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權力與主體

內(nèi)容概要

　　《文學權力與主體》著眼于建構接觸空間詩學這一新的批評理論，是施瓦布教授近十多年來的代表性理論成果。弗洛伊德、列維–斯特勞斯、拉康、德里達、德魯茲、巴赫金、伽達默爾、沃爾夫岡·伊澤爾、朱麗婭·克里斯蒂娃、范農(nóng)等思想大師和著名學者為她提供了多源思想滋養(yǎng)，更是她與之進行思想對話和爭鳴的對象。文學、人類學、思想史、心理分析、文化研究、批評理論等不同學科共同組成的知識領域則是她自由馳騁的疆場。首先，她提出閱讀的心理分析模式，使心理分析文學理論發(fā)出新的聲音；繼之，她將閱讀視為獨特的文化接觸形式，探索文學與人類學之間的邊疆地帶；最后，她聚焦西方現(xiàn)代暴力歷史及其創(chuàng)傷，探討暴力、創(chuàng)傷與敘事的關系。上述三個層面不斷豐富完善，構成她整個接觸空間詩學的三個發(fā)展階段。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加布麗?！な┩卟迹℅abriele Schwab） 譯者：陶家俊

書籍目錄

譯者序　文學的接觸空間詩學
劉索拉序　怎一個愁字了得——讀加布麗埃《抵制記憶和遺忘的書寫》有感
作者序　文學的轉化之力——《文學、權力與主體》簡介
上編　文學、主體性與文化接觸
　第一章　批評理論中執(zhí)著的主體
　第二章　文學的過渡空間
　第三章　閱讀、他者性與文化接觸
　第四章　旅行文學、旅行理論：東西方文學及文化接觸
　第五章　書寫課程：文化遭遇中的想象書寫
下編　暴力歷史與創(chuàng)傷
　第六章　抵制記憶和遺忘的書寫
　第七章　認同障礙：罪、羞恥與理想化
　第八章　夢魘般的傳統(tǒng)：施暴者后代的創(chuàng)傷
　第九章　替代孩子：創(chuàng)傷損失的代際問傳播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因此有必要澄清審美這個問題。如前所論，不能將“哈姆萊特故事”的效果簡約成故事情節(jié)本身（這似乎是博安南的設想）。根本的因素是莎士比亞或博安南的表演性行為。眾所周知，這就是為什么文學的文化功能本身主要根源于文學形式和結構風格，而不是語義信息或主題意義。因此任何以嚴肅的態(tài)度對待文學的文化批評家都必須面對審美功能，關注文學再現(xiàn)和接受的形式和模式。有的文化批評家將文學審美邊緣化（如果不是否棄）。究其原因，審美試圖脫離文化批判而自成一體。但是，文化批評對審美的打壓有可能忽視文學或藝術這類文化實踐的物質條件及特定的接受條件。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理論，區(qū)分審美生產(chǎn)和接受的多種模式與相應的文化功能?！秴擦种械纳勘葋啞繁砻?，蒂夫人的故事講述完全與文化空間融合，是一種集體實踐，而伊麗莎白戲劇僅僅是專門的審美空間中的戲劇表演實踐。 從上述大視角看，與表面情形相反，蒂夫人的反應與熟悉的接受模式之間差別不大。與讀者群體相關的關鍵問題包括：意義的生產(chǎn)，其普遍性或相對性，對我們解釋自由的限制，對新的文化、歷史或個體環(huán)境的適應。這樣看來，如果將蒂夫人的《哈姆萊特》“誤讀”與接受史上該劇的其他歷史和文化“誤讀”比較，長老們的反應與許多當代解釋理論基本吻合。今天莎劇被重寫或重排，如喬治·斯特雷勒將《李爾王》改編成朋克搖滾劇。這最終將伊麗莎白時代的文化改換移植進新的文化環(huán)境。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化批評家熱烈爭論的問題之一就是解釋的自由與限制。限制可能來自互動的兩極——讀者和文本。讀者立足帶有限制作用的特定標準和期待來接觸文本。文本運用策略來削弱某些期待或以其他方式限制解釋。像博安南的劍橋朋友那樣，長老們不相信個體或共同體差異會引起意義的變化。他們按照自己的解釋群體確定的規(guī)范來創(chuàng)造、商榷意義。與此相似，許多西方批評家堅持認為，盡管任何個體讀者都能進行意義闡釋活動，但是意義仍受共同體規(guī)范制約，因此也受個體無法支配的權力制約。西方文化中更多普遍存在的力量取代了長老的地位，這似乎是根本的區(qū)別。福柯將之解釋為“權力作用”。盡管后一種權力比長老們的權力更分散，因此也更具競爭力，但是它們同樣對闡釋和意義施加社會限制。 然而，西方傳統(tǒng)中同時也交織著一場持久的論爭，即闡釋推動的知識生產(chǎn)固有的權力問題。頻繁的內(nèi)部挑戰(zhàn)及異質文化接觸使閱讀的地位備受爭議。長期以來西方傳統(tǒng)就是奠定在各種相互競爭的闡釋權力的基礎上。這些闡釋權力源于民族、教會、思想流派或哲學潮流等不同渠道。至少從蒙田、狄德羅和盧梭的時代開始，爭論都關注他者性及其挪用問題。一方面啟蒙運動引領的意義的世俗化運動從內(nèi)部挑戰(zhàn)文本和闡釋的真理觀。另一方面啟蒙價值受殖民和帝國主義歷史制約。西方文明被迫借文化他者性來解讀、界定自我。 當代文化批評深刻反思西方傳統(tǒng)價值。尤其是西方自我常常披上原始主義、東方學、種族主義或男權的外衣，貶損他者性或將之浪漫化。甚至有批評家因闡釋權和暴力問題追問闡釋的合法性。特別是在人類學領域，受后現(xiàn)代人種學影響，許多人種學家自詡為本土他者聲音的“被動”紀錄者。①也有文學批評家持類似態(tài)度，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文學閱讀時間，將解釋活動的中心從文學轉向理論。有趣的是，就我所知，目前還無人試圖使理論文本免遭闡釋暴力之害。持久的論爭使批評家分成兩大陣營——將所有的闡釋理解為暴力行為的批評家與相信闡釋和文本（脫離了闡釋行為就變得不完整的文本）相互依賴的批評家。其他論爭涉及文本限制因素和文本的邊界。

編輯推薦

《文學、權力與主體》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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