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佛教

出版時間:2009-12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作者:馮金忠  頁數(shù):370  

前言

  文化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偉大創(chuàng)造。中華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成就輝煌,對世界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嘹w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它的地域范圍大致是北起陰山南麓,南達黃河,西至太行山,東臨大海。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遼寧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山東省、河南省的部分地區(qū)。廣闊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開放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為燕趙文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燕趙文化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與周邊的齊魯文化、河洛中原文化、三晉文化、蒙古草原文化、關東文化水乳交融,相互滲透,共同發(fā)展,從而形成了燕趙文化的若干特征:其一是平原農(nóng)耕文化與草原畜牧文化相互會合;其二是漢族文化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其三是元、明、清以來,處于全國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既與傳統(tǒng)的地域文化相互結合。也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和“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其四是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激烈撞擊中,燕趙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策源地,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成為馬克思主義最早在中國傳播的中心。

內(nèi)容概要

  燕趙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它的地域范圍大致是北起陰山南麓,南達黃河,西至太行山,東臨大海。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遼寧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的中南部以及山西省北部、山東省、河南省的部分地區(qū)。廣闊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開放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為燕趙文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作者簡介

  馮金忠,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隋唐史及河北地方史研究。在《中國史研究》、《文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唐代幽州鎮(zhèn)組織體制探微》、《唐代病坊芻議》等二十余篇。

書籍目錄

上編第一章 兩漢之際佛教在燕趙的早期傳播一 兩漢之際佛教在中國的初傳二 兩漢之際佛教在燕趙的早期傳播第二章 魏晉北朝時期燕趙佛教一 魏、西晉時期燕趙佛教二 十六國北朝時期燕趙佛教三 二武滅佛與燕趙佛教四 魏晉北朝時期燕趙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布第三章 隋唐五代時期燕趙佛教一 隋代燕趙佛教二 唐五代時期燕趙佛教三 唐武宗、后周世宗滅佛與燕趙佛教四 隋唐五代時期燕趙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布第四章 宋遼金時期燕趙佛教一 宋遼時期燕趙佛教二 宋遼時期燕趙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布三 金代燕趙佛教四 金代燕趙佛教寺院的地域分布第五章 元明清時期燕趙佛教一 元代燕趙佛教二 明代燕趙佛教三 清代燕趙佛教下編第六章 燕趙佛教寺院的建筑與布局一 燕趙佛教寺院的布局二 燕趙佛教寺院的塔與經(jīng)幢三 燕趙佛教寺院的藏經(jīng)樓四 燕趙佛教寺院的花草樹木第七章 燕趙佛教寺院的塑像、壁畫與鑄造工藝一 燕趙佛教寺院的塑像二 燕趙佛教寺院的壁畫三 燕趙佛教寺院的鑄造工藝第八章 燕趙佛教寺院的碑刻、摩崖刻經(jīng)與石經(jīng)一 燕趙佛教寺院的碑刻二 燕趙佛教寺院的摩崖刻經(jīng)與石經(jīng)第九章 燕趙佛教寺院的名僧一 燕趙地區(qū)佛教的奠基人佛圖澄二 “東方圣人”釋道安三 號稱“禪學之最”的北齊名僧僧稠四 禪宗二祖慧可五 隋代三階教主“異端”僧人信行六 “東方菩薩”唐代慧凈七 臨濟宗開山祖師義玄八 “趙州古佛”從諗九 “巧思出天性”的宋代僧人懷丙十 戒臺寺宗主遼僧法鈞十一 中興潭柘禪學的金代名僧廣慧十二 金元之際的曹洞大師萬松行秀十三 游刃于僧俗兩界的一代奇僧道衍第十章 燕趙佛教寺院與民俗一 燕趙佛教寺院的廟會二 燕趙佛教寺院的尉遲敬德現(xiàn)象第十一章 燕趙佛教寺院與詩僧文士一 燕趙佛教寺院與詩僧——以賈島為代表二 燕趙佛教寺院與宋代士大夫三 佛教寺院常為文士讀書之處主要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15世紀初,宗喀巴進行宗教改革,創(chuàng)立格魯派,又稱黃教,成為喇嘛教中勢力最大的教派。16世紀中葉,黃教開始在蒙古地區(qū)傳播。蒙古土默特俺答汗首先皈依黃教,在庫庫和屯城(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修建甘珠爾廟,此為今內(nèi)蒙古地區(qū)出現(xiàn)的第一座黃教寺院。此后,著名的黃教寺院大昭寺、席力圖召等在今呼和浩特相繼建成,呼和浩特成為明末清初黃教傳播的中心。明萬歷十五年(1587年),達賴三世索南嘉措應蒙古左翼察哈爾部圖們汗的重禮聘請,到蒙古東部講經(jīng)說法,黃教從此傳人左翼蒙古各部。由于蒙古上層的崇信和提倡,黃教在蒙古各階層中廣泛傳播開來。及至清初,黃教在蒙、藏民族中已是根深蒂固,得到了民眾的普遍信仰。大喇嘛被視為“天神”,擁有巨大的政治和社會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當?shù)氐恼涡蝿?,影響著當?shù)氐娜诵南虮??! ∫虼耍鸪缋锝膛c否,既關系到大清王朝與蒙藏的民族關系,更關系到大清王朝的鞏固與統(tǒng)一。所以,推崇和利用喇嘛教是清王朝一貫推行的國策。清建都北京后,順治帝即遣使赴藏,敦請五世達賴到北京會晤。順治九年(1652年),五世達賴來到北京,受到順治皇帝的熱情接待,授予其“達賴喇嘛”的封號。為了方便達賴在北京的居住和禮佛,特為他修建了西黃寺。自順治以后,清代諸帝延續(xù)了這一政策??滴跞辏?691年),為了迎接喀爾喀蒙古歸順,在蒙古故地多倫諾爾(今內(nèi)蒙古多倫縣),組織了著名的多倫會盟。盟會上,康熙帝應蒙古貴族之請,同意在喀爾喀蒙古三部實行盟旗制度,編為左、中、右三路,劃分為三十四旗,在行政管理上與內(nèi)蒙古同例。為了尊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還在多倫修建了一座喇嘛教寺院匯宗寺,多倫很快發(fā)展成為喀爾喀蒙古朝拜的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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