達成一致意見。不久，李濟收到畢士博的回信，稱：“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決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13]李濟對這個答復很滿意，于是便辭去南開的教職，于1925年初，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既維護主權(quán)，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資搞科研的先河，為后來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發(fā)掘的資金問題的解決”（李濟語）打下了基礎(chǔ)。就在李濟加入畢士博考古工作隊不久，清華國學研究院也鳴鑼開張，作為清華大學籌備處顧問的丁文江，意識到清華未來的光輝前景，建議李濟去研究院一邊任教一邊做研究工作，并把情況介紹給老朋友梁啟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華校長曹云祥推薦，曹一聽李濟的經(jīng)歷和名聲，立即決定聘請。于是，時年29歲的李濟，以講師的身份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1925年6月15日，清華校長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職員名單：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助教：陸維釗（同年9月辭職，由趙萬里接任）、梁廷燦、章明煌。主任：吳宓。事務員：衛(wèi)士生。助理員：周光午。[14]如此精簡干練的教職員陣營，頗為校內(nèi)外同人稱贊，向以木納寡言的王國維更感欣喜，聲稱正合他早年關(guān)于治校之論述：“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15]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華與全國教育界被視為歪理邪說而被無情地拋之于九霄云外了。從清華國學院整個聘任過程中可以看到，由于當時中國學術(shù)界人數(shù)，特別是有名望的“海龜”尚不可多得，學者間的相互推薦和學者出身的校方負責人之認同，在此發(fā)揮了交疊的作用。就整個導師隊伍論，此時的李濟雖有大師的身價，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導師之一，但后世士林卻沒有把他與王、梁、陳、趙“四大導師”并列而成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沒有前“四大”的教授頭銜，其實內(nèi)中還有更多復雜的原因與詳情，而這些詳情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模糊淡遠，遂成為后來剪不斷，理還亂的一段歷史公案。關(guān)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說法，一種是，由于李濟當時正和美國費利爾藝術(shù)館合作組織考古發(fā)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fā)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fā)，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fā)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16]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以威天下。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jīng)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費利爾藝術(shù)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抉，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jīng)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shù)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擔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zhì)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17]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博士）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yè)，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18]據(jù)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這一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guān)規(guī)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zhì)調(diào)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zhì)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shù)囊彩侵形南抵v師銜的帽子。據(jù)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xù)約，則本校繼續(xù)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xù)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jié)果畢士博繼續(xù)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fā)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19]關(guān)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guān)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yōu)?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20]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吧。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與“幾位”問題，產(chǎn)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去實現(xiàn)他的理想。從當年清華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之后 ，擔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他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徐中舒（徐為第一屆研究生，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在清華的日子，李濟與各位教授們關(guān)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當是比自己大23歲的梁啟超，不僅因為梁對李有推薦保舉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對待近現(xiàn)代田野考古這門新興學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熱情。梁啟超是最早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并系統(tǒng)總結(jié)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成果極富遠見卓識的史學大師，也是一位非常重視遺址搜尋和田野發(fā)掘的熱心倡導者。在清華任教時的梁啟超正擔任著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而這個時候的李濟正是一位血氣方剛，朝氣蓬勃，滿身透著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學知識與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許多想法與梁啟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極為重視田野考古發(fā)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濟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后，在梁啟超的鼓動和費利爾藝術(shù)館畢士博的支持下，即開始著手讓考古人類學這門新興學科突破厚重的清華園圍墻，把教研課堂搬到田野之間，使其有一個更大的舞臺和更廣闊的前景，于是便有了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zhì)和深遠意義的山西考古之行。1926年6月，在梅貽琦主持下，清華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歷史學系教授舉行聯(lián)席會議，討論組建考古陳列室問題。討論中大家認為：“欲研究吾國古代之文明，人類進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資藉于實物及遺跡之考察也。”[21]乃議決由研究院與歷史系合辦考古學陳列室，由兩部教授合組一考古學室委員會，公推李濟為主席，主持其事，每年經(jīng)費預算六七千元。借此契機，這年9月，李濟與北京地質(zhì)調(diào)查所地質(zhì)學家、清華大學部地質(zhì)系講師袁復禮同赴山西，開始了調(diào)查發(fā)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縣發(fā)現(xiàn)了著名的西陰村遺址。二人組織當?shù)孛窆ぴ诖税l(fā)掘了兩個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結(jié)束。此次發(fā)掘收獲頗豐，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裝九大車，于次年元月初，歷盡數(shù)次艱險磨難和幾個晝夜的風餐露宿，總算安全無損地押運到清華研究院。梁啟超看罷又驚又喜，連夜給就讀于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專業(yè)的兒子梁思永寫信，信中頗為激動地談到了這批出土器物，并詳細敘述了銅器、石器、骨器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等問題，并說道：“此外，他們最得意的是得著半個蠶繭，證明在石器時代已經(jīng)會制絲。”對此次考古發(fā)掘的重大意義，極富科學眼光的梁啟超說：“這幾年來（民國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肅、奉天發(fā)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jīng)這回的發(fā)掘，他們想翻這個案。”“（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是不錯。” [22]梁啟超殷切期望在美讀書的梁思永好好研習學問，回國后跟著李濟從事考古發(fā)掘與研究事業(y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成功發(fā)掘，是中國人首次獨立進行的發(fā)掘事業(yè)，由此揭開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序幕，它在以堅實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氏提出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的同時，也標志著現(xiàn)代考古技術(shù)在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生根發(fā)芽。作為人類學家的李濟由這次成功發(fā)掘而正式轉(zhuǎn)到了考古學領(lǐng)域探索與實踐之中，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考古學發(fā)展史上開一代先河的大師地位， 并以“中國考古學之父”而載入史冊。[1]《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jīng)過》，吳宓《清華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2]《吳宓詩集·空軒詩話》，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出版。[3] 《四年的清華園》，趙楊步偉 ， 臺北《傳記文學》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4、5、6] 《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7]《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李濟，載《傳紀文學》第一卷第五期，1962年10月1日，臺北出版。[8] 《李濟與友人通信選輯》，載《中國文化》第十五、十六期。[9、13] 《我與中國考古工作》，載《李濟與清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10、12]《關(guān)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李濟，載《丁文江印象》，雷啟立編， 學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11]原文載于Transactions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Vol.3.1926.[14、17、18、19、21]轉(zhuǎn)引《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孫敦恒編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15]《王國維遺書》5，《靜安文集續(xù)編》，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出版。[16] 《致李光謨》，戴家祥 ，載《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戴是1926年考入清華研究院的第二屆研究生，據(jù)載云：當時的清華研究院有王、梁、陳、趙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間，助教一名。李濟同樣得到了一間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屆畢業(yè)生王庸（字以中）。根據(jù)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導師談話。[20] 《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楊振寧等著 ，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22]《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愐橥鯂S所撰碑文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間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作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有膽的大刀闊斧本領(lǐng)。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lǐng)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m論傅斯年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迦A大學老校長 梅貽琦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guī)煶姓绿?、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國學大師 劉文典“大師之后再無大師”這句話很妙，原來以前的大師都是民國人，至少是民國那時候過來的。然后對比今天，我們就發(fā)現(xiàn)，由于種種原因，今天的確缺少大師?！骷?、主持人 梁文道

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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